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喳！”小李心想：偏有那么巧，每天都跟在皇帝身边，就今天离开了一会儿，恰好事情发作，到底是谁上的奏折，怎么说法？皇帝看到奏折，可曾告诉慈安太后？这些情形都得弄个清楚，才好着手，因而走上两步，躬身问道：“请万岁爷的旨，可是跟两位太后一起召见六爷？”
“你怎么这么噜苏？”皇帝不耐烦地，“什么事儿都得惊动两位太后吗？”
“喳！喳！”小李一叠连声地答应，“不宜惊动两位太后。”
“你也知道！那还不快去？”
“奴才这就去了。”小李缓慢地答道：“奴才骑马去，先到内务府明大人家，让他到六爷府里等，然后奴才去找六爷传旨，伺候六爷一块儿进宫。这一来一往，至少得一个时辰。”
小李是有意细说，好教皇帝心里有个数，然后才能沉着处置。他最怕的是，九转丹成的这一刻，有风声漏到翊坤宫，只要慈禧太后出面一干涉，那就象推牌九似的，掀出一副“至尊宝”来，就真正是“一翻两瞪眼”了。
因而，他又加了一句：“万岁爷请回屋子里坐着，念念诗什么的，不用急！奴才尽快把六爷找来。”
“知道了！”皇帝顿着足骂，“混帐东西，你是存心气我还是怎么着？你再噜苏，我拿脚踹你。”
“这不就去了吗？”小李极敏捷地请了个安，转身就走。
一出养心殿，他犹有片刻踌躇。这件事办得妥当，不但去了个眼中钉，而且以后在皇帝面前，说什么是什么，有一辈子的舒服日子过，搞不好则虽不至于掉脑袋，充军大概有份。是祸是福都在这一刻，不能乱来。
细想一想，自己先得把脚步站稳，安德海就因为自恃恩宠，行事不按规矩，才出了这么大一个纰漏。前车之鉴，即在眼前，岂可视而不见？
因此，他急匆匆找到了张文亮，哈着腰低声说道：“张大叔，我跟你老透个信，小安子快玩儿完了！刚才万岁爷叫我上去吩咐，马上找六爷进宫，事情是万岁爷当面交代我，你老很可以装糊涂。万一出了事，我也认了，是我一个人倒霉，决没有什么牵扯。不过，万岁爷是你老一手抱大的，今儿这件事，万岁爷蓄心多年了，你老瞧着办吧！”
张文亮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心中大惊，紧闭着嘴，想了半天，咬一咬牙说：“好吧！小子，你算是个脚色。我只好跟着走！你快去，越快越好，这里我来维持。”
所谓“维持”，就是接应。有了张文亮这句话，小李可以放心，笑嘻嘻地请了个安，出宫而去。
未出神武门，他又变了主意。一个人先到明善家，再到恭王府，纡道费时，所以抓了个靠得住的人，叫他到明善家通知，说有旨意，赶快进宫在隆宗门外等候，然后他自己找了一匹马直奔大翔凤胡同鉴园去见恭王。
小李也知道，恭王对太监一向是不假词色的，求见未必就能见得着，因此他早就盘算好了，到鉴园门口一下马，就向王府护卫说明，来传密旨，得要亲见恭王。
这一着很有效，恭王正约了文祥、宝鋆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在商谈俄罗斯商船停泊呼兰河口，要求与吉林、黑龙江内地通商的事。听说是传密旨，便单独出见。等小李请过安，他站着问：“什么事？”
小李不便真摆出传旨的款派，哈着腰说：“六爷请坐，有两句话跟六爷回。”一面说，一面左右张望，怕有不相干的人听了去。
“喔！”恭王坐了下来，挥挥手把捧茶来的丫头挡了回去，“你说吧，这儿没有人。”
“是！”小李轻声说道：“不知道那儿来了一个折子，是奏报小安子的事，万岁爷叫让六爷带同内务府大臣，立刻进宫。”
恭王瞿然抬眼，略想一想问道：“在那儿见面？”
“养心殿。”小李又说，我怕耽误工夫，另外找人通知明大人直接进宫，在朝房等六爷。“
“我就去。”恭王起身又问：“两位太后，知道这件事儿不？”
“东边不知道怎么样？西边大概还不知道。”
恭王把脸一沉：“下次不许这样子说话！什么东边、西边的？”
“是！”小李诚惶诚恐地答应着。
“来啊！”
恭王一喊，便有个穿一件浆洗得极挺括的洋蓝布长衫的年轻听差，走了进来，很自然地在他侧面一站，听候吩咐。
“拿二十两银子赏他。”
于是小李又请安道谢，同时说道：“我伺候六爷进宫？”
“不必！”恭王想了想又说：“你先跟皇上回奏，请皇上也召见军机。”
“是！我马上回去说。”
等小李一走，恭王立刻把文祥和宝鋆请了来，悄悄说道：“小安子快完了！必是稚璜有个折子来，上头立等见面。等我下来，大概军机还有‘一起’，你们先跟我一块儿走，我再派人通知兰荪和经笙。”
文祥很沉着，宝鋆则是一拍大腿，大声说了一个字：“好！”
“你们看，”恭王又问，“还得通知什么人？”
“内务府啊！”宝鋆很快地接口。
“已经通知了。”
“我看，趁这会儿风声还不致走漏，先通知荣仲华预备吧！”文祥慢条斯理地说。
恭王懂他的意思，安德海一定会得个抄家的罪名，所谓预备，是派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荣禄，先派兵看住安家。这是很必要的处置，不但是为了防止安家得到消息，隐匿财产，而且要防他们湮灭罪证。别人犹可，要治安德海的罪，非有明确的罪证不可。
“你的思虑周密！”恭王点点头表示嘉许，“这么样吧，就是你辛苦一趟，办妥了赶快进宫。我跟佩蘅先走。”
于是恭王更换公服，传轿与宝鋆进宫，明善已先在军机处等候，一见面便疾趋而前，低声说道：“上头催了好几次了。
六爷，到底什么事啊？“
“小安子的事儿犯了！”恭王低声答道，“回头你少开口。”
“是！”明善顺势请了个安，“六爷，什么事儿瞒不过你，你老得替内务府说句公话。”
恭王未及答话，只见小李气喘吁吁地奔了来，一面请安行礼，一面以如释重负的声音说道：“六爷可到了！快请上去吧，脾气发得不得了啦！”
一听这话，恭王倒还不在意，明善心里却嘀咕得厉害。但此时也不便向小李多问什么，只是一路盘算，皇帝会说些什么话，自己该如何回答？光是应付皇帝的脾气还好办，无奈碍着位慈禧太后在内。看样子讨了皇帝的好，会得罪“上头”，此中利害关系，得要有个抉择。
抉择未定，人已到了养心殿，进东暖阁两宫太后常朝之处，只见皇帝已坐在御案前面的黄椅上。等恭王和明善行过礼，他首先就冲着明善问道：“小安子私自出京，你知道不知道？”
明善心想，赖是赖不了的，只好硬着头皮答道：“奴才略有风闻。”
“什么叫‘略有风闻’？一开口就是这种想推卸责任的话。”
迎头就碰了个钉子，明善真是起了戒慎恐惧之心，皇帝年纪不小了，不能再当他“孩子”看。年轻的人，都喜欢说话爽脆，他便很见机地老实答说：“奴才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拦住他？”
这不是明知故问？安德海出京，皇帝也知道，为什么又不拦住？这样一想，明善懂了，皇帝也是为了在慈禧太后面前有所交代，存心唱一出戏，那就顺着他的语气答话好了。
“是奴才的错。”他这样答道，“因为安德海跟人说，是奉懿旨出京，奴才就不敢拦了。”
“他是假传懿旨，你难道不知道？你不想想，两位皇太后那么圣明，事事按着祖宗家法来办，会有这样子的乱命吗？”
恭王暗暗点头，皇帝这几句话说得很好，抬出“祖宗家法”这顶大帽子，不但慈禧太后不能说什么庇护安德海的话，臣下有“祖宗家法”四字准则，也比较好办事了。
看明善低头不答，恭王便接口说道：“臣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皇上明示缘故，臣等好商议办法，奏请圣裁。”
“你看吧！”
恭王接过折子来，为了让明善也好了解，便出声念了一遍，然后交上奏折。
“你们说，本朝两百四十多年以来，出过这么样胆大妄为，混帐到了极点的太监没有？”
“请皇上息怒。”恭王奏劝：“这件事该如何处置，得要好好儿核计。”
“还核计什么？象这样子的人不杀，该杀谁？”
皇帝要杀安德海的话，明善不知听说过多少次了，但此刻明明白白从他口中听到，感觉又自不同，不由得就打了个寒噤。
“怎么着？”皇帝眼尖看到了，气鼓鼓地指着明善问：“小安子不该杀吗？”
“奴才不敢违旨。不过……。”他没有再说下去，却跪了下来。
“怎么？”皇帝问道：“你是替小安子求情？”
“奴才不敢。不过小安子是圣母皇太后宫里管事的人，请皇上格外开恩。”
皇帝气得几乎想踹他一脚！明明他心里也巴不得杀了安德海，偏是嘴里假仁假义，这话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岂非显得自己不孝顺？
转念到此，皇帝怒不可遏，俯下身子，一只手指几乎指到明善鼻子上：“你既然知道保全圣母皇太后位下的人，为什么不早劝劝小安子别胡闹？为什么不拦住他，不教他犯法？太监不是归内务府管吗？你管了什么啦？”说到这里，他转脸向恭王又说：“六叔！先办安德海，再办内务府大臣！”
这番雷霆之怒，把明善吓得连连碰头。皇帝冷笑不理，恭王恨他多嘴，也装作视而不见，只这样答道：“安德海违制出京，自然要严办，臣对这方面的律例，还不大清楚，臣请旨，可否召见军机，问一问大家的意思？”
“这一来，”皇帝有些踌躇，“这会儿去找他们，来得及吗？”
“来得及！”恭王答道，“臣已经通知他们进宫候旨，这会儿大概都到了。”
“那好。让他们进来吧！”皇帝转回头说：“明善！下去。
我这里用不着你！“
“是！”明善跪安退出。虽然碰了个大钉子，心里却很妥帖，安德海必死无疑，而慈禧太后那里，可告无罪，里外两面都占住了。至于皇帝不悦，不妨以后再想办法哄他。
及至军机四大臣进见，先由恭王说明经过，然后皇帝逐一指名征询。宝鋆和沈桂芬都表示“遵旨办理”，文祥和李鸿藻则另有陈奏，一个认为借此可以整肃官常，一个则痛陈前代宦官之祸，意思中都支持皇帝的意思。自然，没有一个人提到慈禧太后。
“师傅，”皇帝问李鸿藻，“那‘三足乌’是什么意思？”
李鸿藻知道皇帝是明知故问，因为“青鸟使”的典故，他清清楚楚地记得，翁同龢曾为皇帝讲过，如果此刻再讲一遍，必定又牵涉到慈禧太后，所以他这样回奏：“臣请皇上，不必再追究这一层了。”
皇帝点点头，听了师傅的劝，却又冷笑：“小安子平日假传懿旨，也不知道搂了多少昧心钱！他家一定也还有违禁的东西，趁现在外面还不知道，先抄他的家！”
“是！”恭王答道，“臣立刻就办。”
“小安子呢？”
恭王不愿从自己口中说一句杀安德海的话，便转脸说道：“佩蘅，你跟皇上回奏。”
宝鋆略想一想说：“这有三个办法，第一、拿问到京；第二、就地审问；第三、就地正法，也不必问了，免得他胡扯。”
“对了，还问什么？”皇帝断然裁决：“就用第三个办法，马上降旨给丁宝桢。”
于是一面由文祥通知荣禄，当晚就抄安德海的家，一面由宝鋆执笔拟旨，怕安德海闻风而逃，密旨分寄山东、河南、江苏三巡抚和直隶、漕运两总督。
旨稿呈上，皇帝有种兴奋而沉重的感觉。这是他第一次裁决“国政”，而且完全出于自己的思虑，心头意化作口中言，口中言化作纸上文，那怕勋业彪炳，须眉皤然的曾国藩，亦不能不奉命唯谨。这种滋味是他从未经验过的，此刻经验到了，才知道这滋味是无可代替的。
因为如此，他特别用心看旨稿，看过一遍，有把握可以把它断句，他才轻声念了出来：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各省督抚暨漕运总督：钦奉密谕，据丁宝桢奏：”为太监自称奉旨差遣，招摇煽惑，真伪不辨，现饬查拿办，由驿奏闻‘一折，据称’本年七月二十日访闻有北来太平船二只、小船数只，驶入山东省境，仪卫煊赫，自称钦差，并无传牌勘合，形迹可疑，派人密访，据称系安姓太监。或系假冒差使，或系捏词私出，真伪不辨，现已饬属查拿，解省亲审，请旨遵行‘等语，览奏曷胜骇异，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官禁而儆效尤？着丁宝桢迅速派干员，于所属地方，将该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或潜往河南、江苏等地，即着曾国藩等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着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皇帝老气横秋地点点头：“写得挺好。不过得加一句。”
“是！”恭王一面答应，一面看着宝鋆向御案努一努嘴。
宝鋆会意，伛偻着身子，从御案上取来一枝朱笔，双手奉上。
“还是你写吧，”皇帝吩咐：“加这么一句：”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
“是！”宝鋆复诵一遍：“‘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
臣子不能动御笔，宝鋆将那枝朱笔放回御案，然后接过旨稿，又回到廊下，把那句话加上，回入殿中，捧呈御览，这时就不是旨稿，而是“廷寄”了。
“什么时候可以到山东？”皇帝指着手中的廷寄问。
恭王未曾出过直隶省境，不甚了了，便由文祥答奏：“明天晚上，一定可以到济南。”
“好！”皇帝特别叮嘱：“告诉兵部，明天晚上，一定得递到。”
“是！”恭王答应一声，欲言又止地迟疑着。
“六叔！”皇帝关切地问，“你还有什么话？”
“臣请皇上，这会儿就给圣母皇太后去请安，婉转奏陈这件事。”
这话提醒了皇帝，不由得便微微皱眉。杀安德海倒痛快，要去跟慈禧太后奏闻此事，却是一大难题。
想一想，象这样的事，也不便跟恭王商量，便说一声：“知道了。没别的话，你们就下去办事吧！”
等恭王等一退出养心殿，皇帝立刻就找小李商量如何应付那难题。
一见了皇帝，小李先笑嘻嘻的磕了一个头。御前太监，熟不拘礼，平时只是请安，遇到比较郑重的时候，才磕头，臂如皇帝小病初愈，那时请安便得磕头，这有“喜占勿药”的意味在内。所以，小李磕这一个头，意思是向皇帝贺喜。
“你跑到那儿去了？”皇帝问道。
“奴才在外面打听消息。”
打听的自然是安德海的消息，皇帝又问：“小安子的家，抄了没有？”
“早就在抄了。”小李答道，“听说六爷跟文尚书早就有了预备，进宫之先，就派人把他家看住，一只耗子，都跑不掉！”
皇帝觉得很痛快，大为赞赏：“好！很会办事。”接着又问：“是派的什么人？”
“荣总兵。”
皇帝知道，说的是荣禄。于是他脑中立刻浮起一个很鲜明的影子，从仪态、服饰到言语，无不漂亮。荣禄虽无“内廷行走”的差使，但为皇帝“压”过一回马，就那一回，皇帝便把这个人，深印在脑中了。
“小李啊，”皇帝的笑容一敛，“事情是办过了，对上头得有个交代。你看，这话该怎么说啊！”
问到这一层，小李精神抖擞的答道：“万岁爷，别烦心，奴才已经给万岁爷打算好了，包管圣母皇太后不会生万岁爷的气。”
“那好！”皇帝很高兴地，“你快说吧！”
“万岁爷沉住气，先不理这个碴儿，等圣母皇太后问起来，就这么回奏……。”
小李已经到内务府请高人指点过了，当时俯着身子，在皇帝耳际，秘密陈奏了一番。只见皇帝愁容一解，点头说道：
“行！就这么办！事情完了，我有赏。”
于是小李又跪了下来，“万岁爷要赏奴才，奴才先谢恩。”磕完头接着说：“万岁爷不用赏别的，把小安子的好玩儿的东西，赏奴才几件。”
“行！”皇帝说道，“传膳吧！今儿我的胃口大开，到玉子那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要两样来。”
小李答应着到长春宫的小厨房，要了两样皇帝喜欢吃的菜，伺候着传过了膳，正在喝茶，慈禧太后派人来召皇帝。
小李机警，把来传懿旨的太监引到僻处，悄悄一问，果然，慈禧太后已经得到安德海被抄家的消息，特召皇帝，自然是问这件事。
“上去吧！”小李极力鼓励皇帝，“圣母皇太后就发脾气，也不过象春天打雷那样，一下子就过去了。”
“嗯，嗯！”皇帝实在有些怕慈禧太后，但事到如今，唯有硬着头皮照小李的话去做，所以自己激励自己，挺一挺胸，昂一昂头，作出理直气壮的样子。
※※※
慈禧太后圣躬违和，正靠在软榻上，皇帝从门外望进去，只见病容加上怒容，脸色非常难看。心中畏惧，脚步不由得便慢了。
“万岁爷来给主子问安来了。”有个宫女向慈禧太后说。
“哼！”慈禧太后冷笑一声，把脸转了过去。
皇帝当然看到了这情形，略一迟疑，依然强自镇静着，用从容的步伐走到软榻前面，一面请安，一面象平常一样，轻轻喊一声：“皇额娘！”
慈禧太后倏然转过脸来，额上青筋，隐隐跃动，配着她那双不怒而威的凤眼，和本来就高，又因生病消瘦而愈显凸出的颧骨，形容异常可怖。皇帝从未见过她这样的神色，不由得就有些发抖，但内心却有种奇妙的支持力量，发抖管发抖，脸却反而向上一扬。
这仿佛是反抗的精神，慈禧太后越发生气，厉声问道：“你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皇帝也发觉了，自己应该低头，却反扬脸，太亢了些，于是赶紧往地上一跪，带着张皇的声音说：“皇额娘干么生这么大的气？身子不舒服……”
他还没有说完，慈禧太后冷笑打断：“哼！我知道就是趁我生病想气我。别痴心妄想了！我死不了。”
语气严重，而且不专指着皇帝骂，更有弦外之音。皇帝听得出来，却不敢对此有所解释，只是连连喊道：“皇额娘，皇额娘，儿子那儿错了，尽管教训，千万别生气！”这样一味求饶，慈禧太后的气略略平了些，“我问你，”声音依然很高，却无那种凌厉之气了，“你作主把小安子的家给抄了，是不是？”
有了那番疾风劲雨，霹雳闪电的经历，皇帝的胆便大了，声音也从容了，“是！”他慢慢答道，“我本来不敢让皇额娘知道。小安子一路招摇，无法无天，丁宝桢上了个折子。哼，”
皇帝特意作出苦笑，“小安子才真能把人气出病来！”
“折子呢？”
皇帝递上折子，宫女挪过灯来，慈禧太后才看了几行，果然怒不可遏，额上金星乱爆，又象无数钢针在刺，头目晕眩，无法看得下去，闭上眼说：“你起来，念给我听。”
“是！”皇帝答应着，起身揉一揉膝盖。
“给皇上拿凳子！”慈禧太后侧脸吩咐宫女。
于是宫女取过来一张紫檀矮凳，皇帝坐着把丁宝桢的折子念了一遍。
慈禧太后闭目听着，额上的青筋，跳动得更厉害了。听完她问：“什么‘日形三足乌’？那面小旗子是什么意思？”
“小安子忘恩负义，罪该万死，就是这一点。”皇帝切齿骂着，意思是替慈禧太后不平，接着，他把青鸟使为“西王母取食”的典故，简单扼要地讲了一遍，然后又说：“这个典故很平常，不说正途出身的地方官全明白，念几句书的百姓也全懂。主子这么宠小安子，小安子在外面替主子挂这么一个打秋风的幌子。想想真叫人寒心！”
慈禧太后脸色白得象一张纸，睁开眼来，眼睛是红的，“听说你召见军机，”她问，“怎么说啊？”
“六百里的廷寄已经发出去了，不论那儿抓住小安子，指认明白了，不用审问，就地正法。”
语声刚完，只见灯光一暗，有人失声惊呼。
是庆儿失手打翻了一盏灯，从太后到宫女，这时都把视线投注在她脸上，只见她手掩着嘴，一双眼瞪得好大，不知是惊惧、失悔还是根本就吓傻了。
一阵错愕，接着而来的是省悟，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庆儿是听说她“干哥哥”安德海已为皇帝处死，一惊失手。在宫里当差，这就算犯了极大的过失，而且正当慈禧太后震怒的当儿，所以宫女们都替她捏了一手心的汗。
皇帝倒很可怜她，但看到慈禧太后的脸色，他也不敢开口了。慈禧太后紧闭着嘴，斜睨看着庆儿，经过一段死样的沉默，突然间爆发了。
“叉出去！”她急促地喝道，“叫人来打，打死算完！”
庆儿张嘴想哭，却又不敢。皇帝好生不忍，勉强作出笑容，喊一声：“皇额娘……”。
话还不曾说，慈禧太后大声拦着他说：“你少管闲事！”接着把眼风扫了过来。
被扫到的宫女，无不是打个寒噤，也无不是来“叉”庆儿。她似乎还想挣扎着走回来叩求开恩，那些宫女却容不得她如此，有的推，有的拖，有的用手捂住她的嘴。弄到门外，又有太监帮忙，庆儿越发没有生路了。
慈禧太后似乎因为一腔无可发泄的怒气，适逢其会地得在庆儿身上发泄，因而神色缓和了，也不过是神色不那么叫人害怕，脸仍旧板得象拿熨斗烫过似的，“不错，小安子该死！”她向皇帝说：“不过，你该告诉我啊！谁许了你私自召见军机？”
“我本来想跟皇额娘回奏，实在是怕皇额娘身子不爽，不能再生气。所以想了又想，宁愿受皇额娘的责罚，也得暂时瞒着。”
“哼！看不出你倒是一番孝心。”
皇帝又往下一跪，“皇额娘这么说，必是我平日有不孝顺的地方。”皇帝说道，“皇额娘说了，我改过。”
到底是呣子，慈禧太后想了半天叹口气说，“你起来！我再问你，这件事你跟那面回过没有？”
“那面”是指慈安太后，皇帝很快地，也很坚决地答道：“没有！”
这让慈禧太后心里好过了些，“你六叔怎么说？”她问。
皇帝想了想答道：“六叔的意思，仿佛是他一个人作不了主，要让大家来一起商量。”
“原来召见军机是你六叔的主意。”慈禧太后又问：“文祥他们怎么说？”
“说是两位皇太后苦心操劳，才有今天这个局面，不能让小安子一个人给搅坏了。”这句话多少是实情，下面那句话就是小李教的：“又说，小安子私自出京，犹有可说，打着那面‘三足乌’的幌子，就非死不可。不然，有玷圣德。”
“这也罢了。”慈禧太后说，“小安子是立过功的人，所以我另眼相看。谁知道他福命就那么一点儿大，‘自作孽，不可活’，我心里一点儿没有什么！”
“皇额娘这么说，儿子可就放心了。”皇帝是真的如释重负。
“你回去睡吧！明儿上书房，别跟师傅们提这件事。”
皇帝答应着，跪安退出。来时脚步趑趄，去时步履轻快，心里十分得意，同时也有些惊异，居然会把这一场风波应付下来，连自己都有点不大能相信。
当然，皇帝没有忘掉小李，论功行赏，就值得给他一枝蓝翎，不过这话不必当着大家说，所以只让小李扶着软轿轿杠，缓缓回归养心殿。走到半路，忽然想到，应该给慈安太后去报个信，于是急急拍着扶手喊道：“慢着，不回养心殿，上长春宫。”
小李觉得要避形迹，回身弯腰答道：“今儿晚了，母后皇太后大概歇下了，明儿一早去请安吧！”
“天也不过刚黑透，晚什么？”皇帝说道：“我请个安马上就走。”
拗不过皇帝，只好转到长春宫，迎面遇见玉子，她笑嘻嘻地请了个安说：“万岁爷今儿胃口大开！”
