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旧的社会制度是必须改革的，不改革，西藏不能进步和发展，改革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①早在1951年5月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就规定了改革的条款；但同时又明确：“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952 年中央特决定：“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①在全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中央又提出，西藏的改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②毛泽东特别强调，西藏的改革应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他还针对西藏上层的顾虑，反复指出西藏的改革不同于内地，“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③“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指以后划分的农奴主、代理人）在民主改革以后不剥夺选举权，还可以做官”。④“将来金沙江以西藏区的改革，一定要避免打仗，尽一切可能去做工作，打仗是可能避免的”。⑤ 等等。毛泽东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这些话，中央之所以如此耐心等待，并一再推延西藏民主改革时间，无非是教育和期待西藏领导人员乃至整个上层集团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逐渐赞同并接受中央提出的原则，“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⑥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以求保持所谓最美妙的封建农奴制度，直至悍然发动以实现“西###立”为目的的全面武装叛乱，从而由他们自己敲响了彻底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丧钟。 对此，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宣布：“局势迫使我们提前同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分子进行决战，进行一次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平息叛乱的战争”。“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⑦ 毛泽东深刻剖析西藏的社会结构，针对社会生产力低下、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极其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社会制度指出：“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这个“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做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①这样野蛮透顶的制度，能够允许其永远存在而不改革吗？ 中共中央于1959年3月22日发出《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说：“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中央还明确指出：民主改革要“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耕地必须分给农民所有，其债务、乌拉和差役应予废除。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但在作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凡参加叛乱的分子，他们所有的耕地、房屋、耕畜、粮食和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一律废除。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分子，应该经过和他们协商，将土地和多余的房屋、耕畜和农具分给农民，废除其债务、乌拉和差役。对于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中表现进步并且政治上还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分子，可采取赎买的办法”。②不久，中央又决定“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耕畜、房屋，一律仿照内地对待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③中央对牧区、寺庙的民主改革以及对待工商业等方面的问题,也都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指明了方向。 全面平叛开始，正值西藏高原春耕播种季节。农奴群众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平叛胜利了，将要实行土改；焦急的是正当春耕大忙季节，三大领主不敢经营土地了，农奴缺少种子、耕畜、农具等，难以播种，如果地种不上，秋后没饭吃。拉萨市委负责人惠毅然、何祖荫到郊区蔡公堂和堆龙德庆的羊达等地调查了解这一情况并征求意见，群众一致的意见是：先把地种上，秋后谁种谁收，不影响土改。市委将此意见上报了工委。西藏工委立即于4月4日报请中央批准，在1959年对参加叛乱者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政策。