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艰辛，也有欣慰，我的第一本书终于写完了，别的都不说了，都是实在人，说多了都是眼泪。特别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还是那句话，有缘的，咱们在我的新书《一个人的抗日》上见，哪怕冒个泡，提个建议也好。
外篇 巾帼英雄许夫人
许夫人是南宋末年抗元的民族英雄，她的光辉事迹在泉漳潮一带广为传颂，几百年来从志书、诗歌、戏剧、小说到民间口碑，更是广泛地传颂着。
许夫人自幼着男装，平时喜击剑弄铁丸，有穿柳贯风之术，且学得少林轻功。有一次与许汉青结伴到山中打猎，偶得一雌雄双宝剑，精莹皎洁，锋利无比。据说是周时所铸，历时二千年许。许夫人每逢月明之夜，便于庭院中练习，左右盘旋，上下飞舞。倘若观者以豆撒之，以水撒之，不能近身，可见功夫之纯熟。
许夫人的家乡原籍是福建莆阳，她姓陈，|乳名碧娘，父亲是陈文龙。《宋史·陈文龙传》载：陈文龙“能文章，负气节。初名子龙，咸淳五年廷对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龙。”“累迁文龙至参知政事。”后来陈文龙对右丞相陈宜中的所做所为不顺眼，上疏乞归养。“益王(赵)称制于福州，复以文龙参知政事。”后又被命为兴化军知军。当元军压境时，死守孤城，宁死不屈，因寡不敌众，陈文龙和母亲陈老夫人被掳至元营，陈文龙在解往临安途中绝食而死；其母被拘禁在福州尼姑庵中生病拒绝服药，也饱经折磨而死。陈碧娘的丈夫姓许名汉青，福建晋江东石人，是唐德宗壬午科进士擢迁兵部尚书郎许稷的裔孙，中进士后授为文信郎。陈碧娘为什么被称为许夫人呢?据《南诏许氏家谱》称：因为许汉青这一族，自许稷以下，到北宋、南宋历代先祖和叔伯，直至许汉青这一代，“有十科十中进士”。宋代官制规定，凡在朝执政官员的妻子都封‘夫人‘，因之，许汉青“家中的大小命妇，人皆尊称为‘夫人‘。”他的妻子陈碧娘，远近内外的人都称她为许夫人，而不知道她的名字。
许夫人为什么会走上抗元的道路?同时又成为畲族义军的首领?这除了她的民族气节外，当然与她的父亲陈文龙及她的祖母为元军所害有关，也同她的丈夫许汉青为叛宋降元的蒲寿庚所杀有密切的关系。当许夫人得知父亲和祖母的噩耗时，她悲痛万分，誓报不共戴天之仇，与丈夫许汉青一起组织族兵抗元。据《泉郡许氏族谱探疑》所载：“汉青公与夫人陈氏碧娘(莆田状元陈文龙之女，文武双全)，组织许氏族兵屯于安海可慕迎接幼主，并派要员保幼主经许西坑、下厝许、清透摇船埔至十一都南岳庙。”又据《南诏许氏家谱》载：“南宋幼主赵与赵被元兵追至泉州，时窃据泉城的原南宋福建尚书右丞蒲寿庚却已降元，他闭城不纳。”赵和赵分路逃亡。“赵逃至晋江下辇，由从泉城逃出来的南宋宗子和子臣护驾至可慕村驻跸。许汉青夫妇闻讯，亦集结族兵和其他义兵赶来勤王，与追赶的元兵在社坛(后世称此地为‘射弹‘)死战七昼夜，力保赵退至许西坑与下厝村的交界处，还三渡晋江到搭头南岳找张世杰，但由于错过时间，张世杰已保端宗先走南安。”那时，蒲寿庚率兵进剿可慕村，许汉青当机立断派人护卫赵向西逃走，他“自己和夫人负责殿后，组织族亲和其他义兵于可慕村与蒲寿庚决战，双方经过激战多时，后许汉青殉难，族人也遭杀戮。”
可慕村惨案后，许夫人面对父亲、祖母及丈夫等遇害，国仇家恨，激起她抗元到底的决心。她不为蒲寿庚的淫威所吓倒，擦干眼泪，重整旗鼓，以东石一带的汉、畲人民为基本力量，再多处招募义兵。《南诏许氏家谱》称：“许夫人通过畲族人民的血缘关系，四出派员到漳浦、龙溪、云霄、诏安以至汀州、赣南一带联络。”并亲自会晤畲家峒酋长蓝太君，商定联合抗元，终于建立了从闽西到漳南计二十四峒的义军据点。《世祖本纪》称，许夫人领导的畲汉义军“势力遍及漳、汀、潮一带，号十万众，连营数百里。”
张世杰拥幼主在广东惠州稍事安顿后，取水路回师，于景炎二年(1277)六月乙巳“将淮军讨蒲寿庚于泉州。”《南诏许氏家谱》称：“许夫人与其陈家族侄陈大举(一名陈吊眼)亦率所部往会，在围攻泉城的九十天中儿经反复，有失败，亦有转机，但城终不能破。至元将唆都率精兵二千多名援蒲，致义军腹背受敌，才放弃攻城。”
张世杰从泉州撤退后，“乃解兵还帝所泊之浅湾。”许夫人则撤至南诏，招兵买马练兵，然后继续进兵勤王。《南诏许氏家谱》称，“许夫人亦率义军前去会合勤王，中间又曾在百丈埔与元军大战一仗，大大挫灭了元军威风，使幼主在崖山立下足来。”据《饶平县志》载：许夫人“统步兵于沿海扈驾，会陈吊眼之师出自黄冈，与元兵战于百丈埔阵亡，土人义而祀之。”百丈埔在今饶平县钱东镇外浮山，有许娘娘庙。
由于许汉青和许夫人英勇抗元，泉、漳一带许族也惨遭元军杀戮，血迹斑斑。据《南诏许氏家谱》载：许夫人和陈吊眼兵败后，“元兵实行剿乡灭族策略，不仅火烧晋江许汉青、许夫人的家乡许宅巷、陈厝坑，迫使二乡的许、陈、曾三姓族人四处奔逃。南诏许姓氏族因事牵抗元，亦惨遭清剿杀戮，几于灭族，仅剩龀孑遗孤耐京公一人，伏匿于白井埔。”后来，许耐京潜回南诏，光复旧业，繁衍子孙，为南诏许氏一世祖。
许夫人英勇抗元的光辉事迹可歌可泣，光昭日月。她转战泉、漳、潮，在这片热土上为华夏抵御外敌侵略，抛头颅，洒热血，在强敌面前，英勇战斗，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百丈埔的许娘娘庙与福建东石许夫人宫遥遥相对，华夏人民永远怀念她。
许夫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是华夏人民永远的楷模。
外篇 红巾军战歌
风从龙，云从虎， 功名利禄尘与土。
望神州，百姓苦， 千里沃土皆荒芜。
看天下，尽胡虏， 天道残缺匹夫补。
好男儿，别父母， 只为苍生不为主。
手持钢刀九十九， 杀尽胡儿才罢手。
我本堂堂男子汉， 何为鞑虏作马牛。
壮士饮尽碗中酒， 千里征途不回头。
金鼓齐鸣万众吼， 不破黄龙誓不休。
外篇 满门忠烈陈文龙
陈文龙（1232-1277）原名子龙，字君贲、德刚，福州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宋咸淳五年（1269）戊辰科状元，宋度宗赐名文龙。
忽心烈被拥立为大汗后元军加紧攻宋，从（1267年）元军主帅阿术开始进攻襄阳直至（1273年）襄阳失守后，陈文龙上书痛责贾似道用人不当，并请罢黄五石、范文虎、赵潜等人。贾似道大怒，将陈文龙贬官抚州，又指使台臣季可上书弹劾陈文龙。但不久，范文虎投降元军，贾似道率兵13万开抵芜湖，结果兵败鲁港，赵潜却最先逃跑，导致其余守将弃城而逃。贾似道后悔未听陈文龙所言，再次起用陈文龙为左司谏，迁侍御史，再迁为参知政事。由于朝内议和，陈文龙乞请回乡养老，获准。（1276年），益王称帝福州，陈文龙再次出任参知政事，上任后就平定了漳浦、兴化叛乱。（1277年）元军占领广州后，泉州、福州守将纷纷投降。
陈文龙倾尽家财募兵，打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旗帜，坚守兴化城，初战退敌于囊山。元寇招降使者两次至兴化劝降文龙，均被其严辞拒绝、焚书斩杀。后因部将林华、陈渊叛变，通判曹澄孙开城迎降，文龙寡不敌众自刎不遂，力尽被擒，家人亦被俘。他被押至福州元将董文炳军中，董文柄令左右百般凌挫妄图招降，陈文龙严辞痛斥，以手指腹正色道：“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
陈文龙被俘后即押往杭州，在离开莆田时他开始绝食，途中经福州，他赋诗明志：‘斗垒孤危势不支，书生守志定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缧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衷天地知。
陈文龙最后在杭州拜谒岳飞庙时，在庙内吞香灰自尽，葬于杭州西湖智果寺旁，后人誉为福建的“岳飞”，尊称为陈忠肃，与岳忠肃（岳飞）、于忠肃（于谦）合称“西湖三忠肃”。
海峡两岸民间信仰尊崇陈文龙为“水部尚书”、“镇海王”，尊称“尚书公”、“公爷”，与妈祖并称“双海神”。福州、马祖、台湾等地建有30多座以陈文龙为主神的尚书庙。
而陈文龙病重的母亲被元军监禁在福州的一座尼庵里，在闻知文龙殉国后说道：“与吾儿同死，有何恨哉？”亦拒药绝食身亡，令人叹服。
陈文龙之女陈淑祯嫁晋江东石鳌头村许汉清为妻，亦随夫举家率众联合闽西畲族、漳浦、政和等地义军抗元，许汉清牺牲后，许夫人率义军转战闽粤一带，屡屡重创元军，威名赫赫，史称“许夫人”。《中国历史大辞典》、《福建名人辞典》、《福建女名人》等书以及多种地方戏剧都对其备加褒奖。两岸民间信仰尊奉陈淑祯为“东宫许夫人”，当地尊称“许夫人妈”，有许夫人墓、许夫人宫等古迹文物，并建有许夫人纪念馆。
陈文龙的侄儿（从子）陈瓒，发起家丁及义民五百人，响应宋将张世杰抗元兵，歼杀叛将林华，收复兴化（莆田），后兵败不幸被俘，宁死不屈而被杀，卒谥“忠武”。
陈文龙的族侄孙陈吊眼（1250—1282）于南宋景炎元年（1276）聚众在红竹尖起义，抵抗进攻福建、江西、广东的元寇，掩护端宗赵罡南逃。次年元兵入闽，文天祥奔走汀州、漳州组织抵抗，吊眼率义师应援，文已由广东梅州往江西。景炎三年，泉州招抚使蒲寿庚献城降元，吊眼大怒，率义师联合广东大埔畲洞许夫人和张世杰所部谢洪永等围攻泉州，闽北戴巽子、黄华、廖得胜等也群起响应，占据建宁、政和、邵武等地岩洞，后因元兵增援撤围。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崖山之战，宋亡。元至元十七年（1280）吊眼率义军5万攻破漳州，杀元招讨使傅全、万户府阙文兴，进占高安寨。元廷遣大将唆都反扑，吊眼退出漳州，部署桂龙驻龙层祭畲，陈三官驻水篆畲，罗半天、梅龙驻长窖，陈大妇驻客寮，自镇漳浦峰山寨，义军号称10万。次年，吊眼与南剑邱细春称号镇闽开国大王，建元“昌泰”。元寇都元帅完者都、副帅高兴，调集拨归塔里赤指挥的4省军队进行强攻，吊眼率义军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于和尚寮千壁岭（俗称“夭壁岭”）战败被俘，后被杀于漳州。
陈文龙之子陈墩，陈文龙牺牲时仅十岁不到，与家人同时被俘。民间传说他被义士救出，长大后领义军抗元，多次攻打元军，并射杀元军将领。
陈氏一族中投身抗元的义士不计其数，期间更有许多人为维护华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可谓是爱国为民、抗暴不屈的满门忠烈。
外篇 文明在这里陨落－崖山漫谈（转）
崖山位于广东新会，依山傍海，风光怡人。千百年来，无数骚客游人来此观瞻，凭吊那一段无数烈士仁人用生命谱写的悲壮历史。七百多年前，经济领先当时世界、文化臻至历史颠峰、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在此亡国；丞相陆秀夫于此背小皇帝跳海，宁死不辱；将军张世杰在此拼尽余力，死而后已；汉人张弘范立碑“张弘范灭宋于此”，以表功绩；后世人在此毁碑立庙，祭奠英魂。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英雄之身与海浮沉，长埋深底，豪杰之事感天动地，史册留芳，庙宇之中香烟缭绕，常年不衰，寄托后人无限哀思……
公元1276年，临安城下，御史杨应奎代表宋宗室，向蒙古元帅伯颜投降，并奉上国玺降书。大宋三百年江山气数已尽，蒙古将士志得气满，以为一统河山，指日可待，几座负隅顽抗的城池，传檄可定，些许南下的宗室将相，唾手能得。万万不曾想到，就是这几座城池、些许将士，竟令他们遭受前所未有的阻力，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爱国将领们，行己有耻，不甘屈膝受辱；士民工商们，挣扎求存，不愿任人宰割、奴役，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民族的尊严，他们结成一体，誓死抵抗蒙古人的野蛮入侵，用自己的生命与热诚书写了一页页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篇。
一、君王传北无穷恨，忍看山河变异国
古来君王掌握天下权柄，生杀予夺，呼风唤雨，引无数英雄智谋之士折腰向往。可惜世间事从来没有尽善尽美的，帝王高高在上，占尽风光的同时也失去了最宝贵的自由，一言一行都要记入史书，一举一动皆是万众瞩目。他们大多生在宫禁之中，养于妇人之手，皇帝的地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也无法摆脱，于是，他们中有的纵情声色，任意妄为，弄垮了自己的身体，败光了祖宗的基业，落得万世骂名；有的大权旁落，一生受制于人，充做光鲜的傀儡。个别英武圣主，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毕生勤勉谨慎，劳心苦行，难得一日清闲。如此看来，做皇帝还真是不易，暴君好做，终将害人害己，众叛亲离，明君高山仰止，却要毕生劳碌；庸君受人摆布，心苦只有自知；当然，在这许多皇帝中，最悲惨的还是那些亡了国的皇帝，有的一尺白绫、半壶鸩酒，传车弃市，算是死的干脆，有的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尽敌人的侮辱。如晋怀帝青衣行酒，晋愍帝洗爵执盖，宋钦宗马踏成泥。一朝龙游浅底，便是想做个平民也不行了。如此凄惨难堪的境地，便如李煜词中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如刘宋末帝所叹“愿生生世世毋生帝王家”。
宋臣献降后，伯颜入主临安，次日即入宫宣诏，有“免系颈牵羊”之语，谢太后哭着对小皇帝说：“天子圣恩，你应拜谢。”降礼完成之后，元军将小皇帝、全太后、芮王、沂王、度宗母黄氏、一众官僚、及太学诸生等一并押往燕京。太学生徐应镳与其二子、女元娘不愿受辱，投井而死。
