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东史郎的第一次相识，是在一个夏天。记得那是1994年8月。

南京的夏天总是很热的。火炉之城，名不虚传。

比天气更热的，是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每年8月前后，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活动所引起的对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气氛，总是很热很热。有人说，一个城市对它的历史记忆是深刻的，尤其是重大灾难的历史。这话儿富有哲理。

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热、人心更热的氛围里，在南京，我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身份，接待了来自日本京都的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东史郎。

东史郎当时已经83岁，但身体硬朗，大约1米72的身材，短短的头发乌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洪亮，动作敏捷，走路飞快。他上身穿一件蓝条子的灰­色­短衬衣，下身着米黄|­色­长裤，脖子上系一条红绳，串有一块椭圆形的白­色­玉佩，腰带上别着一个“傻瓜”照相机。穿着简洁，打扮利索，一点儿没有年逾八旬的老态龙钟形象，倒像个五十多岁的人。东史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外表和心态都非常年轻。

有人说，一个人对自己年轻时经历的记忆是很深刻的，特别是刻骨铭心的事。这话听起来一点儿不假。

东史郎此次是随着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姬田光一为团长的“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来到南京的，那是他战后第二次来到中国。

此前，东史郎曾在1987年12月专程来过南京谢罪。和他一起来南京的，还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吉田裕，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等一批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有深入研究的日本专家。

我曾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女士叙述中，详细得知东史郎那次来南京的情况。

那年正值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同胞遇难50周年，东史郎时年76岁。他要在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祭日这天来南京谢罪，的确需要勇气。

据说那是他在战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虽然鼓足了勇气，但到了上海以后，他还是不敢来南京，担心南京人会用砖头砸他这个东洋鬼子的头，希望南京有人去上海陪他一起来南京。

当时，段月萍女士受南京有关方面的委派，去上海接东史郎来南京。

12月13日早上，东史郎情绪低落，趴在餐桌上，紧张得吃不下早饭。问他为什么不吃早饭？他说：“50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我所在的日军部队正由中山门入城，对南京进行‘扫荡（屠杀）’。一想到那时的情景，我心里很难过，实在对不起南京人民。”

在上海通向南京的火车上，东史郎一言不发，两眼紧盯着窗外沉思，神情紧张，内心恐慌极了。他说：“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来，当年我做了许多对不起南京人民的事，火车越接近南京，我内心越是恐慌，我怕南京人民恨我这个东洋鬼子。”

东史郎正是带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到达南京的。

午后2时30分，日本“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一行，径直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凭吊。东史郎在镌刻着中、英、日文的“300000遇难者”石碑前长跪不起。考虑到他毕竟是年近八十岁的人了，工作人员劝他起来，他还不肯，要求多跪一会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是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今天，我这个东洋鬼子是特意来向南京人民谢罪的。”当时，他在馆内见到每一个中国人都鞠躬谢罪，不停地弯腰，不停地鞠躬，嘴里还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第二天，东史郎提出还要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别人提醒他，你已经去过那里了。他回答说：“我昨天在馆里时，头脑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看到。所以，还是想再去看看。”

从他的这段话中，可看出当时他的心情紧张到什么程度。一个长期把战争时的犯罪行为压在心头的加害者，当他第一次面对受害者的时候，出现这种心理恐慌症是可以理解的。出乎他意料的是，南京人并没有对他进行报复，反而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这使他内心十分感动，进一步增强了他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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