同时，迅速以军管会名义宣布没收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参加叛乱的贵族、寺庙的土地，由农民耕种，实行谁种谁收，未叛的贵族、寺庙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就迅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当年农区适时春耕播种。4月17日，西藏工委发出《对当前平叛中有关农业生产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保证所有耕地及时耕种好。为此，工委、军区及时向各宗、派出军事代表，经过与农奴群众酝酿，由他们在平叛和生产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提名，经军代表审批后，成立各乡、镇的平叛生产委员会。这样，各地先后组织了上千个平叛生产委员会，领导当地平息叛乱、维护治安和生产等工作，保证平叛生产两不误。 毛泽东极其关心藏区的情况和民主改革政策的确定问题，特地于4月7日致信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索要有关藏区情况的十三个方面的材料：（1）西藏的人口；（2）西藏面积；（3）农奴制内容；（4）喇嘛人数；（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6）寺庙对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7）寺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8）藏军的经费来源；（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10）剥削阶级中的左、中、右派比例；（11）滇、川、甘、青各省的藏人数字；（12）以上四省藏区的面积；（13）青、甘、川省藏区寺庙诉苦运动情况。①毛主席还指示新华总社要长期调查研究藏区情况。 4月下旬至5月上旬，西藏工委讨论拟定了《关于在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十三项政策”），就接管旧政权、调整行政区划、对旧官员和对叛乱分子的处理、交通运输、财经工作、涉外事宜、收缴枪支、建立地方武装、农牧区工作、寺庙改革、组织机构和干部的调配等十三个方面，制订了平叛改革的一系列政策。草案提出：关于农村工作，当前要有重点地掀起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的“三反双减”运动，肃清叛乱分子，打掉反动上层的威风，树立贫苦农奴的优势，搞好生产,为土地改革打好基础；关于牧区改革，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平息叛乱，建立政权，保护牲畜，未参叛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关于寺庙问题，总的任务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界人士，彻底肃清寺庙的叛乱，摧毁寺庙的封建特权。中共中央于5月31日批准了这个草案，认为所定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中央指出，改革将在充分照顾西藏地区特点的条件下进行，把自下而上的充分发动群众同自上而下的协商结合起来。目前西藏地区的任务是：结合平息叛乱的斗争，采取边打边改的方法，完成全区的民主改革。中央指出，西藏民主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以“三反双减”为内容，第二步以分配土地为内容。明令宣布废除乌拉差役制度，废除高利贷，解除农牧民的人身依附；没收参加叛乱的贵族、寺庙及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土地，由原耕农民耕种。按照毛泽东的多次提议，中共中央创造性地确定了对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耕畜、房屋实行赎买政策。① 这些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不平衡性的特点，正确处理民族地区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结果，是党的民族政策在特定时间、地点灵活应用的充分体现。特别是在全国已经进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西藏统治阶级采取的特别温和宽松的一系列政策，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慎重态度，对西藏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做好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西藏工委于1959年5月中旬通知各分工委，要求在近日内查告当地三大领主占有土地、耕畜、农具、粮食情况，贵族和寺庙参加叛乱情况，以及大差巴的人数、占有土地、耕畜、农具、房屋和剥削等情况。紧接着，西藏工委副书记张国华、周仁山和军区副政委詹化雨于5月15日至6月3日到山南的贡噶、乃东、扎囊、隆子等地农村，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访问贫苦农奴及爱国上层人士，调查阶级状况，为制订民主改革的具体方针、政策做准备。 6月28日至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和《西藏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8月27日，西藏工委提出了《关于西藏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的报告。报告规定：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主要根据是叛乱与未叛乱的区别，分别采取没收和赎买政策。叛乱与未叛乱是基本界限。因此，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所有耕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含奴隶）所有。对于叛乱的贵族的耕地、房屋、耕畜、农具，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所有。而对未叛乱的贵族的耕地和多余的房屋、耕畜、农具，实行赎买后分给农奴所有。