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起来反对军民分治，争取地方自治。他认为现在社会秩序混乱，如果都督不能掌握财政大权，一旦有事，无法集中力量平定事变。他强调：“总之，革命方法，原分三期：军政、约法、宪法是也。今日中央政府由军政时期进而为约法时期，各省现状则尚在军政时期中之时。都督一官，日后固不可久存，惟目前决不能骤废。”至于军民分治，则要等到秩序稳定，正式宪法和各省官制正式制订之后才能实行。广东都督胡汉民支持李烈钧的主张，他更详细地论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要求袁世凯应该授予各省都督以军政、财政两权，让各省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针对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的借款计划，他批评说，中央不应该大举借债，想用财政权力来操纵、控制各省，结果是让列强用财政权来操纵中央。孙中山赞成地方分权，强调：“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
李烈钧和胡汉民不仅公开联络各省都督反对军民分治，而且还秘密联络南方革命各省，企图组织都督联盟，与袁世凯掌握的中央政府对抗。李在秘密发给起义省份的电报中，希望组织一个最稳健的政治、军事团体，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而如果中央政府挟有私心，借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只有大家一起起来抗争，纠正中央政府的错误。总之，要以地方监督帮助中央政府，不让中央政府操纵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不让中国的权利被外国人夺去，不使国家重新沦为专制的国家，目前发生的种种危险的局势，或许可以平息下去。
同盟会地方政府和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的纷争，与言论界激烈派对袁世凯的批判，并不是一致的。激烈派并没有什么实力做自己的后盾，而地方都督则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来说话的。粤、赣地方政府与中央对抗的政策，激起了亲袁党派的攻击，社会上也不断传出诸如广东独立、七省独立之类传言。在梁启超系统办的《时报》上，1912年8月2日就刊发了《论李烈钧之野心》一文，露骨地攻击李、胡说：民国成立后，各省都督之中，有两个人抱有野心，一个是粤督胡汉民，一个是赣督李烈钧。二人的手段都是专制的手段，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反对中央。胡汉民反对中央集权，李烈钧亦反对中央集权，胡汉民反对军民分治，李烈钧亦反对军民分治。他们二人又互相联络，一旦中原发生事变，有人认为胡、李二人就各自抱着一个割据地方的思想。李凭借胡获得出海口，胡又凭借李获得进入长江渠道，他们二人构成了犄角之势，前进就可以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后退亦仍然可以成为一方的霸主。为袁世凯笼络的粤中军官黄士龙写信给胡汉民，公然辱骂说：你的种种举动，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还需要我来造谣吗？可惜你没有这种力量，所以也没有这种狗胆。你的野心哪里是仅仅以独立就可以满足的！
袁世凯为对付粤、赣的异己势力，通过收买两省军事将领来达到控制两省的目的，致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宋教仁一案，对抗也很难避免。当时，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本是李烈钧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但李烈钧任都督后改编了余的部队，由李烈钧的另一同学欧阳武统率，并改派余为都督府代表（有3名代表）前往北京。余失去军权，对李十分不满，就在北京走袁世凯的门路。袁乘机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回江西活动，只要他能推倒李烈钧，袁世凯就任命余为江西都督。12月10日，余鹤松在南昌发动旧部兵变。当天，李烈钧即迅速调兵平叛，枪杀了100多人。余兵变失败后逃回北京。
李烈钧虽然知道这次兵变的特殊背景，但他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决裂，当时也没有决裂的形势，全国都在提倡调和。于是，李烈钧希望缓和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就发生的兵变事件，向袁世凯引咎自责，并且请袁任命民政长，以便自己专心治军，同时，特意推荐汪瑞闿担任民政长职务。汪为前清江西武备学堂总监，李入学时，就是汪录取的，因而有师生情谊。汪性格温和，李想利用他来缓和与袁世凯的冲突，所以，一再敦请汪出山帮忙。他没有料到，汪本是前清官场中的人，只知道做官，不了解革命后的政治形势。汪认为李敦请自己出山，江西方面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得到袁世凯的支持，自己的地位岂不就巩固了？于是，汪瑞闿就直接到北京谒见袁世凯，请求袁世凯直接任命，不要由地方大吏推荐，这样就更好地体现了国家的统一。汪主动上门投靠，袁世凯求之不得。12月16日，李烈钧请简任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才4个小时，袁世凯就发布了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的任命令。
李烈钧下错了棋子，陷入被动，不能不图谋补救。于是，他在暗中主持，由江西广饶协会、国民党支部等团体出面，纷纷通电历数汪瑞闿在前清仇视革命的种种劣迹，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汪任民政长，要求袁维持现状，不要变更江西政局，收回成命。但袁世凯岂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他态度十分强硬，强调任免文武职员是大总统的约法权力，并要李烈钧传令江西各团体必须遵守法律。
12月20日，汪瑞闿不知道李烈钧态度有变，自以为上有袁世凯任命，下有都督推荐，做这个民政长的官很牢靠，不理会江西团体的反对，贸然抵达南昌上任。李烈钧表面上彬彬有礼，殷勤接待，江西共和党人以及省议会对汪更是十分欢迎。然而，李烈钧的部属却纷纷给汪以种种难堪。水巡总监蔡锐霆，原为江西武备学堂学生，因运动革命，被汪开除。他故意晋谒汪瑞闿，当面对汪讥讽讪笑，语带威胁。汪行馆差役莫名其妙地纷纷离去，迫使汪称病闭门谢客。
12月 29日，江西军警两界数十人召开拒汪大会，由水巡总监蔡锐霆、警察总监陈廷训主席，军界高级将领欧阳武、刘世均等出席了会议，大会揭露汪过去在江西任官时的种种丑态，主张武力驱汪出境，勒令其两日内离省。夜半，南昌广、惠两门“匪徒”暴动，全城戒严。汪惊恐万分，逃离行馆藏匿。第二天即写信给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李派员表示挽留，但汪不敢再待在江西，于当日午后5时，就乘轮船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陈诉，并先行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
袁世凯当然不愿善罢甘休，1913年1月3日，国务院电传袁世凯命令给李烈钧，准汪病假20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军政、民政事宜，敦促民政长尽快养好病，限期到任。当时，各地省议会选举已经完成，正式国会选举也即将完成，李烈钧不理会袁世凯的命令，于1月5日回复说：“现在正式议会行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公开拒绝汪瑞闿回任。
李烈钧的反对派当然也不甘就此罢休，他们等不得合法议会制订什么省官制。江西临时省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五团体，自汉口联名发电，针对江西军警界的###，要求袁世凯派遣镇抚使率领军队到江西，“协助”李烈钧剪除凶暴，安靖地方。他们总算给李烈钧本人留了点面子。袁世凯先后考虑派遣张勋、孙武、岑春煊前往，但都怵于调兵困难，未能实行。一时舆论纷纷扬扬，形势十分紧张。结果如何，就要看正式国会召开前后###的大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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