押送队伍途径瓜洲，李庭芝与姜才召集将士，慷慨陈词，一句一泣，将士都感动流涕，共同发誓夺回宫驾。于是，李庭芝散尽金帛，犒赏三军，以四万人夜捣瓜洲，历经三个多时辰的鏖战，取得优势，元军被迫簇拥着小皇帝等向北撤退。姜才一路追赶，直至蒲子市，眼看追到，却遇上了阿术的援军，姜才明知不敌，仍坚持邀战。阿术派人招降，姜才道：“吾宁死，岂作降将军耶！”一番苦战，终因众寡悬殊而败归。另外，真州苗再成等都曾出兵争夺圣驾，也都没有成功。
宗室北行诸事，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见的是，一般平日颐指气使，养尊处优的皇室贵族，历经国破家亡，颠沛万里，任人驱使谩骂，滋味一定不好受。不知这群饱读诗书的人们在北上的路上，会想些什么？是否会想起几年前汪立信所开的那剂救命良药，是否会想起文天祥、张世杰坚守都城以待勤王之师的铮铮谏言，还是后悔当初谄事奸相贾似道，以权谋私，排害忠良。早知如此，不如联名抵黜奸相，任贤选能，励精图治，不如勤修边防，用良将，信赏罚，励士卒，不如薄役轻徭，与民同舟共济，不如……可惜，一切都太迟了，国将破灭，家已殆亡，此身幸否，也要仰人鼻息。唉，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有权有势的人，真该居安思危，慎小杜渐，不要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骄奢无度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失去一切，落得进退维谷、生杀由人的悲惨下场。
饥餐露宿，饱历风霜，一行终于到了燕京，前日出使被扣留于此的家铉翁前来迎谒，他趴伏在地，痛哭流涕，自言奉使无状，不能保存大宋宗社。太后、群臣相顾无言，唯有默默垂泪。之后，小皇帝和太后被押赴上都。乙巳日，元世祖忽必烈授小皇帝赵显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从行的安康硃夫人、安定陈才人，在赴上都的路上，悬梁自尽，有血字留于裙带：“誓不辱国，誓不辱身。”后人有诗赞曰：北向山河改颜色，君臣相对涕泪多。哪如红颜知此恨，不辱清躯不辱国。
北边的太后、小皇帝已屈膝受封，南方的诸将却还在苦苦支撑。许是上天也觉宋祚未尽，就在小皇帝封为瀛国公的前一天，宋陈宜中、张世杰等奉益王昰在福州即帝位，国号景炎。这一旗帜的树立，重新唤起了众多守将、义军的斗志，而日趋统一的指挥部署，也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南宋政权在蒙古大军如巨石压卵般的威迫下，仍顽强的活着。
二、恨此夷狄多兽性，锦似繁华转头空
近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叫民族融合，这些人认为蒙古与华夏王朝之间发生的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民族内部的统一战争，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融合。彷佛没有文字、不事农耕的野蛮民族征服了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反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成为历史的重大进步。彷佛只要冠以统一的名义，任何野蛮、血腥与罪恶都可以变得神圣。殊不知统一固然重要，却也需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形势，符合人民内心的迫切需要。比如秦、汉、晋、唐、宋、明的统一，都是在诸国军阀长期混战后，因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所以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出现，结束战乱，重建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而元与宋的时代显然不是这种情形，当时的南宋朝廷确是权奸当道，腐败横行，死气沉沉，但高度发达的工商业，足以保证人民的物质需求，没有内乱、兵变，也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和农民起义。虽有种种弊端，但完全没到非要外人Сhā手不可的地步。蒙元入侵南宋，根本就是垂涎汉地的肥沃和财富，是游牧民族弱肉强食贪婪本性的延续。
蒙古的祖先生活在中亚和蒙古高原一带，是世界最大的草原地带，生存条件恶劣，常常处于物质匮乏状态，他们的文明处于半饥半饱的粗陋和低下的状态，没有成形的礼法规范和道德约束，只是简单的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了争夺水源和草场，部落之间互相斫杀，胜者为王，败者为奴，胜者占有失败者的所有妻儿财物。儿子可以收继父亲的妻妾，杀掉源和草场，部落之间互相斫杀，胜者为王，败者为奴，胜者占有失败者的所有妻儿财物。儿子可以收继父亲的妻妾，杀掉无用的老人。游牧民族与汉族地区的富裕文明形成了巨大反差。宋以前的蒙古族从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与以汉文明为主的华夏文明都没有相通之处，是截然不同的种群，毫不相干的民族，其间的差别比现代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差别还要大。
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时候完成了部落的统一，并空前强大，他们南侵西征，给华夏各民族以及西方伊斯兰、基督民族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蒙古大军所到之处，杀人盈城，劫掠一空，涂炭殆尽，哀鸿遍野。很多人都不明白，如果他们还是人，怎么可以真的将所有善良、温顺平民百姓杀的一个不留。在现代一些历史学家把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征服世界描写成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让人们知道，那些宣称”要把青天覆盖之地，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的人所进行的民族融合，到底意味著什么。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造成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触目惊心。金国4500万以上的登记人口，在各地屠城以后，剩下不到700万，除去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至少也有50%以上的人被屠杀。据历史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西征，同样残酷，许多弱小的民族从此在历史上失踪，阿拉伯学者依本-阿特在札记里讲：”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伶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可以说，蒙古帝国的发迹史也正是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众多民族的血泪史，其滔天罪行，累累血债，罄竹难书！当时的蒙古人对自己的兽行又做何感想呢？也许大元太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一番话最具代表性：“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原来如此，杀戮、抢夺、奸淫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世界上所有抵抗他们侵略的，干涉他们行乐的，都是拒绝统一，拒绝融合的历史罪人，理应被灭，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人民也都是他们的敌人，活该被杀，这就是强盗的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蒙古当权者的处事方式发生转变。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元世祖忽必烈，由于他长期经营汉地，曾先后招揽了赵璧、僧子聪（即刘禀忠）、张文谦、元好问、窦默、姚枢、许衡等一大批贤人儒士，为其出谋划策。在争夺汗位以及建元称帝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忽必烈虽然不会汉语，也不识汉字，但多年与汉族士人接触，耳濡目染，使他充分认识到儒家文化可以帮助他削弱汉人的反抗意志。他深知文质彬彬的汉文明中蕴藏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血性；外表温文尔雅的汉人骨子里却透着不甘屈服、不甘压迫，宁为玉碎不做瓦全的刚毅。单凭武力很难征服偌大的中国，更不可能摧折汉人的意志，只有推行儒家思想，从思想上俘虏汉人，才可能达到统治汉人的目的。于是他开始任用汉官汉将、修建孔庙。
公元1274年6月，忽必烈认为时机已然成熟，以贾似道扣留元使为借口，大举伐宋。蒙古大军继续其残暴贪恋的本性，破坏城市，焚烧建筑，杀人放火，抢劫平民，奸淫妇女。暴行不断生机，人民流离失所，许多原本富庶繁华的城镇，空余断垣残壁。而其中最令人发指的还是元江南释放总统嘉木扬喇勒智，他纵容部下挖掘南宋历代皇陵，掠尽珍宝，其后竟将诸帝骸骨，杂置于牛马枯骼中，弃于荒郊，并拆毁宫殿修成“镇南”塔，史称“杭人悲感，不忍仰视”。此时的蒙古朝廷以为南方战势已成定局，为笼络立功的将士，宣布解除军中的禁酒令，默许将士将战争中获取的财宝妇女占为己有。同时，以立法的形式公然将各民族按照族别和地区划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北方汉人为第三等，江南汉人为第四等。不同等级的民族享有不同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极不平等。为了保证蒙古贵族的优越地位，防止民族被同化。忽必烈制定推行蒙古文字，使蒙古族拥有多种特权，同时，他还重用色目佞臣阿合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弄得民情鼎沸，怨声载道。从此，南下的元军有的只是占领、掠夺和屠杀，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纵火、屠城、虐杀、*淫……不愿做奴隶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南宋虽然组成了新的朝廷，但各支反抗力量被蒙军隔散，各自为战，在战略上处于绝对被动的状态。面对凶残暴虐的敌人，层出不穷的叛徒，无援缺粮的窘境，生存还是死亡，抵抗或是屈服，是所有宋人必须做出的抉择，生我所欲，义亦我所欲，广大爱国将领、义民烈士在血与火的考验下，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向异族侵略者屈膝投降。他们以必死的信念，与侵略者展开惨烈至极的搏杀，哪怕希望渺茫，也绝不放弃……
三、时穷方见豪杰士，灿若繁星列银河
扬州：元阿术统领大军，驻寨围城，久持不下。扬州城内弹尽粮绝，死者枕籍满道，而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始终坚守不屈。阿术许以大官，让兵败被俘的宋将赵淮前往招降，赵淮一口答应，待到扬州城下，却大声呼道：“李庭芝，尔为男子，死则死耳，毋降也！”阿术恼羞成怒，当即杀死赵淮。临安朝廷投降后，阿术以宋谢太后手诏，令李庭芝出降。庭芝登上城楼，对使者说：“奉诏守城，未闻召谕出降也。”谢太后以为李庭芝不懂她的意思，再次下诏：“前次下诏，令卿家投诚，久久未见回报，莫非不懂我的意思吗？如今我与皇帝都已臣伏，卿家还为谁坚守？”庭芝不答，命发弩射杀使者。阿术派兵断绝了扬州的粮饷通道，驱赶淮西降卒来到扬州城下，向庭芝示威。有幕客劝李庭芝早图后计，庭芝道：“吾惟一死而已！”阿术再次派遣使者来招降，庭芝斩杀使者，将招降诏书在城头烧成灰烬。粮食吃光了，城里军民就煮牛皮、啃树皮来充饥，甚至有人吃掉自己的儿子，山穷水尽之际，忽必烈降诏赦免庭芝焚诏、杀使的罪责，令他尽早归降，又被庭芝拒绝，扬州上下始终力战不屈。此时，福州行朝来使相召，庭芝命副将朱焕镇守扬州，自己与姜才领兵七千入海前往福州。庭芝刚走，朱焕便献城投降。阿术分道追及庭芝，杀死步卒千馀人。在泰州，将李庭芝团团包围，并驱赶将士们留在扬州的家眷到城下招降。姜才背疽发作，不能出战；泰州裨将孙贵等乘机开北门，引元军入城。庭芝见大势已去，跳进莲花池自杀未遂，与姜才一起被擒，押送扬州，阿术责骂二人不肯投降，姜才道：“不降者我也！”愤骂不已。阿术于是下令斩杀二人。扬州百姓闻悉，无不泣下。
抚州：都统密佑率众迎敌，元兵呼道：“降者乎？斗者乎？”密佑道：“斗者也。”指挥人马突进，至龙马坪，被元军重重包围，矢下如雨。密佑身中四矢、三枪，仍然挥舞双刀，率死士数十人突围南走，渡河时，桥断被擒。元将想招降密佑，可他始终不屈，痛骂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为卖国小人，使自己的志向不得伸张。元将赠他金符，以高官相诱，密佑不受。又令其子前来游说：“父亲死了，孩儿怎么办？”密佑斥道：“第云密都统的儿子，即使街头行乞，又有谁不怜惜关照？”于是，他怡然解衣，慷慨赴死，元兵也为之动容。