对寺庙所属卡的耕地、房屋、农具、耕畜，也按叛乱与未叛的界限，分别采取没收和赎买政策，分配给农奴所有。9月5日，张国华、谭冠三和到西藏进行调研的汪锋，向中央报告了关于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若干问题（包括赎买价格、牧区工作、宗教问题、废除债务、培养藏族干部等）。这两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原则批准。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于9月22日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和《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等重要文件。《实施办法》明确指出：“西藏地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行和平改革的方针”。“废除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一切封建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9月上旬至11月上旬，西藏工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划分西藏农村阶级的方案》、《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关于当前牧区工作的指示》、《关于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规定，并先后获得中央批准。 这些政策规定的主要内容是： 在农业区的改革，只划分农奴主阶级（包括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农奴阶级（包括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奴隶），而不划富农阶级。民主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以“三反双减”为内容，第二步以分配土地为内容。改革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巩固地团结中等农奴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封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①废除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对叛乱农奴主的土地，一律没收分给农奴。对未叛乱农奴主的土地，除其应留的一份外，多余部分实行赎买，分给农奴。 牧区（包括半农半牧区）的民主改革，实行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两利的“三反两利”政策。没收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的牲畜，除抽出一部分给贫苦牧民外，谁放牧归谁所有。在牧区不分配牲畜和牧场，对牧主不斗争，不公开划分阶级。整个牧区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不变，以稳定牧业，保证人畜两旺。 对寺庙的民主改革，除少数上层僧侣外，多数是中下层和贫苦僧尼，不划分阶级。民主改革中，实行反叛乱、反封建特权、反封建剥削，算政治迫害账、等级压迫账、经济剥削账的“三反三算”政策，彻底废除寺庙的剥削压迫和封建特权制度。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废除寺庙向各地摊派群众为僧的制度，禁止寺庙强迫群众为僧。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选举民主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对留寺僧尼的生活，由政府用补贴的办法解决。 在拉萨、江孜、昌都等城镇，开展反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特权的“四反”运动。保护工商业，安置贫民、乞丐，处理游民，组织就业，扶持手工业，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工商业，逐步进行市场管理。 对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实行更加稳慎、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并推迟进行。 西藏的党、政、军、民在西藏工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贯彻上述各项方针政策，积极稳妥地进行工作，并严格地进行了复查，从而保证了民主改革任务的健康发展，顺利完成。
农区的民主改革（1）
遵照中央“边平边改”的精神，西藏农区的民主改革随着平息叛乱的胜利进行而逐步展开。为加强对各地民主改革的领导，中###的地区组织于3月底陆续恢复：原在1953年8月撤销的拉萨市委恢复后，以西藏工委常委、组织部长惠毅然兼任市委书记，何祖荫、宋子元任副书记。将大收缩时改为山南、塔工两地的工作队，分别恢复为地区分工委。以工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运祥任山南分工委书记、张增文任副书记；以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平凡任塔工分工委书记。 4月初，当山南地区平叛即将开始时，西藏工委从各有关单位抽调党政军干部120人，组成12个工作队，跟随平叛部队进入山南地区，在其所属的12个宗（县）担负接管旧政权，发动群众，收缴枪支，捕捉反革命分子，建立革命秩序的任务。4月23日，中央军委在对西藏山南地区平叛及当前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山南地区“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即将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逐步发动群众，摧毁敌人的反动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改变山南地区的面貌，把整个山南地区从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变为人民统治的地区。