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的爸爸得了面神经炎，俗称面瘫，老人们把它叫做“鬼来风”，有的时候人们都觉得面有心生，嘴歪眼斜是因为心术不正遭了报应。

当然这只是民间迷信，当然我们谁也不敢在星哥面前说，否则后果就是我们被星哥直接扁成面瘫。

星爸在老家针灸，红疗，按摩，中药，西药，偏方，乱七八糟地折腾了半个月始终不见起­色­，除了眼睛好点，嘴巴还是歪着的，右半边脸也没有感觉。星妈急了，带着星爸就来上海找星哥了。星哥带着星爸去找老师，神经科，五官科，康复科，针灸科拜访了一遍。回来后破口大骂，“一群庸医！”我们怕被哪个老师听到，忙把科室门关上。

星哥气愤填膺，“老师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当时就应该即使用激素扩血管，缓解痉挛，然后再加上针灸预后就会很好。现在都一个月了，恢复很慢了！家里那些医生水平比中国足球还差！以前我老妈还吵着让我回去，现在是坚决地让我在上海，回家做医生太没前途！”

医院也许大同小异，但水平好的医院和不好的绝对天差地别！还是那句话，我虽然不想拿诺贝尔医学奖，但是也不想一生只看感冒发烧！

回去就意味着人生不会再有什么浪花，比白开水还没有味道。也许是自尊心和虚荣心不愿回家，也许是年轻气傲不知天高地厚，反正总不甘心回到那个小城市。不甘心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定格了。哪怕在这里苦哈哈地轮转，未来虽然不容乐观，但总觉得还是有改变的机会，有点期待和幻想。

要是打道回府，在家门口的医院上班，骑自行车也只需要15分钟。买辆车还没发动就可以熄火了。在家里娶个媳­妇­，婆丈母娘家走几步就到。逛街转几个弯就遇见五六个熟人。你都能看到自己退休时候的样子！

纠结来纠结去，似乎又转回了选择留在上海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独在异乡的学子，其实这些是我们最纠结最头疼的问题，除非我们在上海落地生根了，否则我们都会在回家与否之间徘徊犹豫着。

而刘星现在难过的不是自己怎么样，自己在上海活的有多艰难，是让自己的父母不能过上很好的生活。看着父母脸上的皱纹和苍白的头发，他很难过；看着来到繁华的大上海，不能用自己的薪水带着两位老人去享受一下高档的餐馆，去琳琅满目的商场给母亲买几件漂亮的衣服， 他也很难过；看到父母临走时一直对他说，“孩子，这点钱留给你，一个人在上海闯荡不容易。”他更难过！

刘星一直觉得自己毕业了，就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何况8年医学读下来，他已经26岁了。他是一个男人而不是男孩了！别的人26岁在­干­什么，而他在­干­什么？

一个人可以没钱，但不能没志；他可以没有远大的理想，可以安于平淡的生活，但是至少要保证基本的生活；这不是爱慕虚荣，不是贪图富贵，生存在世上不就是希望平凡而不平庸吗？

当你遇到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刘星不在乎现在很艰苦，但他需要的是看到希望。他羡慕那些辛苦的业务员，风吹日晒，但随着业绩的提升他们能看到努力的回报，那是事业成功的肯定；他羡慕那些从零开始的创业者，虽然一穷二白，但是他们总有梦想的寄托。

刘星觉得自己在医院重复最简单琐碎的工作，两年拿着可怜的一成不变的薪水，甚至两年后毕业他都不知道身在何方，这种未知的恐慌让他一直都不踏实。他不知道现在的坚持有没有意义，特别是对于一个不甘平凡又稍有能力的人这更是煎熬。

也许他如果真是一个民工，也就踏踏实实做最累的活拿很少的工资；真是一个没有文化又能力很差的打工仔，他也就甘心一辈子受苦受累没有所为。可是刘星不是，他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经历了百里挑一的研究生考，是心中的梦想坚持他一路走来。他并不要出人头地，腰缠万贯，他只需要可以有一份简单安稳的生活，和心爱的人幸福的在一起。可是这对于现在的刘星来说依旧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现在呢？他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要接受爸爸妈妈的钱，他们­操­劳辛苦了一辈子，即使刘星不能给他们点什么，至少刘星不希望再索取什么了，因为他已经是个男人了！

选导师就像选男朋友

谢恩这两天也好烦，虽然她不用像刘星担心生计的问题。可是她在烦一个和将来生计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她的导师迟迟没有定下来，不知道选哪个好，甚至连方向都没有。

这个医院肝病很好，可是谢恩对肝病总有种抵触，每次看到病人和病人家属她总是浑身不自在。

肾病倒是很­干­净，也很热门，基本上病人都是做血透的。可是肾病科很累，每天要开那么多的化验单，病人住院周期短，刚写完首次病程录又要准备写出院小结。如此高强度工作，谢恩可不想这么累。

肿瘤科很好，现在癌症多发，发展前景很好。但谢恩觉得肿瘤病人基本上都是很难治好，整天要残忍地向病人宣布死亡消息，看着别人痛苦，谢恩还是希望病人都能在自己的努力下痊愈，这下会觉得自己的劳动有价值。

­妇­科倒有很多人推荐，可是谢恩总觉得在女人堆里做事是件很辛苦的事，医生是女的，护士是女的，病人是女的，虽然患者多，效益好，可是女人堆里是非也多，谢恩可受不了。

内分泌科倒挺实用，但据说也很辛苦，每天“七进七出”，七点上班，七点下班，一个学姐就是活生生被累的内分泌失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