“对了！你那碗火腿冬瓜汤真好。”皇帝很高兴地说：“明儿个我赏你几样好玩儿的东西。”
于是玉子又请安谢恩，还未站起身来，只听得慈安太后的声音：“是皇上来了吗？”
“是！”玉子高声答了这一声，疾趋上前，推开刚掩上的殿门，引导皇帝入殿。
“皇额娘！”皇帝说话一点都不顾忌，“刚过了一道难关，过得还挺漂亮的。”
安德海的消息，由小李在饭前来要菜时，悄悄告诉了玉子，玉子又悄悄回奏了慈安太后。她既喜亦忧，忧的是怕皇帝对慈禧太后不好交代。现在听他这一说，自然明白。但宽慰之余，也有不满，只为皇帝有些得意忘形，因而用责备的声音说道：“什么难关不难关的！有一点儿事就沉不住气了。”
慈安太后那怕是训斥，脸上也总常有掩不住的笑容，所以皇帝一点都不怕，端个小板凳坐在她膝前，自言自语地说：
“明儿晚上就递到济南了。”
“什么呀？”玉子语焉不详，慈安太后这时才明白：“敢情是丁宝桢上的折子？我还以为是曾国藩奏得来的呢！”
“曾国藩胆子小，怕事。丁宝桢是好的，将来……。”
“将来！”慈安太后打断他的话，语重心长地说：“将来等你一个人能作主的时候再说，这会儿搁在心里就是了。”
皇帝深深点头，受了慈安太后的教。接着，便低声把召见恭王和军机，以及去见慈禧太后的经过说了一遍。
一个讲得头头是道，一个听得津津有味，呣子俩都忘了时间，却把个小李急坏了。因为宫门一下钥，便得到敬事房去要钥匙，这一下就得记日记档，而慈禧太后每隔三、五天总得“阅档”，发觉有这段记载，心里就会想得很多，所想的必是管束皇帝的法子，连带大家不得安宁。
最后仍然要借重玉子，“有话留着明儿说吧！”她找个空隙Сhā嘴，“万岁爷今儿也累了。”
这一来慈安太后才发觉，“唷！”她微微失惊，“都快起更了。回去好好儿睡吧！”
皇帝犹有恋恋不舍之意，经不住传轿的传轿，掌灯的掌灯，硬把皇帝架弄出长春宫。
软轿行到半路，只见数名太监避在一旁，候御驾先行，他们手里提着铺盖、梳头匣子，以及女人所用的什物，皇帝不免奇怪，随即问道：“这是干什么呀？”
“奴才去打听了来回奏，时候不早了，请圣驾先回养心殿。”说着，小李匆匆去了。
也不过皇帝刚刚回殿，小李跟着便已赶到。一看就能发觉他神色抑郁。这天的小李，格外得宠，所以皇帝很关切地问道：“你是怎么了？哭丧着脸！”
这下提醒了小李，赶紧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奴才没什么！”
他不肯承认，也就算了，皇帝只问：“刚才是怎么回事？”
“是……，”小李很吃力地说：“是替庆儿挪东西。”
“喔，”皇帝自以为明白了，“必是把庆儿给撵走了。”
“不是，”小李木然答道：“处死了！”
皇帝大惊：“真的？”
“圣母皇太后的懿旨，谁敢不遵？”
皇帝没有作声，愀然不乐。庆儿是个好女孩，只是仗着她干哥哥的势，有点儿骄狂。皇帝不相信慈禧太后肯下这样的辣手，必是总管太监误信了她气头上的一句话，真个“打死算完”。早知如此，当时拚着再受一顿责备，也要救庆儿一救。
转脸看到小李的神色，他愈感歉然。他的抑郁何来？到这时自然明白，小李一向喜欢庆儿，就不为她本人，为了小李，也该把庆儿救出来。
如今一切都晚了，皇帝微微顿足：“唉！多只为我那时候少说一句话。”
小李懂他的意思，不知是感激、惋惜，还是怨恨，反而安德海被定了死罪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因为这个意外事故而变得不怎么样令人兴奋了。
但外廷的观感，完全不同。从知道安德海抄家开始，就不知有多少人拍手称快。当然也有人去打听消息，但竟连军机章京，都不明内情。
“是宝中堂亲自拟的旨。沈总宪、李师傅帮着分缮，即时封发。不知道里头说些什么？”沈总宪是沈桂芬，这时已升任左都御史了。
由军机章京的答语，越显得案情的神秘，也越有人多方刺探。到了第二天下午，内廷行走的官员，除了军机章京，另外三个消息最灵通的地方：弘德殿、南书房、上书房，对于案情都相当清楚了。于是，话题也便由安德海转到了丁宝桢身上。
有的说，丁宝桢秉性刚烈，安德海遇着他，合该倒霉；有的说他在剿东捻时，受够了李鸿章和淮军的气，此举是有激使然，借此立威收名。丁宝桢居官虽清廉，但跟沈葆桢一样，对京中翰林，颇有点缀，因而这一下博得了清议的热烈赞许，似乎一夕之间，丁宝桢的声光凌驾曾侯、李伯相、左爵帅而上之了。
但是，在济南的丁宝桢却正焦灼不堪。八月初二的奏折，计算日子，折差应该回来了，至今不到，莫非其中有变？在所有的变化中，最要防备的是，慈禧太后可能会承认这回事，安德海的身分由暧昧而明确，事情就棘手了。
因为这时安德海在泰安县的从属，已有一部分押解到济南，丁宝桢亲自提审安邦太，多方盘诘，约略了然安德海的出京，是得到慈禧太后默许的，而“采办龙袍”不过是一个题目，实际上的任务，正如那面“三足乌”的幌子所显示的涵意。此外，还要到江南采访物价，作为将来备办大婚物件，审核的根据。
照此看来，慈禧太后或许会追认其事，等假钦差变成真钦差，再要杀安德海，罪名可就严重了。为此，丁宝桢一直不安，等待谕旨，真如大旱之望云霓。
抚标中军绪承是早已准备好了的，知道皇命一到，就要开刀，预先在历城县衙门和巡抚衙门都派了兵在等。到了夜里，抚署辕门外，灯笼火把，照耀得如白昼一般。
在官厅上，臬司潘霨和济南府知府、历城县知县，亦都衣冠整肃地在伺候着。自鸣钟已打过十下，正当神思困倦，都想命随侍的听差，在炕床上铺开被褥，预备躺一会时，只听鸾铃大振，由远及近，于是无不精神一振，各人的听差，不待主人吩咐，亦都奔了出去，打听可是京里的驿马到了。
果然，是兵部的专差星夜赶到。绪承亲自接着，问明了是“六百里加紧”，那不用说，必是这一案的上谕，随即亲自到签押房来通知丁宝桢。
恭具衣冠，开读谕旨，丁宝桢不曾想到，朝廷的处置如此明快！踌躇得意之余，竟有些感激涕零的模样，不由得激动地对他属下说道：“真正圣明独断，钦佩莫名。”
“是！也见得朝廷对大人的倚重。”潘霨乘机奉承了一句，紧接着指示：“如何遵旨办理？请大人吩咐了，司里好预备。”
“谕旨上说得极其明白，即刻提堂，指认确实，随即正法，此刻就办，一等天亮，我就要拜折复奏。”
“是！”潘霨转身对历城县知县，拱拱手说：“贵县辛苦吧！”
历城县的县大老爷，奉命唯谨，疾趋回衙，把刑房书办传了来，说明其事。提审倒容易，半夜里“出红差”，却是罕见之事，不免有些莫知所措。
“怎么回事？”
“半夜里‘出红差’，只怕‘导子’不齐……。”
“嗐！”县大老爷打断他的话说，“半夜里出导子，出给谁看？要出，也要出抚台的导子。你只要找到刽子手伺候刑场就行了。”
这就好办了，刑房书办一面派人通知刽子手，一面亲自去找掌管监狱，俗称“四老爷”的典吏，办了提取寄押人犯的手续，把安德海、陈玉祥、李平安、黄石魁一起提了出来。
“怎么着？”安德海的神色，青黄不定，“半夜三更还问话吗？”
“听说圣旨到了。”刑房书办这样告诉他。
“喔！”安德海急急问道：“怎么说？”
“听说要把你们几位连夜送进京去。”
“怎么样？”安德海得意地，“我就知道，准是这么着。”
也不曾替安德海上绑，典吏很客气地把他领出了县衙侧门，已有抚标派的两辆车和一队兵丁在等着。
“上那儿呀？”安德海问。
“先到巡抚衙门，丁大人还有话说。”
兵丁护送，典吏押解，到了巡抚衙门一看，内外灯火通明，安德海的神气便又不对了，但他似乎不愿示弱，昂起了头直往里走。
重重交代，一直领到西花厅。厅里炕床上，上首坐着臬司潘霨，下首坐着抚标中军绪承。厅里厅外，除却潘霨“噗噜噜”抽水烟袋的声音以外，肃静无哗。陈玉祥和李平安两人，神色大变，浑身发抖，安德海却依旧是桀骜之态，轻声叱斥着他的同伴：“别这个悚样！”
一语未毕，帘子打开，接着有人使劲在他身后一推，安德海踉踉跄跄跌了进去，再有个人顺势往他肩上一按，不由得就跪下了。
跪下却又挣扎着想起身，那人再一按，同时开口训他：“好生跪着！”
这一下，安德海眼中的恐惧，清晰可见，张皇四顾，不知要看些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潘霨慢吞吞地问。
“我……，我叫安德海。”
“是从京里出来的太监，安德海吗？”
“是啊！”安德海不断眨眼，仿佛十分困惑似的。
“把那三个人提上来！”潘霨吩咐。
陈玉祥、李平安和黄石魁，却不敢象安德海那样托大，一进了花厅，都乖乖儿悚伏在地，有问即答，一个个报明了姓名、身分。
“你们是跟安德海一起出京的吗？”
“是。”三个人齐声回答。
“就是他吗？”潘霨指着安德海问。
“是，就是他。”
“好了！把他们带下去吧。”等那三个人被带走，潘霨向绪承看了一眼，转脸向下，用很平静的语气说道：“安德海！今天晚上奉到密旨，拿你就地正法、此刻就要行刑了。特为告诉你清楚，免得你死了是个糊涂鬼！”
语声末终，安德海浑身象筛糠似地抖了起来，“潘大人，”
他显得非常吃力地喊，“我有话说……。”
“晚了！”潘霨有力地挥一挥手：“奉旨无须审讯，指认明白就正法。除非你不是安德海，是安德海就难逃一死。拉下去吧！”
等人来拉时，安德海已瘫痪在地，但照旧上了绑，潘霨亲自批了斩标，由折署西便门出衙，押赴刑场，在绪承监临之下，一刀斩讫。
济南府的老百姓在睡梦中，只听得“呜嘟嘟”吹号筒，第二天起身，听说杀了一个太监，奔到街上，只见闹市中、城门口都贴了告示，才知道杀的就是一路招摇，煊赫非凡的安德海。更有好事的人，赶到刑场，但见安德海的尸体尚未收殓，用床芦席盖着，胆大的便走过去掀席张望，只是不看上身看下身，意思是要看看太监到底如何与人不同。当然，他们是失望了，裤子外面是看不出什么来的。
在京里的慈禧太后，因为安德海性命既已不保，也就无所顾惜，认为不如趁此机会，雷厉风行办一办，反倒能落得一个贤明的名声。所以，当丁宝桢第二次奏折到京，召见军机，当面指示，除了陈玉祥、李平安二人以外，还有几名太监，交丁宝桢一起查明绞决。黄石魁到底如何冒充，也要审明法办。
接着，又特为召见内务府大臣，责备他们对太监约束不严，说是要振饬纪纲，下一道明发上谕，申明朝廷的决心。于是恭王承旨，根据慈禧太后所说的那番义正辞严的话，拟旨发出。前面叙明事实经过，后面申述态度：
“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知儆惧，仍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守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治，毋稍宽纵。”
京中官员无不颂赞圣明，而事先知道将有这回事发生的人，回想一下，亦无不因为有此圆满结局而深感意外。
当然，最得意的是丁宝桢，奉到上谕，先遵旨将五名太监“绞立决”。然后审出黄石魁、田儿和通州雇来的那些镖手，冒充前站官，征发骡马的情形，以“帮同招摇、恐吓居民”的罪名，请出“王命旗牌”，就地正法。其余安德海的家属，以及那些不相干的随从，夹的夹、打的打，惩罚过后，作成口供清单，请旨治罪。
除了人犯，还有行李。箱笼衣物，编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字号，共计三十九件，连同征发来的牲口车辆，派两名旗籍的候补州县，解交内务府。整整忙了一个月，丁宝桢才算办结了这件大案。
这该内务府忙了。慈禧太后和皇帝对于安德海和“私逃出京”的那五名太监的遗物，都很注意，特别是“金”字号的箱子，装的都是珠宝珍玩，所以内务府不敢怠慢，原封交进。打开来一看，好些东西似曾相识。原是从宫里偷出来的，但此时无可究诘，也就不会发回原主。慈禧太后自己挑了些精品，其余的分赐妃嫔。当然，皇帝也取了好些，分赏小李和张文亮等人，作为酬庸。
有人得意外之福，也有人受意外之祸。通州的那些镖手，还可说是咎由自取，另有些人却真是无妄之灾，第一个是天津的和尚演文，第二个是安德海花钱买来的妻子马氏，都被充军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最后是替安德海看家的王添福。慈禧太后有天忽然想了起来，认为此人亦不能轻饶，下令由内务府捆交刑部绞决。
※※※
发往各省的上谕，第一个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国藩，实在是听到。曾国藩事必躬亲，加以写字看书之外，还要围棋一局，目力大伤，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经他的家人幕友力劝，每日闭目静坐的时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给他听。
念到丁宝桢拿获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发上谕，曾国藩瞿然动容，睁开眼来，“稚璜真是豪杰之士！”他说，“听了这个消息，我好象目中浮翳一去。”
“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说。
曾国藩想起来了。这年四月，薛福成应邀到保定，路过济南，因为他的弟弟在丁宝桢幕府中，所以有半个月的勾留，当时就听丁宝桢亲口说过，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说，倘或经过山东，一定饶不了他。薛福成曾把这话告诉过他。
“虽在意中，还是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我应该惭愧。”
曾国藩已引咎自责，幕友们就不便再谈这件事了。接着再念别的公文，然后又念各处的来信。第一件是李鸿章从夔州寄来的，有人参了四川总督吴棠一本，说他贪黩，凿凿有据。恭王碍于慈禧太后的关系，不能认真，但又不能不办，几经斟酌，奏请派湖广总督李鸿章就近查办，因为李鸿章最会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会替吴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湖北靠四川以盐课接济，每年有上百万银子之多，以“公谊”来说，李鸿章亦不能不替吴棠遮盖。
由于往返需要四、五个月，所以李鸿章是奉旨“带印出省”的，舟车所到之处，就是湖广总督的行署，照样有全班幕僚替他办理文牍。这封写给曾国藩的信，除了问候以外，便是替吴棠解释。念完一段，曾国藩摆一摆手，示意暂停，他要把李鸿章的话，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这些信是不容易为幕友看到的，李鸿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心里体会。现在既已公开，不妨进一步谈一谈，于是他喊着薛福成的号问：“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经成竹在胸，照你看，他这些话，何必先告诉我？”
“这也是尊重师门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处事，爵相深知，何劳下问？”
曾国藩点点头，心里在想，李鸿章常常有话自己不肯说，善借他人之口，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为吴棠辩白几句，为他将来替吴棠开脱作伏笔。此事不急，摆着再说好了。
“请念下去。”他说，“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没有？”
鲍超是夔州人，盖了一座极大的宅子，家居养病，已有两年，李鸿章自然没有不跟他见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谈春霆，”薛福成看着信笑了，“春霆有复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干什么？”
曾国藩沉吟了一会问道：“莫非想开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帅想当云贵总督，未免匪夷所思。”
这确是有些匪夷所思。历来封疆任用汉人，在资格上虽不比部院大臣那么严，通常都须两榜进士，吏、礼两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抚下马治民比上马治军的时候多，不通文理，无法胜任。现在的云贵总督刘岳昭，是曾国藩的同乡，以军功起家，业绩多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他能够做到总督，虽多少是靠官运亨通，毕竟也还是秀才的底子。至于鲍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几乎不识什么字，想当总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国藩涵养功深，为人忠厚，而且鲍超是他的“爱将”，所以不肯露一点诽笑的神色，“这也无非是想以遣功自见。”他说，“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怜了！薛福成知道曾国藩不喜欢听刻薄话，便笑笑不言，继续往下念李鸿章的信。
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李鸿章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曾国藩，也就是期望“老师”对他支持。曾国藩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李鸿章所提的办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曾国藩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还有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学。薛福成和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曾国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呣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花，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
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京师，文宗仓皇逃难到热河，订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订的中法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杨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中法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罗淑亚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亦为此，加派沈桂芬在“总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闹。
曾国藩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董恂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
曾国藩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为？以理而论，决无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说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带，不断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实，曾国藩接到状子，除了严饬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么处置。虽然有好些状子中，指控天津东门外，运河西岸的“慈仁堂”，收养孤儿、弃婴，不怀好意，曾国藩却未肯轻信。只是有个打算，等有机会要亲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机会很快地到了，这年十月间，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总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县，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国藩接上岸，驻节在长芦大盐商查氏的水西庄。查勘了盐政、校阅了崇厚所统率的洋枪队和洋炮队，然后请查狱讼。
这是他到任以后，决心要办好的一件事。曾经亲手编写了一篇“清讼事宜”，通饬各州县，限期将积案办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亲自审阅，每次出巡，亦必定要亲临州县衙门，查核办理积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状子。
