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乐趣就是“爆果”。

有时候传送带会发疯，一下子把大堆的苹果往出口送，选果的姑娘们又没有三头六臂，当然应付不来，于是传送带上瞬间堆满了苹果，如果无法及时处理，这些苹果就被送到传送带的另一头，也就是我把守的装箱点，并且以决堤之势滚得满地都是。这是一天中最混乱最热闹的时刻，也是唯一打破令人发疯的平静和枯燥的方式。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被这工作整得变态了，变得唯恐天下不乱。

起初我在一楼工作，偶尔还能和一些传送带对面的同事吹吹牛皮，过了一段时间，主管爱琳不知何故，把我发配到了二楼。二楼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向一楼的包装工们输送纸箱。纸箱从机器出来后，被放在传送带上，我们再根据一楼每个装箱点的情况从楼上往下投递纸箱。整条传送带上只有三四个人，每人负责四五个装箱点，因此我们的工作互不­干­扰，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加上包装厂不见蓝天，久而久之，整个人变得像颗发霉的苹果。

我曾问厂里的其他同事，是否认为这份工作有趣，绝大部分的答案都是：“这是我在新西兰打工度假以来最无趣的一份工作。”

就是这样无聊的一个工作，却给我上了一课。一天上班，背后忽然传来很多细碎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很多七八岁的小朋友站在楼梯和二楼的过道上，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我趁工作间隙，抓住一个小男孩。

“你们是来参观吗？”

“没错。”

“可是，这个工作很无聊噢，有什么好参观的呢？”

“我们是来学习怎样赚钱的。”

听了这个回答，我特别震惊。我立即发现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国外的生存教育很早就开始了，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今后要赚钱养活自己。我这么大的时候，还只知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等到大学毕业，才惊觉要自己赚钱了，真叫措手不及。第二个事实是，包苹果是有尊严的赚钱方式。在这些小孩子眼里，这样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国内的很多教育观念里，像包装厂工人这种工作，虽然不至于被人瞧不起但绝对不提倡学习。在德国，一个资深的饭店服务员收入非常高，但在中国就不可能了。偏偏高收入似乎是我们社会衡量一个工作体面与否的重要标准。很多的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又是谁给了我们那么多欲望？

>>最可爱的爷爷­奶­­奶­

包装厂的同事大都是新西兰当地的老夫老妻，都已经一大把岁数的人了，居然还­干­着这些劳累的活。“圣诞老爷爷”高尔的女儿是新西兰最大户外品牌的创始人之一，而他竟然也如此辛苦地战斗在苹果包装厂里。他很喜欢钓鱼，每次到周末，他和“猎人”布鲁斯就跟我说：“这周末跟我们去扎比目鱼。”

“扎？”

“对，要找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退潮后两小时下水，到时候我一手海水探照灯，一手拿鱼叉，一扎一个准！”

“啥是海水探照灯？”

“海水探照灯只有在咸水里才工作，如果放入普通清水是不会亮的。”

“真是太奇妙了！”

不过圣诞老爷爷和猎人显然没太把比目鱼当一回事，比起抓鱼，喝酒对他们更加重要。

周五下班后，果园有免费的烤­肉­和酒水供应，这是漫长而单调的工作中聊以自蔚的欢乐时光。4点半下班后，众人来到包装厂外面的空地上，烤架和酒桌已经就位。烧烤的食材是牛­肉­饼和香肠，大家随意取用土司和黄油，然后到鲍勃大叔那里取烤好的­肉­，油光闪闪的烤架嗞啦嗞啦地冒着青烟，我们用土司包裹着­肉­肠大吃特吃。啤酒、红酒、白酒、果汁一应俱全。

强尼大口灌着啤酒，神采奕奕地说：“这种做法值得国内的企业效而仿之！”

喝酒吃­肉­的时间过得总是特别快，圣诞老爷爷和猎人从来不会因为果园的招待结束就善罢甘休。他们回到布鲁克林峡谷里的房车基地，继续胡吃海喝。所以我很快知道，不能指望他们带我去抓鱼了。

到了星期六，工厂休息，我正在家里消磨时光，屋子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正是高尔和布鲁斯这对好搭档。

“嗨，非，不好意思，昨天我们喝多了，所以没能去钓鱼……”

哼，我早就知道了。

“不过我今天把海水探照灯拿过来给你看看，对了，明天我们要去抓青口（mussel），还有蛤蜊和皮皮（pipi），要不要一起来啊？”

“远吗？”

“不远，就在斯蒂芬湾，你们到了找布鲁斯的蓝­色­皮卡车。”

第二天下雨，我和苏菲一商量，觉得高布二老大概还是会如约前往海滩，所以我们穿上雨衣出门了。海滩上布满了贝壳残片，但海滩看上去很有生气。我们先是去了抓青口的礁石区，涨潮已经开始了，礁石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密密麻麻的黑­色­贝壳，它们是未成年的小青口。无奈，我们沿着海岸线随意漫步，在朦胧的雨雾里，努力搜索圣诞老爷爷和猎人的踪影。苏菲首先发现了他们，两位老人正提着水桶，看来收获颇丰。看到我们，他俩连忙把水桶放在原地，折返回来。

海滩上有若­干­既宽且浅的褶皱，而我们的猎物就埋在里面。高尔和布鲁斯奋力开挖，不一会儿，我和苏菲的布兜就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贝壳。

“去我们的移动营地参观一下如何？”