常州：伯颜围城多日，知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降，陈说利害，始终不听。伯颜大怒，命降将王良臣驱逐城外的居民，运土筑成小山，又杀死这些百姓，煎尸熬油，配合火砲，焚烧外城的牌杈，日夜攻城不息。形势危急，而姚訔等人坚守的志向愈加坚定。伯颜叱令帐前诸军，奋勇争先，四面并进。两日后，终于攻陷常州。姚訔死于乱军。陈炤与王安节浴血巷战，有人对陈炤说：“城北的东门可以出城。”陈炤道：“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次日中午，蒙古大军入城，陈炤殉国，王安节被俘，不肯屈服，也被杀死。伯颜入城后，余怒未消，下令将城内军民全部屠杀。
江坊：元军入侵江西，江西制置使黄万石帐前都统米立，兵败被俘，关在狱中。黄万石举军投降后，劝米立道：“我的官衔一个牙牌写不下，如今也投降了。”米立道：“侍郎是国家大臣，米立是无名小卒。但我家三代食赵氏的俸禄，赵氏灭亡，不愿独生！身为阶下囚，只求一死，与投拜者不同。”黄万石再三劝谕，不屈，遂遇害。
潭州：元军游骑进入湘阴、益阳，主力军筑垒围城。城中守卒不满三千，湖南安抚使兼知州李芾慷慨登陴，与诸将分地而守，城中百姓自发结成义军，帮忙守城。李芾每天以忠义勉励将士，水源断绝，便饮血止渴，伤亡惨重，仍殊死做战，有来招降的，即刻处死，以示绝不屈服。拒守三个多月，大小战数十次。死尸填满了沟壑，鲜血染红了河水。元将阿里海牙下书道：“速速投降，州民可保，否则屠矣。”不答。阿里海牙便决隍水灌城，亲临城下，督促将士猛攻。诸将流泪请求：“势急，我等可为国而死，如百姓何？”李芾骂道：“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等，为今日也。有复言者，先戮！”几天后，城破，元兵如蚂蚁般登上城楼。城内外火光冲天，杀声四起，衡阳令尹穀却坦然的在自家院内为二个儿子行冠礼，有人问：“此何时，行此迂阔事？”尹穀道：“正欲吾儿着华夏衣冠见先人于地下耳！”冠礼行毕，尹穀身穿朝服，望阙揖拜，然后在房屋周围堆满柴薪，举家自焚。邻人来救，火势猛烈，难以近前，只远远见烈焰中，一个伟岸的身躯正冠危坐。李芾祭拜尹穀道：“尹务实，男子也，先我就义矣！”夜里，李芾对部将沈忠说道：“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被俘受辱，汝尽杀之，后杀我。”沈忠含泪应允，他先灌醉了李芾及其家人，尽数杀死。接着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将妻儿一一杀死，最后，痛断肝肠的他在熊熊烈火中，引刀成快。除此以外，幕僚陈亿孙等皆自行了断。潭州的百姓听闻城破，多举家自尽，城里的井中填满死尸，在树林上吊的人两两相望。
杭州：宋宗室赵孟枀，在绍兴图谋举兵，事情泄露后，被擒送临安，宋降臣范文虎质问他谋逆的情形，赵孟枀骂道：“贼臣负国厚恩，共危社稷。我是大宋皇族，欲一刷宗庙之耻。竟成谋逆吗？”文虎恼羞成怒，下令将其推出问斩。途经宋室宗庙时，驻足呼道：“太祖太宗之灵，何以使孟枀至此！”杭州百姓皆为之落泪。
福安：宋知军事陈文龙发动民兵固守城池。元阿喇罕两次派使者来招降，都被陈文龙斩杀。有人劝他投降，陈文龙道：“请降者，怕死而已，不知世上有谁人得以不死？”叛军献降，引元军入城，陈文龙被擒，元将劝他投降，并百般凌挫，陈文龙指着肚子说道：“此皆节义文章也，何必相逼！”元将无奈将其械送临安，文龙绝食而死。噩耗传到福安某尼姑庵，陈文龙的母亲当时病得奄奄一息，左右伤心垂泪，陈母说道：“吾与吾子同死，又何恨哉！”言罢，嗑然长逝。众人叹道：“有是母宜有是子！”
合州：行朝远在闽、广，号令不达于四川，而川中诸将仍然为宋坚守。宋制置使张珏驻守合州，迎击四处剽掠的蒙古兵，捷报频传。元将布哈兵临城下，营造云梯、鹅车，欲大举攻城。李德辉遗书张珏：“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忠于所事，不亦惑乎？”张珏不答，双方展开鏖战。蒙古援军接踵而来，合击之下，宋兵大溃。合州沦陷，张钰被擒，不屈而死。
兴化：宋将陈瓚闭城坚守，射杀来使。索多攻陷兴化后，将陈瓚车裂。犹忿忿不平，下令屠城，血流成河，汩汩有声。
静江：邕守马成旺献城出降。部将娄钤辖及所部二百五十人却仍坚守内城。阿里海牙笑道：“是何足攻！”围攻十馀日，内城粮尽，娄钤辖从壁上呼道：“我等饥饿，寸步难行，不能出降，如能赐些粮肉，一定听命。”元兵将数头牛，数斛米置于城外，由一兵卒领入。元军登高，见宋人分米下炊，未熟即食，脔割生牛，吃得精光。少顷，号角战鼓声勃然兴起，元将大惊，纷纷备好武器，等待迎战，忽然，一道厉闪划破长空，炮声如雷，惊天彻地，城堞皆被震崩，烟气涨天，近城边的一些元兵竟被吓死。待火熄了，元军入内，见满地灰烬，才知一众宋军竟是燃炮自焚，壮烈殉国了。阿里海牙盛怒之下，下令将静江城里的百姓尽数坑杀。后来怒气稍平，使人往西山招降七百多在逃的百姓，并承诺不杀。七百人闻讯全部自杀，没一个投降。广西提刑邓得遇，听说静江陷落，朝服南拜，书云：“宋室忠臣，邓氏孝子，不忍偷生，宁甘溺死。”遂投南流江而死。
大都：宋丞相文天祥兵败被俘，与元丞相博啰等相见于枢密院，蒙古欲使其跪，天祥道：“南人作揖，北人跪拜，我是南人，当行南礼。”博啰叱问：“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言？”天祥道：“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尽忠于宋以至此，愿求早死。”博啰道：“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至今日，几帝几王？”天祥道：“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如今并非经义科考，何需泛泛空谈！”博啰道：“弃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饮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博啰道：“晋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立位不正，是篡也。”天祥道：“景炎乃度宗长子，德祐亲兄，不可谓不正，即位于德祐去国之后，不可谓篡；陈丞相对太后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谓无所受命。”博啰等无言以对，只以无所受命为辞。天祥道：“天与之，人归之，虽无传受之命，推戴拥立，亦何不可！”博啰怒道：“汝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道：“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博啰道：“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天祥道：“父母有疾，虽不可为，亦当尽吾心，不可救，则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不在多言。”忽必烈不死心，又派降元的瀛国公赵显来劝降，文天祥一恭到地，泣道：“陛下请回！”反复再三，赵显无言以对，只好退出。忽必烈无可奈何，只得将文天祥收入牢中。五年后，土星犯帝坐，蒙古客僧推说与文天祥有关，忽必烈这才下令将其处决。临刑之际，文天祥非常从容，对吏卒说：“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终年四十七岁。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华夏英雄们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华大地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悲歌。朝廷投降了，他们便拥立新帝，组建行朝；他们对已降太后的招降诏书置之不理，对已降皇帝的劝降无动于衷；明知投降不仅免死，而且高官厚禄，他们还是选择忠诚与坚持，即使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他们特立独行、光彩照人，是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的与众不同呢？
其一，宋、元之间的战争不是普通的朝代交替，而是征服与反征服、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对异族侵略者的仇恨、对异质文明的排斥，容易激发出“血战到底”的反抗意识，以及“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民族尊严。
其二，南宋中后期，教育发达，学术氛围宽松，允许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士人们从小深明大义，弘信笃志，明辨是非，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什么叫有所不为。
其三，在宋朝的行政制度中，朝廷起草的诏书，皇帝、太后盖上玺印，要丞相、六部官员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南宋朝廷降元的诏书缺少丞相及部分官员的署名，不合宋朝祖制，陈宜中、张世杰组建新朝，李庭芝、张钰、文天祥拒绝投降有据可依。死亡有多可怕，没有直面过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已是俎上鱼肉，却被诱以锦绣前程，这样的诱惑有多大，我们更加难以体会。
宋末的英雄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有“鼎镬甘如怡，求之不可得”的从容，面临巨大的诱惑，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抉择。可以想见，在他们的心中，一定有比政权与世俗更高的价值标准，有比生命与利益更崇高的人生追求。他们的坚持来自对山川故土、亲友宗族炽热的爱恋，对本民族信仰、文化、血统深切的认同。面对异族的屠刀，有人识时务，选择背叛、选择生存、选择荣华富贵，也有人为民族之繁衍生息，文化之继往开来，以及做为一个人起码的自由与尊严抗争到底。而只有那些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守死善道，百折不挠的仁人志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当宋之末，元之兴，四海动荡，神州各地风起云涌，英雄辈出。许多和平年代怀才不遇、茕茕孑立的士人，报国无门、郁郁寡欢的武人，沉沦世俗、默默无闻的凡人，在纷纭的乱世中粉墨登场，或以忠义、或以气节、或以行事、或以文章，尽情展示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让自己的名字常留史册，成为后辈心中永远的英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青葱，雪落然后觉梅花之芬芳，雨过然后见彩虹之绚丽。不经历腥风血雨，沧海桑田，又岂能真正认清人性的美和恶。小人攻于心计，擅长作伪，巧于迎合，柔美的言词、温顺的举止、圆滑的处事中布满了陷阱，总在算计，总在钻营，利之所在，不怕背信弃义，隍论礼义廉耻！君子光风霁月，诚正无邪，刚毅木讷，笨拙的言词、随意的举止、自然的处事中充实着真诚，不愿算计，不屑钻营，义之所在，情愿舍己为人，何惧烈火焚身！可惜，世人并不晓得实质性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识人目光短浅，做事急功近利。虚伪做作，巧言令色的小人往往比真诚无私、直言不讳的君子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真、善、美被假、恶、丑掩盖、混淆甚至取代，长期以假乱真，假的反而成了真，长期以恶为善，恶的也就成了善，于是，国之公器，逐渐落在小人手中，人民道德每况愈下，社会风气一蹶不振，直至万劫不复。
蒙古入侵是中华的劫难，但对于那些生在混沌不清，是非颠倒的“和平年代”里，壮志难酬、悒郁不平的君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遇，只有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下，真诚、勇气、道义这些本真的东西才能放射光芒，让一切的懦弱、虚伪、卑鄙无所遁形！唉，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无奈，永远会在兴亡交替时重复着类似的故事“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四、代有才人伤往事，不变崖石伴海潮
公元1279年，崖山，夕阳西下，一颗巨大的陨石落在南宋行朝的附近，声震如雷，久久不歇……
自从陈宜中、张世杰等在福州组建行朝以来，宋军屡战屡败，由福州撤到泉州，再到秀山、井澳。宋朝皇帝赵昰在井澳乘船时，遭遇突如其来的飓风，被掀落海中，惊悸成疾。加上连日航海颠簸，身体虚弱，几天后竟在冈州病逝，死时只有十一岁。群臣大多想就此解散行朝，陆秀夫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南宋行朝沿海南迁，直至广东新会的厓山。厓山在新会县南八十里的大海中，与石山隔岸对立，从前曾有镇戍。张世杰认为有天险可守，便在此建行宫、葺军屋。造舟楫，制器械，休养生息，以图进取。当时行朝共有官、民兵二十馀万，大多住在船上。