因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状，越来越重，他依旧只能听，不能看，听完天津县知县刘杰的“面禀”，他说：“拐走孩子的状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总有个说法，我倒要听听。”
“回中堂的话，实在惭愧。”刘杰满脸惶恐地说，“盗案都破了，就这拐案不能破，卑职也困惑得很，唯有严饬差役，加紧缉捕。只是其中有一层关碍，卑职跟崇大人回过，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关碍？你说！”
“拐了孩子去，总有个着落，男孩子卖给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来敛钱，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卖入娼家，长大了好作摇钱树。”刘杰加重了语气说：“卑职派人明查暗访，就是没有这样事，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错，慈仁堂！”曾国藩很注意地，“我正要问慈仁堂，是个育婴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规模大得很，有念经的、有读书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婴堂，收容的也不尽是婴儿，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都有。虽说是做好事，不过，花钱买好事来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钱买好事来做’，此语甚新，我倒有点想不明白。”
“是这样，凡有人送孤儿弃婴到堂，堂里的洋尼姑发钱奖赏。中堂请想，不管育婴堂、养济院，送进一口人去，总要说好话，才肯收容，博施博众，尧舜犹病，洋尼姑买好事来做，岂非不近人情？”
“这也不尽然。”曾国藩想了想说，“你是说拐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当作孤儿、弃婴，送到慈仁堂去领赏了？”
“正是！”刘杰答道，“卑职跟幕友商量过不知多少次，想来想去，只有慈仁堂是个可疑之处，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过崇大人……。”
他虽没有再说下去，曾国藩心里明白，是崇厚怕此举引起交涉，不准刘杰这么做。
“进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见形迹可疑的，加以盘诘，有何不可？”
刘杰何尝不知道这么做？只是慈仁堂每天进出的人，不知凡几，一入堂门，便成禁区，遇有形迹可疑的，要想盘诘，亦有不能。不过这话要照实而言，便变成与“中堂”抬杠，所以刘杰这样答道：“是，卑职原也这样办过，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结果。现在既奉宪谕，卑职再着力去办。”
这些悬案，对刘杰的督饬，也只能到此为止。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曾国藩另有打算。他想亲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为民教相仇，症结就在百姓对教堂的误解，到底这误解何由而生？非亲身体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后可以对症发药，逐渐消弭。
他跟崇厚谈了这层意思，崇厚极力劝他打消此意，认为以他的身分，不宜轻临非尧舜孔孟之教所许的西洋教堂，否则，一定会有言官，以“大臣轻率，有伤国体”的话头，上奏参劾。曾国藩一向忧谗畏讥，想想不错，听了崇厚的劝。
等回到保定，因为舟车劳顿，公事又多，曾国藩的眼疾，越发重了，而岁尾年头，不如意的事，纷至沓来。先是贵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鸿章带兵入黔。李鸿章万分不愿，以贵州多山地，不便马队驰骋，必须“改马为步”，重新编练步营，又说“苗疆军务，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躏更久而广，饷源更狭而绌”，必须先筹饷运粮为借口，迟迟不肯出省。这些令人烦心的事，李鸿章都要写信给“老师”发牢骚。
不久，甘肃的军务，又受大挫，老湘营的名将刘松山，阵亡金积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鸿章赴陕援剿，这一下李鸿章越发不愿。他最头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旧在“马、步”之间做文章，说已将马队撤改为步营，如今奉命西征，身边竟无一骑，何以平乱？而能征善战的刘铭传马队，则要留着拱卫京畿。这样借故拖延着，希望“老师”从中斡旋，朝廷能够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国藩烦忧莫释的，还是两江的情形。戡平大乱，急流勇退，曾国藩当时首要的举措，就是裁撤湘军。他自觉这件事做得很干净，但湘军在江宁的无数，刚刚被裁时，手里都有些从战乱中得来的财货，而曾国藩又颇讨厌湘军回湖南去求田问舍，所以在江宁落户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为盗匪的，而马新贻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对散兵游勇，约束极严，寻常盗匪，还可以照例一层层审问，如果是散兵游勇抢劫，一经被捕，责成“该管道府，就地正法”，这是奏明在案的。
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
二八
谁知就在拜折续假的当儿，天津起了轩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递到一件廷寄，曾国藩起床听人念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没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慈仁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勋亦专程来禀报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县刘杰，抓住了两名拐子，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两个，名叫武兰珍、安三。安三是个教民，而武兰珍虽非教民，口供中却说他的“迷|药”是从天主堂一个司事王三那里领来的。也就在这时候，慈仁堂的孤儿，因为瘟疫死了好几个，掩埋得不够深，让野狗拖了出来，“胸腹皆烂，腑肠外露”。天津的百姓认为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证，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许多人，其势汹汹，眼看有冲突发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讲，不必如此。又告诉他，外面情势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则怕有危险。
通事把话传译了过去，丰大业怒气冲冲地答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说完，带了他的秘书西蒙，掉头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马弁护送。衙门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视，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正从天主堂弹压回来，预备去见崇厚回话。丰大业一见，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放，这一枪没有打中刘杰，打伤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谁厉声一喊，于是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西蒙，等散开来时，只见地上躺着两具尸首。
动乱不过刚刚开头，水火会鸣锣聚众，号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堂，杀了两名教士，放火烧房子，再往东面就是法国领事馆，杀了丰大业的另一名秘书汤玛生夫妇。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贞女”，把贞女教养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来，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县，一面弹压，一面救火，但人多势众，无济于事，整个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锅，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静下来。事后调查，另外又杀了两个法国人，是在天津经商的一对夫妇，还有三个俄国人，被误认为法国人而遭了池鱼之殃。同样地，英国和美国的六座教堂，也因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毁。至于教民死得更多，总在三十以上。
曾国藩闭目静听，一言不发，他平日的修养，重在“不动心”，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应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闯了这么一场大祸，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内犯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较了解洋人办事的规则，“这一案交涉的重心，还是在京里，象这样的大案，朝廷原该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这在查办的时候，出入关系甚大，廷寄只说‘体察情形，持平办理’，又要‘顺舆情’，又要‘维大局’，都是些活络门闩的话。且不说将来责任都落在中堂双肩，眼前没有一个定见，案子即无归趋。”
“我亦有这样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说，“设或中堂在天津持平办理，而总署对法使罗叔亚一味迁就，彼此分歧，这个交涉一定办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书丁忧回旗穿孝，百日明满，又请病假两个月，人在奉天。总署中，听说是”董太师“一把抓，而军机变成宝中堂为首，所以才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上谕。中堂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固无论矣，不过这出戏总要做得下来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钱鼎铭也劝曾国藩，说他病体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可见并不勉强，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对外交涉。钱鼎铭自告奋勇，愿意到天津去揭开“迷拐幼孩”的底蕴。至于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请另简大员办理，或者请旨责成崇厚，自己设法了结。这才是于公于私，两有裨益的事。
曾国藩与僚友谈文论事，总是要让人尽量发挥意见，到了言无不尽之后，他才肯说话，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劝他明哲保身时，他只是手捋花白胡须，闭目静听，到声音静了下来，他才张目开口。
“诸公爱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于私，自有裨益，于公，则未必尽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结此事，更是缘木求鱼，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于激出这一场变故来了。”
三个人听他这一说，虽感失望，并不觉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为曾国藩了！因而面面相觑，不知还能有什么话说？
于是，侍立在曾国藩身边的老二纪鸿说话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经十分明白，如果总署的意见跟爹相左，则治丝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经答应周家勋，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国藩答道，“至于总署的意见，可以想象得之，无非息事宁人而已。我当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请朝廷准许，或者告诉总署，那就表里一致了。”
“然则请教中堂，”钱鼎铭问道：“中堂心里是怎么个宗旨？”
“我总立意不跟他开衅。”
“法国人要开衅呢？”
问到这话，曾国藩不断点头，慢吞吞地答道：“一个字：挺！”
“中堂的挺经有十八条，”钱鼎铭带些调侃的语气说：“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条？”
虽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实是极严重的事。曾国藩遇到疑难之际，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现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纪鸿就关心万分，因而与黎庶昌和薛福成，口虽不言，却都直着眼看他，是作何话说？
“这一条么？”曾国藩的声音显得很苍凉，“是顶顶管用的一条。我此刻不说，将来你们就知道了。”
别人开衅，会在兵船上用“后膛螺丝开花”炮，朝岸上轰，这一身硬挺是怎么个挺法？还说“顶顶管用”，实在有些莫测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儿子，你一言、我一语，旁敲侧击地一定要逼他说。
“那我就说了吧！”曾国藩终于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一条叫做：我死则国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件案子，曲直是非，现在还不甚分明，但法国人死了好几个，教堂烧了好几座，他没道理也变做有道理了。缉凶、赔银、赔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还要开衅，就只好我来挺，法国人要开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对准的地方。我想法国人也是讲道理的、难道真的开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国一定不直法国所为，得道多助，我们的交涉也就好办了！”
曾国藩的神态和心情，都跟从容就义的志士一样。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寻，说出这样的话来，做儿子的第一个就忍不住，眼圈一红，赶紧悄悄背过身去，拭去眼角的泪水。
他的僚友们则更有深一层的想法，勋业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愿挨打不还手，不惜一身相殉，务求达成和议，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奋发自强，替国家争口气，那就太对不起曾国藩的苦心了。
“那么请示中堂，”钱鼎铭不再劝曾国藩卸责，问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动身，应该作何准备？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没有？”
“那倒不必太急，谋定后动，庶乎无悔。我还要料理料理，总在月初才能动身。调甫，”曾国藩又说：“你看看候补道当中，可有脑筋清楚，言词便给的人，挑这么两员，用我的名义发札子，委他们到天津，会同府道，先办理缉凶事宜。”
“是！”钱鼎铭看着黎庶昌和薛福成问：“还有奏稿，由我这里办，还是署里办？”
“我这里办。”曾国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说。我想，明天总还有上谕，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动手，也还不迟。”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谕，崇厚自请治罪，并建议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而朝命先将崇厚和天津道、府、县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议处。”等曾国藩到了天津，“确切查明，严参具奏。”
督署之幕僚们，对这道上谕都觉得很满意，认为朝廷不允崇厚所请，将天津地方官革职，而必留待曾国藩查明了“严参”，是倚重授权的表示。照这样看，曾国藩将来可以放手办事，不必忧虑掣肘。
曾国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觉得朝廷的委任既专，自己的责任愈重。于是亲自口授，写呈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说的真假，为本案关键所在，决定由此着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说：“谕旨饬臣前往，仍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
这个奏折到京，宝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担心他这位老同年，怕他病体难支，力不从心，不肯出任艰巨。但是曾国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当地可以无事，法国的“兵头”在他安抚之下，不致操切鲁莽，另生枝节，而整个交涉，还得总署跟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办。
这个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时候多。罗叔亚的脾气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发生教案，总是其势汹汹，有一番很严厉的指责，这一次反倒不大着急，每次都说，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国内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预。这显得事有不测，宝鋆深为担心。请罗叔亚请不动，把他的翻译官德威利亚请到总署，奉为上宾，向他探询法国方面的态度。德威利亚倒不摆架子，把罗叔亚的看法都告诉了宝鋆.