我也正有此意，伊恩邀请我好多次了。

>>最酷最温馨的家园

这是布鲁克林峡谷里的一个房车营地，隶属于新西兰房车协会。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是中饭时间，主人决定做海鲜煎饼款待我们。高尔的妻子珍妮是今天的厨师，我们先将捉来的蛤蜊放在一口大锅里，加入一点点水，大火蒸上几分钟，眼见所有的蛤蜊都张开了嘴巴，珍妮将面粉、啤酒和洋葱调和成面糊，加入蒸熟的蛤蜊，最后放入平底锅摊成煎饼！配上李子酱和辣酱油，­色­香味俱佳。

酒足饭饱后，我们参观了伊恩家的房车，伊恩让我站在卧室里，接着按下某个按钮，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只听耳边响起轰隆隆的声音，整个卧室竟然向内收缩，房间变小了！当时的我就像看到变形金刚一样，惊呆了。

“我们在路上时，就把房间缩进来，否则可得把整条路都给堵上了，哈哈。”伊恩解释道。

除了能够变形，房车内部的现代化程度，更是令曾做过电子产品的我都赞叹不已。全套的地暖系统，多管道水路系统，卫星天线接收装置。

“这车多少钱啊？”我问。

“房车是9.5万新西兰元，里面的装修花了2.5万新西兰元，加上3万新西兰元的拖车，一共15万新西兰元（折合大约75万人民币）。”

伊恩和妻子苏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来到莫图埃卡包苹果，6月份开始旅行，之后帮灌溉系统公司工作到10月，12月去克罗姆维尔的樱桃园打鸟，下一年的2月份再度北上，回到尼尔森地区。

他们年复一年在路上，每天窗外风景都不相同。他们把家安在每一片热爱的土地上，就像我们游牧的先民。

在房车的外壳上，我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徽章。

“这是房车协会的标志，徽章中央的数字表示会员编号，从1952年的第一台房车开始算起，新西兰已经有4万多台房车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少。”

“也有年轻人吗？”

“年轻人好像很少。”

也是，这样的生活委实太过逍遥。有些生活，只能用来羡慕或者赞叹，而不是拿来模仿的。每个人都有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和心爱的人平凡地生活就已经足够幸福了。

每天下午4点半下班回家，我就开始淘米，煮饭；苏菲洗菜，切菜，打蛋，去皮，我们一边做准备工作，一边谈论当天发生的趣事。我和苏菲很少站在一起工作，后来就一人楼上，一人楼下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谈资，我们就彼此安静地继续手上的动作，偶尔相视一笑，享受这无声的默契。5点半，米饭煮好了，厨房里充满了米香，闻着很有家的感觉。我们住的小屋真的很小，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厨房，厨房只有一个炉台，所以每次要等饭煮好了才能开始做菜。大概是因为在餐厅工作过的缘故，我一开始觉得这样做饭太浪费时间了，简直难以容忍。后来渐渐地也就习惯了。

我们并不会做很多菜。通常到了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就要重复第一天的菜了。有的时候，连着几天都吃一样的荤菜或者素菜。为了方便，第二天的午餐和前一天的晚餐是重复的。苏菲常常问我：“今天晚上吃什么。”

我的回答是：“到晚上就知道了。”

颇有点无赖。好在她对吃的并不挑剔，我做饭也没有压力。如果不进城买菜的话，7点半我们就吃完了晚餐。然后一起出门，赶在天黑前去果园里散散步。

现在回想起来，那张­干­净的餐桌，餐桌正上方的黄|­色­灯光，餐桌对面有质感的布窗帘，琳琅满目的冰箱和橱柜，成了比晚餐味道更好的东西。对了，还有苏菲吃饭的样子。

有一天，我们正在房间里吃饭，望着窗外的二手跑车，我开玩笑地对苏菲说：“我们也算是有房有车了，在新西兰。”

这是自说自话，但我们的快乐却是如此真实，真实得让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家园。

该来的总归要来，我迎来了在苹果包装厂的最后一天。2011年4月1日，我在新西兰的工作彻底地结束了。和一些大伯大婶们拥抱告别的时候，我感到一点点惆怅。每一次告别都是这样，因为谁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仿佛再见是一个愉快的未知数，唯一的解永远是不安的期待。这一次的拥抱结束以后，我和新西兰也快要再见了，我总是很肯定地对每一个问我的人说，“我还会回来的”。这不单纯是因为我在这里留下了脚印，更多的是因为各种人事在我心里留下的痕迹。在要走的时候，我的心逐渐和新西兰的长空一样澄澈。这些不露痕迹的往事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我知道它们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故乡；这些短暂的缘分也足够聚集成透明的乡愁，当我站在远方眺望的时候，可以看见它们的样子。

苏菲曾经问我，在离开新西兰之前，有没有一定要做的事情，我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会深深吸一口这里的空气。”

就连这样小小的贪心，其实也是徒劳。我带不走更多的东西了，因为我已经带走了很多东西，很多很多。

>>尾声

飞机掠过南岛，向着太阳落山的方向飞去。舷窗外是无瑕的蓝天和积雪的群山，新西兰待我不薄，连我最后的遗憾——没有在冬天看过南岛风景——都可以释怀。

我读着苏菲写的信，一年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我曾去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拜祭一位音乐家，他的墓碑上刻了一句话：生命不在乎得到什么，只在乎做过什么。

我又想起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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