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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刑满之后

慢慢爬行的火车又把我们往回头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后我们在楚站下车,步行了大约十公里.随身带的东西和皮包使我们都出了一身透汗.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但还是拖着自己的东西.要知道,从劳改营里拿出来的每一块破布都会对我们这可怜的躯体有用!我身上穿着两件棉衣(一件是清点物资时捞到的),还有我那件饱经灾患的军大衣,它在前线和劳改营的地上已经磨得不像样子,但现在我怎么忍心扔掉这件满是灰尘的褐­色­军大衣呢?

天黑下来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就是说,今夜又得住在监狱里,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监狱.我们早已是自由人,可还老是住监狱,监狱.牢房、硬地板、窥视孔、放风、倒剪手、凉水……一切照旧,只是不发给口粮了:我们是自由人嘛!

早晨开来一辆卡车,昨天的押送人员也来了,他们当然没在营房里过夜.我们还得往草原深处走六十公里.卡车在洼地抛了锚,大家不得不跳下车(从前当因犯的时候没有权力下车),从泥泞中往外推它.我们都用力推,为的是早些走过这是致多少有些变化的路程,尽快到达那永久流放地.押送人员则在周围站成半圆形,"保护"着我们.

草原迅速从车旁掠过.放眼望去,两旁是望不见边际的灰­色­野草,它又粗又硬,牲口都不能吃.很少看到哈萨克人村庄,它们孤零零的,周围只有几棵树.终于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几棵杨树树梢(哈萨克语"科克切列克",就是"绿­色­的杨树"的意思).

到了!卡车在车臣人和哈萨克人的土坯房中间穿过,扬起满街尘土,招来一群怒气冲冲的狗.拖着小小的四轮车的温顺的小驴急忙闪到一旁.一家院子里的骆驼慢慢地回过头来,隔墙向我们投来轻蔑的一瞥.也有居民,但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妇­女,这些不寻常的.被遗忘的­妇­女.看,那个黝黑的女人站在门口手搭凉棚注视着我们的汽车;看,那里还有三个穿红花连衣裙的正朝这边走来.她们都不是俄罗斯人."没关系,会找到未婚妻的!"——当过远洋轮船长的四十岁的维·伊·瓦西连科对着我的耳朵喊道.他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时就一直是很顺利的,他管理洗衣房.现在他得到了自由,更可以施展本领,寻找自己的轮船了.

汽车经过区百货商店、茶馆、诊疗所、邮局、区执委、木板墙围起来的区党委会的瓦房和区文化馆的草房,停在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州分局的大门前.我们满身是土,从车上跳下来,走进房前的小花园,大家也顾不得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脱下上衣开始洗脸擦身子.

内务部州分局机关的对面有一所平房,很高,显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圆柱庄严地支撑着房前的假柱廊,柱脚下还有两层光滑的石阶,但是,往房顶上一看——草屋顶却已经发黑了.禁不住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一所学校!十年制中学!但是,讨厌的心脏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别出声:这学校与你没有关系!

一个卷发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少女穿过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羡慕的学校大门走去.她的短上衣紧紧裹住纤细的腰身,看去象一只黄蜂.她的步态是那么轻盈,甚至令人怀疑她的脚是否踏着地面.她是教员!很年轻,不像是大学毕业的.也许,她是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又读了师专?我真羡慕她!她与我这个壮工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啊!我和她属于不同的阶层,我永远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这时候已有人在替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办手续了.我们依次被叫进安静的办公室.是谁问话?当然是"教父",是行动特派员!流放地也有行动特派员,他就是这里的首脑人物!

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因为今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个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现在,我跨过他的门坎,我们彼此仔细地审视着对方.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礼貌把自己包住,我则用一副傻头傻脑的面孔把自己藏起来.我们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将要进行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对话,诸如,"请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该用什么笔写呢?"之类,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决斗.这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平常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儿.而你这个青铜怪物则应该记住:"对这个人不必特别监视,他会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的,看来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对他有所帮助."

我应该填写什么?当然,是一张调查表,还有自传.新档案就要从这调查表开始建立,卷宗已经准备好,就放在桌上.今后关于我的告密情和官员们对我的鉴定、评语等将会源源不断补充到这个卷宗里来.等材料积累到大致够立一个新案时,便会从上级来一道命令:立即逮捕(这所房子后面就是监狱的土坯房),再给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张纸呈上去.行动特派员看了一遍,把它装进活页文件夹.

"对不起,您能不能告诉我区教育局在哪儿?"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气地问道.

他也很客气地告诉了我,并没有惊奇地扬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门不会反对的.(自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囚犯,我不会便到直接去问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统找工作吗?")

"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不由人押送什

他耸了耸肩膀:

"一般地说,今天,你们还得在这……最好不出这个大门.不过,要是为了工作问周,也可以去一趟."