罗叔亚认为这一案非同小可，最严重的是撕毁法国的国旗，其次是杀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再次是杀了他的侨民多人，最后才是焚毁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请示，一面要看中国如何办理？
“那么，”宝鋆问道，“请问贵翻译官，敝国应该如何办理，贵国始可满意？”
“不能答复。”德威利亚很快地说，接着便起身要走，怎么样也留他不住。
宝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觑，都在心里把德威利亚的话想了又想，总觉得凶多吉少，看来不免要动武。
“曾涤生说，抱定宗旨，不跟他开衅，我看难免开仗。”宝鋆说道，“经不经得起打，且不说，光是军费就不得了。‘西饷’还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债，现在就算有什么税课作担保，跟洋人开仗，就借不到洋债。马上大婚还要多少银子来花。真正是，唉！”他顿足长叹，“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还沉着，“急事幸可缓办，罗使不是说要向他国内请示吗？一来一往，最快也得个把月的工夫，尽有从容应付的余地。”
想想不错，宝鋆不再那么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里，“上翔凤胡同去。”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在病榻前接见。商量了好半天，还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过这个“制”不是制服，是节制，想劝出各国公使来约束法国，不叫他动武。当然，这有一套说法，主要的是发挥这么一层意思：倘或决裂，必于各国通商，大有关碍。换句话说，要想跟中国做生意，就不能让法国跟中国打仗。
于是“董太师”尽敛威风，低声下气地向各国公使去游说，经过两天的奔走，总算有了结果。宝鋆在每日养心殿照例晋见时，面奏请召见董恂，听取交涉经过。
“各国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们也晓得如果法国开仗，对各国商情都有关碍。不过中国倘无妥善办法，似乎要居间调停，也很难措词。罗叔亚的性情很暴躁，法国的那个水师提督，脾气更坏，万一失和，各国亦难阻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先尽道理。”
“什么叫先尽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你们爽爽快快地说吧！”
“各国使臣的意思，最好请特简大员，亲赍国书，到巴黎觐见法国皇帝，先尽中国友好的道理。”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慈禧太后问道：“不过，国书上说些什么呢？”
国书上自然应该表示道歉。这话董恂却不敢说，只拿眼望着宝鋆. “自然是敦睦邦交这些话。”宝鋆又说，“圣意可行，就请旨派人吧！”
“你们看呢？”
“臣等与恭亲王商量，觉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适。”
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帮崇厚的忙，让他跳出天津这个火坑，叫曾国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过崇厚办了多年洋务，礼节娴熟，认识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壮年，远涉重洋，也还不在乎，确是个很适当的人选。
“那就让他去吧！”慈禧太后又问，“崇厚留下来的那个缺呢？”
“奴才几个公议，想请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成林？”慈禧太后诧异，“不是说病得快死了吗？”
“病已经好了。”宝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国藩在那里，等这个教案了结，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紧。”
慈禧太后有些迟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关，是个肥缺，宝鋆要安Сhā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帮不了曾国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说了出来，宝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责成曾国藩一个人办理，反倒易于收功。人多口杂，意见分歧，最容易坏事。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Сhā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说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强地点了头。接着又问起恭王和文祥的病况，文祥是身子虚弱，恭王是痧症为庸医所误，错服了大凉剂，汗闭不出，几乎一命呜呼。不过眼前总算已转危为安，仅须调养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从安德海死后，一直闹病，这时抬手在太阳|茓上揉了两下，转脸问慈安太后说：“你有什么话要问？”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话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蛮不讲理，胡乱开枪，才动了公愤。说起来也是义民，得饶人处且饶人！”
宝鋆心里在想，慈安太后对外面的情形，一点都不明白，就算缉凶抵命，法国人也未见得肯善罢甘休，还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跟她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敷衍，“是！”他这样回答，“奴才等仰体圣心，尽力去办。”
等退出养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同时也发布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发廷寄，奖许曾国藩奏称的“案中最要关键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催促他早早启程到天津。
谕旨到时，曾国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动身，这几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后事”。他已经反复考虑过，认为丰大业能够对崇厚和刘杰开枪，现在事情闹得这么不堪设想，而法国的水师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拔枪相向，果真有此决裂的场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样避走，决定挺胸承当。或者洋人的交涉倒办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却又要闹事，他也决定挺身而出，先为洋人当灾，免得又起风波。
为此他要留下一篇遗嘱，瞒着亲人，独自在灯下写道：“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条就写他自己的“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接下来说他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奏折“可存者绝少”，而古文则“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处理了这些事务，便是长篇大论的“遗训”，教子孙不忮不求，克勤克俭，自道交卸两江总督时，想不到存下两万银子的“养廉”，又颇自蔚于“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最后教子孙以孝友，他是这样写的：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写完一看，意有未尽，但一时又那里说得完？只觉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须说得再透彻些，于是做了两首五言诗，附在一起，自觉身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独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办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细细想去，还真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接替。当然，那时候是不是来得及具“遗折”保荐，大成疑问。但估量情势，朝廷亦必出之于调李鸿章继任直督这一途，师弟多年，祸福相共，此时不可不明告心迹，让他心里先有个数。
于是他找出李鸿章的来信，作了复函，表示“临难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鸿章不可退缩的言外之意。写好加封，交驿递专送正带领郭松林的人马，进驻潼关的李鸿章。
等到六月初六从保定动身，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对他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门以外，远远就有父老跪香，夹道欢迎，这些景象，使得曾国藩的心情，益为沉重。天津的情势，他了解得很透彻，崇厚媚洋过分，大家都认为他“护教”。此刻天津人对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风，由“护教”而“护民”，因而才有这样的爱戴之忱。
然则，将来对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国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荣辱之际要能无动于中，却是一件难事。此来不但对内对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驻节，天津的大小官员，都具手本接见。曾国藩一概挡驾，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国藩一见便说：“你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动了，“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预事防范，养成这样的祸患！”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痛责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对天津道周家勋自然亦无好感。
崇厚唾沫横飞地数尽了天津府县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换张光藻和刘杰，曾国藩一口拒绝。“是非尚未分清，府县究竟失职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说，“而且张光藻素有循声，是个好官。”
“就是张光藻顽固不化，平日办理民教纠纷，偏见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层出不穷。”
“既如此更不宜轻言撤换，否则天津百姓的反感，岂不更深？”
崇厚语塞。停了停问道：“然则中堂此来，总已定下宗旨。
可能见示？“
“当然，当然！”曾国藩屈着手指，说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说，一定要求个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办理教案，亦有关系；第二，误伤俄国人，误毁英、美教堂，要设法分开来办。在法国人，自然要联络俄、英、美诸国，壮其声势，我们对症发药，就是要孤他的势。”
“高明之至！”崇厚趁机讨个轻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请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马上去办？”
“甚好，偏劳了！”曾国藩拱拱手说，“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过问。
但不用放告，已有无数禀状，递到行辕，另外还有许多在籍官员，以缙绅的身分，送来条陈说帖。曾国藩不敢轻忽，请幕友们一件一件念给他听，有的建议凭借天津百姓的义愤，尽驱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认为应该联络俄、英、美三国，专攻法国；有的痛斥崇厚，请曾国藩上奏严劾，以伸民意；还有的大声疾呼，速调兵勇入卫，以为应敌之师。总而言之一句话：都要跟洋人开仗。
“民气如此，着实可虑。”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我看要出张布告。”
幕友们都不肯轻易发言，因为都觉得这张布告很难措词，既不能奖其忠义，又不能责以不是，颇难有两全之计，倒不如不出为妙。
“中堂！”钱鼎铭提醒他说，“醇王六月初一上了个折子，陈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条，第一条一开头就说：”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我连日也接到京里的信，指肇事的人，’捍卫官长，堪称义民‘，清议如此，中堂不可不顾。“
“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曾国藩的语声平静，意志却显得极坚决，“如今是山雨欲来的局势！洋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两条兵船，凡事还好说话，如果他从别处再调来几条，有恃无恐，则已有的成议，一定借故推翻，别生枝节。所以交涉愈早了结愈妙，要想早了结，就不能不自己先压一压，才能息事宁人。我这番苦心，亦不求人谅，但求能为国家免祸。
只是，唉！“他摇一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了。
“我看这样，”钱鼎铭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请中堂再派定几位承审委员，尽三两日之力，务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谈其他。”
大家也都认为先问案情，后出布告，措词的轻重分寸之间，比较有把握，力劝曾国藩接纳钱鼎铭的建议，他也就答应了。
在钱鼎铭主持之下，派出候补州县官当承审委员，事实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之说，纯粹是因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误会。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规制，只拿《水浒》上描写黑店的情形来比附，以为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地方。至于被“义民”所释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传讯他们的亲属，亦都供称自愿送堂收养，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词反复莫衷一是。曾国藩为了怕法国人疑心中国官府锻炼成狱，决定先押起来再说，同时亲自拟一张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钦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曾”的衔头，盖上紫泥关防，实贴城厢内外，通衢闹区。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国，息事安民的本意，对天津“义民”，不但没有一句嘉奖的话，而且看来官腔打得十足：“严戒滋事！”
这一下天津的绅士百姓，大失所望。他们本就不相信没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对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监候讯，认为是袒护法国人的表示，再看了这张布告，越发愤懑惊诧，都说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没有什么分别！
消息传到京中，自不为清议所容，纷纷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论根本，比较平正通达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话，认为应该部署海防，免得万一决裂无所措手。
这时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鲁士七国驻华公使，已经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的照会，同时法国与英国的兵船，纷纷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东烟台两地，形势极为紧张。而总理衙门夹在洋人与清议之间，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办法。罗叔亚看着不是路数，亲自跑到天津来跟曾国藩直接交涉。京里的空气不利和谈，到了天津更不利，办叔亚触目所及，都是仇视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里去密控哭诉，这一下，罗叔亚的态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国藩，提出四个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办凶手。前两个条件，曾国藩一口答应，惩办凶手，亦可同意，至于查办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职才谈得到。
等罗叔亚辞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赶了来，一见曾国藩的面，便气急败坏地说：“坏了，坏了！洋人要大起波澜了！”
曾国藩和他的幕友们，无不诧异，及至崇厚转述了罗叔亚的话，更觉诧异。罗叔亚认为这一次的教案，是出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路过天津的记名提督陈国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这三个人抵命。“这成什么话？”一向喜怒不现于形色的曾国藩，使劲摆头，“万万不可！”
崇厚也知道罗叔亚的要求，过分无礼，是再也办不到的事，但他也决不能因为曾国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来的，只是本来想用个“晴天霹雳”把曾国藩吓倒，然后迂回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的一句话，此刻看看吓不倒曾国藩，就唯有开门见山，直抉本题了。
“崇大人！”在座的钱鼎铭，有意要让他心烦，“你可别忘了，陈国瑞现在神机营当差，是醇王的爱将，无凭无据的事，得罪醇王犯不着！”
“我又何尝愿意得罪亲贵。实在是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是不错的，大家都听说当丰大业毙命时，路过天津的陈国瑞，不无煽动的情事。民间又纷纷谣言，说法国人迷拐小孩挖下来的眼睛有一坛之多，已经让陈国瑞带进京去了。照罗叔亚的调查，这就是陈国瑞自己传播的谣言，以诬陷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
“抵命的话，罗叔亚不是说说的，真有那么个想法。中堂，我看，我们得先站稳脚步，好封他的嘴。”
“喔！”曾国藩说：“站稳脚步这话我要听。我们的脚步是如何站法，他的嘴是如何封法？”
“不必等他提出正式照会，我们自己先办。地方酿成如此巨案，到底是因为地方官不能化导于平时，防患于未然。拿道、府、县先撤任，听候查办，亦是情真罪当的事。”
曾国藩不断摇头：“我虽不惜得罪清议，这样的事也还不敢做。”
“中堂……。”
“地翁！”曾国藩打断他的话说，“这件事难商量。”
口风中水都泼不进去，崇厚不得要领而去。到了第二天，罗叔亚又来见曾国藩，叽哩呱啦说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气，于病体不宜，当场不敢照译。但罗叔亚词气神色的凶悍，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走后不久，接着就送来一件正式照会，另附中文译本，居然真的就提出要张光藻、刘杰和陈国瑞抵命，以及严拿凶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战机一触即发。”黎庶昌压低了声音对薛福成说，“我们先想个保护中堂的办法出来，再把照会送上去。”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铭军飞调到津再说。”
铭军大部驻扎在山东与直隶交界的张秋一带，另有三千人由刘铭传的部将，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驻扎保定，要调就只有调这三千人。
等商量停当，才把照会拿了上去，曾国藩有些沉不住气了！对于黎、薛所建议的调丁寿昌所部，移驻天津附近的静海，他亦认为有此必要。不过他不是为他自己着想，主要的是拱卫京师，免得洋人长驱直入。挡不挡得住是另一回事，挡总得要挡，不然对任何一方面都无法交代了。
“你们让我静下来想一想。”等幕友退出，曾国藩一个人绕室徬徨，通前彻后考虑大计，口中不断在自问：“拿什么来打？”
其实这已经考虑过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不与法国人开衅。但事到如今，有难以控制之势，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后果。
很自然地，曾国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联军，那时有僧王和胜保当前敌，恭王和桂良主持抚局，文祥办理军需供应以及京师城防，犹不免一败涂地。如今只得丁寿昌三千人马，挡一挡也不过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腾出一两天工夫，便于再一次“逃难”而已。
若是打到京城，还是要和。英法联军入京，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先帝虽为此急怒攻心，病势加重而“弃天下”，但圆明园毕竟是离宫别苑，英法联军不曾毁伤宗庙社稷，还可以和得下来。而这一次果然让法国兵打到京里，为了报复起见，在大内放起一把火，连太庙一起烧掉，那时再要说谈和的话，无异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为清议所不容，而且对后世亦难交代。这样和不下来，就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终于亡国为止。