蒙古方面，忽必烈任命江东宣慰使汉人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赐上方宝剑，以李恒为副将。统领水陆之师两万，分道南下。李恒在清远大败宋广东守将王道夫、凌震，进驻广州。张弘范麾下先锋张弘正（张弘范亲弟）于五坡岭，擒获宋丞相文天祥。张弘范亲自为文天祥松绑，以客礼相待，而文天祥一心请死，张弘范由潮阳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门，擒获一将，获知行朝所在。于是会合全军进逼厓山。有幕僚对张世杰说：“北兵以舟师堵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不如先行占据！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张世杰道：“频年航海，何时能已？今须与决胜负。”于是尽焚行朝草市，将千艘大船，用铁索穿连，一字排开，碇列海中，四周建起楼栅，如城堞一般，供宋朝的小皇帝及朝廷官员居住。厓山的君臣将士都已抱定必死的决心。
张弘范水军由山东转南，逼进厓山，入大洋时，与张世杰的军队相遇，元军以奇兵切断宋军供汲线，点燃载满茅茨，涂满膏脂的小船，乘风冲向宋军。张世杰已有准备，战觇都涂满灰泥，绑着水桶，火势虽旺，却始终无法烧及船身，张弘范对此无可奈何。只好派部将韩某，也是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劝降，晓以祸福。张世杰不从，道：“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也！”他在给张弘范的回信中历数古代忠臣，做为答复。张弘范又让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道：“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以武力威胁，文天祥遂提笔写道“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无奈摇头苦笑。他又派人向崖山士民喊话：“陈丞相逃了，文丞相被捉了，你们还能干什么，不如尽早投降！”士民亦不为所动，无人背叛。
张弘范占据海口，将宋军困在银州湖。宋军被迫吃干粮，饮海水，海水又咸又苦，宋军喝过大多上吐下泻，困顿不堪。张世杰为了突围，帅领苏刘义、方兴等昼夜大战，僵持不下。几天后，李恒由广州率兵在崖山北与张弘范会合，决议正面对宋军发动总攻。
张弘范分兵四路，与诸将道：“敌东附山，潮退必南遁，南军急攻勿失之。西北军闻吾乐作，乃战。”又道：“敌有西南舰，闻其将左大守之，必骁勇也，吾自当之。”不一会儿，厓山西面黑气弥漫，张弘范认为是吉兆，下令进攻。元军来势汹汹，张世杰不敢怠慢，率领精锐水师，殊死抵抗，银州湖内矢石蔽空，硝烟弥漫。中午时，海水涨潮，元南路军顺流进攻，腹背受敌，宋军愈加奋战，双方伤亡惨重。张弘范见势下令奏乐，宋军以为元军将进午餐（闻乐进食是元军的惯例），稍稍懈怠。此时，海水退潮，水流南泻，李恒率兵从北面顺流冲击，张弘范以主力舰队进攻左大的栅营，战舰用布障蒙着，将士手持盾牌埋伏在船里，左大下令放箭，矢如雨下，全部射在布障、桅杆上。张弘范度其矢尽，下令撤下布障，伏兵四起，矢石俱发，一举夺下左大的战舰。接着，又一鼓作气，连夺宋军七艘战舰，元军士气大振，诸路军并力进击，呼声震天。宋军坚持了几个时辰，直到有一艘战船的桅杆倒下，一个接一个的桅杆跟着倒下。张世杰心知事不可为，将精兵抽调至中军，预备撤退。
日暮时分，斜风细雨，昏雾四塞，咫尺不能相辨，张世杰派人来接小皇帝。形势纷杂，陆秀夫既怕被人出卖，又怕被俘受辱，坚决不肯登船。小皇帝的乘船很大，且与诸舟连在一起，元军四出，杀声溃耳，烈焰熊熊，陆秀夫忽然感到天地虽大，已无路可去，于是，他将自己的妻儿推入大海。对小皇帝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罢，背着小皇帝，跳入茫茫深海，赵昺时年九岁。后宫诸臣，见皇帝跳海，个个心如乱麻，万念俱灰，他们中的大部分便跟着跳入海中。宋朝兵将、自发前来助战的义民见此情形，也都乱了方寸，战局本来就呈败势，经此巨变，瞬间便已溃不成军，绝望的士兵、百姓纷纷跳海，一发而不可收拾。张世杰见大势已去，率领余部，在昏雾中夺港溃去。
硝烟散尽，银州湖上只剩八百余艘残破的战船仍留有宋朝的痕迹，不久后，也尽被张弘范掠获，换上元朝的旗帜。七天后，十馀万宋人的尸体浮上海面。元军发现其中一具尸体，幼小白皙，身着黄衣，怀带诏书之宝，于是将宝物上献。张弘范命人去寻尸体，竟不可得。只好以宋广王（小皇帝旧日的封号）溺死上报元廷。宋杨太妃闻之，抚鹰大恸：“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止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于是投海而死。张世杰将其葬于海滨。宋军残部随张世杰顺海南下，在南恩之海陵山，遭遇飓风，将士劝张世杰登岸，张世杰道：“无以为也。”他登上柁楼，焚香祷告：“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言罢，风涛越来越大，张世杰堕水溺死。宋遂亡。
正是：
碧血涤波情未尽，
激浪穿空起怒涛，
代有才人伤往事，
不变崖石伴海潮
宋、元之间的战争，以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十数万不屈的宋人用生命，奏响了古往今来亡国的最强音。崖山之后，神州陆沉，残存的宋人再也无力反抗，只得忍辱偷生，做起大元的下等奴隶。中华大地静静蛰伏，等待凤凰涅槃，飞龙在天！
外篇 认清蒙古这只“狼”建立的元朝
一、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
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更接近奴隶社会。元朝所处的历史阶段撑死了算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比起一千年前的秦朝的封建文明阶段来说都是大大的落后。和宋朝人民自由的经济商业社会更是大大的落后，至少落后几百年的文明进程。
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制、工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大量“驱口”（奴隶）极其普遍的存在，证明元朝是奴隶社会。在开设的“人市”可以任意买卖驱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人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往往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七千多个驱口。
驱口就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杀一个“驱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元朝佃户地位也极其低下，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农民再度沦于农奴的命运。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赤祼祼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祼祼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这个由低级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社会。
二、元朝不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
目前许多中国人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这是一种误解，是大大的认识错误。元朝成立于蒙古大扩张之后，元朝灭了南宋后迅速腐化堕落，其腐化堕落的程度与速度比满清的八旗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忽必烈很窝囊，对日本、瓜哇的讨伐皆力不从心，死时很窝火。忽必烈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现在吹嘘蒙古的人只有吹嘘铁木真，而铁木真死时根本就没有统一中国，也没有什么“元朝”，别说南宋就是金朝都没完全攻占。元朝对外战绩可谓其差无比。
元朝自占领中国后，其对外战争几乎是次次失败。众所周知忽必烈于公元１２７４年（至元十一年）、公元１２８１（至元十八年）两次发动对日本的远征，皆以惨败而告终。从此日本人开始从仰视中国到蔑视中国。公元１２８２（至元十九年）、公元１２８８年（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军队两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最后的结果还是都以惨败告终。公元１２８４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军远征占城（越南中南部），公元１２９３年（至元三十年）远征瓜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是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抱着遗狠耿耿于怀而死，忽必烈之后元朝谈不上对外有什么战绩。历史再次证明，擅长掠夺贫穷的流氓强盗，喜欢不劳而获的原始游牧民族再抢到富贵的学者文明人的财富，享受到舒适后，它们往往表现得更贪生怕死。
元朝成立后对外战绩是其差无比的，不仅根本没有给中国增光，反而给中国丢尽了脸。
三、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
许多国人大概都以为“倭寇之祸”始于明朝，其实“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公元１３０８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倭寇在庆元“城郭，抄略居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倭寇欺负中国的记载。元政府对倭寇入侵表现得无能为力。公元１３０９年（元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１３１１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元朝统一中国后不到三十年已经被日本人欺负了。
元朝末年倭寇更是日益猖獗，红巾军起义时占领辽东的金、夏二州后，“倭人攻金夏州，杀红军据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赏赉而抚安之。”此时元政府竟然无耻到派人加赏倭寇。
四、元朝用法律形式规定妇女不许改嫁
公元１３１１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元政府颁布的法律明令规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明确禁止妇女改嫁。在《元典章》记载着“不改嫁誓状”、“失节不封赠”、“奁田需听夫家为主”等等压迫妇女权益的法律。宋朝妇女改嫁比比皆是，宋朝在法律上从未限制妇女改嫁，在关于妇女改嫁的法律上比唐朝还要宽泛、自由。可是中国有些竟认为宋朝不许妇女改嫁。很奇怪怎么能把元朝的行为怪在宋朝身上呢？
五、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是元朝
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不是明朝而是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施行海禁的政府，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四次关闭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贸易。
第一次海禁从公元１２９２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１２９４年（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１３０３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１３０８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１３１１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１３１４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１３２０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１３２２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后来由于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实际元朝已经失去对沿海的控制能力，所以以后再无力实行海禁。
