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各个老解放区都抽调大批­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参加这场斗争。各地从惩办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入手，控诉他们的罪恶，清算­奸­伪*棱辱，清算­奸­霸贪污霸占，清算地主转嫁的敌伪负担，清算黑地等。由于那些汉­奸­恶霸地主多年的为害早已超越一乡一村的范围，所以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声势浩大，是一场村与村联合、城乡联合、各阶层联合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华中解放区在1946年初1个半月中就有40万群众参加斗争。仅江苏省淮安市就有3万群众控诉公审两名大汉­奸­。热河省承德市万人控诉32名作恶多端的汉­奸­。河北省武安县(当时属太行区)城内一批大的汉­奸­地主，曾借助日寇将战前收租的18斤斗改为24斤斗，加重盘剥，转嫁负担，1942年增加土地1000余亩，迫使六七千户农民流离失所。这次武安召开的诉苦大会，3000余人联合对地主清算。晋察冀区的大同县125村联合进行反­奸­斗争。

经过这样一算帐，就构成了地主对农民的一大笔负欠，除了付一些现款外，大多得靠出卖土地来清偿(或直接以土地来偿)。这样，农民就从地主手里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在大多情况下又取得了地主书写的契约)。

另外，有些农民还通过向地主购买、地主无偿转让等途径获得了土地。

与孔府说理

在反­奸­清算中，新解放区还在继续减租减息的基础上，组织佃农开展和地主的说理斗争。佃户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斗争进行得有理、有利、有节。如山东曲阜县大地主孔府的万余佃户世代受剥削，减租运动中佃户们想与孔府作个总的清算。但经过上级农会和政府反复说明政策，佃户要求只依法退回1945年的租粮。1946年3月25日，10000名佃户按村编队，进城说理。他们高呼：“只有减租减息，才能提高生产，交租交息才更有保证。”他们向孔府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取消百户（孔府任命的佃户管理者）”，“禁止奉卫丁（孔府自己设立的类似于警察的机构）打人骂人”等13条要求，并事先派人通知孔府。

当代表们说明来意后，孔子后代孔令煜甚表同情，派代表答复：“大家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孔府不合世界潮流的地方，必定快改”。经佃户和孔府双方谈妥，即共同去县政府立约签字。事后孔令煜一再向众人表示：“万人行动井然有序，实前所未见闻者。”曲阜的知识界也反映：“共产党和农民并不抹煞历史，既减租又无损于圣人。”

对形势的不同认识

面对着急风暴雨式的农民土地斗争，社会各阶层有各种反应。地主、恶霸进行疯狂的反抗，他们暗杀农会­干­部，在­干­群之间、群众内部挑拨离间，破坏土地斗争和果实的分配。他们不仅在农村散布变天谣言，欺骗、恫吓农民，而且跑到城镇中制造舆论，诬蔑农*动是“杀人放火”，“无法无天”。

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听了地主的话也恐慌起来，也说农民“弄得一塌糊涂”。

对于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党内也产生了不同认识。大部分亲自领导或经历农民土地斗争锻炼、了解农民要求的­干­部表示赞同农民取得土地，希望中央按照实际情况领导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一部分­干­部在抗战胜利以后盲目乐观，对内战的形势估计不足，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他们拘泥于1942年的减租政策，不敢触动地主的土地。也有部分­干­部只看到农*动中出现了侵犯中农，果实分配不公平等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之下是可以纠正的，他们轻信所谓农民“搞错了”，“搞槽了”的论调，认为应退到1942年减租政策所允许的范周之内。还有一小部分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干­部，没有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害怕和憎恨农民的斗争，也故意夸大群众运动中的错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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