转念到此，曾国藩眩晕的毛病又发作了，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赶紧扶着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于是多少年来的感触，又梗塞在他心头了，一切不如人，说什么都是空话，唯有忍辱负重，奋发图强。接着便想起洪杨平定以来的诸般新政，沈葆桢所经理的福建船政，规模庞大的上海制造局，京师的同文馆等等，总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为有这些成就，曾国藩越觉得非和不可，此时忍辱，将来才有报仇雪耻的机会，否则刚创下的一点基础，浪掷在战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炉灶？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与法国开衅的宗旨，真正是万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来，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因此，当第二天崇厚又来谈天津道、府、县一概撤任，听候查办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决定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府、县两缺，由崇厚保举一个姓马、一个姓萧的署理，据说这两个人对天津地方，极其熟悉，办理缉凶，非此两人不可，曾国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会衔的奏折尚未到京，总理衙门已经接到法国公使提出强硬照会，以及罗叔亚在天津与他们的水师提督频频会商的消息，看样子战端随时可起。宝鋆急得食不下咽，只怨自己运气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当儿，出现了这么棘手的局势，而且军机上三个人还不能协力同心。李鸿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说，他后面有醇王和清议的支持，发言颇有力量。看来抚局难成，战火要起，这副千斤重担，怎么挑得下来？
“我也知道，这副担子你挑不下来。”慈禧太后听得宝鋆的陈奏，断然作了处置：“现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赶快销假，一面让恭王进宫来看折子，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能不力疾从公。”
以私人的交谊，宝鋆不忍把这副重担放在病骨支离的恭王肩上，但情势所迫，无可奈何，只得遵旨传谕。
“闹教案不想闹成这个样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郁地说：“这一阵子，我们姊妹愁得都睡不着觉，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得有人切切实实出个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什么个意思？”
“丁日昌给奴才来信说，总宜保全和局为是。”
宝鋆的话一完，李鸿藻接口便说：“丁宝桢也给臣来信，其中有两句话，臣请上达圣听。”接着，他用极清朗的读书的调子念道：“倘或其曲在彼，衅非我开，则用兵亦意中之事。”
这江苏、山东的两丁，是巡抚中顶尖儿的人物，宝鋆和李鸿藻针锋相对，各引以为重，于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说话了。
“现在就是先要辨个是非曲直。曾国藩的头一个折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以臣愚见，局中人见闻较切，这一案既已责成曾国藩查办，不能不多听听他的意见。”
这番话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是放了李鸿藻一枝冷箭。李鸿藻也跟倭仁一样，虽受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却从未视过事，“局中人见闻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与言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都跟李鸿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阴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样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鸿藻的暗斗，不为人所注意。
三个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站在一边，自然占了上风。同时李鸿藻也不是不了解局势的人，他并不主战，只是觉得有责任为“义民”说话而已，话说过了，责任就尽过了，所以明知沈桂芬话中有刺，隐忍不言。
只要不抬杠，两宫太后都乐意他们多说话，于是慈禧太后便又问起朝中和民间对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说话的甚少。这对两宫太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但等曾国藩和崇厚会衔的奏折一到京，这份安慰便变成极沉重的负担了。奏折中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列陈所以“致疑”的原因五点，奏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这已经是要从长计议的事，又要将天津道、府、县三员撤任查办，以及派兵弹压，并俟“民气稍定，即行缉凶”，那就决不能轻许了。
不许怎么样？宝鋆和董恂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会开仗。是和是战，两宫太后无法作任何决定，慈禧太后还觉得这事也不能只听少数人的意见，于是召见病起第一天进宫看折的恭王和军机大臣，面谕召集御前会议。
※※※
养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临外朝，决定在乾清宫西暖阁集会。奉召的一共十九个人，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亲贵，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四相，以及恭王为首的军机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寿、伯彦讷谟诂，弘德殿行走的将相，翁同龢、桂清、广寿。第四是掌管洋务的总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余十八个人都在近午时分到了乾清宫，由惇王带班，进殿行礼。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跪在东边，其余的跪在西边。
乾清宫是天子的正寝，在康熙以前，皇帝临轩听政，岁时受贺赐宴，以及日常召见臣工，都在这里，是内廷中规制最宏伟的一座宫殿，广九楹、深五楹，象征“九五之尊”。中间三楹设宝座，楣间有块顺治御笔的匾：“正大光明”。自从康熙末年闹出“夺嫡”纠纷以后，从雍正开始，废除了立储的制度，皇位的继承，由皇帝御笔书名，锦盒密封，这个锦盒就藏在“宫中最高之处”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左面三楹为东暖阁，原名“抑斋”，自从高宗因为得了绝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题名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阁，题名“温室”，高悬高宗御制的一篇“乾清宫铭”。其时正当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铭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六句话：“五福敷锡，万国咸宁，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体乾，惟皇永清。”现在，两宫太后及十五岁的皇帝，就是坐在这篇铭文之下，为了“一国不宁”，召见“惴惴矜”的亲贵重臣。
分班行了礼，所有的太监都奉命退出殿外，这时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天津的教案，没有想到闹得这么厉害！现在法国人蛮得很。曾国藩的折子，想来你们都在军机处看过了，要办地方官，要拿杀洋人的百姓，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姊妹俩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来商量，有话，你们尽管说！”
这样的场合，第一个说话的应该是惇王，他是早就预备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后，开始发言：“曾国藩不是不讲理，不体恤下属的人，他这个折子，也是大不得已。不过民为邦本，民心一失则天下解体。所以这件事要慎重。”
这几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开口就显得很激动，“民心宜顺！”他大声说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没有罪，张光藻跟刘杰，平时的官声很不错，他们当然不能偏袒教民，讨洋人的好。事情闹开来，全怪那个丰大业太野蛮，拿枪就打，这还成话吗？如果说中国的使臣，在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蛮不讲理，枪击职官，不也一样要犯众怒吗？至于陈国瑞路过天津，说了几句嘉许义民的话，正见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国看，他们有罪，在中国看，何罪之有？他们的罪，是总理衙门给安上的，咱们自己还在查办，总理衙门倒先替天津的义民认了罪的。给法国公使的照会，说什么天津的‘举事者’，等于我‘大清仇人’，这种措词太失体了！还有人说，天津的百姓，无缘无故杀法国人，不过借此抢劫掳掠。诬责义民，于心何安？”
那段话是宝鋆说的，他不能不申辩：“启奏两位太后跟皇上，七爷的责备，奴才不能受！烧教堂的时候，有人大抢特抢，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总是有的。”慈禧太后为他们排解，“这一层，现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辩。”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说吧！”慈禧太后告诫：“就事论事，别闹意气。”
“是！”董恂用含冤负屈的声音答道：“臣等奉旨与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为重。洋人脾气多很坏，臣等受气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谅，嬉笑怒骂的也很多，臣等总想着受辱负重四个字，能够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点儿，算不了什么。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实心为国，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跟洋人开衅的时候，平日多加化导，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应该体谅国家，平长毛、灭捻匪，现在陕甘还在用兵，国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这样一个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为仇？”
董恂一口气说下来，上了年纪，不免气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说，接口便驳：“说百姓与朝廷为仇，是断断不会有的事！这话在自己都不能说，何况说给洋人，形诸文字？试问，洋人误信百姓与我大清为仇，不更以为朝廷孤立无援，越发得寸进尺，没有个完结？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体，而且失策！”
“原是说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辩解，就显得有些软弱了，“措词当然要不同些。”
“怎么个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态，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战的论调来，今日一会，便难收场了，得要想个办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战的那条心，专就“抚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够议和而不太吃亏才是正办。因此，她摇一摇手：“不必在这些细故上争执。”接着，摆出不胜悲愤的神情说道：“道光、咸丰两朝，咱们中国都吃了大亏，洋人是咱们的世仇，你们如果能想一条计策，把洋人灭掉，我们姊妹俩就死也甘心！”
这番话说得群臣动容，都觉得语气严重，不敢轻易奏对。
慈禧太后细看西面那一班从领头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脸色，知道自己这两句话把他们“镇”住了，于是又用缓和的声音说：“皇帝还没有成年，诸事要从长计议，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关，跟外头不一样，总得要搁下成见，多替国家着想。”
醇王是主战的一方，既无彻底灭洋人的长策，就不敢再多说。军机和总理衙门，除了李鸿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听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说。彼此沉默之下，作为清议领袖的倭仁，就不能不发言了。
“臣愚昧，”他说，“张光藻、刘杰两员，既然官声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鋆等人不便说话，只有恭王起而相驳，但他病后虚弱，无力多言，只说得一句：“不依曾国藩所请，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道：“臣有愚见。曾国藩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曾国藩，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慈禧太后“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董太师”的外号，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国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两宫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着说：“有僧王在，他的马队，还可以把洋人挡一挡。现在，也还得要调一支兵进京保护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议，预备再调驻张秋的铭军九千人入京。等商议好了，请旨办理。”
“李鸿章呢？”慈安太后又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件案子，他怎么个说法？”
“李鸿章此刻在潼关。他给臣写信，也说‘断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软磨’。”
惇王听得这一说，算一算督抚中预备开仗的，只有一个丁宝桢，但“东军”全靠一个总兵王心安，那两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带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调进京。看样子已非得依从曾国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讨价还价”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所请办地方官、缉凶这两件事，既不得不从，那么，中国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严办。”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认为严拿拐子，刺激洋人，应该从宽，所以惇王这么说。
这一说勾起了醇王的牢骚，发了好大一篇议论，说素日无备，而临事则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从咸丰十年以来，试问“所备何事”？这是指责当国十年的恭王。说到最后，他亦是“无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纶音，如果仍有措词失体之处，”他很起劲地说：“臣等仍当纠正。”
慈禧太后点点头，看着恭王说道：“那种‘大清仇人’什么的，是有点儿不象话！”
“是！”恭王病后体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着醇王说：“军机拟旨如有不妥之处，醇王等人尽管纠弹，臣等虚心接受。”
恭王这样给面子，醇王不便再发牢骚，于是御前会议到此结束。时间太长，无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纪的倭仁等人，甚至因为跪得太久，站不起来，得要太监来搀扶。
虽然如此，却还不能回家，都在朝房里等着看军机处所拟的旨稿，如有与廷议不符之处，象醇王所说的，“倘有措词失体之处”，便可当时“纠正”。
军机章京的笔下都快，但这天拟旨，要把群臣所发，面奉裁可的意见，都包括进去，而遣词用字的多寡轻重，与发言者的名位又有关连，因此斟酌损益，费了三个钟头，才把两道明发、两道廷寄的稿子拟好，邀请大家去看。
两道明发，是摘叙曾国藩的原折，为洋人辩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妄”，以及遣责天津地方官办事不力，革职查办。两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一道专寄曾国藩，指示大计，自然最关紧要，所以大都争着先看这一件，只见写的是：
“曾国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曾国藩等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屈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该督等现给该使照会，于缉凶、修堂等事，均已力为应允，想该使自不至再生异词。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至豫备不虞，尤为目前至急之务。曾国藩已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驻扎张秋之兵，自应调扎附近要隘，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驰抵潼关，所部郭松林等军亦已先后抵陕，此时窜陕乱民，屡经官军剿败，其焰渐衰，若移缓就急，调赴畿疆，似较得力。着曾国藩斟酌情形，赶紧复奏，再降谕旨。日来办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结，并着随时驰奏。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津后即可质明虚实，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这道廷寄，实际上照曾国藩及总理衙门的意思办理，而表面上对主战一方重视民心的议论，亦已完全采纳，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
再看那两道明发上谕，摘引曾国藩的原奏，文气不顺，近乎支离。翁同龢心里在想，如果照此明发，一定会引起指摘，还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经偏西，还要清稿，还要“请起”，面奉两宫太后认可，时间局促，决无再细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见，又费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飞递，明发由倭仁带回内阁去处理。出宫时刻，已快下钥，却有一骑快马，飞奔而来，天津的折差，递来崇厚的一个折子，说是曾国藩病重，请另简大臣赴津主持。
※※※
曾国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卧床不起，无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势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间接是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所逼。
当教堂被焚之初，英国驻天津的领事李蔚海，就联络各国领事，组织了一支“自卫队”，名为保侨，其实是有意要反衬出中国官府不能维持地方。及至罗叔亚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玛自告奋勇，陪着他同行，在幕后全力煽动。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县及陈国瑞抵命的要求，以后又透露口风，赔偿损失最少得数百万银子，杀人放火的凶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来的《申报》又载着英国人的议论，说是必须用武，儆戒中国官民。同时崇厚打听到，罗叔亚不仅每天与法国水师提督会商，而且已有两千洋兵开到，大沽口和烟台的外国兵船，亦日有增加。
这些消息把崇厚吓得胆战心惊，万一开仗，朝廷主战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时追究责任，第一个就会把他杀掉，至少也是充军的罪名。这是不可避免的，兵败议和，则杀主战的大臣，和议决裂，不惜一战，则必杀主和最力的人来激励士气民心。为此，他一天几次去见曾国藩，反复申说，必须答应罗叔亚在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则大祸就在眼前。
曾国藩撤张光藻、刘杰的职，奏请治罪，已觉内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听崇厚的话？最后被逼不过，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态度。
“洋人亦须适可而止。”曾国藩依然保持着他那平静舒缓的语声，“莫以为我立意不开衅，便是怕事不设防！我已密调各路军队到津，军械由上海制造局航海赶运，军粮呢，福建采办的两万石米，可以奏请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过，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惊愕莫名，“中堂，”他嗫嚅着说，“我竟不知有这些部署！”
“现在你知道了。”曾国藩闭眼捋须，接着又说：“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早已许国。幸赖圣祚绵长，将士用命，荡平巨寇，百战名将，如今凋零虽多，也还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杨厚庵，那个不是念切时艰，心存君国？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继起亦复有人，不见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这番话一说，崇厚无法再谈得下去，而且心里惊疑不止，他无法判断曾国藩的话，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国藩处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极能干的幕友，暗中调兵遣将，非无可能。看这样子，说不定曾国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缓兵之计，等军队开到，又是一样说法，那就非把大局搞决裂了不可！
这样一想，他觉得曾国藩在天津，有害无益，苦于无法把他请走。谁知事有凑巧，曾国藩因为崇厚一味媚敌，逼人太甚，心境大为不快，眩晕的毛病越发严重，以致当客呕吐，卧倒在床。崇厚灵机一动，趁此机会，飞奏曾国藩病重，不能任事。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举动，但照崇厚的想法，这一来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国藩，让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担卸下来，回保定安心养病。