元朝禁止出口的货物远比宋朝多，不仅包括铜钱、金银铁、粮食、弓箭、马匹、兵器连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手工业品丝绵、缎匹、销金绫罗等也被列为禁止出境货物。元朝出海的限制、要求远比宋朝严苛，出海凭证也远比宋朝繁琐复杂。元朝实行的种种严苛措施使中国海外贸易日益萎靡衰落。
六、元朝使中国农业受到严重破坏
元朝还没完全统一中国之前，蒙古贵族宠臣别迭竟然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如果实行的话，中原将变成草原，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具有上千年的文明开垦的中国的中心地区，将毁于一旦。后为留下汉人供他们压榨剥削才停止，但华夏已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毁坏。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蒙古人开始把良田变成牧区，弄得中国境内到处都是养马场，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宋朝经过上百年兴建的水利良田变成草场，致使中国农业大倒退，百姓饿死无数。
七、元朝的使中国经济社会僵化衰退
元朝不仅禁海还禁夜市，禁止夜间点灯，禁止结社集会，禁止民间练习武艺、打猎，汉人五户才可合用一把菜刀，等等。元政府还关闭南宋贸易场，致使“舟车停留，道路萧条”，每年“越境私贩作罪者动以千人。”这说明宋以前的商业贸易是多么的繁荣，也说明生活在开放环境下的宋人不适应元朝落后的管理统治，虽然元朝法律严苛但依然有大量的宋人冒险犯法。
元朝政府的专制落后的统治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国商业发生大倒退。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全不懂经济规律，一点不顾民生实行的种种倒退落后的政策、措施，彻底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宋朝先进的民主氛围、快乐的民生、繁荣的商业氛围在元朝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统治下，逐渐变得僵化失去活力。那些宣扬游牧民族输血有利于中原王朝恢复活力的言论，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
八、元朝的税收远比南宋繁重
中国目前有些人用元朝政府攻占南宋后实行减免税暂时收买人心时的税收对比南宋政府末年在强敌压迫数十年时的税收，说明南宋剥削繁重而元朝的剥削轻。
元朝人评价元朝的税收时说：“割剥民饥，未见如此之甚！”，元朝后期“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宋元之际的诗人汪元量《利州》：“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是宋朝的好时光。这是宋朝遗民怀念宋朝美好的时光，元政府、南宋政府谁的税收重一目了然。
南宋政府后期税收相比宋朝以前是有所加重，那是因为国家面对强敌，被迫而为。元政府攻打宋朝前的疆域包括金国、西夏、西藏、云南等大片疆域，南宋被完全包围。此时元政府用一半以上的税收做军费攻打南宋。抗日战争时期不到八年，中国已经减感不支。而南宋政府苦苦支撑四十多年，此时税收必然比常时繁重。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被围困还吃人呢。这时南宋大部分百姓都是自愿，而南宋末反而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造反现象。说明南宋很得人心，现在有人竟用南宋政府在战时的税收来证明南宋政府的“黑暗”统治。更有甚者用此时的税收代替整个宋朝的税收，真是无耻之极！！！
九、元朝比南宋贫穷
元朝虽大，却远没有南宋富裕。据忽必烈统一中国后统计，中国南方为１１８４万户，北方为１３５万余户，南北比例为九比一。这南方就是南宋曾统治区域。公元１２８３年（至元十九年），北方居民大量南流１５万户，相当于北方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元政府屡次下令禁止，并在黄河、江淮诸津渡设立了缉查南移流民机构，勒令已到南方的流民北返。但即使这样“民望南而流如水之欲东”，直到元朝灭亡也未解决严重北方人民大量迁移到南方的社会问题。这是贫民地区往富裕之地的移民。相当于今天的墨西哥、古巴往美国偷渡移民。这反映了当时的南北经济差距，也反映了宋朝统治地区的富裕。元朝中叶文宗天历年间，全国商税九十万锭，曾是南宋的江浙行省一地就达２６万锭，而当时全国中心元大都只有１０万锭。
那时除了屠杀劫掠一无所长的蒙古人又如何能创造财富呢？元朝的经济大部分依赖南方，就是依赖南宋统治地区。元朝的所谓经济成就只是南宋的有幸遗留，这还不包括元朝不开明经济政策造成的恶劣影响。这还不是南宋未遭到严重毁坏前的文明奇迹。元朝各方面都严重落后于南宋。是中国文明的衰退时期。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最频繁、规模最大的朝代
《中国史稿》：“在号称全盛的忽必烈统治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在元朝统一全国后仅七十年，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忽必烈统治时期，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根据元政府统计，至元二十年，大小起义二百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就增加到四百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尤以浙、闽、广、交界地区最为激烈。”这说明在南宋曾统治地区人民反抗元政府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这个起义频率规模还没有哪个朝代能超过元朝。
元朝在南方的统治极不稳定，“荆湖闽广之间，兵兴无宁岁”。反元的武装起义更是前仆后继。从１２８０年（至元十七年）到１２８６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漳州陈吊眼、许夫人，福州林天成、南康杜可用、廉州霍公明、郑仲龙以及福建的黄华，四川的赵和尚都先后起兵。起义的首领大都是南宋抗战将领张世杰的旧部，多以恢复南宋为号召。
公元１３５１年（至正十一年）由韩山童、刘福通发动红巾军起义更是波澜壮阔，更是建立“大宋”政权，一度攻占杭州、汴梁、元上都等重要城市。并在元上都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朱元璋的队伍也是归“大宋”政权统辖的，最后朱元璋彻底把蒙古人赶出中国，建立“明朝”。
元这个殖民王朝从建立的那天起直到灭亡，华夏人民的民族反抗起义就没有停止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最频繁的朝代。
外篇 关于本书的一些说明
开始写书才知道写书的辛苦，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光是地名、史实、传记、通史便看了一大堆。本来想把书写得细腻一些，但写到20多章的时候，光那些人名就把我搞糊涂了，什么字什么名，分不清谁是谁了，为了大家方便，所以偷个懒，不给那些人物取字了，只以名字相称呼，请大家谅解。
另外，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和疏漏，请大家理解新手，给一些善意的批评和指正，请不要骂我哦，谢谢大家。
外篇 抗元英雄陈吊眼
陈吊眼(1250～1282年)，本名大举，一作钓眼。宋末漳浦县人。
陈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陈吊眼的母亲是畲族人，早逝，一家重担全落在吊眼父亲身上。父亲陈文桂和叔父陈桂龙、陈满安，以及妹妹陈吊花，都是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物。
陈吊眼生活在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南宋末年。此时，南宋王朝岌岌可危，元军步步南下，文天祥、张世杰先后率宋兵残部南撤入闽，福建各地农民纷起抗击元军。吊眼正是在这如火如荼的反元斗争中，率领附近各村畲、汉的贫苦农民，起义反元、保卫华夏。
陈吊眼从小生活在汉、畲杂居的村落，一家兄妹又与畲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加上吊眼为人刚直豪爽，当地汉、畲村民对吊眼都十分爱戴。为了增强团结、消除隔阂，吊眼一开始就提出“穷苦人同命苦，畲汉一家亲”的口号，动员贫苦农民不分畲汉，共同抵御元兵。一时间，起义军力量迅速发展。
宋景炎元年(1276年)，泉州提举市舶司蒲寿庚叛国降元。次年，宋名将张世杰率淮军往泉州围讨蒲寿庚。陈吊眼闻讯，迅速率众与另一个义军首领许夫人直驱泉州，合力围困。张世杰所部一路南撤，气势不振，攻城不下；吊眼与许夫人合援后，士气复振。蒲寿庚闭城固守，形势十分危急，随即派人从间道求救于元将唆都。唆都此时正受命南下，得讯后派兵解围。张、陈、许合兵围困泉州3个月(七、八、九月)，未能攻克，反被唆都所部挫败。
陈吊眼受挫以后率军回寨，养精蓄锐。
宋祥兴元年(1278年)，陈吊眼所部经数月休整，决意奔袭漳州城。漳州城是继泉州、兴化之后，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冬为元军所占据。吊眼率众攻入漳州城不久，恰好遇到元将张弘范受命南下率舟师袭漳、潮、惠3州，沿途追袭文天祥所率宋兵，气势汹汹。吊眼自量难敌，便利用朦胧夜色迅速撤离漳州城。元军遂派招讨傅全等领军镇守漳州城。
至元十七年(1280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夜晚，陈吊眼乘机再次突袭漳州城。这次率军进城，杀死了招讨傅全；万户府知事阚文兴也在此役中战死。全城的元军，十有八九死亡。
自此之后，陈吊眼军威大振，兵员猛增，聚众10万，连属50余寨，扼险固守：陈桂龙驻九层漈，吊眼驻漳浦峰山砦，陈三官驻水篆畲，罗半天驻梅龙长窖，陈大妇驻客寨畲。
这时，南宋王朝已经覆灭，只剩下南方的民间抗元武装力量。陈吊眼为了联合抗元，图谋大计，便自立为王，年号“昌泰”，继续以“复宋”为号召，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
陈吊眼大军据守的山寨地势险要，这些山寨“地通诸山洞，山寨80余所，据险相维，内可出，外不可入。”元军来犯，义军居高临下，矢石如雨，元军无法得逞，反而遭受重大伤亡。
陈吊眼二度攻克漳州城之后，震动了元朝廷。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月，元世祖敕封完者都为镇国上将军、征蛮都元帅，高兴为副都元帅，率军入福建，企图一举肃清吊眼抗元起义军。元世祖还特意赐给完者都翎根甲，并当面授意说：“贼苟就擒，听汝施行。”
完者都率军进入福建后，先用大军镇压政和的黄华起义军，迫使黄华投降，并授黄华为征蛮副都元帅，与完者都、高兴一同征伐。元军利用黄华为前驱。黄华熟悉起义军山寨作战的特点，带领元军步步进逼，使陈吊眼据守的山寨逐个丧失。
至元十八年(1281年)冬，元将完者都与高兴攻破陈吊眼15寨，迫使吊眼退保千壁岭，不幸为元军所擒。翌年三月，陈吊眼被元军押送到漳州城斩杀。
在今诏安县太平山白叶村附近，有一个山岭，相传为陈吊眼屯兵之处，乡人称此岭为“陈吊岭”。在今云霄县南山保牛坑村红竹尖山巅，有一块180平方米的磐石，上镌刻“天星聚讲”4个大字；在另一高约13米的笋石上，镌刻“朝天人□气冲霄”；在通往云霄县城的悬钟鼻山左侧岭上，也有一石勒“万夫之望”4个大字。相传这些都是陈吊眼起事的遗迹。
陈吊眼被杀后，其余部吴满、张飞等继续坚持反元斗争，至死不渝。漳、汀一带的农民反元斗争，仍陆续发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世传吊眼有一妹名陈吊妹，善用兵，驻守红竹尖（在今云霄常山华侨农场石牌村附近，山上有“天星聚讲”、“朝天人气冲霄”等摩崖石刻，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悬钟鼻峰设了望台，吊眼被害后陈吊妹率余部入广东饶平坚持抗元，后人在悬钟鼻立小庙，四时供献花粉。
外篇 悼念中华第一民族英雄冉闵
中国历史界总有一些道学先生，动不动就叫嚷泱泱中华、天朝上国，要胸襟坦荡、大气容人，切不可斤斤计较、睚眦必抱，切不可小家子气，以免遭四夷耻笑。
还有一种观点：汉族人口众多，无论如何也是天然的强势，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历来胸怀宽大，让他们一点也无妨。
这些人就是典型的鲁迅先生所说的“费厄泼赖”分子。
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分子，总爱以中华大国自居，一相情愿的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岂不知四夷之所以驯顺是因为中华的强大，每当我中华疲弱、衰落之时，它们就会像饿狼一样蜂拥而上，恨不得把我中华生吞活剥，吃个精光。