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这个任务在地方工作干部还很少的目前，必须主要由部队承担起来”。①据此，西藏军区指示各部队立即组织工作队，原则上每个团组织四个工作队，每队十人左右，投入地方的民主改革工作。4月底前，拉萨、山南、那曲、塔工、江孜、昌都等地即陆续建立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原西藏各基巧（相当专署）、各宗的旧政权。 西藏地区民主改革的政策性很强。根据西藏工委的统一部署，各地、市都采取了先行试点然后逐步铺开的办法。这一工作首先在拉萨、山南、昌都地区有重点地开始进行。西藏工委派出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向明带领的工作组到堆龙德庆宗的羊达卡，山南分工委副书记张增文到乃东宗的凯（克）松和凯墨卡，昌都分工委第二书记苗丕一到昌都寺的生格、白格等5个村，副书记李本信到江达宗，拉萨市委书记惠毅然、副书记何祖荫到郊区的蔡公堂，江孜分工委书记阴法唐到打隆宗的打隆村，塔工分工委书记张平凡到林芝的尼池村等地，进行民主改革的调查准备和试点工作。此外，西藏工委另派出自治区筹委会公安处处长陈卓、工委组织部副部长杨东生到山南地区蹲点，对该区平叛改革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 第一阶段，“三反双减” 为适应西藏农村的实际情况，并使群众能充分发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农区改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三反双减”，第二步分配土地。“三反双减” 的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进行“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运动。 各地工作组进村以后，首先从访贫问苦入手，与贫苦农奴群众实行“三同一交”①，白天在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劳动，晚上深入到群众中宣传国务院关于平叛的命令和中央、西藏工委关于改革的文件，讲解各种政策。然后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叛乱分子祸国殃民的罪行，深挖隐藏的残余叛乱分子。工作组通过扎根串连，逐步摸清依靠、团结、打击的对象，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开展诉苦运动，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各地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召开了“吐苦水，挖穷根” 的###。农奴们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控诉叛乱分子和反动农奴主的罪行。在诉苦会上，许多被叛乱分子烧杀抢掠的受害者、被农奴主残害的亲人家属、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农奴们，一个个高呼：“要伸冤”，“要报仇”，要打倒吃人肉、喝人血的“阿达松”（三大领主）。农奴们用血和泪控诉：差役乌拉、高利贷和人身奴役，像三条毒蛇世世代代缠在他们身上。农奴们要求解放，要求推翻野蛮的旧社会。 经过诉苦算账和说理斗争，打掉了农奴主的威风，初步树立起贫苦农奴的政治优势。在反对叛乱的基础上，再开展反高利贷、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的斗争，解放奴隶，并帮助他们安家和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使劳动人民初步获得改革的实惠。 山南地区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最为完整的主要农业区之一。西藏地方政府系统197家贵族中，就有86家在山南占有庄园和牧场，包括大贵族、叛国骨干分子索康?旺清格勒、凯墨?索安旺堆、赤江?罗桑益西、朗赛林等以及###母亲等人在内。另噶厦、哲蚌寺等农奴主也在该地区占有庄园。其中最大的为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在乃东的庄园凯松卡（索康拥有十几处庄园和牧场，仅在山南地区就有6座庄园），共有300多个农奴（大人小孩在内），其中差巴24户、堆穷35户、朗生50多人, 由一个代理人恩久多杰管理。庄园有土地1200多克（每克相当于1亩，约合1200亩），其中差地370多克，是差巴户的“份地”，收入归各户差巴所有；自营地660克，由堆直接经营，24户差巴常年派出36人无偿劳役耕种，每年收青稞、豌豆7000多克（每克约28斤，约合196000市斤），其中4500克上交领主索康?旺清格勒，其余归堆所得；出租地150克，由差巴耕种，收入归各户差巴所有，按定额交租。全庄园除堆、根保①和一个大差巴三户人外，其他人均为受剥削压迫的农奴。35户没有耕种差地的堆穷，靠替差巴打短工、织氆氇、衲鞋底乃至乞讨活命。50多个朗生，专做家务、背水、做饭、喂马等劳动，也有在地里作农活的。他们全靠主人提供的最低生活条件，只能吃半饱、穿破氆氇片、住牛栏马棚，以维持生命及延续后代,供主人奴役，其他一无所有，且毫无人身自由。朗生生的子女仍是朗生，8岁开始就放牛羊，15岁至60 岁参加各种繁重劳役,到老年或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就被赶出庄园，以乞讨为生。 整个凯松卡的土地年收获粮食15万斤左右，要向索康交纳青稞万多斤，面粉1500多斤，猪、牛、羊、鸡几百只。索康家住拉萨，每年向拉萨运送这些物资，要用大量人力、畜力。堆除派差巴无偿耕作、运输外，每年还收地租青稞500克（约合14000市斤），向养奶牛户收酥油二三斤，向每个差巴收搓毛线的藏银15两。堆每年要到穷结做生意一天，由差巴派牲口15头驮运。堆穷每人每年要交人头税藏银3～15两。凯松卡为噶厦出藏军3名，包括其每年口粮青稞24克，服装费藏银400两，钱粮由24户差巴分摊。卡每年为噶厦运送官粮，要出15人、45头牲畜；还要负担噶厦官员路过此地的食宿费和支差用的马匹，交纳寺院僧人为农作物遭受冰雹、虫害“念经消灾”的粮食和费用等。全年要负担近一百种乌拉差役，全部落在140个有劳动力的差巴身上。