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援川军于1911年11月间出发后，蔡锷又应黄兴、黎元洪的要求，组织北伐援军，继援川军之后，向长江前线进军。北伐军有4000人，由唐继尧率领，1912年1月28日从昆明出发。

唐继尧，生于1883年8月4日（清光绪九年七月十二日），云南会泽人，字蓂赓。他出身书香门第，15岁考中秀才，1904年考取官费留日学习军事，1905年参加同盟会，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回国后，在昆明任新军管带（营长），系云南重九起义骨­干­。

本来北伐军的计划是经四川泸州，出长江参加北伐。但蔡锷看到四川、贵州两省内部秩序混乱，他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认为，很难指望这两省能够自己恢复秩序，影响全局，因此，以“援蜀救黔”自任，企图以云南的军事实力，控制西南三省。贵州是一个贫穷的省份，新军的力量也很弱。11月4日宣布独立，由革命党人杨荩诚为都督。杨率师北伐后，贵州政局很混乱，有同盟会、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立宪派人士之间的对立。于是，宪政派的刘显世、任可澄等请戴戡到云南与蔡锷商量，希望北伐军改道贵州，支持他们控制贵州政权，得到蔡与唐的同意。蔡锷的原意是让滇军过境贵州，不准备停留。北伐军出发后，援川军与川军冲突加剧，要求增援。同时，贵州自治学社领袖钟昌祚由南京到达昆明，劝蔡锷不要介入贵州的内争。于是，蔡即指示唐继尧经四川支援陕西，并告诉他，南京陆军部也准备任命他为北伐总司令。但唐继尧在戴戡等人的怂恿下，决定出兵贵州，夺取政权。在唐的一再要求下，蔡只好听任唐按照缓急便宜行事。3月3日，唐继尧突然袭击、攻占了贵阳，对于俘虏的黔军，无论官长士兵，一律屠杀，实行恐怖统治。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与立宪派结合掌握了贵州政局。

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云南秩序良好，蔡锷在整顿军队、节省开支、开辟财源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云南是个穷省，财政上是个受协省份，也就是云南财政在前清时一直依靠财政富裕省份拨款补助的。但在蔡锷的治理下，可以自给，甚至可以拨款支持中央财政。他在经济建设上，也做了一些工作。蔡锷大体上遵循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希望社会稳定，从事改革和建设。因此，他对袁世凯也寄予过高的期望，支持袁世凯统一中国，集中权力。

在民国初年的组党热潮中，蔡锷参与发起统一共和党，他担任了该党的总­干­事，又组织了该党的云南支部。但是，一时间党派纷争很激烈，各省都督也分属不同的党派。蔡锷忧虑时局，响应袁世凯关于军人不­干­政的指令，于5月10日提出了军人不党主义。他认为，军人如果入党，政党竞争就可能以武力为后盾，内阁很容易被推倒，妨碍正常的政治生活。同时，当时各省扩军很严重，军队和会党混杂，如果统兵将领自己入党，怎么能阻止士兵组织山堂？这样很容易发生兵变。所以，蔡锷自己就首先宣布退出统一共和党。

蔡锷虽然与黄兴等同盟会员是朋友，也参加了革命，但他毕竟是梁启超的学生，接受梁启超的政治主张。5月27日，他给下述各省都督发了一封电报：湖北都督黎元洪、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苏都督程德全、四川都督尹昌衡、贵州都督唐继尧、广西都督陆荣廷、东三省都督赵尔巽、陕西都督张凤翙，没有包括同盟会的几位核心都督，电报内容大意是:现在民国需要建设，但缺乏能确定大政方针的人才，现在国家需要的是通才，不应该有党派之见。新会梁启超先生是国家的先进先觉人物，才华和学问都非常好，道德也很高尚，这是海内外的人都知道的。只是因为他的政治见解比较稳健，遭到少数新进人物的批评和反对，现在只能被拘束在海外，对于民国来说实在是太可惜了。希望我们联合起来，请求大总统为国家征求贤才，敦促他回国效力。这件事也要请黎副总统来领衔。这封电报没有得到响应，6月5日，蔡锷又独自向大总统和各政要人物发出公开电报，历述梁启超反对满清政府的功绩，为梁启超的稳健辩护，强调说，梁启超先生的道德文章，稳健爱国，“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之一人”。也就是说，当前国家的人才，梁启超是最好的了，希望大总统敦请梁启超回国，给予高规格的接待。

蔡锷的主张遭到胡汉民的强烈反对，他历数梁启超维护清王朝、反对革命的罪行。袁世凯虽然也希望梁启超回国，但梁觉得政治气氛对他不利，时机还不成熟，一时没有动身。直到10月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之后，南北调和气氛浓重，南方的反袁舆论也有所收敛，梁启超才回国到达天津。此后，蔡锷就与黔、桂、川（都督改为胡景伊）四省，结为一体，阐发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云南省也就成了梁启超有武力可供依靠的地区。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维新——立宪派似乎都是些和平改革派，而孙中山——同盟会则是武装革命派。其实不是这样绝对的，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他们都不是吃素的，多多少少也会动用武力。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就策动袁世凯兵变。在1900年间，康有为的保皇会就组织过勤王起兵，自立军是其中的一支，只是没有发动就失败了。当然后来还有护国运动。如果没有蔡锷在云南的经营，梁启超又怎能发动武装起义的护国运动？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根本没有从事军队运动，一直致力于和平的建设。他在护国运动结束后，再次解散了革命武装，从事和平的改革。只是和平建设的环境一再被独裁者所破坏，才重新发动革命。我们现在期望和平，但历史的严酷­性­我们不应该忽视。不过，孙中山对于组织革命武装，一直是门外汉，他的部下在中国社会环境下掌握军队以后就异化为一个军阀，走向了他的对立面。孙中山自己始终不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但也始终没有掌握忠于自己政治理想的强大的革命武装。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中国社会的整合也就迟迟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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