让我们揭开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五胡乱华时代，中国人的千年恶梦。
公元316年，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国力损失惨重，虚弱不堪，最终被匈奴人灭国，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势力趁天下大乱之机入侵中原，大肆的屠虐汉民，视汉人不如犬狗，史书上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
入塞胡族中，羯、白匈奴、丁零、铁弗、卢水胡、鲜卑、九大石胡等部落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些来自蛮荒之域的野蛮胡族还保留着原始的食人兽性，其中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
公元304年，慕容鲜卑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为之断流。
至于羯族就简直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史书记载羯族军队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之为“双脚羊”，意思是用两只脚走路像绵羊一样驱赶的性奴隶和牲畜，夜间供士兵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
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中原汉人大概只剩下400万左右（西晋人口2000万），冉闵解放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这些汉族女子是被羯族人当作“双脚羊”来饲养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羯族魔爪的可怜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这在今天听来就如同《指环王》里所描述的魔兽世界。
五胡乱华时代的中原是汉族的人间地狱，胡族的兽欲天堂。
历史前进到了这里，我们必须要详细了解一个在今天几乎不为人知的雄奇人物：五胡乱华时代的战神天王—冉闵皇帝—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五胡乱华，胡族大肆屠杀汉人的纷乱年代，老百姓为了活命，迁徙的流民潮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冉闵的父亲冉瞻就出身于当时名震天下的乞活义军。乞活义军是西晋末至东普活跃于黄河南北的流民武装集团的一支，抗击胡族，为生存而战。冉瞻在一次作战时为羯赵俘虏，因伤势过重没几天就去世了，羯赵国主石勒欣赏勇冠三军的冉谵，见当时十一二岁的冉闵聪明伶俐，石勒就将小冉闵认作干孙子，为他改名叫石闵，并一手将他带大。仇人的强大使冉闵只有将仇恨深埋心底，强忍内心悲痛讨石勒欢心。成年后的冉闵骁勇善战，在羯赵与鲜卑的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渐成为羯赵帝国的高级将领。
公元349年，羯赵皇帝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残杀。公元350年正月，石闵宣布复姓冉闵，杀死羯赵皇帝石鉴，同时杀死石虎的38个孙子，尽灭石氏，一举灭掉了残暴不可一世的羯赵帝国。其后冉闵即皇帝位，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
他下令邺都城门大开，凡”六夷”(匈奴、鲜卑、羯、氐、羌、巴氐)“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任所之”。一夜之间，方圆几百里的汉人，扶老携幼，全往邺城里面涌；而一直以邺城为老窝的羯胡及六夷外族，推车挑担，拼命往外跑。冉闵意识到这些胡族终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始终是中原战乱不绝的祸根，便颁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凡内外六夷胡人，敢持兵仗者斩，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东门”。一时间，邺都城内汉人纷纷拿起武器追杀胡族，冉闵亲自带兵击杀邺城周围的胡人，三日内斩首二十余万，尸横遍野，同时冉闵还扬言要六胡退出中原，“各还本土”，否则就将其统统杀绝。
2悼冉闵皇帝一千六百年祭
各胡深惧其下场将如同羯族与白奴人，组成联军连番围攻冉魏政权。面对胡族联军的疯狂反扑冉闵沉着应战：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凶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凶奴首三万；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六战于邺城以一二千刚组织的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的溃不成军。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开始对入塞中原的数百万胡族展开大屠杀，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
迫于冉闵和诸路中原汉军的武力威胁，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人退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一些胡族甚至从此迁回万里之外的中亚老家。在返迁的路上这些不同民族的胡族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食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
诸胡乱中华时，北方汉人被屠杀的只留下四五百万，最主要的凶手是凶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这个民族有拿人头祭祀的习惯）冉闵灭羯赵，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凶奴为主的胡兵。冉闵后来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了二十几万，加上全国各省各地的复仇屠杀。，羯族与凶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
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全部死于非命。认冉闵为干孙子的石勒没有想到二十年后，这个十一二岁时由他带大的小孩，会有一天再复姓冉闵，灭绝整个羯族，把他的子子孙孙杀的干干净净，一个都不留。
五胡中的四胡在种族仇杀中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统治今天外蒙内蒙和中国北部的鲜卑却进入极盛时期。
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1万人马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粮。鲜卑族得到这一消息，急调二十万鲜卑骑兵南下，想乘机消灭因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冉闵被鲜卑的十四万先头骑兵部队在常山包围，在拼死突围的冉魏士兵掩护下，冉闵连杀三百余人，最终被俘，他的手下仍然和敌人拼命，掩护随军的其他重要官员撤离战场，一直杀到最后一人．．．．．．
鲜卑国主慕容俊嘲讽冉闵：“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呼！”慕容俊大怒，斩冉闵于遏陉山。史书记载，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
冉闵就义后，冉魏国的臣子绝望至极，悲天呼地，纷纷守节自缢，少部分逃往东晋，无一投降前燕者。冉魏几十万汉人不甘受辱，纷纷逃向江南，投奔东晋。东晋军未能及时接应，使得几十万百姓中途受到鲜卑大军追击、屠杀，死亡殆尽。晋将自杀谢罪。
由于冉魏王朝时间很短，大臣多自杀殉国，没有人给冉闵写书立传。后来统治北方几百年的鲜卑族的北魏史学家污蔑、诋毁、辱骂汉族人的民族英雄冉闵，而后代又缺乏资料，只能根据以前遗留的资料来整理。
现在的历史文献对五胡乱华绝口不提，只是笼统的称为两晋南北朝，历史界只承认胡族在北方建立的十六国，却不承认汉族人建立的四个政权，其中就包括冉魏政权，不承认冉闵的皇帝身份，理由是冉闵是谋反篡位，不如东晋政权正统。近代有些人片面强调冉闵的杀胡，而说不清冉闵杀胡的原因，一味破口大骂冉闵是屠夫、破坏民族融合，是历史的罪人，胡说什么本来汉人与当时的胡族彼此学习，各胡向往中国文化，汉人也向胡人学习放牧，文化上已彼此在逐步同化。
这根本就是放屁。从匈奴人开始，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一直到沙俄老毛子、八国联军还有日本鬼子，哪个入侵中原的异族是因为向往中国文化才跑到中原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它们全都是垂涎中原辽阔肥沃的土地、数不尽的财宝金银．．．．．．更不用说那些穿兽皮，吃人肉的野蛮部落，它们哪里懂得礼仪廉耻，伦理道德？它们是作为强盗来到中原、作为强盗被杀死在中原、作为强盗被驱逐出中原，我大汉民族怎能与禽兽“融合”？“和睦相处”？
3悼冉闵皇帝一千六百年祭
勤劳、智慧的汉民族在中原大地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短短几十年就被这些胡族摧残殚尽，却要向这些蛮族学习什么放牧？西晋作为一个国家灭亡了，汉民族都要被屠杀光了，还奢谈什么仁恕、民族和解？简直是痴人说梦，民族生存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不驱逐这些胡族恐怕中华民族早就亡国灭种了。
正是冉闵的“杀胡令”使五胡乱华时期汉减胡增的人口趋势得以逆转，使鲜卑等众胡统治阶级不得不依靠汉族武装势力，为其后中国的盛唐复兴创造了条件。
如果没有冉闵的“杀胡令”，没有他号召汉人复仇，驱逐各胡出中原。以后会是什么样？几百万白种胡族在中原繁殖上千万人口后必然向南方要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汉人杀绝，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会被异族取代，最终整个中国都被这些白种胡族彻底占据。汉族人最终的命运会怎样？看看今天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就知道了。
羯赵帝国在其建立之初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因为羯赵的统治者是一群来自西域的“杂胡”——羯人，就算他们是昭武九姓中的一大姓，也仅仅是异域胡人而已，如果不是中原天下大乱，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帮相貌怪异、臭气冲天的家伙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而且，这些羯胡几乎个个都有恶霸习气，三十年来，饱受棱辱，时刻在死亡恐惧中生活的汉人，对这些身穿奇装异服、相貌令人生憎的羯人怨入骨髓，一旦仇恨的盖子揭开，肯定会倾尽宿怨。
两晋时代，汉人血液中仍澎湃着尚武、复仇的血性，怯懦、容让和退缩还未成为文化传统中的主要沉淀，因此，一旦当汉人寻找到翻身的机会，曾经做为被压迫民族的莫大屈辱一下子得到了渲泄，他们所暴发出的毁灭力量也必定令人瞠目结舌——就这样，羯族统治者三十年的残暴在历史极短的瞬间内遭到了灭族的报应，一个民族就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了明末，满洲人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还有“剃发令”征服了汉族人，可到了清末又有汉族人为了剪辫子而发疯、自杀的。
日本人研究中国的历史，认为对中国人只要对其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变成驯顺的奴仆，所以就有了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三光政策．．．．．．这都是汉族人血性消退，怯懦、容让和退缩酿成的苦果。
抗战胜利，猥琐不堪的在华日人，恰恰也面临羯族人当时的景况，但是最终没有几个日人被杀，中国人对这些贱虏真的非常“仁义”，还扶养了不少日本“遗孤”。其实，对这些一直凭借军队的血腥镇压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强取豪夺的日本人渣完全斩尽杀绝，把那一百万日本降兵全部活埋，来个“坑日寇百万”，因为日本狗的本性就是欺软怕硬，一朝血流成河，可以让它们在五百年内都谈华色变！
