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午，东史郎一行先后拜谒了清凉山和草鞋峡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后又去了位于中山陵灵谷寺的西洼子村，凭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东郊丛葬地纪念碑”。他们面向纪念碑深深地鞠躬，向亡灵谢罪。之后，访问团的其他成员全都离开了现场，东史郎却久久站在纪念碑前低头沉思，面对死难者作心灵的忏悔。

14日下午，应东史郎的要求，访问团一行再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并与夏淑琴、唐顺山、郭立言、陈光秀、吴旋、刘再树、陈德贵等十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见面。

在听取了夏淑琴、唐顺山等人的证言后，东史郎诚恳地说：“我是侵华日军老兵，也就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东洋鬼子，我当年参与了南京大屠杀。这件事虽然过去了50年，但过去的事一直留在我的头脑中。今天见到这么多的受害者，我感到羞愧，无脸面见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南京人民！我向你们谢罪，向南京人民谢罪。”说完，扑通一声，他跪倒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面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老人上前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说：“你知道谢罪就好！过去，你是个小兵，执行上级坏的命令，­干­了坏事，今天你能向我们道歉，我原谅你。”

会后，东史郎在签名时写道：“我是日本旧军人，今天来到纪念馆参观，看到南京大屠杀活生生的事实，我从内心里真诚谢罪。”①

人们常说：人之为人，有些事难以忘记；有些事，不能忘记。痛苦，常常就因为这难以忘记与不能忘记。为了摆脱痛苦，东史郎想到了忏悔与谢罪。

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和平学学者安德鲁·瑞格比教授主张：“在正义的基础上由冲突各方，尤其是受害者一方能够在对手承认过错和罪恶的前提下宽恕对手。要受害者采取这样一种宽恕态度是不容易的，但如果能够做到，对一个社会摆脱冤冤相报的怪圈显然十分有利。”②

安德鲁·瑞格比教授还认为：“这样一种和解的情绪不仅能产生一种和解的氛围，而且的确有可能真正化解社会的矛盾，愈合一个民族历史的伤口。”③“在消除我过去怨恨的情绪支配下，人们更愿意宽恕的愿望与日俱增，并渴望获得平静，从被宽恕的人身上发现人­性­的东西，而这些人曾经是他们憎恨和鄙视的对象。”④

东史郎战后第一次到中国，在南京，完成了他的谢罪之旅，也使他在人­性­上获得了重生。

尽管如此。听了段月萍女士的讲述以后，我对东史郎从感情上讲还是很排斥的，毕竟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鬼子。说几句好听的话，做几个好看的动作，岂能抵消他战时的罪过？所以，我与他刚见面时，比较冷淡，只是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和接待其他来馆参观的一般日本人，并无两样。

和战后第一次来南京不同的是，此时的东史郎已经作为被告，被起诉至东京地方法院。这一次来南京，他要在现场回忆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时的情景。

记得当时我不仅陪同包括东史郎在内的日本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一行，引导他们详细地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而且还陪同他们去了南京中山码头、北极阁等南京大屠杀遗址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了部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东史郎在玄武门和中山码头两处集体屠杀遗址的回忆。

南京的明城墙建于明朝初年（1366~1386），素有“高坚甲天下”的美称，在我国古代城池中居于首位，堪称世界第一。明代的都城南京有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道城墙，战祸连连，沧海桑田，昔日的皇城、宫城、外郭早已灰飞烟灭，唯有京城墙依然巍峨屹立。南京城墙为青砖瓷砖巨石结构，全长公里，城墙高14~26米，厚米，有城垛13600多个，保垒200多座，它有中华门、武定门、光华门、中山门、太平门、神策门、新民门、和平门、挹江门、仪凤门、水西门、汉中门、玄武门等13座城门。虽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洗刷和战争破坏，它的主体部分仍不倒不凸不塌，现尚存地面遗存公里，可称遗存至今的明代古文物群。它东连钟山，西据石头城，南傍秦淮河，北邻玄武湖。⑤而在玄武湖西侧的城门，就叫作玄武门，它毗邻城内主­干­道中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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