全庄园59户农奴，除大差巴扎西每年放高利贷青稞数百克外，其余有51户都借高利贷；另有7户堆穷因一无所有，想借也没有人借给他们。差巴乌金从祖父时起有债主多个，积累下来的债务有青稞53克、藏银2500两；他每年全部收获连付利息都不够。民觉一家原是差巴，因负债累累，最后兄弟三人被迫卖身为奴，其中民觉成为扎西家的朗生。 1959年4月底，工作组进驻凯松卡后，经过深入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在给断粮群众解决酥油、糌粑的同时，为春播提供种子粮，大力宣传“谁种谁收”政策，掀起春耕春播Ｇao潮。在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以后，组织起生产互助组，成立了以朗生、堆穷为主的山南地区第一个村级农民协会，代行政权职能。6月10日，凯松卡召开斗争叛乱分子大会。朗生出身的农民协会主任尼玛次仁讲话说：“过去，贵族索康、堆、根保坐在上面，把我们踩在下面，剥削压迫我们，最后发动了叛乱，阻挡我们翻身。现在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帮助我们把他们打垮了，赶走了，消灭了。我们从地下站起来啦！”受苦受难的农奴群众纷纷奋起控诉农奴主、代理人的罪行。斗争大会后，随即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凡领主1958年前借给劳动人民的高利贷一律废除；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和1959年放的新债，一律减息，按月息一厘计算。16日，凯松卡和凯墨、昌珠、乃东几个卡的农奴集合在一起，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打着红旗和经幡，擂着羊皮鼓，一路高呼着：“消灭叛匪”，“消灭乌拉”，“消灭高利贷”的口号。各卡群众队伍之间，互相呼喊着: “你们的苦,就是我们的苦!”“团结就是胜利”。队伍汇集在泽当寺前，举行数千人的大会，向三个放高利贷的管家进行说理斗争，讨回了高利贷的借据，收回了抵押品，大长了农奴的志气，大灭了农奴主的威风。 “三反双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放奴隶，让奴隶获得做人的权利。朗生过去人身完全依附于农奴主，无任何生产资料。现在朗生们一方面为得到解放而欢呼，一方面又因长期做奴隶缺乏生活、生产能力而发愁。因此，工作组帮助朗生们安家，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到1959年6月底，凯松卡的61个朗生都已得到解放并安了家。农会把原属卡的15头奶牛、18头驴子、7匹马分给了朗生、堆穷。给卡养了半辈子奶牛和骡马的其美措姆、格桑都得到最好的奶牛和马后，满怀激|情地说：“过去喂马的人没有马骑，种地的人没有饭吃；共产党给我分了地和马，我可要好好过下半辈子”。7月5日，凯松乡农民协会成立。6月19日，乃东县又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山南地区随着平叛的胜利发展，按照凯松的经验和步骤，全面展开了民主改革运动。 昌都地区于1959年5月初成立军管会后，先在城区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叛乱宣传，收缴武器。在“谁种谁收”政策的鼓舞下，广大农民随即投入春耕春播生产。5月中旬，分工委派出5个工作组进入生格村等五处进行“三反双减”的试点。苗丕一直接抓生格村的试点工作。6月2日召开了昌都县各试点单位诉苦大会，清算三大领主的罪行，产生了很大影响。 拉萨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分别在东郊的蔡公堂和市区进行试点工作，深入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揭露隐藏的残余叛乱分子，揭批叛乱罪行。7月26日，拉萨万余僧俗人民###，控诉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拉萨叛乱武装司令拉鲁?才旺多吉。“反对叛乱”、“打倒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等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愤。拉萨市委副书记宋子元在现场作群众工作，防止拉鲁遭到殴打。 西藏工委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后，于7月1日正式发出指示，开展民主改革的第一步“三反双减”运动。随后，西藏农业区的民主改革运动逐步铺开。到下半年，全区有51个县的650多个相当于乡的地方、45万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三反双减”运动。山南、拉萨、日喀则、江孜、塔工5个地区共废除三大领主的高利贷债务合粮食850万克（约合亿市斤）,减租减息折粮30万克，共计折合粮食亿公斤,使翻身农奴仅人均债务就免除粮食750公斤。拉萨、山南等地解放朗生两万多人，发放安家粮58万克，还给他们分了房屋、农具以及生活用品。这些过去“受牛马苦，吃猪狗食”的奴隶们，开始站起来了。他们强烈要求分配土地，彻底“挖掉穷根，栽上富根，要做土地的主人”。 在声势浩大的民主改革运动中，一方面是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他们成为这场革命运动的主体。如乃东县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迸发出极大的热情，他们积极参加民主改革运动，愤怒声讨三大领主的罪恶，控诉他们剥削农奴，残害农奴的罪行，气愤地烧毁了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切高利贷、契约和债务。另一方面,对许多未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站到劳动人民方面来，拥护改革。有关改革中的重要问题都同爱国进步的和中间的上层人士商量，取得他们的同意。这不仅是完成民主改革的需要，也是和平改革的重要体现。 随着西藏全区民主改革的逐步展开，在拉萨各机关已抽调上千名藏、汉族干部赴改革第一线的基础上，7月中旬，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党委决定，抽调千名军队干部参加民主改革。在陕西咸阳西藏公学的3000多名藏族学员，纷纷要求回乡参加民主改革。工委随即决定他们分批回到西藏。