我们现在总是拿孔夫子“以德报怨”的四个字来当作我们软弱的借口和装点我们稀薄血性的掩饰，其实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当时说出的是八个字，其表述之意完全是积极、主动、大义凛然的勇武精神：“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冉闵皇帝，当这个1600年前让所有四方蛮族胆颤心惊的一代雄杰被中国人理直气壮的尊奉为中华民族英雄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日。
外篇 请假条
外篇 异眼看抗战,悲情叹族运-9.18到9.9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这标志着中日战争正式结束。与清朝惨败的日清战争不同，中日战争，尽管可以说赢，但却只是惨胜；而且是因为同盟国特别是美国人的卷入才使日本战败投降。倘若没有美国，和族对于汉人来说，就可能是第二个满洲或蒙古。每次念及这个假设，都会毛骨悚然。在貌似的自豪和骄傲面前，更加滋生出油然的恐怖。
靠军国主义来推动近代化的日本模式，在1945年9月2日日本军阀被迫于东京湾外的密苏里号好签署令大和民族无地自容的投降协议后，走到了尽头。但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军国主义模式带动现代化是错误的。二者并没有必然关联。直到今天，我们不应否认军国主义对日本的近代化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这是事实。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不可能逃避欧美的颠覆；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难以走出幕府控制下的散沙一盘；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不会打败清朝，用中华的血泪赔款大副提高倭人的国民素质，就不能吞下台湾和朝鲜，膨胀小日本目中无人的民族自负。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军国主义，日本人就不可能将忧患意识和武士道精神谱写成强大的现实力量。二战之后，在麦克阿瑟的设计和实施下，日本革除了有形的军国主义，但军国主义的精魂已经被扬弃到日本的国民性中，并成为铸就日本经济奇迹的必要铺垫。
撇去时代等因素和有关偏见，日本军国主义与蒙古人的扩张其实可以相提并论。很多人对此不愿提及，那有着太多的隐忧，会刺激我们民族心底的深痛。今天，我们对二者的军事侵扰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审视，原因一是因为蒙古席卷全球的年代已经久远，朴素的民众记忆已尘封。二是日本人很快就失败了并受到了末日审判，而成吉思汗的蒙古没有。由此，在我们形式上的成功背后，日本人的征服没能深入人心，民族集体的痛苦意识深刻，仇恨情绪清晰。蒙古人的征服持久而深远，消灭了我们任何政府或朝廷形式的抵抗，取得了合法的形式，建立了让我们可以自欺欺人的貌似正统的可实际上却并没有汉化的元朝。加上其后满清的再次征服，蒙元作为华夏朝廷的合法性以诈传诈更进一层。于是，我们在对日本人咬牙切齿的同时，对蒙古人却格外的认同。这形成了激烈的反差。我们不愿承认标榜“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哲学，但骨子里却拜服如此。这同样体现在葛尔丹和玄烨的争夺中。在对待这场蒙古准葛尔人建州女真满洲人的利欲熏心的角斗中，我们仍然把我视角和同情放在爱新觉罗家。这只是因为满清是一个朝代，它胜利了，而准葛尔人只是一个草原流寇，来不及建立统治汉人的朝廷之前就失败了。
从陆秀夫背负宋末帝跳下崖山后，奴性就再不可避免地永远刻在了我们民族的脊梁上。现实的强权成为我们说话和思考的指针，而不是先验的公正原则。所以，对六千万被蒙元屠杀的汉人，以及汉人在蒙元政权时期的悲惨遭遇，我们的史书或轻描淡写，或以“民族融合”化之，这种整体民族性趋向下贱是非常可怕的。正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
蒙元灭亡南宋，那是无法阻挡的宿命。让蒙古人从野蛮状态崛起并席卷欧亚大陆，那是上苍的天谴。伟大的文明在面对野蛮的暴力冲击总是脆弱异常，这被历史一次次证明。文化昌盛的南宋面对鸿蒙未开的蒙元覆亡于是注定无法避免。
宋是中国史上时期较长的王朝中军事上最脆弱的，但即便如此，文明柔弱的宋代军民还是击毙了让欧人恐慌万分称之为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当文天祥在狱中看到宋末的幼帝劝降时，悲壮的同时，我们只的哀叹文明的末路。只要汉奸们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坚贞不屈只是个僵死的牌坊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和生命力。汉文化第一次完全覆没于蛮夷的水面之下，窒息的不只是汉人的自由更有华夏的精气。从此之后，汉唐的风韵只可能复兴，却不再有机会继承。汉人伟大的不自欺的骄傲从此被封存为记忆。明朝的建立，在政治上远离了民主，暴腥成为官议的杀手和奴役的帮凶。随后，迁都北京，提防海洋，动手修建规模宏大的明长城的举动，标志的不仅是汉人自信的失却而且也预示着自主开拓精魂的远离。被安史胡和沙驼突厥扰乱后的中国，隋唐雄风已不再，蒙古人的出现将秦汉的风韵和隋唐的荣光冲得支离破碎，而将南宋政权的彻底击落则用超过能力的挫折改变了我们民族正常进步的大度。从此之后的汉人朝廷的行动和民众历史的书写总有着矫造而不再流畅。于是，为了不在过分自卑的氛围下生存，本只为勃尔只斤氏自豪并血流满地的荣耀却为我们斤斤乐道。可是，终究还会暴露出，这只是掩盖我们民族自身无能和已经偏执的幌子。
凭印象或文字记载而没有图纸的古建筑复制只能是模仿，而不是再现。或许有形，但却无神，更有甚者连形都不全。明王朝的出现，朱元璋的经历，注定了明王朝不可能有隋唐的贵胄之气，也不可能有两宋对文化的宽容之心。明有史以来最严酷的一人专制体制的建立，体现了一个民族宽容与自信的丧失，专制地无以复加，血腥也就登峰造极。值得庆幸的是，朱明终究缺乏治国的血统，除了早年的皇帝热衷于权力外，后面的皇帝都或多或少不乐意从政，做木匠或作瓦匠的爱好，使完美的一人独裁制度的设计没有能一以贯之的实施下去。松动的中央体制为太监弄权提供了空间，也为民间学术的繁荣留有余地，更为宽松的政治清议和内阁觉力突出缝隙。尽管不是它的本意，但多少有客观因素。面对近似完美的皇权专制体制的设计，在使太监和权臣有心却无力篡国的同时，本质却是偏执的，也注定了东林党类知识分子的悲剧。积贫积弱，虽是汉人朝廷，但在为民谋利上却不称职。满清入主中原实属历史误会。但这也离不开中华民族力量和灵气式微的必然。
承接朱明专制设计，加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顾忌，满清的专制统治达到了极致，对汉人身心的奴役也堪称全球之最，汉人的脊梁被打断，精英或被消灭或自甘奴役，整个民族沦落为满洲人的奴婢。实在有说不尽的耻辱。一旦彻底的被征服，涂脂抹胭，掩过饰非就荒谬地出现。于是，辫子军得以入关的罪过仅仅挂在了汉奸吴三桂和陈圆圆的帐上，掩人耳目的背后隐藏着我们民族的当时的日渐无能和逐渐无耻。过分纠缠于过往的得失实在不智，但不再记忆却绝对无知。满清三百年的历史，我们除了得到了奴性和后来丢失殆尽的领土外，全方位的倒退、束缚创新、拖滞创新却是无法逃避的指责。而且，在我们还来不及为满清捎带的领土嫁妆欢欣鼓舞时，一块又一块的剜去又加重了我们说不出的痛和泪。
相对蒙元而言，满清更加了解汉人的特性和弱点，蒙元的屠杀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满清则以“剃发易服”让具有反抗精神的汉人自动跳出来受死。满清对孔儒的尊崇辅之于文字狱使汉文人们彻底成了没有脊梁的哈巴狗，以至于满清灭亡时“大儒”王国维拖着那跟大辫自动陪葬，而二百多年前多少汉人却因不愿留辫而惨遭屠杀。
民国的出现，在推动者看来是复国，正如红巾军和朱明驱除蒙元一样。而在今天的很多人包括满清遗民则愿看作是朝代更替。复国或更替带来的深远影响则完全迥异，如果仅把当作隋唐一样的朝代更替，那么，我们就再也没有充分理由去指责外族统治我们，而且，这将让反抗变得只剩悲壮，本义上缺乏大义凛然。于是，反清复明的敌后天地会们就是乱臣罪子，吴三桂和南明王朝就可以影射为汪精卫和重庆国民政府。……
日本人从汉代就仰慕中原的文教昌明和就繁庶，汉字和唐风在日本的遗存无可质疑地表明着中日的亲近。遗憾的是，同处东亚的汉和两大民族同文同种，却从来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中央政府下。进驻中原，在唐宋之际，是和族仰慕中华的美好梦想；而在元侵中土后，则是标榜正统的入主中原的非分妄想。倘若当年丰臣秀吉顺利占领北京，大和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不过有是一个匈奴、又是一个鲜卑、又是一个契丹、又是一个女真、又是一个蒙古、又是一个满洲，……
在美人柏利冲破日本闭关后，先期觉醒的日本走上了对外争夺生存空间的道路已经顺理成章。因为，同样是向西方学习，与日本一如既往不同，中国犹豫不决，结果良机一再错失，面对对方飞速进步，我们裹足不前。苦心积虑的人当然比懵然不知的清楚。日本人不会不明白，在蒙元统治中国后，蛇吞象，夷狄囫囵华夏已不是神话。况且日本对中国的反差也远小于蛇与象的级差凭借人口优势，一旦成功，在未来的两国联合体中，大和人必将是强势群体，汉人再多，但方言紊乱，东京口音的日语必将成为汉人的“普通话”。吞并琉球后，觊觎台湾，垂眼朝鲜本该引起满清的警觉，可惜的是，中国对于满人终究是抢来的家产，国事对于汉人来说有心有力却无机会。与日本竞争太过费神和分神，还不一定利于旗人的独尊地位。中国于是又一次牺牲在短见的统治者一己私利的屈膝求和下。也进而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回到宋终元始、明末清初，文天祥、史可法的选择树立了足令后世民族主义者景仰的碑石的同时，也是一个休止符。迈上颠峰后，只要继续前进，下滑是难以摆脱的描述。文天祥被俘后，我们成了元仆；史可法壮烈后，我们成了清奴。没有英雄的时代太过于平淡，但却安稳得少了诸多纷争。英雄总是应运而生的，英雄带给我们的崇拜，抵消不了产生他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折磨。英雄本身就是悲剧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词汇，这从古希腊就已开始。英雄越悲壮，反衬出一般民众的越无能，顺带而出的折磨也就越深。李纲、岳飞、于谦、袁崇焕、文天祥、史可法，异族的强悍入侵造就了他们，而被救助者的贪婪自私侮辱了他们。
日清战争，民众远没有动员，始终只有朝廷抗战。那时候，统治阶级害怕民众，就像被阉割了的太监始终有提防光明的阴暗。朝廷自豪有驾驭，而没有服务。所以，朝廷抗日是为了维护统治第一，而不是救民于水火为根本。当伊藤博文叫嚣要直捣北京时，只要控制民众获取私利的体制能勉强维持，满洲贵族再苛刻的条件也会接受，再难忍的耻辱也能容忍。因为，苛刻最终将转向折磨民众，因为耻辱在鸦片战争后已经逐渐习以为常。于是，日清战争，本质上是两个异族的和满战争，汉人是炮灰的主力，牺牲的悲壮也就难免了。
上世纪的中日战争，名义上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政府即使不乏私心杂念和会为一己小利而损千利的野心家，但国民概念已渐入人心，政府抗日战略虽可诟议却不该讽刺。内乱不平是大忌，实力不济是大讳。数千年来，正义一定战胜邪恶的善良教导太过于自以为是，自欺欺人，在很多事务中，如果一味奉行如此，将是一相情愿。自认为是正义的事情总有另外的以为。如果没有外界干预，当时的权贵明白，中日战争就像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异族入主中原一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乐观。在沦陷已成为事实的时候，即使若干年后有复国的可能，但当时却在不可避免地滑向亡国。我们在民族情感上可以掩耳盗铃，但在理智的内心深处却无由掩人耳目。
因为有国际合作，我们才有了避免第三次彻底亡国的命运。纪念抗日战争，最应该记忆还是9.18到9.9，开始到结束，9.18是耻辱，9.9是转机。尽管惊魂未定，9.9之后，为虎作伥者就不会再有像满清蒙元之时登临大雅之堂的可能。日本的战败使得汪精卫没有机会得到张弘范洪成畴那样“顺应历史潮流、促进民族融合”的美好评价了，相信汪精卫地下有知，一定会慨叹自己“生不逢时”的。
想想秦汉唐宋华夏的骄傲，再看看今天把对自己进行野蛮屠杀和残酷奴役的入侵者作为荣光来骄傲和自豪，难道汉族已经下贱到世界唯一无以伦比的地步？
外篇 圣君忽必烈？
苍茫大漠，英杰辈出。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横扫大漠，铁骑西指，虎视中原。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族及其建立的帝国，曾经在辽阔的亚欧大陆上横行一时，建立了东起朝鲜半岛，南到越南，北至北冰洋，西到波兰的广大帝国。但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此英勇的军队，为何，在短短的百年间崩溃了呢？
蒙古帝国的改革，大体分为四部，第一步是成吉思汗的改革，使得蒙古从氏族制度到奴隶制度；第二步是耶律楚才的改革；第三步是忽必烈的改革，这两部使得蒙古从奴隶制度转换为封建制度；最后一步，是忽必烈以后的改革，这些改革颠三倒四，往返不定，十分混乱。
