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军都督，这是辛亥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职务，陈其美在上海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担任这一职务，对于辛亥革命在东南地区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陈其美在上海这个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作用，对于认识这次革命，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其美，生于1878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浙江湖州人，字英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湖州是丝绸之乡，商业发达。幼年在私塾读书，7岁丧母，14岁丧父，家境困难，进了崇德县石门镇（现为桐乡县崇福镇）善长典当学徒。封建的典当行对学徒十分刻薄，迟迟不让他满师，这学徒一当就当了12年。不过，他是一个奋发上进的青年，勤奋自学，关心时事，而且交游广泛，养成了豪放豁达的­性­格，办事果断，敢作敢为。

1903年，陈其美不愿再蜗居在石门镇这个小地方，做一个井底之蛙，他辞去了善长典的工作，来到上海，在湖州同乡开办的同康泰丝栈里当一名助理会计。他在上海认识了许多商界人士，也结识了正倾向革命的于右任、张静江等人。他深感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危亡。于是，他又弃商向学，1904年进了科学仪器馆理科传习所学习，适蔡元培也到该所学习，有了交往。这时，他的弟弟已经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湖南任职。他决心出国学习，寻找救国的道路，就到湖南与他的弟弟陈其采商量，由他的弟弟资助他去日本留学。1906年，他到日本，进了东京警监学校学习。是年，他参加了同盟会，并认识了刚到日本谋求留学的蒋介石，从此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1907年，陈其美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这是孙中山托日本友人创办的，是专门为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

1908年，陈其美回到了上海，开始了积极的革命活动，他和在上海的浙江湖州帮、宁波帮商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著名商界人士杨信之、沈缦云、王一亭都支持他的革命活动。秋瑾遇害后，她手下的会党领袖王金发逃往深山。陈其美获悉后，千方百计找到了王，把他接到上海，关怀备至。剽悍蛮勇的王金发，对陈其美十分佩服。陈为了革命，参加了青帮组织，属“大”字辈，但他并不开山堂、收徒弟。他只是为了利用会党的力量革命而已。上海会党领袖刘福彪、应桂馨都被他罗致在门下。应桂馨曾在家乡宁波办教育，学校被封，与当地士绅发生冲突。陈其美偶然中了解了这场纠纷，豪放仗义，亲自去宁波调查、调解，帮助应家维持学校，也因此认识了应在上海的父亲应文生。刘福彪说陈其美：“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对陈深感知遇之恩。这原是管仲说的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指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成就霸业。在辛亥革命时期，陈其美驾御会党领袖得心应手，后来，蔡元培夸奖陈其美是“民国第一豪侠”。

陈其美在上海进行了积极广泛的革命组织工作，尤其与商界的联络，奠定了后来成功的基础。商界是上海起义的关键力量，也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重要支柱。陈其美是辛亥革命人物中动员资源最丰富的人士。1910—1911年间，他和到达上海的同盟会中枢人士宋教仁、谭人凤等建立了联系。1911年4月，他参加了广州“三?二九”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仍留在广州积极进行善后，营救同志。1911年7月31日，他和宋教仁等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担任庶务，积极策动在长江流域部署起义。他在上海联络各方往来人员，向各地输送器械物质，他的才能和人脉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并且取得了胜利。陈其美在上海也积极准备响应。上海自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成了一个国际商埠，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重地，又有外国租界的殖民地统治，是一个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地区。但上海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军事要地，当时也没有人认识上海的政治、军事价值。陈其美在这个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心地区，也不知道她有多少价值，路在脚下，却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去走。因此，他的着眼点首先是策动浙江杭州、江苏南京等传统的政治、军事要地举行起义。同时，他对上海起义也有所部署。10月24日，陈其美与沈缦云等举行会议，决定与上海商团和上海地方士绅建立联系，筹备革命事宜。他和上海绅商界重要人物李平书（上海本地人）、虞洽卿（宁波在沪商人）也建立了联系。但这些部署本不是作为革命的中心来进行的。11月1日，汉口失守，杭州、南京起义受挫，形势危急。这时候陈其美才被逼不按常理出牌，提议：由上海先发动，苏州、杭州响应，这样南京就有把握可以攻下了。得到大家的支持，决定11月3日宣布上海独立。同时，陈其美与光复会骨­干­李燮和会面，协调行动。革命党人方面已经策反了海军和巡防营，只有上海江南制造局这一军工重地还是一个顽固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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