现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这个伟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后都没有人端着冲锋枪了!我回头看看,确实没有!我高兴的话,可以靠右边的路走,顺着学校的院墙走,院墙内有一口肥猪正在用嘴拱地;高兴的话,也可以沿着左边的路走,那边区教育局的院墙外面正有几只­鸡­在寻找食物.

我走向区教育局.走过了大约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弯着的腰有点直起来了.走路的姿势也不那么拘谨了.通过这二百米,我从一个公民等级进入了上一个等级.

我穿着从前在前线穿的旧毛料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条很旧的斜纹布裤子,脚上还是劳改营发的猪皮皮鞋,勉强把包脚布的两个角塞进去.我就这样走进了区教育局.

里面坐着两个胖子,哈萨克人,座位旁边摆着两个小牌,表明两人都是区教育局的视察员.

"我想在学校找个工作."我对他们说,觉得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强,甚至感到很轻松,好像我是在问他们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里似的.

他们有些紧张.毕竟不是常有新教员到这草原上的土房里来找工作的.虽然这科克切列克区的面积比整个比利时还大,但这里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却屈指可数,他们彼此全都认识.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他们用相当纯正的俄语问我.

"大学物理数学系."

他们甚至吓了一跳.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接着便用急促的哈萨克语谈起来.

"那么……您是从哪儿来的?"

好像还不清楚,还必须找自己对他们解释似的.哪个傻瓜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找工作呢、何况现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时前被流放到这里的."

两人立即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面孔,先后钻进局长办公室去.他们走了,我这时才发现旁边的打字员在注视着我.她是二位五十来岁的俄罗斯­妇­女.眼神一闪,像一个火花,我立即感到我们是同乡:她也是从古拉格群岛来的!哪儿的人?为什么?从哪一年起?这位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这个普通打字员在内务部机关的各种手段的"帮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个臆想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于是,十年劳改.而后是再次判刑.然后是永久流放.

她不住地用眼睛瞟着局长办公室虚掩着的门,压低声音简短扼要地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有两个十年制学校,还有几个七年制学校;区里非常缺数学教员,这里没有一个教员受过高等教育;至于物理教员,这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办公室的铃声.打字员虽然很胖,却霍地站起来,迅速向门口跑去——这也是她的职务呀!她很快转身回来,用"官腔"高声叫我进去.

正面桌上铺着红­色­台布.两个胖视察员舒适地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局长坐在斯大林画像下的大安乐椅上.局长是个哈萨克女人,小巧玲珑,挺讨人喜欢.她的举止和派头像是猫与蛇的结合.画像上的斯大林不怀善意地向我微笑着.

让我在门口坐下了,离得远远地.像个受审的人.我们开始了无聊而冗长的谈话.每次同我用俄语谈上一两句,他们自己就得用哈萨克语谈上十分钟,这时我只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们详细约问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教过书,担心我已经把自己的专业辨识和教学法忘掉了.接着便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没有空缺,区里各学校的数学和物理教员都满员,真遗憾,连半个教员的工资经费都不好筹措,而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后,终于归到主题:问我是为什么坐牢的?我的具体罪状是什么?没有等我回答,那个猫蛇已经提前把眼睛眯缝起来,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红闪光已经刺痛了她那党员的眼睛.我把目光从她的头上移向上面撤县那张凶恶的脸,就是这个撒旦毁掉了我整个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面我怎样谈我和他的关系呢?

我只好吓一吓这些教育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是会用这一招儿的.我回答说:你们所问的问题属于国家机密,我无权在这里讲.我想知道的事很简单:这里要不要我这个教员?

他们又用哈萨克语长时间地讨论起来.谁有胆量把个国家罪犯雇到学校来?不过,他们找到了出路:他们叫我写份自传,填张表格,一式两份.这是早已习惯的!纸上什么都可以写.我不是一小时前才填过吗?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机关的大院.

我怀着莫大的兴趣在大院里绕了一圈,看了看他们自己设立的监狱.我看到,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围墙上挖了个小洞作为给犯人转递物品的"窗口".其实,围墙很矮,完全可以从墙上把篮子送过来.可是,如果没有"送饭口"、还算什么国家保安部?我在院子里漫步,觉得这里呼吸起来比在那发了霉的区教育局反倒更轻松些.从区教育局的角度看来,保安部显得高深莫测,它能使教育视察员闻声丧胆.现在,我就在这里,这个部是我最亲爱的部呀.这里有三名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其中有两名校官),他们奉命公开监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这里没有什么闷葫芦要猜,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几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倒还和气.他们允许我们夜间不睡在上锁的屋子里,可以睡在院里的­干­草上.露宿!我们已经忘记这意味着什么了!……多少年来一直是上锁,一直是铁栅栏,看到的是四壁和顶棚.怎么能睡得着!我在院里,在监狱旁边的院里,沐浴着柔和的月光踱来踱去.已经卸下的马车、水井、饮牲口槽、一小垛­干­草、马棚顶下面的马影——这一切显得那么和平、古老,看不到一点保安部的残酷印记.刚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后却毫无凉意,几乎和白天一样,微风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时而响彻叫驴的吼声,声音时起时伏,充满激|情,它向母驴表明自己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驴的叫声中也表达着同样的感情吧.我是不善于辨别声音的.听,这种低沉有力的声音是不是骆驼在叫?假如这时我能放声高呼,我也会对着月亮怒吼的:我要在这里呼吸!我要在这里活动!