忽必烈的改革受到广大的推崇，认为其十分成果，完成了从奴隶制度到封建的转换。甚至有人称忽必烈为圣君。西方，马可·波罗称忽必烈为：“自亚当以来，统领土地和人口最多的人。”并且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不惜余力的赞美。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许多人认为忽必烈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但是，果真如此吗？到底是谁导致庞大的蒙古帝国在短短的百年间分崩离析？
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虽然套在元朝上也是可行的，但是，真正使得元朝这么快就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经济
1、混乱的货币政策。
元朝开始流行纸币，但是统治阶级并没有了解该如何发行纸币。发行纸币必须要有充足的准备金，还要有节制的发行。否则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等到忽必烈统治后期，纸币的面值一落千丈，为了减轻财政负担，而继续的无节制分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百姓接连破产，苦不堪言。而使用银钱制度，因为贵重金属数量的限制，使得其分发数量得到限制，忽必烈在没有良好的制度的情况下，开始使用纸币，绝对是个错误。
2、不统一的赋税制度。
众所周知，赋税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赋税的统一则是经济稳定的关键。忽必烈在原蒙古境内，实行很底的赋税，仅上纳牛羊，且不服劳役。在南方，收夏、秋两税，在南方没有完全实行一年两收的时候实行几乎双倍的赋税，使得南方百姓保守压迫。特别是江淮一带，竟然也实行两税制度，这也可以算作为何江淮地区是反元的高发区的解释。
3、政府的对商贸的垄断经营。
垄断经营，特别是政府垄断经营，不易经济发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而元政府将盐、铁、酒、醋、金属乃至农具、木材都列为政府垄断经营。贪官污吏擅自抬高价格，百姓苦不堪言，而民间商人更是无法发展，当然无法建立像清朝晋商一样的神话似的辉煌。
二、人事和法律
1、仕途的单一
元朝的的仕途只有两条路，一是参加怯薛歹，即护卫军。这一职务完全有蒙古人包揽，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二是科举，元朝的科举制度在1313年才恢复，甚至“伟大的”忽必烈汗都没有开始科举制度。及时在科举制度恢复后，其录取人数和规模完全无法和其他朝代相比，甚至不及北魏和辽。
2、法律制度的混乱
元朝的法律分为条格和断例。条格包括皇帝的圣旨、中央部门下发的文件和各种训令。断例则相当于现在的案例。完全没有形成像《唐律》或者是《大清律》一类的法典。其中皇帝的圣旨经常被官员曲解，因为圣旨在几中法律中处于最高地位，甚至出现专门分析圣旨来帮助推托罪名的组织。训令则类似今天的司法解释，属于官方帮助理解文件和圣旨的指引，这本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由于数量太少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至于断例，则更是一个失败。本来借鉴其他案例来判案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由于案例越来越多，又没有方案取舍，导致官员胡乱引用甚至编造案例为当事人开脱或者加罪。
3、法律行使上的弊病
蒙古贵族在成吉思汗的《扎撒令》中拥有很多的特权，所以忽必烈没有完全统一司法制度，使得蒙古贵族经常逍遥法外。在蒙古征服时期，实行因俗而制，在后来又实行千户制和行省制混合，导致经常一个案子两个官员甚至多个官员审理，经常涉及数个衙门，使得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成风。再者，元代裁撤了主管司法的大理寺，使得各部不及要管行政，还要管司法。也就是司法和行政权没有分离。
三、民族压迫
1、人事的不平等
蒙古的民族压迫是各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最严重的。在木华黎经略中原初期，为了获得汉族割据势力的支持，提出了只要支持蒙古，并且及时出兵，蒙古统治者不惜给予了汉族地方武装势力领内统兵，任免下属官员，世袭，赋税等等权利。在李澶叛乱后，忽必烈以此为借口，全面清洗汉族官员和统治实力，并且制定了严重的压迫制度。元朝的官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南人贰焉”。中央官员则根本没有汉族人。其实，也就是说，选官，先选蒙古人，出缺了才是色目人，然后才是汉人和南人。大部分地方官员也有蒙古人出任，只有偏远地区的小官，才轮到汉人。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径，也是高官的必经之路，完全没有汉人的身影。科举制度中，蒙古和色目人只需两场，汉人则要三场，且试卷完全不同，并且录取名额也有差别（趁机发泄一下，现在也不是如此？），造成汉族人在政治上的道路十分狭窄。并且制定了职业的等级：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汉族人历来尊敬的读书人，竟然沦落到不及风尘女子的地位，实在令人震惊。这种分级制度，如何能获得汉族中受尊敬阶级的支持？
2、法律的不平等
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乃至更有不平等的：“蒙古人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而压迫的登峰造极甚至说：蒙古人大死汉人的只需打50下，罚款，而汉人杀死蒙古人的，不仅要处死，还要没收家产，全家发配充军。呜乎，如此之不平等之条款，怎能不引起汉族人的反抗？这就是圣君的作为？
3、残酷的奴隶
本来蒙古部族内存在大量的奴隶，多为战败的部族的人民。结果到了中原，却因为都是蒙古人，而成了统治者。蒙古所有奴隶完全得到解放，而汉族的奴隶大规模增长。在进入中原的时候，甚至有整个县城的所有人口都成为某人的奴隶的事件。奴隶不纳人口税，而双重的赋税制度使得拥有大量奴隶的蒙古贵族有空子可钻。而奴隶甚至可以用来提主子偿命，这一切的一切，严重的压迫的广大的奴隶，而这些奴隶，完全是汉人。
四、汗位制度和家族矛盾
1、飘摇的汗位
蒙古帝国的汗位传承一直没有稳定过。按照蒙古的祖制，应该是由诸王、贵族参加的忽里台选举出。然而参加大会的各个王族和贵族都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所以汗位的归属完全取决于力量的对比。第一次汗位的更迭，是因为拥有最大势力的拖雷因为兄弟情意来支持窝阔台，但是以后的血缘越来越淡薄，汗位的传播也就麻烦。而忽必烈没有改变这一方式。自忽必烈去世（1294）到顺帝即位（1333），在这短短的39年里，竟然汗位更替了9次，最短的一次仅不到2个月。试问，如此频繁的政权更替，如何保持稳定发展？
2、汗国的分化
按照成吉思汗的分封，成吉思汗的各个弟弟和儿子都有自己的大片封地。而大汗的直辖领地受幼子拖雷继承。各个分封的亲戚都在自己的汗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有权征调赋税，劳役，任免官员等等特权，俨然国中国。而大汗对于这些汗国的军队有征调的权利，但是没有领属权，对于汗位的继承，名义上有分封权，可惜汗位的继承几乎完全取决于前一位汗王的意愿和力量对比。这也就造成了松散的统治，但是大汗对军队有征调权这一点被成吉思汗和他的继任者（窝阔台和蒙哥）运用的非常好，从而控制了其他汗国。等到忽必烈一代，因为支持蒙哥上台而获得较为自由地位的钦查汗国更加“放肆”，甚至不再承认忽必烈的最高统治权，对钦查汗国的统属为止。在忽必烈争夺蒙哥汗的继承权时，他的一个弟弟旭烈兀西征波斯，为了获得他的支持，忽必烈给予了他所建立的伊利汗国独立的位置。等到海都撑起反抗忽必烈的大旗开始，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也不再从属于忽必烈。在蒙哥和窝阔台时代精心策划的控制附属汗国的政策在忽必烈这里完全的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忽必烈热衷的汉化。这样，不仅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分崩离析，而且忽必烈晚年对于汉化的厌恶，也使得忽必烈对于处理国家走向方面一事无成。
五、统治阶级和军队的堕落
１、统治阶级的糜烂
据《元史》记载，忽必烈的宫廷费用极为庞大，据统计，在1292年，全国应收入为2978305锭银子，而实际收到仅1893993锭，其余有的在送往京城的路上，有的早就消耗掉了，可是宫廷用钱已经达到了3638542锭，如此之大的差额如何弥补？只有加重赋税。每当新君继位，都要另置帐殿（还好蒙古人不喜欢宫殿，否则就不是这个数目了），耗资无法统计。而仅仅供皇帝一人趋势的宦官，也达到了上千人。据《元史》记载，仅皇后一日开销，就要“钞10万锭，币5万匹，绵5千斤”，如果在加上其他后妃和贵戚，数字难以预料。在所谓开国圣君的宫廷就达到如此地步，可想而知，以后的皇帝的花费将是多么巨大。
２、军队的堕落
军事力量的下滑是导致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蒙古入主中原，逐渐丧失了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与尚武精神，军队中拥有大量中亚色目士兵，腐朽不堪一战。蒙元王朝是建立在民族歧视与压迫基础上的政权，同时由于民族矛盾激烈，元朝也是建立在高度军事镇压基础上的政权。军事力量的衰弱自然也就构成了对蒙元王朝最直接的威胁。蒙古的强大具有某种先天不足，蒙古是带着政治、经济、民族等诸多问题成长壮大起来的军事政权，但建国初期一系列军事上的辉煌成就掩盖了这些问题，蒙古的军事高峰期退去以后，这些问题就凸现出来，成为了蒙元王朝致命的死结。可惜这一当时乃至自古以来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在忽必烈的手下，逐渐的成了废物。首先是两次东征日本，太多的人把失败归于天气原因，然而２５０００人的大军，归国和失落海中的为１３０００人，其他的人呢？并且蒙古军队已经在日本登陆，是鏖战数天没有结果台风袭来才摧毁的。第二次，人数更是达到了１０００００人，归来的和落海的有３００００（其中大部分在元史中都有姓名记载），仅仅在日本被发配为奴的蒙古人和汉人，就达到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当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大军，在小小日本遭遇如此惨败，而日本当时正处于混乱时期（虽然幕府发布了命令，众大名暂时停止互相征伐，但是已经混乱很久的日本如何迅速众志成城？），可见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之大（当然，不否认有许多因素在里面，但是这个因素被许多人所忽略）。忽必烈所指挥的安南、缅甸和爪哇都遭遇了失败，可见忽必烈麾下之蒙古大军之衰落。再者，他给予了军队太多的特权，结果当年吃苦耐劳的蒙古骑兵，已经成为享乐的急先锋，遭遇了满清八旗晚年同样的下场。
综上，我认为，元朝之所以没有像清（267年）、辽（217年）同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那么持久，原因就在于，忽必烈并没有完成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变革，也没有对蒙古族进行所要统治中原汉族人民所必须的汉化。他不仅没有使得元朝的存在时间延长，还毁坏了成吉思汗所奠基，窝阔台、贵由、蒙哥所领导而建立的庞大帝国，使得这个原本统一的大帝国过早的分裂。
所以，忽必烈不是像《元史》或者其他文章上所赞美的“圣君”和杰出的统治者，他只能算是一个水平一般但有魄力的统治者。
参考文献：
《元史》――――――――宋濂著
《忽必烈传》――――――李志安著
《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
《草原帝国》――――――勒内·格塞鲁著，蓝琪译
《世界五千年》：抱歉，是电子版，没有注明作者，因为参考的比较少，就没有详细找
《统一与分裂》―――――葛剑雄著
《苍茫蒙古国》―――――韩英、徐东海著
《鞑靼干年史》―――――巴克尔著
《人类的故事》―――――房龙著，周炎译
《文明的故事》―――――韦尔斯著，居宏、张津、李志伟译
《蒙古及蒙古人》――――波兹德涅邦夫著
1985年～1992年一些期的《文史知识》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著
《中华民族史》―――――教学参考书
《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张帆著
《续资治通鉴》―――――毕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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