在同一个奏折中，崇厚又说，法国公使已提出职官抵命的最后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点钟，还未有确实答复，法国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杀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国兵船，就在这一两天内开到了九艘之多。
这个折子递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点钟。如果说已经决裂，则事已无及，而期限过于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纯为空言恫吓的感想。因此，奉旨进宫看折的恭王，对这一层倒不怎么摆在心上。
然而曾国藩的病倒在床，却不能不重视。恭王和总理大臣们都知道，崇厚对外则资望不足，为敌所轻，对内则与情不洽，动辄获谤，已经无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请“简派重臣”，实在有此必要。为难的是这个能办洋务的“重臣”到那里去找？
“这是个火坑，派谁谁倒霉！”宝鋆苦笑着说，“和议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让那班‘清流’骂个够！”
他的话一半是牢骚，一半也是实情。沈桂芬则比较沉着冷静，心想宝鋆的话一传出，更难找人，于是紧接着说道：“话虽如此，事情也得两面看，这时候谁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相都未能办成的抚局办成，必享大名。再说，为国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对了！”恭王许了愿心，“谁要是把这副担子挑了下来，我一定保他，或是换顶戴，或是调剂差使，两宫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话，立即便有人自告奋勇，那就是以兵部尚书奉派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毛昶熙。他是河南人，也是咸丰初年投笔从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乡办团练，比起曾国藩、李鸿章戡平大乱的勋业来，自有天渊之别。但正如俗语所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个肯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则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资升为尚书、侍郎的大臣，都看作书生。这时因为法国公使以兵船胁迫，他认为以兵部尚书，总理大臣的双重资格，该去看一看虚实，因而毅然请命，打算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艰险，且又是总理衙门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纳。但与宝鋆、沈桂芬密商的结果，认为办洋务的长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议决裂，则拱卫京畿，又非李鸿章不可。此外托词卧疾，遥领直隶提督衔名的刘铭传，亦该征召。商定了这些办法，立刻进宫请旨定夺。
那几天因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殁，作为亲生长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养心殿的常朝暂免。这时，只有恭王一个人“递牌子”，两宫太后在御花园钦安殿召见，自是一奏就准，当天就下了谕旨。名义上仍旧尊重曾国藩，让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该督抱恙甚剧，恐照料或有未周，谕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帮同办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来，须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同时“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
于是毛昶熙带着四名随员，由京师星夜赶到天津，预备与“洋官”会议。
毛昶熙的四个随员是，翰林院侍讲吴元炳、刑部员外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算是京里一等一的洋务长才，其实只有一个陈钦是好手。他在总理衙门的章京中，称为“总办”，就好比军机章京的“达拉密”，内务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脑。曾国藩对毛昶熙知之甚深，并不重视，倒是对这四个人，一谈之下，赞叹不绝，许为“难得之才”。
难得的也还只是一个陈钦。在与法国公使罗叔亚、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会议席上，他据理力争，侃侃而谈，引证各国通行的公法，指出丰大业应负激发冲突的责任，同时表示修堂、赔银以外，天津府县撤职交刑部查办，缉凶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办理，安三、王三两名祸首已经照罗叔亚的要求释放，中国所应该做到的，不但已经做到，而且已经过分，不能再有所让步。
罗叔亚被驳得无话可说，一味坚持职官抵命的要求，变成无理可喻，威妥玛自然也就挑拨不起来。等会议不欢而散，罗叔亚与威妥玛大概觉得还是总理衙门比较好对付，随即便离津进京。
崇厚一看这情形，正是脱身之时。一则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责任，再则怕罗叔亚在天津未能讨得便宜，会跟总理衙门去找麻烦，他得从中去说好话，以排解见功。所以拿“奉使法国请入都陛辞”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罗叔亚后面，匆匆赶进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国藩却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这桩交涉，坏在误听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来失之于太软弱，让法国人步步进逼，搞得枪法有些乱了。静下来细想一想，觉得罗叔亚的态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样的强硬，则会议决裂，接着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无表示，悄然进京？
这个疑团，很快地就被打破了。从英国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尔各答的“电报”，传来消息，说是普鲁士跟法国开了仗，起因于西班牙发生革命，女王被废，预备迎立普鲁士王的一个亲族为西班牙王，法国的皇帝，老拿破仑的侄子，称为“拿破仑第三”的，表示反对。于是普鲁士王遣大将毛奇，领兵进攻法国。在大沽口的法国水师提督，就因为国内正有战事，必须待命行动，所以拒绝了罗叔亚的要求，怎么样也不肯开衅。
“天佑吾华！”曾国藩大大地松了口气，知道仗是打不起来了，至少限度可以说，要法国国内再派援兵，是不会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说，“法国既有内顾之忧，我们这里何妨乘机利用？”
“不然，不然！”曾国藩大为摇头，“你莫想到《战国策》上的话！普、法两国的国情形势，几乎一无所知，而想利用重洋万里以外的战局，如何可以！这个论调发不得，一发助长了主战诸公的虚骄之气。为今之计，正宜把握良机，奏请慈圣，执持定见，促成和议。请你去拟个奏稿来，普法开仗的事，只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诚悦服，“中堂这才是老成谋国！”
这个奏折由曾国藩和毛昶熙会衔拜发，主旨是“请中外一体，坚持定见”，决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备。本打算着“投荒万里之行”，有几年苦头可吃的李鸿章，忽然得此际遇，精神抖擞地星夜带兵入卫，一路行军，一路不断上奏，同时行文军行所经各地督抚，要求供应军需。曾国藩是替他办惯了粮台的，将福建船政局购办的“京米”，截留了两万石，存放在天津，专等李鸿章和刘铭传来领。
除了李鸿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来“跳火坑”的。启行之前，先上个奏折，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闻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自道“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摇”。这番话的意思，与曾国藩一样，都是请两宫太后“谋划必须决断”，抱定主旨，决无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鸿藻、倭仁那些人的话，万不可听。
因为如此，没有人再发主战的议论，但一口怨气不出，都发泄在曾国藩头上。有的公然指责，有的写信质问，大致以前骂崇厚的话，现在都用来骂他，态度最激烈的则是他的同乡，甚至要把他悬在湖广会馆的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撤除。
以曾国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骂得如此不亦乐乎，总理衙门和涉及到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曾国藩挨骂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官声甚好的张光藻、刘杰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议攻击，变成替人受过。刑部尚书郑敦谨，当然不会这么傻，所以当直隶臬司钱鼎铭将此两人解送刑部时，主管的直隶司郎中，拒绝收领。接着，军机承旨，发了一道上谕：“罗叔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传谕钱鼎铭将张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国藩等，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期迅速了结。”既不说治罪，亦不说免议，不知“如何迅速了结”？使得钱鼎铭深感为难。
在曾国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责任，不但没有什么不快，反觉欣然，认为补过的机会到了，听张光藻和刘杰要请病假，一口答应。于是张、刘二人，当天离开天津，躲到外县去“避风头”。
缉凶的事，他一样也不起劲。毛昶熙看看情势不妙，曾国藩口说“不惜得罪清议”，又说“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实既畏清议，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补了崇厚的遗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会办交涉职责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国藩“拿办凶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会”中人，由新任天津知县萧世本审问，因为听审的百姓极多，萧世本不敢不慎重，这样便又拖延下来了。
二九
就在这时候，江宁发生了一件清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怪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马新贻在江宁练了四营新兵，规定每天操演两次，专习洋枪、抬炮、长矛，每月二十五校阅，主要的是看新兵用洋枪打靶，地点就在新建总督衙门未完工前，暂时借用的江宁府署西面的箭道。他对新兵用洋枪的“准头”如何，看得很认真，好在出了署西一道偏门，就是箭道，走了来，走了去，不费什么事，所以每一次都是亲临校射。
七月二十五又逢校阅之期，因为下雨，延迟一日。第二天一早，依例行事，到了九点多钟看完，马新贻亦同往常一样，步行回署。后面跟着负责警卫的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和替总督传令的武巡捕叶化龙，还有两三名马弁。走近偏门，只见有个中年人，用马新贻家乡，山东荷泽的口音喊道：“大帅！”
接着便跪了下来，双手捧着一封信，高举过顶。
马新贻认识这个人，一见便问：“你还没有回去？”
“回大帅的话，盘缠用完了。今天特为来求大帅。”
“不是给过你两次了吗？”马新贻的神色显得颇不耐烦。
“是……。”
正当那人嗫嚅着不知何以为词时，右面又有人高声喊道：“大帅伸冤！”接着也跪了下来。等马新贻回头来看时，那人突然从衣襟下取出一把雪亮的短刀，左手拉住马新贻的手臂，右手往上一递，刀已Сhā入右胸。
“扎着了！”马新贻大喊一声，接着便倒在地上。
于是喻吉三和叶化龙等人，一拥上前抓住了刺客和告帮的那个山东人，同时将马新贻抬回上房，找医生来急救。
这样一件大事，立刻传遍全城，无不惊诧万分。于是将军魁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还有学政殷兆镛，一起赶到督署，只见马新贻奄奄一息，已无法说话，他的两个已入中年的姨太太嚎啕大哭，跪在魁玉面前，口口声声：“请将军替我家老爷伸冤！”
魁玉知道，话中是要请他缉拿指使的正凶。但是魁玉自己也在害怕，在他看裁撤的湘军，个个都象是指使的正凶。这话不能说，说了保不定连他都会挨一刀。
因此，魁玉除了好言安慰以外，不敢说什么担当的责任的话，只巴望能保得住马新贻一条命。无奈刺中要害，群医束手，延到第二天中午，终于咽气了。
这时，江宁知府孙云锦和上元、江宁两知县会审凶手的供词，亦已呈送到魁玉那里。凶手名叫张文祥，河南汝阳人，做过洪军李侍贤的裨将。供词离奇不经，魁玉看了，只是不断摇头，连称“荒唐”。
“出缺的原因，怎么说？”魁玉问臬司梅启照，“这么荒唐的供词，怎么能出奏？”
“是！”梅启照紧皱着眉说，“主使的人，其心凶毒，不但要马制台的命，还要毁他的清誉。好在凶手还在审讯之中，只好先含糊其词。”
于是以“行刺缘由，供词闪烁”的措词，飞章入奏，到京城那天是八月初二。
总督的权柄极重，威仪极盛，居然会在官兵校射的地方被刺，这件事不但令人惊骇，而且无不诧异。因此也没有一个人不怀疑张文祥后面有主使的人，只是主使的人是谁，目的何在？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出一个大概，这少数人中便有恭王在内。
慈禧太后正有丧母之痛，身体也不很好，但仍力疾视朝。恭王怕吓着了两宫太后，不敢多说被裁湘军流落在两江的种种不法情事，只在严讯凶手优恤马新贻外，谈到两江总督悬缺，认为非曾国藩回任不可。
就不为镇抚两江的散兵游勇，曾国藩回任也是公私并顾的好安排。论公，曾国藩没有把天津教案办妥，只是他为此心力交瘁，大损清誉，朝廷既不忍责备，更不便把他调开，另外派人主持和议，现在有此顺理成章的机会，是再好不过。论私，曾国藩回两江，驾轻就熟，正好休养病体。所以两宫太后同声准奏。
于是直隶总督便落到李鸿章身上。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一则他有“精兵”可拱卫京畿，再则他也是办洋务的第一把好手，正好让他接替曾国藩未能办成的和局。
这一下便宜了李鸿章的长兄李瀚章。李鸿章奉旨带兵援左宗棠西征，朝廷特命浙江巡抚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替他“看守老家”，现在李鸿章调为直督，却不便叫李瀚章回任，因为署理浙江巡抚杨昌浚，虽是曾国藩的小同乡，却是左宗棠的“嫡系”。浙江是左宗棠克复的，一直被视作他的“禁脔”，前后巡抚蒋益澧、杨昌浚都是左宗棠所力保，这两个人的报答便是替他在浙江筹饷。陕甘军务正吃紧之际，一动杨昌浚就会影响西征的“协饷”，既然杨昌浚不能动，李瀚章就不能回任，由署理而真除，则淮军的“协饷”，亦仍可取给于湖广，是件一举两得的事。
李家双喜临门，马家则是祸不单行。张文祥除了信口侮蔑马新贻以外，对于行刺的原因，是否有人指使，坚不吐实。地方官会审时，态度桀骜不驯，将军魁玉亲自审问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为天下除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有何不好？”马新贻虽是回教家世，但从洪武初年由武昌迁居山东曹州府，到马新贻已传了十八代之久，是道道地地山东土著，与陕甘回民风马牛不相及，可知张文祥话，完全诬蔑。
但问来问去，到底有句要紧话漏了出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见得他是被买出来的凶手，而且早有密谋。就因为这一句话，署理藩司，曾受马新贻知遇的孙衣言，坚持要求刑讯，但是臬司梅启照和江宁府、上元县、江宁县三地方官都不敢。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有人巴望着能在这时灭张文祥口，一用刑说不定就会在狱里动手脚，把钦命要犯报个“刑伤过重，瘐死狱中”，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张文祥本人只有离奇的片段供词，但在江宁城内，却有两种首尾俱全，枝叶纷披的传说：一种是说马新贻与陕甘回乱有关；另一种是说他负义渔色，陷害患难之交。当然，后一个传说更能耸动听闻。
传说中的马新贻，在安徽合肥署理知县时，曾经为捻军所擒，擒获他的就是张文祥。但张文祥久有反正之心，所以捉住了马新贻，不但不向捻军头脑张洛行等人去报功，反而加意结纳，为他引见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时金彪，四个人拜了把子，然后悄悄放马新贻回去，跟抚台说妥当了，再来接他们投降。
事情非常顺利，张、曹、时三个人都拉了部队，投向官方。上头委任马新贻拣选降众，编设两营，因为马新贻号毂山，所以称为“山字营”，他的三个把兄弟都当了“哨官”。马新贻就凭这两营起家，一路扶摇直上，升到安徽藩司。
洪杨平定，大事裁军，山字营遣散，张、曹、时三人都随着马新贻到藩司衙门去当差。据说，这时候的马新贻，已有些看不起贫贱患难之交的意思了。
因此，曹二虎准备去接家眷时，张文祥就劝他一动不如一静，但曹二虎不听，把他的妻子从家乡接了出来，住在藩司衙门里。既来了，不能不谒见马夫人，恰好马新贻也到上房，一见曹二虎的妻子，惊为绝色，就此起意，勾搭上手，只是碍着本夫，不能畅所欲为。于是，马新贻经常派曹二虎出差，而每一趟的差使，总有油水可捞，曹二虎乐此不疲，马新贻亦得其所哉。
这样不多日子，丑闻传播得很快，张文祥不能不告诉曹二虎，他起先还不肯相信，暗中去打听了一番，才知真有其事，便要杀他妻子。
张文祥劝他：“杀奸须双，光是杀妻，律例上要偿命，太犯不着。大丈夫何患无妻？你索性就把老婆送了他，也保全了交情。”
曹二虎想想也不错，找了个机会，微露其意，谁知马新贻勃然大怒，痛斥曹二虎侮蔑大僚。曹二虎回来告诉张文祥，张文祥知道他快要有杀身之祸了。
这样过了些时候，曹二虎又奉命出差，这次是到安徽寿州去领军火。张文祥防他此去有变，约了时金彪一起护送。途中安然无事，曹二虎还笑张文祥多疑，张文祥自己也是爽然若失。
于是第二天曹二虎到寿春镇总兵辕门去投文办事，正在等候谒见时，中军官拿着令箭，带着马弁，来捉拿曹二虎，说他通匪。等一上了绑，总兵徐戌装出临，不容曹二虎辩白，就告诉他说：“马大人委你动身后，就有人告你通捻，预备领了军火，接济捻匪。已有公文下来，等你一到，立刻以军法从事。你不必多说了。”
曹二虎被杀，张文祥大哭了一场。他跟时金彪表示，一定要为曹二虎报仇。时金彪面有难色，张文祥便指责他“不够朋友”，愿意独任其事。于是收了曹二虎的尸体埋葬以后，张、时二人，就此分手。在这一段传说中，唯一真实的是，时金彪确有其人，现在在山西当参将。
传说中的张文祥，被描画成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据说，他用精钢打造了两把匕首，用毒药淬过，每天夜深人静后，勤练刺击的手劲，叠起四、五层牛皮，用匕首去刺，起先因为手腕太弱，贯穿无力，这样两年，练到五层牛皮，一刃洞穿。他这样做的用意，是假定严冬有下手的机会，那怕马新贻身着重裘，亦不难一刀就要了他的命。
自从练成这样一番功夫，张文祥暗中跟踪了马新贻几年。一次相遇于杭州的城隍山，因为巡抚的护从太多，无法下手，直到如今，始能如愿。又有人说，马新贻被刺时大喊一声“扎着了！”其实是“找着了”，意思是说冤家路狭，终于被找到了。还有人说，马新贻被刺，看清凶手是张文祥，说一声：
“是你啊！”接着便吩咐左右：“不要难为他！”
这些传说，绘声绘影，言之凿凿，民间即令是脑筋很清楚的人，亦不能不相信。因为，不然就会发生这样一个疑问：张文祥刺马，到底是为了什么？同时官场中知道张文祥没有什么详细口供的人，却又讳莫如深，颇有谈虎色变之慨，因而越发助长了这些传言的流播，不久连京城里都知道了。
但替马家不平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有的胆小，不敢多事，有的与湘军素有渊源，不便出头。只有安徽巡抚英翰，身为旗人，不涉任何派系，由于跟马新贻私交甚厚，因而上奏，在表扬贤劳以外，“请严诘主使之人，以遏诡谋。”京里又有个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添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折子中“疆臣且人人自危”以及“其中或有牵掣窒碍之处，难以缕晰推详”的话，意在言外，连慈禧太后都动了疑心。于是以五百里加紧的上谕，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此谕刚发，接着又发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
张之万是个状元，也是个“磕头虫”，他的独得之秘的强身之道，是每天临睡以前，磕多少个头，说是起拜跪伏，可以强筋活血。为人深通以柔克刚的黄老之学，所以也是个“不倒翁”，这时接到朝命，大起恐慌，如果遵旨根究到底，一定会成为马新贻第二。果然，不久就接到了间接的警告，劝他不可多事，这一下，张之万越发胆战心惊，一直拖延着不肯到江宁。
无奈朝旨督催，魁玉又行文到清江浦，催“钦差”快去，张之万只好准备动身，把漕标的精锐都调了来保护，数十号官船，在运河中连番南下，他自己一直躲在舱里不露面。
※※※
其时正值深秋，红蓼白蘋，运河两岸的风光颇为不恶，这天由河入江，到了瓜州地方，张之万在船里闷了几天，想上岸走走，走了一阵，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野外孤露，四无隐蔽，倘或此时遇到刺客，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于是漕标参将，亲自带领两百亲兵，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团团将茅厕围住。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大为惊异，不知道那里出了什么事？
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漕帅张大人”上茅厕。于是张之万人还未到，他的笑话先到了江宁。魁玉一见了面便拿他打趣，“天下总督，漕帅最阔，拉场野矢都得派两百小队守卫。”他喊着张之万的号说：“子青，你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张之万唯有报以苦笑，“玉公，”他说，“我是奉旨来会审的，一切都要仰仗。”
“不然，不然！”魁玉摇着手说：“你是特旨派来的钦差，专为查办此案，当然一切听你作主。”
两个人一见面先推卸责任，但彼此有关，谁也推不掉，那就只有“和衷共济”商量着办了。当夜魁玉为张之万设宴接风，陪客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候补道袁保庆。孙衣言也是翰林，比张之万只晚一科，他的儿子叫孙诒让，功名不过举人，官职不过主事，但声名极盛，对“墨子”的造诣极深，父子二人都是经师，所以张之万另眼相看。
袁保庆是袁甲三的侄子，他跟孙衣言于马新贻都有知遇之感。尤其是袁保庆，被委为营务处总办，平日抓散兵游勇，颇为严厉，因此为马新贻带来杀身之祸，更是耿耿于怀。在席间与孙衣言两人，极力主张对张文祥用刑，非要追出主使的人来，才肯罢休。