我会通不过那几张表格的屏障?不可能!在这充满号角般叫声的夜晚,我感到自己高于那些胆小如鼠的官吏.我要去教书!要重新感到自己是人!要大踏步走进教室,以热情的目光环视孩子们的面孔!我的手指一伸向黑板上的图——全教室的人立即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图上加了一条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全班学生如释重负地吁一口气.

我不能睡.我来回走,在月光下不停地走.驴子在歌唱.骆驼在歌唱.我的整个身体也在歌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最后,我躺到敞棚下的­干­草上,和其他难友并排躺着.离我们两步远的牲口槽旁,几匹马站在那里整夜地嚼着­干­草.我感到,对于我们这半自由的第一个夜晚来说,普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嚼草声更亲切的声音了.

嚼吧,没有恶意的生物!嚼吧,驯良的马、吃草吧……

第二天使允许我们去租赁私人住房.我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找到一间­鸡­窝似的小屋:它只有一扇不太透光的窗户,很低,甚至在当中屋顶最高的地方我也不能完全直起腰来.虽然我在监狱里幻想流放时说过:"我只需一间低矮的土房",但连头也抬不起来还是未免不大愉快.不过,总算是间独立的屋子了.地是土地,把劳改营的棉农销在地上就成为我的"床铺".这时,幸而有一位流放的工程师,鲍曼专科学校的教师亚历山大·克利缅季耶维奇·兹达纽克维奇帮了大忙,他借给我两只木箱,我把衣服铺在上面就可以建得很舒服.我自己还没有煤油灯(什么也没有!每一件需要的东西都得自己买,仿佛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我并不因为没有灯而难过.这些年来,在牢房、禁闭室、工棚,一直都是在刺眼的公家的灯光下睡觉的,今天躺在黑暗中我倒感到十分安适.看,黑暗也能成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黑暗和寂静中躺在两只木箱上,细细玩味着这黑暗中的宁静!(很可能会从广场上的扩音器中传来广播声音,但是科克切列克广场上的扩音器不知为什么已经三天不响了.)

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希望呢?……

但是,三月六日的早晨超出了我所渴求的一切愿望!我的女房东,从诺夫哥罗德被放逐来的信多娃老大娘,跑过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耳语道:

"你去听听广播!他们对我说了,可我真不敢重复."

确实,广播又开始了.我向中央广场走去.广场上.在装着扩音喇叭的柱子周围,­阴­沉沉的天空下已经集聚了大约二百人,这对于科克切列克村来说已经是很多了.人群中有不少哈萨克人.许多老年人从秃头上脱下华丽的棕黄|­色­小帽,拿在手里,样子都十分悲伤.年轻人们则冷淡得多.有两三个拖拉机手没有摘帽子.我当然也没摘帽子.我还没有听清楚广播员的声音(他的戏剧­性­表演使他的声音显得特别伤心),但我已经有些明白了.

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早在大学时代就祈求盼望的时刻!是古拉格群岛上全体囚犯(除正统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时刻!亚洲的独裁者死掉了!这个恶棍"蹬腿儿"了!啊!这时刻在我们那里,在特种劳改营,会发出什么样的公开欢呼啊!可是,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中学女教员,俄罗斯族的女孩子,她们却在失声痛哭:"我们往后可怎么活呀?……"她们失去了生身的慈父……我真想向整个广场,向她们大声喊叫:"放心吧,你们会照样活下去!不会再枪毙你们的父亲了!不会再把你们的未婚夫抓去坐牢了!你们自己也不会再作为反革命家属被捕了!"

真想在这扩音器前面大声叫喊,跳一回野人的送葬¥但是,遗憾啊,历史长河的水流是缓慢的.因此,在我的脸上,在这张已经训练得能够应付一切场面的脸上,立即出现了一副谨慎的悲哀表情.目前还需要暂时装假.还应该像从前一样装成一个竭尽愚忠的百姓.

不管怎样,这总算以最好的方式庆祝了我这流放生活的开始!

刚刚过去十天,共同执政的"七诸侯"在明争暗斗、互相戒备中就完全撤消了国家安全部!这么看来,我原先的怀疑是正确的喽:国家安全部是否能永久呢?

那么,这个世界上除了不公正、不平等和奴役之外,究竟还布什么能是永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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