张之万抱定宗旨，只听不说，唯唯否否地敷衍着，等席散以后，魁玉把他和臬司梅启照留了下来，这才谈到正事。
“孙、袁两公的话，决不可听。”梅启照这样说道，“他们为报私恩，不顾太局，难免激出太乱子来。如今江宁城里，人心惶惶，安分守己的人家，都闭门不出，袁笃臣家就是如此。”
袁笃臣就是袁保庆。
张之万吸了口气：“照此说来，江宁竟是危城！”
“也差不多。”魁玉答道，“但盼涤相早早到任，让我交出了总督关防。”
“涤相还在请辞，辞是当然不准他辞的，但天津的案子未结，还要入京陛辞请训，这一耽搁，起码两个月工夫。”张之万说，“我们就想办法拖它两个月！这一案只有等涤相来料理。”
“要拖也容易。”梅启照说，“张文祥不肯供，只有抓他的亲属来问，这样就拖下来了。”
“他的家属在那里？”
“在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
“行文浙江，逮捕到案。”张之万又问，“还有什么远些地方的人好抓？”
“有个时金彪。”梅启照说，“张文祥曾供过这个人，也是捻匪那里投降过来的，现在山西当参将。”
“那就行文山西，逮捕到案。”
“是！”梅启照问道：“请示钦差大臣，那一天提审？”
“我审也无用。”张之万说，“这一案到最后如何定谳？该有个打算。打算好了我们就照这条路子去走。”
梅启照深深点头，看着魁玉，魁玉也点点头，示意梅启照提出商量好的办法。
办法是替张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显得确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张文祥个人处心积虑，必欲得而甘心，借以搪塞“严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为马新贻洗刷清誉，而且要隐隐含着因为公事认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这样，马新贻之死，才能有殉职的意味。
这套假口供是如此说法，张文祥本是李侍贤手下的裨将，洪杨平定，他逃到了浙江宁波，与海盗有所勾结，同时开了个小押当，隐姓埋名，苟且度日。
等马新贻调了浙江巡抚，海盗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处禁地，名叫南田，向来为海盗所盘踞，马新贻捉住了其中的头目邱财青，处以死刑，另外又杀了海盗五十余名，其中颇多张文祥的朋友，平日常受他们的接济，这一下等于断了张文祥的财路，因此他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这以后又有一连串的怨恨，张文祥开小押当，而马新贻因为押当重利盘剥小民，出告示查禁，张文祥生计顿绝，便起了报复的心。又说，张文祥的妻子罗氏，为人诱拐潜逃，让张文祥追了回来，但人虽未失，卷逃的衣物为奸夫带走了，一状告到巡抚那里，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不久，罗氏复又潜逃，张文祥追着了，逼她自尽。至此人财两空，认为马新贻不替他追赃，以致他的妻子轻视他，于是立志报仇。
这里面当然也有片段的实情，象张文祥的妻子，背夫潜逃，即有此事。但从整个供词看，疑窦甚多，然而除此以外，别无更好的说法，也就只有自己骗自己，信以为真了。
“不过，”张之万只提出了这样一个指示：“一定要凶手自己画供，有了亲供才可以出奏！”
不论案情大小，定罪的根据，就是犯人的口供，这一点梅启照当然不会疏忽。回去以后，立刻传见负责主审的江宁知府和上元知县，传达了钦差张大人的意思，要他们设法劝诱张文祥，照此画供。但既不能用刑迫供就范，便只有慢慢下水磨工夫，一拖拖了个把月，尚无结果。
这时的曾国藩，请辞江督，未能如愿，已经交出了直隶总督的关防，正预备入京请训，天津教案总算已化险为夷，杀了两批凶手，也办了张光藻和刘杰充军黑龙江的罪，毛昶熙和丁日昌，亦已分别回任。大局已经无碍，加之曾国藩曾有奏疏，痛切自陈，举措失机，把张光藻和刘杰办得太重，“衾影抱愧，清夜难安”，因而亦能见谅于清议。而朝廷为了慰抚老臣，特旨赐寿，由军机处派人送来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方，御书福、寿字各一方，以及紫铜佛像、嵌玉如意、蟒袍衣料等等。他这年是六十整寿，生日正在慈禧太后万寿后一天，两湖同乡，就在不久前要把他点翰林的匾额撤除的湖广会馆，设宴公祝。
就在他出京之前，张之万和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了，说张文祥挟仇“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并无主使之人”，同时定拟罪名，凌迟处死。消息一传，舆论大哗，给事中刘秉厚、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纷纷上奏，认为审问结果，不甚明确，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不但舆论不满，两宫太后及朝中大臣，亦无不觉得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不但有伤国体，而且此风一开，中外大员心存顾忌，会不敢放手办事，否则就可能成为马新贻第二。同时就照魁玉和张之万的奏报来说，前面说张文祥怀恨在心，又以在逃海盗龙启沄等人，指使他为同伙报仇，因而混进督署行刺，“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后面却又说：“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由“尚属”二字，可见魁玉和张之万并未追出实情，所以无论从那方面来看，这一案不能就此了结。
还要严办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办法？却有不同的主张。有人以为应该撇开曾国藩，另派钦差查办；有人以为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以外，还有大学士的身分，此案应归他主持。两宫太后召见军机，仔细商量结果，决定兼筹并顾。一方面尊重曾国藩的地位，一方面另派大员到江宁，重新开审。同时为昭大公起见，决定用明发上谕：
“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文祥所供挟恨各节，暨龙启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宁，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惩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郑敦谨是刑部尚书，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翰林，这一榜是名榜，人才济济，在咸丰初年，红极一时。郑敦谨的官运却不算太好，翰林散馆，当了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但颇有政绩。直到同治改元，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刑部尚书他是第二次做，第一次当刑部尚书在三年前，恰好西捻东窜，山西巡抚赵长龄防剿不力，带兵的藩司陈湜，是曾国荃的姻亲，本人性喜渔色，部下纪律极坏，慈禧太后得报震怒，大年三十派郑敦谨出京查办。结果按查属实，赵长龄和陈湜得了革职充军的处分，而郑敦谨铁面无私的名声，也就传了开来。
因此，上谕发抄，舆论都表示满意，期待着郑敦谨也象那次到山西查办事件一样，必能将这桩疑案办得水落石出，河清见鱼。
郑敦谨却是心情沉重，因为他是湖南人，而江宁是湘军的天下。但又不愿借词规避。他已经六十八岁，又是岁暮雨雪载途之际，如果说惮于此行，起码恤老尊贤的恭王会同情他的处境，然而他终于还是在刑部各司中挑了几名好手，驰驿出京，径赴江宁。
一路上历尽辛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到的那天正是除夕，曾国藩把他接到督署去守岁，长谈竟夕。这一谈，郑敦谨才深悔此行。因为曾国藩说了实话，御外必先安内，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如果再激出什么变故，那是授人以隙，倘或第二次开衅，洋人决不会象这一次似的，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明知有指使的人，为保全大局，不宜追究。
曾国藩与郑敦谨不但是同乡，而且都是道光十四年湖南乡试的举人。郑敦谨春闱联捷，第二年就成了进士，曾国藩则道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连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得如愿以偿。所以论科名，郑敦谨虽是前辈，亦是同年，交情一向深厚，但论到公事，各有作为。郑敦谨清勤自矢，执法铮铮，张光藻和刘杰第一次解交刑部治罪，被拒绝收受，就是他的主张。谁知迫于朝命，终于还是办了罪。多少年来的规矩，或是内阁会议、或是吏部议处、或是刑部治罪，复奏时一定拟得重，留待旨意减轻，以示开恩。张光藻和刘杰原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已经过分，而两宫太后听了宝鋆、崇厚的话，以张、刘二人“私往顺德、密云逗留，藐玩法令”的理由，再加重罪名改为充军黑龙江。
为此，郑敦谨耿耿于怀，这时听了曾国藩意见，越觉得满怀抑郁难宣，不由得就发了牢骚。
“不该办的非办不可，该办的却又不能办。”他说，“读书六十年，真不知何以为怀！”
曾国藩的牢骚更多，但养气的功夫，他比郑敦谨来得到家，所以不动声色地答道：“相忍为国而已！”
能忍是一回事，办案又是一回事。郑敦谨那个年过得很不是滋味，大年初一还好，年初二一早，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祐，领了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跪在钦差大臣的行辕门口，放声痛哭，请求伸冤。好不容易给劝了回去，接着便是袁保庆来拜，郑敦谨跟他的叔叔袁甲三是会试同年，所以袁保庆称他“老世叔”，为他指出张文祥供词中，种种不合情理的疑窦，要求严办。袁保庆向来心直口快，对曾国藩和魁玉都有批评，张之万更为他隐隐约约指责得一文不值。江苏巡抚丁日昌丁忧开缺，张之万奏旨接任，朝命一到，忙不迭地赶往苏州，催丁日昌交卸，胆小怕事到如此，颇为袁保庆所讥评。
“还有人居然在马制军被难之后出告示，说‘总督家难，无与外人之事。’老世叔请想，疆臣被刺，怎能说是‘家难’？”
郑敦谨也听说过这件事，出告示的人就是梅启照。“这当然是失言！”他说，“我奏旨跟涤相会办此案，凡事亦不能擅专。等稍停几日，我再约诸公细谈。”
过了初五，郑敦谨会同曾国藩约集江宁的司、道、府、县会谈案情，别人都不讲话，只有孙衣言侃侃而谈，说指使的人倘能逍遥法外，则天下将无畏惧之心，又何事不可为？所以这一案办得彻底不彻底，对世道人心，关系极大。又说，民间谣诼纷传，上海戏园中甚至编了“张文祥刺马”这么一出新戏开演，明明是诬蔑马新贻的荒唐不经之谈，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为真，做一首诗，说什么“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马新贻含冤而死，复蒙重谤，天下不平之事，那里还有过于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园编演“刺马”新戏，轰动一时，连远在安庆的安徽巡抚英翰，都有所闻，特为咨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以及孙衣言所提到的那两句诗，郑敦谨无不知道。那首诗出于乔松年的手笔，郑敦谨跟他虽是同年，也觉得他做这样的诗，实在有伤忠厚。
不过乔松年家世富饶，虽做过大官，不脱绔裤的习气，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时觅不着诗材，信口开河，不足为奇。所以郑敦谨这样答道：“乔鹤侪的话理他干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马端愍的清誉，总有洗刷的一天。”
曾国藩也深深点头，用马新贻的谥来譬解：“端愍之端，即是定评。至于民间好奇的流言，事定自然平息，此时倒不必亟亟于去辟它！等定谳以后，我自然要替马端愍表扬。”
郑、曾二人作此表示，使得孙衣言的气平了些。当时决定正月初七开审，照例由首县办差，定制了簇新的刑具，送到钦差行辕，就在二厅上布置公堂，一共设了五个座位，除去郑敦谨和随带的两名司员以外，另外两个座位是孙衣言和袁保庆的。
这是那两名司员想出来的主意，因为此案的结果，已经可以预见，怕他们两人将来不服，会说闲话，甚至策动言官奏劾，别生枝节，所以建议郑敦谨用钦差大臣的身分，委札孙衣言、袁保庆参与会审。
接到委札，孙衣言特为去看袁保庆，要商量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追出实情。袁保庆因为曾国藩接任后，仍旧被委为营务处总办，公事极忙，经常在各营视察。替他料理门户的是他过继的一个儿子，名叫世凯，字慰庭。袁世凯这时才十三岁，矮矮胖胖，因为常骑马的缘故，长了一双“里八字”的罗圈腿，貌虽不扬，脑筋极好，已脱尽童騃之态，很整个成年的样子，凡有客来，如果袁保庆不在家，都归他接待。“慰庭！”孙衣言把手里的公事扬了扬，“令尊也接到委札了吧？”
“是！今天一早到的。”袁世凯答道：“家父昨天下午到六合查案去了，委札还不曾过目。”
“你拆开看了没有？”
“看了。怕是紧要公事，好专差禀告家父。”
“令尊什么时候回来？”
“临走交代，今天下午一定回来，正赶得上明天开审。”
“我要跟令尊好好谈一谈。奉委会审的，就是我们两个人。”
孙衣言说，“此案不平的人极多，无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想讲话也无从讲起。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责任特重，等于要为所有不平的人代言。等令尊回府，请你先把我的意思转达，今天晚上我在舍间专候，或是令尊见访，或是给我一个信，我再来。无论如何要见一面。”
“是！老伯的吩咐，我一定告诉家父。不过……，”袁世凯笑了笑又说，“我想放肆说一句，不晓得老伯容不容我说？”
“说！说！你常多妙悟，我要请教。”
“不敢当！”袁世凯从容答道，“我劝老伯不必重视其事，更不必有所期望。照我看，郑钦差不过拿这委札塞人的嘴巴而已！”
几句话把孙衣言说得愣在那里，作声不得。好半晌才用无穷感慨的声音说道：“我的见识竟不如你！不过……。”他把下面的那句话咽住了，原来是想说：钦差的用心，连个童子都欺不住，何能欺天下人？
“老伯是当局者迷，总之，是太热心的缘故。”袁世凯老气横秋地说，“我劝老伯大可辞掉这个差使。”
“这也是一法，但不免示弱。”孙衣言很坚决地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辞，我要争！”
这种择善固执的态度，袁世凯再聪明亦不能了解，而袁保庆是了解的，当夜去回拜孙衣言，表示也要据理力争。
第二天一早，钦差行辕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纯然是来看热闹，有些则是来替张文祥“助威”的。当然，钦差大臣奉旨审问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审理案件不同，警戒严密，不得观审，百姓只能在一府两县差役的弹压之下，远远站在照墙边张望。
此外从钦差行辕到上元县衙门，一路也有百姓在等着张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县监狱，独住一间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铺，吃的荤腥，有个相好，钓鱼巷的土娼小金子，偶尔还能进去“探探监”，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气色很好。这天一早，扎束停当，饱餐一顿，然后上了手铐，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钦差行辕。看到夹道围观的人群，不由得满脸得意，看的人也很过瘾，觉得张文祥为兄报仇，不但义气，而且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恰恰符合想象中的侠义男儿的模样。
孙衣言和袁保庆是早就到了，在花厅里陪着郑敦谨闲谈，谈的是天津教案。正在相与感叹，国势太弱，难御外侮之际，督署派来当差的武巡捕来报，说张文祥已经解到，请钦差升堂。
等坐了堂把张文祥带了上来，郑敦谨看他一脸既凶且狡的神色，心里便有警惕，所以问话极其谨慎，而张文祥其滑无比，遇到紧要关头，总是闪避不答。那两名司员因为已经得到指示，也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一句来一句去，问是问得很热闹，却非问在要害上面。
于是袁保庆开口了，他是问起一通奇异的文件。在马新贻被刺以前几天，督署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自然盖着大印，但印文模糊，不知是那个衙门所发？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张画，画的一匹死马，文案上赶紧叫人逮捕那投文的人，却已不知去向。这张意示警告的画，究竟是谁弄的玄虚？袁保庆要问的就是这一点。
照袁保庆想，如果张文祥真的为了私仇，处心积虑，非置马新贻于死地而后快，则行踪愈隐密愈好，岂能事先寄这么一张画，让马新贻好加意防备？这是情理极不通之处。
而且，反过来看，果真马新贻有过那种不义的行为，则此画的涵意，在他是“哑子吃扁食，肚里有数”，也会特加防范，何致漫不经心，自取其祸？
“王书办！”袁保庆说：“把那张画取来！”
王书办是上元县的刑房书办，张文祥一案的卷牍证据，都归他保管，知道他指的是那张“死马”的画，当即取来呈堂。
“张文祥！”袁保庆把那张画提示犯人：“这张画你以前见过没有？”
他问得很诡谲，因为这张画以前没有提出来问过，是最近钦差到了江宁，有人突然想起，这张画来路可疑，特为检了出来归案。袁保庆疑心张文祥根本不知其事，但如说了缘由，他必定一口承认，真相就难明了。所以故意这样套他一句，如果张文祥不知就里，一口回答“不曾见过”，则送画的自另有人，追出这个人来，就可以知道指使的是谁。
然而他失望了，张文祥看了看答道：“见过的。”
“你在那里见过？”
“是我送给老马的。”
“咄！”有个司官拍案叱斥：“岂有此理！你对马制台，怎么能用这样无礼的称呼？”
张文祥把双三角眼翻了翻，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问你，这张画是你亲自送到总督衙门的吗？”袁保庆又问。
“是我自己送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不想想，这一下有了防备，你还能有侥幸一逞的机会？”
“明人不做暗事！先给他个信，教他小心！”张文祥答非所问地，但仿佛强词夺理，很难驳诘。
袁保庆也感觉到了，张文祥实在难对付！凡是犯人，或者想脱罪，或者想避重就轻，企求着堂上笔下超生，决不敢胡扯惹问官生气。而张文祥不同，本性既凶狡，又根本没有打算活命，若说他有些微畏惧之心，无非怕吃眼前亏，可是堂上定了决不用刑的宗旨，那就连这一丝忌惮都没有了！因此信口雌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拿他毫无办法。
好在目的是要追指使的人，袁保庆便不理他那套大言不惭的话，仍旧在那幅画上追根。
“那么，这张画，是你自己画的？”
“这也没有了不起，反正一匹‘死马’！”
“哼！”袁保庆冷笑一声：又喊：“王书办！”
“喳！”王书办趋前听命。
“拿纸笔给他，开去手铐，叫他照样画一张！”
王书办依言照办，把那张画铺在张文祥面前，再取一副笔砚，一张白纸，一一摆好，然后指挥差役开去手铐，把枝笔递到张文祥手里。
就在提笔要画的那一刻，他忽然将笔一丢，摇摇头说：“我画它不象！”
袁保庆一听这话，立即拍案喝道：“说！这张画是谁画的？”
突如其来地这一声，大家都吓一跳，张文祥仿佛也是一惊，愣了一下，立即恢复正常，很随便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是谁画的。”
“这一说，是个什么人交给你的。是不是？”
旁敲侧击地套了半天，终于把意向说明白了，袁保庆是在套问指使的人。张文祥却是仿佛早就看出他的用意，不慌不忙地答道：“也没有什么人交给我。”
“那么，这张画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袁保庆连连击桌：“说，说！”
张文祥丝毫不为所动，“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说，“是我在地上捡到的，想起正好寄给他，当个口信，便这么做了！”
这样回答，迹近戏侮，袁保庆大怒，“好刁恶的东西，真正十恶不赦！”急怒之下，不暇考虑地下令：“看大刑！”
大刑就是夹棍，看看三根木梃，几条绳子，却不知多少好汉过不了这一关。郑敦谨也是不主张对张文祥用刑的，此时便想开口阻止，却让一名司官用眼色阻止住了。郑敦谨也明白，一说阻拦的话，便是当众纠正了袁保庆，逢他盛怒之际，说不定拂袖而起，甚至即时出言顶撞，岂非大失体统？好在那司官既有眼色递过来，自然必有打消他这个命令的办法，且等着看！
上元县的差役无不明白，张文祥决不会上刑，簇新的刑具是钦差审问，照例定制，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此时看见钦差不作声，而袁道台的面子不能不顾，于是响亮地应一声：
“喳！”身子却站在那里不动。
袁保庆越发恼怒，刚要出言责备，只听一名司官——是向郑敦谨使眼色的那个人，拉开嗓子喊道：“来啊！拉下去打！”
“喳！”差役们又是响亮地答应。
“问得太久了，”那人赶紧转脸向郑敦谨说，“请大人暂且退堂休息吧！”
郑敦谨出了翰林院就当刑部主事，这些问案的“过门”，无不深悉，因而一面起身，一面向袁保庆和孙衣言看了看说：
“两位老兄请花厅坐吧，这里让他们去料理。”
经过这一番周折，袁保庆怒气稍平，方始领悟到那司官是替他圆面子的手法，可想而知的，张文祥也决不会“拉下去打”。
等他们回到花厅，两名司官接着也到了，擦脸喝茶抽水烟，乱过一阵，在等候开饭的那段休息的时间内，少不得又要谈到案情。
“郑大人！”这回是孙衣言先说话，“今日一审，洞若观火。张文祥虽奸狡无比，但别有所恃者在，倘无所倚恃，就不致于如此顽恶！”
“喔，倒要请教，所恃者何？”
“所恃者，堂上不用刑！”孙衣言说，“郑大人两绾秋曹，律例自然精通，倒要请教郑大人，如何才能教张文祥吐实？”
“说起来我是三进刑部，不止两绾秋曹。”郑敦谨说：“大清律例嘛，如今年纪大了，只怕记不周全，三十年前刚分部的时候，背得极熟。教犯人吐实，自然也有办法，无奈不能用！”
“想来郑大人是指的刑讯之制。”孙衣言特为抢在他前面说：“凡命案重案，男子许用夹棍，女子许用拶指，这是律有明文的。”
“不错，律有明文。”郑敦谨答道，“然而仍旧不能用。这个犯人在堂上的情形，老兄已经亲见，刑用得轻了，熬刑不供，无济于事，用得重了，怕有瘐毙的情事出现，那时我担处分是小事，不能明正典刑，岂非更对不起马端愍？”
“在法言法。”袁保庆帮着争辩，“夹棍既为律之所许，自然应当用，用过了无济于事，事后就无遗憾了。”
“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郑敦谨摇着头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倘或诬服，随意供出几个人来，说是幕后指使，请问，又将为之何？”
“自然依法传讯。”
“传讯不承，难道又用刑求？”
“未曾传讯，安知其不承？”
两个人针锋相对，展开激辩，一场舌战无结果而散，反倒耽误了这天的审问。到第二天，接得消息，说有一营新兵，因为长官苛虐，有哗变之虞，袁保庆不能不亲自去料理，剩下孙衣言一个人参加会审，自更不发生作用。而从这天审过以后，郑敦谨又闹病，中间停了几天。事实上审与不审，几无区别，孙、袁二人，争既争不过，闹亦闹不起来，照例陪坐而一筹莫展，以致变得视会审为一大苦事。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种离奇的谣言，将会层出不穷，愈传愈盛，使得马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川流不息地争辩着，搞得孙衣言和袁保庆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结果，认为张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张之万的审问所得，完全一样。
供词已经全部整理好，即将出奏，会审的人照例都该“阅供”具名，表示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使出最后一项法宝，拒绝具名。
“这是无法勉强的事。”郑敦谨苦笑着说，“案子总得要结，只好我跟涤相会衔出奏。反正凶手是张文祥，定拟了‘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对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细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再加上曾国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气吞声。不过孙衣言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
“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
于是曾国藩派了一名戈什哈，去送程仪，两名司官每人一百两，这在“曾中堂”，出手已经算很阔的了。送郑敦谨的是二百两，附了一封曾国藩亲笔写的信，说这笔程仪，是致送同年，不是馈赠钦差，同时表明，绝非公款，是从他个人的薪给中分出来的，请郑敦谨无论如何不可推却，否则就是不念交情。
郑敦谨还是“不念交情”，断然谢绝。到了二月初六，携带随从，上船回京，一路闷闷不乐，每每终宵长吁短叹。这样到了清江浦，便得起旱换车北上，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把他接到衙门里去住，留他盘桓数日，郑敦谨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不久，从江宁来的消息，郑敦谨和曾国藩会衔的奏折，已奉上谕批准，马新贻“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而张文祥也就在上谕到达的第二天伏法，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曾国藩亲临监视。两江总督亲莅刑场，监视正法，是从未有过的事，因而引起许多揣测，说倘非如此，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唯有曾国藩亲临坐镇，才得安然无事。
郑敦谨又听到消息，说马家的报复甚酷，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钩，交给刽子手作行刑之用。凌迟重刑，数十年难得一见，有人说只“扎八刀”，有点脔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说要用“鱼鳞剐”，一片片细切。而张文祥则是介乎其间，用定制的钩子扎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钩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张文祥始终不曾出声。
于是郑敦谨以一种奇怪的、豁达的声音对张兆栋说：“我的责任已了！该回去了。”
“春寒料峭，起旱苦得很，何不再玩些日子？”张兆栋说，“反正案子已了，回京复命就晚些也不要紧。”
“我不回京。”郑敦谨摇摇头说，“我回家。”
张兆栋愕然，想了一下说道：“想来老前辈出京时就已请了假，顺道回籍扫墓？”
“‘田园将芜胡不归’！”郑敦谨朗声念了这一句，又黯然摇头：“九陌红尘，目迷五色，我真的厌倦了。”
张兆栋大为诧异：“老前辈圣眷优隆，老当益壮，着实还有一番桑榆晚景，何以忽有浩然归去之志？”
“早归早好。”郑敦谨说：“涤相是抽身不得，以致于不能克保全名。象我，驽马恋栈，只恐真如涤相所说的，‘名既裂矣，身败在即！’归去，归去！岳麓山下，白头弟兄，负暄闲话，强似千里奔波来审无头命案！”
这一说张兆栋才知是为马新贻一案，受了委屈，先还当他是发发牢骚，解劝了一番，也就丢开了。谁知第二天一早，郑敦谨亲自来跟张兆栋要求，派一名专差为他递告病的奏折，同时请张兆栋替他雇一只官船到长沙，竟真个要辞官回里了。“老前辈何必？”张兆栋说，“就要告病，等回京复了命再奏请开缺，也还不迟。”
“那就辞不成功了。”郑敦谨说，“士各有志，老兄成全了我吧！”
说到这话，张兆栋不便再劝，当天就派了专差，为他递折，接着又传淮安府首县的山阳知县办差，派了一只大号官船，床帐衾褥，动用器具，一律新置，作为对这位刑部尚书的敬意。
那两名司官，自然也要苦劝，而郑敦谨执意不听。问他辞官的原因，他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说唯有辞了官，才能消除对马新贻和他的家属，以及孙衣言、袁保庆等人的疚歉之感。
“此案外界闲言闲语很多。大人这样子一办，见得朝廷屈法，恐怕上头会不高兴。”
“那也是没法子的事，”郑敦谨说，“只怕不高兴的不是朝廷，是我们湖南同乡。然而我也顾不得了！屈法是无奈之事。若以为屈法是顾全大局，以此自宽自解，恬然窃位，岂不愧对职守？”
说到这话，那两名司官心里也很难过。原来是打算着办这件名案可以出一出风头，就象总理衙门的章京陈钦办天津教案那样，虽然费心费力，到底名利双收。谁知年前冲寒冒雪，吃尽辛苦到江宁，落得这么个窝囊的结果，除了曾国藩的一百两程仪以外，什么也没有捞到！
于是吃了一顿张兆栋特备的，索然寡味的离筵，水陆异途，各奔前程。郑敦谨趁一帆东风，过洞庭湖回长沙，两名司官走旱路回京复命。一到部就为同事包围，都要知道郑尚书辞官的真相。
最后连恭王也知道了，特地传谕，叫那两名司官到军机处去见他，询向郑敦谨倦勤的原因，那两名司官不敢隐瞒，照实答复。于是恭王也就据实陈奏两宫太后，因为两宫太后也觉得事出突然，颇为怀疑，曾经一再问起，恭王不能不奏。
“我说呢，郑敦谨年纪虽大，精神一向很好，怎么一下子就告了病。原来其中还有这么多隐情！”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他就是告病，也该回京复了命再说，就这么擅自回籍，也太说不过去了。”
听她的语意不满，恭王怕惹出“交部议处”的话来，会引起各方的揣测，又生是非，因而赶紧为郑敦谨进言：“这一案，郑敦谨劳而无功，不免觉得委屈。臣等叫人写信劝他销假，请两位皇太后，暂时不必追究了。”
既然恭王为他乞情，慈禧太后也就算了，“最好让他销假。”她说，“不然，面子上不好看。”
这话就算说得很重了，恭王不敢再多说什么，只答应一声：“是！”
“倭仁的病，怎么样了？”慈安太后问。
“不行了！”恭王微微摇头，“不过拖日子罢了。”
“那是先帝敬重的人。”慈安太后看着右面，用征询的语气说，“给他一个什么恩典，冲冲喜吧！”
“也好！”慈禧太后看着恭王问：“你们倒看看，怎么办才合适？”
问到这一层，恭王恰好可以陈奏拟议中的办法。大学士本以官文为首，他已在正月里病故，这是个满缺，该由瑞常以协办大学士坐升，瑞常空出来的一个缺，照例由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升任，而文祥是在同治六年就已调任吏部，等着拜相，此时顺理成章地得了协办。但是四位大学士，两殿两阁，需要重新安排，官文所遗的文华殿大学士，为殿阁之首，依惯例应该由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改授，但入阁是倭仁在先，科名亦是倭仁早，因此，倭仁以文渊阁改为文华殿，亦未始不可。
等恭王把这番周折奏明以后，两宫太后一致认可，以倭仁为文华殿大学士。这是名义上的“首辅”，说到做官，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以复加的高官。但是冲喜没有能把倭仁冲好，到四月里假满，再赏假两个月，并颁赐人参，这就再无销假之期了。师傅的恤典，一向优厚，加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赐谥第一个字自是“文”字，第二个不出大家所料，是理学大臣专享的“端”字。
这一下又出一个大学士缺，应该由文祥坐升，以他的圣眷，两宫太后应该早有交代，但一直不提，就知道事情有变化了。
一打听，是两广总督瑞麟的儿子，刑部主事怀塔布在替他父亲活动入阁。瑞麟是内务府管银库出身，家资豪富，两广总督又是有名的肥缺，加以瑞麟于慈禧太后娘家有恩，文祥已知道争他不过。果然，等瑞麟为大婚进贡的珍品一到，两宫太后亲临检视以后，慈禧太后有话下来了。
“倭仁的遗缺，该谁补啊？”她这样问。
问到这话，即是不愿让文祥升任的明确表示，好在恭王已跟文祥商量过，所以答奏得很漂亮。
“照规矩，该由文祥升补。”恭王手指着说，“不过文祥已经跟臣说了，受恩深重，不敢再邀非分之荣，而且刚得协办不久，资望还浅，应该多历练历练。倭仁病故，空出来的大学士一缺，请两位皇太后另简资深望重的大臣接补。”
“嗯，嗯！”慈禧太后深为满意，转脸向慈安太后问道，“你看，叫瑞麟补，怎么样？”
慈安太后因为瑞麟对“大婚传办事件”，相当巴结，表示同意：“讲资望，瑞麟也够了。他是那一年进的军机？我记得是咸丰三年。”
“是！”恭王是跟瑞麟一起进军机的，记得很清楚：“咸丰三年十月里。”
“那就叫瑞麟补！”慈禧太后觉得对文祥有疚歉，便看看他说：“你就让他一步吧！”
听得这话，文祥赶紧跪下答道：“圣母皇太后的话说重了，奴才惶恐之至。奴才自觉蒙天恩补了协办，受恩已经逾分，实在不敢再作非分之想。目前大婚费用浩繁，除了户部的正项以外，全靠各省督抚感恩图报，共襄大典。瑞麟时传谕交办的活计、洋货，都能敬慎将事，如期办妥，为昭激励，应该让他补这个缺，两位皇太后的圣裁极是！”
“话虽如此，瑞麟到底太便宜了一点。”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问，“你今年五十几？”
“奴才今年五十四。”
“喔！”慈禧太后点点头说：“那总还可以替朝廷办二十年的事。”
这意思是来日方长，不必争在一时。文祥便又磕头谢恩。接着慈禧太后谈起洋务，连恭王在内，军机五大臣，倒有四个兼了总理衙门的差使，而事无巨细，尽皆参与的是沈桂芬。文祥是他的荐主，宝鋆在办理教案那一段期间，深得他的助力，而恭王虽以军机领袖，照规在御前召对，只有他一个人发言，但近年来凡属于照例的陈述，都让他人奏对，所以此时为了培植沈桂芬，不约而同给了他一个在两宫太后面前显露才具的机会。
沈桂芬跟李鸿藻一样，说话都极有条理，但李鸿藻还不免有正色立朝，直颜犯谏的味道。而沈桂芬则是煦煦然，娓娓然，如巨族管家对女主人回话的那种神态，所以慈禧太后觉得格外动听。
首先谈教案，他说崇厚到了巴黎，因为法国“内乱”，法皇拿破仑第三为普鲁士皇威廉第二所俘虏，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接受大清国修好致意的君主。而“法相”仍旧坚持罗叔亚所提出来的要求，由张光藻、刘杰为丰大业及被杀教士、修女抵命，同时要崇厚就在巴黎定议。
“崇厚告以无权开议。这个答复很妥当，不过崇厚写信回来，要总理衙门奏请两位皇太后准他回国。臣等以为断断不可。”沈桂芬接着又说：“法国现已战败，自顾不暇，此是国家之福，这一案正好趁此了结。臣等以为崇厚必得在巴黎撑着，一回来就会别生枝节，说不定前功尽弃。”
“对啊！该这么办！”慈禧太后深为满意。
接着沈桂芬又面奏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交涉的中日商约办理情形，以及曾国藩与李鸿章会奏的，选取聪颖子弟赴泰西“肄习技艺”一案。依照中美商约，招选幼童，委派刑部主事陈兰彬和江苏同知容闳带领赴美，学习军政船政。原奏的办法是由陈、容二人“酌议章程”，经费由江海关洋税项下，按年指拨，经总理衙门核议章程，请旨办理。沈桂芬此刻便是面奏章程大要，听候裁断。
“发愤图强是要紧的，就怕把子弟教坏了！不过，美国总算还好，天津教案没有夹在里头起哄。”慈禧太后想了想又说，“这件案子是早就谈过的，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上经验得多，他们这么提议，总理衙门又说该这么办，我们姐妹俩，自然得依。就怕事情还没有办，先就自己闹意气，象那一年开同文馆，惹出多少无谓的是非！现在倭仁也故世了，我不愿意再说他什么，只望大家体谅朝廷，自己委屈一点儿！别尽顾着自己挣名声，教朝廷为难。”
这话在李鸿藻听来，很不是味道，他也象倭仁一样，绝口不谈洋务。“洋务不是不可谈，但内如董恂，外如崇厚，仿佛以为中国人生来就该怕洋人，只好把洋人敷衍得不找麻烦，便已尽其办洋务的能事。而凡有保举，总理衙门的人，总是优先，各地的海关道，总理衙门更视为禁脔，好象除了他们，就没有人懂得如何跟洋商收税？其实不过借机把持而已。这些为清议所不齿的行为，使得李鸿藻看不起办洋务的人，因而抱定有所不为的宗旨，不沾洋务。当然也就对在洋务上特别巴结的沈桂芬，怀有反感了。
因此，这天君臣们谈得越投机，李鸿藻越如芒刺在背。等退了朝，却又不得休息，有个应酬非去不可。上年慈禧太后老母，承恩公惠澂夫人病故，开吊那天，方家园车马喧阗，只有李鸿藻没有理这回事，慈禧太后为此大不高兴。前车之鉴，这一次可不能疏忽了。
三十
这一次是喜事，醇王府添丁，贺客盈门，热闹非凡。醇王已有一个儿子，新生一子虽是行二，但为嫡福晋也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所出，这在身分上就大不相同了。他是皇帝的嫡堂弟兄，也是皇帝的嫡亲的姨表弟兄，皇帝的堂兄弟很多，而姨表兄弟眼前却只有这么一个。
这个刚降世的皇孙，跟皇帝一样，应该是“载”字辈，取名第二个字应该是水字旁。宗人府是由醇王府所在地的太平湖得到了启示，从《康熙字典》里找了个很特别的“湉”字，取义于左思的《吴都赋》：“澶湉漠而无涯”，照注解，湉是安流之貌，所以杜牧之的诗：“白鹭烟分光的的，微涟风定翠湉湉”，正切“太平湖”的涵义，更合载湉出生地，醇王府槐荫斋前面那一片红莲翠叶，波光如镜的景致。看起来这位小皇孙是个天恩祖德，享尽荣华，风波不起，安流到头，有大福分的人。
这位小皇孙不但天生金枝玉叶，身分尊贵，出世的年月也很好，正赶上醇王声光日盛之时。他的声光一直为恭王所掩，近年来先劾惇王管理宗人府揽权自大，其次在天津教案中，主张保护好官和“义民”，为守旧派的正人君子，视为铮铮然的正论。在御前会议中，指责总理衙门办理对外交涉失体，以及当国者自咸丰十年以来“所备何事”？骎骎然有与恭王分庭抗礼之势，令人意会到醇王已大非昔比，庙堂之上，独树一帜，有他自己的不能不为两宫太后和恭王、军机大臣所重视的主张和声势了。
为此，载湉满月，早就有人倡议祝贺。到了日子，一连宴客三天，由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新补了工部侍郎的荣禄，负提调的全责。荣禄人漂亮，办事更漂亮，把太平湖畔的一座醇王府，里里外外，布置得如一幅锦绣的图画。在原有的戏台以外，另外又搭了两座，一座是三庆、四喜两个班子合演的皮黄，一座是醇王府自己的“小恩荣”科班的戈腔，一座是以“子弟书”为主的杂耍，九城声色，尽萃于此。因此轰动了大小衙门，各衙门的堂官，自然送礼致贺，一定作座上客。以下就要看人说话了，第一种是南书房、上书房的翰林和翰、詹、科、道中的名士，以及军机章京，醇王派人先打了招呼：不收礼，但尽管请过来饮酒听戏。第二种是各衙门的红司官，来者不拒。此外就得有熟人带领，才能进得去，不过找个熟人也很容易，所以那三天的醇王府，就象庙市那样热闹。
当然，宾客因为身分的不同，各有坐处，王公宗室成一起，部院大臣又成一起。这天李鸿藻也到了，以军机大臣的身分，自是上宾，但他不愿夹在宝石顶子和红顶子当中，特地与一班名士去打交道。
名士的魁首算是潘祖荫，再下来就是翁同龢，然后是张之洞、李文田、黄体芳、陈宝琛，汪鸣銮、吴大澂，还有旗人中的宝廷，正聚在一起，谈一个前辈名士龚定庵。
谈龚定庵也算是本地风光。醇王府的旧主是道光年间的贝子奕绘，奕绘的侧福晋就是有名的词人西林太清春，传说中，与龚定庵有一段孽缘，定庵诗中“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就是这座朱门中的故事。
“现在有个人，跟定庵倒象。”张之洞问潘祖荫：“他也是好听戏的，今天不知来了没有？”
“没有见他。”
在座的人，都知道张之洞和潘祖荫一问一答所指的是谁，只有李鸿藻茫然，“是谁啊？”他问。
“李慈铭。”潘祖荫说。
“喔，是他。”李鸿藻问道：“听说今年他也下场了？”
“是的。”潘祖荫说：“去年回浙江乡试，倒是中了，会试却不得意。”
“那自然是牢骚满腹，试官要挨骂了。”李鸿藻笑道：“龚定庵会试中了，还要骂房官，李慈铭不中，当然更要骂人。不晓得他‘荐’了没有？”
“居然未骂，是不足骂。”张之洞笑道，“他的卷子落在霍穆欢那一房，这位考官怎么能看得懂李莼客的卷子？”
“怪不得！”李鸿藻说，“这真是‘场中莫论文’了。”
“内务府的人，也会派上考差，实在有点儿不可思议。”潘祖荫又说：“今年这一榜不出人才，在三月初六就注定了。”
本年会试的考官是三月初六所放，总裁朱凤标，副总裁是毛昶熙、皂保和内阁学士常恩，都不是善于衡文的人。十八房官中，得人望的只有一个御史边宝泉，霍穆欢以内务府副理事官也能入闱，尤其是怪事。因此这张名单一出来，真才实学之士，先就寒心了。
“兰公，”张之洞问道，“听说状头原是四川一个姓李的，可有这话？”
“有这话。”李鸿藻说：“‘读卷大臣’定了前十本，奉懿旨，交军机核阅，谁知第一本用错了典故，而且还有两个别字，只好改置第九。”
“我看了状头之作，空疏之至，探花的原卷也有别字。文运如此，非国家之福。”潘祖荫大摇其头。
“兰公，”翁同龢忽然说道，“三月初四那天，饭后未见你到弘德殿，我以为兰公你要入闱了呢！”
“果然兰公入闱，必不致有此许多笑话。”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接着张之洞的话，议论抡才大典，不可轻忽，同时也隐约有这样一种看法，自倭仁下世，在朝讲“正学”的，只有李鸿藻一个，接承衣钵，当仁不让。
李鸿藻对这些话不能无动于衷，他心里在想，自己以帝师而为枢臣，提倡正学，扶植善类，责无旁贷。目前的风气，以柔滑工巧为贵，讲求急功近利，如果能培养一班持正不阿的敢言之士，足以矫正时弊，这也是相业之一。自己在军机的资格虽是最浅，但年纪还轻，转眼“门生天子”亲了政，决不会再出军机，象明朝的“三杨”那样，在政府三、四十年，不足为奇，眼光尽不妨放远些，让沈桂芬去搞洋务，自己在作育人材上，该好好下一番功夫。
然而，在眼前自是以“启沃圣学”为第一大事。想起这件事，他的心情就沉重了，慈禧太后责望过高，而皇帝偏偏又不争气，也不能怪皇帝，倭仁的滞而不化，徐桐的自以为是，先就把皇帝向学的兴致打掉了一半，什么叫“循循善诱”，那两位“师傅”全不理会。倭仁已矣，却还有徐桐，是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脚色，如何得了？
倭仁一死，弘德殿自然不必再添人，怎么样能把徐桐也请走？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但是久有此心，却始终没有善策，最苦的是不能在两宫太后面前说一句归咎徐桐的话，否则一定被人指责为故意排挤。原来还希望他会有外放的兴趣，最近跟翁同龢一起升了“内阁学士”，要不了一两年就会当侍郎，然后便是尚书，这条终南捷径，在徐桐是决不会放弃的。
然而自己又何尝不然？眼前就快有一个尚书出缺了。郑敦谨第二次“赏假两个月”快要到期，这一次奏请开缺，必可如愿，徐、翁二人既已获得酬庸，那么这一次是该轮着自己升官了。
李鸿藻的想法，一点都不过分。等郑敦谨“病难速痊，奏请开缺”的折子一到，慈禧太后看了发交军机处以后，兼着吏部尚书的文祥，立刻提出拟议，以左都御史庞钟璐调任刑部尚书，李鸿藻由户部侍郎升补庞钟璐的遗缺。
这就是“官居一品”了！但李鸿藻忧多于喜，忧的是怕无以上答慈恩！臣子感恩图报，全在寸心，那怕危疑震撼，至艰至险的境地，抱定“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决心，足了平生，唯有当到师傅，若论报称，自己作不了自己的主。有人说过笑话，世俗以为“天要落雨，娘要嫁人”是万般无奈之事，而照“弘德殿行走”的人来说，还要加上一项：皇帝不肯用功！
因为既不能罚跪，又不能打手心，甚至还不能骂一句“蠢材”，至多说话的声音硬点儿，板起了脸，就算“颇有声色”
了。
然而两宫太后并不知道他的难处。旗人把西席叫作“教书匠”，弘德殿的谙达，就大致是这样一种身分。对授汉文的师傅已算是异常尊敬，而在李鸿藻已经觉得相当委屈，最教他伤心的是，慈禧太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恨不得自己来教！”这简直就是指着师傅的鼻子骂饭桶。当然，听到这话难过的，不止他一个，至少还有一个翁同龢，不过翁同龢未曾亲闻，是听他转述，感受又自不同。
“怎么得了呢？”慈禧太后痛心疾首地，“今年十六了！连《大学》都不能背。明年大婚，接下来就该‘亲政’了，可是连个折子都念不断句！说是说上书房，见书就怕，左右不过磨工夫！这样子下去，不是回事！总得想个办法才好。”
“稽察弘德殿”是醇王的差使，因此，遇到两宫太后垂询书房功课，恭王总觉得不便多说，只拿眼看着李鸿藻，示意他答奏。
李鸿藻是为皇帝辩护的时候居多，不过说话得有分寸，既不能痛切陈词，便只有引咎自责。
“按说，皇帝是六岁开蒙，到现在整整十年了。十六岁中举的都多得很，皇帝怕连‘进学’都不能够。”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们总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看皇帝那样，几乎连句整话都不会说。读了十年的书，四位师傅教着，就学成这样子吗？”
“两宫太后圣明！”李鸿藻答道：“皇上天资过人，却不宜束缚过甚。臣等内心惭惶，莫可名状，唯有苦苦谏劝。好在天也凉了，目前书房是‘整功课’，臣等尽力辅导。伏望两位皇太后，对皇上也别逼得太紧。”
“天天逼，还是不肯用功，不逼可就更不得了。”慈禧太后又说，“别的都还在其次，不能讲折，就是看不懂折子，试问，那一年才能亲政？”
照她的意思，似乎垂帘训政，着实还要几年。也许这就是慈禧太后的本心，但也是有隙可乘。如果皇帝婚后还不能亲政，言官一定会纠参师傅，十年辛苦，倘或落这样一个结局，那可是太令人不甘心了。
为此，李鸿藻为皇帝授读“越有声色”，无奈皇帝不是报以嘻笑，便是闹意气，令人无可措手。
因为慈禧太后曾说过，皇帝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都背不出来，李鸿藻觉得这话未免过分，皇帝讲奏折有囫囵吞枣的地方，作论时好时坏，往往通篇气势，不能贯串，作诗要看诗题，写景抒情，常有好句，须发挥义理的题目，不免陈腐，甚至不知所云。拿这些归咎于师傅未曾尽心教导，犹有可说，说是《大学》都背不出来，不免离谱，令人不能甘服。
因此，李鸿藻挑了一天，打算为皇帝温习《论语》。这是他为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开蒙的一本书。当时皇帝只有六岁，念来琅琅上口，曾邀得先皇喜动颜色，连声嘉许。倏忽十年，应该愈益精熟，所以先拿这本书作个试验。
“皇上近来读《宋史》，总记得赵普在家常念的那本书吧？”
“不是说他‘半部论语治天下’吗？”
“是！《论语》。”李鸿藻从容说道：“‘温故而知新’，臣请皇上默诵一章。”
皇帝一听这话，便喊：“小李！”
自从张文亮因病告退以后，小李越发得势，俨然是大总管的派头，经常伺候皇帝上了书房，便溜到茶房里去休息，所以此时是一个姓崔的太监，进殿伺候。
“小李呢？”皇帝不高兴地问。
“皇上且莫问小李。”李鸿藻对崔太监说：“取《论语》来！”
“是！”崔太监轻声答应，从书架上把一函《论语》取了来，略略拂拭灰尘，打开封套，把其中的两本书放在李鸿藻面前。
随手一翻，是《为政》篇，李鸿藻便指定背这一篇。皇帝茫然不知，就象提起儿时的游伴那样，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小太监，他可以记得起，若问某人是什么样子，皇帝就根本无从置答了。
“子曰……，子曰……，”皇帝期期艾艾地，一个字都想不起，甚至提他一个头，亦都无用。
这一下，李鸿藻的伤心、失望和自愧，并作一副热泪，流得满脸都是。
这是皇帝第二次看见师傅哭，第一次是倭仁为恭王所挤，奏请两宫太后派他在总理衙门行走，固辞不获，在授读时，不知怎么，忽然悲从中来，老泪纵横，把皇帝吓一大跳，不知他为何伤心。但这一次李师傅的哭，皇帝却是了解的，内心愧悔，要想一两句话来安慰，却不知如何措词？同时也恨自己，何以开蒙时就念过的书，会肯不出来？因而悄悄把那本《论语》移了过来，要看个究竟。
一眼看到“君子不器”那句话，皇帝突有灵感：“师傅！
这句话怎么讲？“
李鸿藻擦一擦眼泪，定睛细看，只见皇帝一只手掩在书上，把“器”字下面那两个“口”字遮住，成了“君子不哭”四字，不由得破涕为笑，差一点没有骂出来：淘气！
“皇上聪明天纵，上慰两宫，下慰万姓，只在今日痛下决心！”
皇帝对这位启蒙的师傅，别有一分敬惮之意，当时便在词色中表示了“受教”的意思。李鸿藻退出弘德殿又把小李找了来，一面威吓，一面安抚，恩威并用的目的，是要责成他想法子阻劝皇帝，玩心不可太重。把精神都放在书本上。
自从张文亮因病告退以后，小李在皇帝左右的地位，显得更重要了。他虽一心只打算着讨皇帝的欢心，但近来慈禧太后为了皇帝的功课不好，一再迁怒到“跟皇帝的人”，挨骂是常事，吃板子也快有分了，于今李师傅又提出严重警告，里外夹攻，不能等闲视之，所以就在这天晚上，跪在皇帝面前，苦苦哀求。
“万岁就算体恤奴才，下功夫把那几篇书背熟了它，只要万岁爷咬一咬牙发个狠，奴才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扯淡！”皇帝不悦，“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也不知道？一早上书房，回来有‘引见’的召见，该那儿行礼的行礼，午正又上书房，读满书，温熟书，讲折子，总得到申时过后才能完事。一回宫又要视膳。整天忙得个臭要死，还嫌这嫌那！如今索性连你都来教训我了！”说着，便是一脚踹了过去。
小李被踹倒了又爬起来，依然跪在皇帝跟前，“万岁爷的苦楚，奴才怎么不知道？”他说，“圣母皇太后万寿快到了，好歹把这几天敷衍过去，两位皇太后夸奖万岁爷，奴才也有面子，奴才情愿此刻挨打挨骂，不愿意看圣母皇太后责备万岁爷！”
这两句话把皇帝说得万般无奈，叹口气说：“光是背熟了书也没有用，要逢三逢八能敷衍得过去才行。”
逢三逢八是作文的日子，一论一诗，由翁同龢出题和批改。诗倒还好，写景抒情的题目，跟皇帝的性情对路，作论就很难说了，不是空空泛泛，没个着手之处，就有尧天舜日，典故太多，无法安排。小李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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