月底，由青海、四川、陕西、甘肃、北京、河南、河北、山东、湖北等省调来的3000名干部陆续进藏，被分配到拉萨、山南、江孜、日喀则、塔工、黑河、昌都地区工作。至此，已有万人改革大军奔赴民主改革的第一线，为农区民主改革转入第二阶段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第二阶段，分配土地 土地改革是在“三反双减”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农区民主改革的核心。在进一步发动群众，深挖穷根，弄清“谁养活谁” 的道理之后，广大农奴和奴隶认识到三大领主对土地、生产资料的占有，是他们世代受苦的根源。江孜的翻身农奴说：“过去我们总认为是靠###养活的，现在才知道不是###养活了我们，而是我们养活了###”。他们懂得了要彻底翻身，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铲除社会不公平，将土地分配给劳动农民所有，使“土地还家”。普遍建立的农民协会，已经成为具有政权性质的基层组织。分配土地的工作，就由农民协会直接组织进行。 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是搞好土地改革的根据。按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人口、生活状况、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等情况，西藏农区划分为农奴主（包括代理人）、农奴两大阶级。凡占有大量土地和农奴，握有封建特权，不劳动，依靠剥削压迫农奴为生的贵族、土司和占有土地、农奴的寺庙活佛、堪布、政府官员等，划为农奴主；代表农奴主直接统治农奴的管家、堆、佐扎、世袭根保和少数大差巴等划为代理人。这两部分人为农奴主阶级，其人口不到农村人口的5%。既受农奴主剥削又剥削他人的，剥削与被剥削量相抵消后，纯剥削量占其家庭收入的25%～50%的划为富裕农奴，约占农村人口的3%；既受剥削又剥削他人的，剥削量不超过25%的，划为中等农奴,约占农村人口的17%；其余70%的人均划为贫苦农奴；奴隶约占农村人口的5%左右。与内地不同的是，西藏农村不划富农阶级，因为富裕农奴的人身也依附于领主。这是西藏土改中的一大特点。其目的是为了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 干部和积极分子通过学习政策，掌握了标准。划分阶级时，自报公议，由村民代表大会或农民协会会员大会民主评定。先划农奴主和代理人，后划劳动人民中的阶层，然后报请区农民协会批准，张榜公布。划分阶级的过程，是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和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过程，也是揭露农奴主剥削，使其认识罪恶的过程。阶级划定后，阶级阵线分明，有利于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彻底消灭农奴制度，消灭农奴主阶级。 各地工作组坚决贯彻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含富裕农奴）的阶级路线，积极支持农民协会，认真搞好分配土地，并在工作中具体做到四点：一是以乡为单位计算出人均土地数，然后再以村为单位，在照顾原来耕种者的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离村子的远近，抽多补少，好坏搭配；二是尽可能满足贫苦农奴和奴隶对土地的要求，予以照顾；三是对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原来耕种的农奴主的土地，在分配土地时原则不动，让他们经营好；只对少数富裕农奴原耕地超过当地人均土地数一倍以上时，经过协商同意，将多余的土地抽出进行调剂；四是对于自愿还俗回农村的僧尼和被俘或投降后释放回乡的参加叛乱的贫苦农奴人员，与劳动人民一样分给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农民协会组成分配土地评议小组，对全村、全乡的耕地进行全面登记和勘查，彻底弄清本地所有耕地面积、质量、离村远近、原耕种人、农奴主或代理人及叛与未叛等情况，做到领导和群众心中有数。经过反复评比和群众多次讨论，正式公布分配土地方案。各阶层对这种分配办法是比较满意的。 拉萨东郊蔡公堂的蔡村是市委民主改革的试点。这里共有7个卡、两座寺庙，居民116户、417人。在完成“三反双减”后，于8月20日开始划分阶级的准备工作。干部和积极分子经过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划分阶级标准和方法，初步试划，定案公布，到9月5日结束，共划出农奴主2户2人、代理人5户10人，富裕农奴4户25人，中等农奴18户113人，贫苦农奴54户166人，奴隶30户67人，贫苦僧人32人。9月7日进入土地分配阶段。全村土地3469克（约合3469亩）,按照抽多补少、照顾远近、肥瘦原则，富裕农奴平均每人分克，中等农奴平均每人克，贫苦农奴平均每人克，奴隶平均每人克，贫苦僧人平均每人7克。农会在分配的土地上Сhā上木牌，写上新主人的名字和土地的面积。工作组和农会干部带着农奴和奴隶，逐户逐块指认土地。10月下旬，拉萨东郊区在完成土地分配后，近万名翻身农奴和奴隶连日载歌载舞，开会庆祝自己做了土地的主人。许多贫苦农奴和奴隶第一次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心情激动，热泪盈眶，更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充满无限热爱。贫苦农奴仁增卓玛说：“没想到我还有自己的土地啊！现在我们再也不当牛做马啦！”翻了身的农奴们欢呼：“###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拉萨西郊堆龙德庆县的羊达乡拉鲁卡，共有14户差巴、106人，劳动力和半劳力61个，分种农奴主拉鲁的300多亩地，每年却要派出16个半人作为常年乌拉供农奴主驱使，缴纳粮食300多克。截至1959年初，这14户差巴尚欠钱粮债合2800克，没有一户能吃饱肚子。土改后，差巴们分得500多克土地、几十头牲畜和大批农具，所有的债务全部废除了。农奴次尼过去背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债务，喘不过气来，土改后却第一次在银行新立户头存了钱。乡农会主任丹增是一个30多年的农奴，他说：“我们脊梁上至今残留着农奴主的鞭痕，我们心灵里至今装满了过去的痛苦。现在就像一根结实的牦牛绳一样，把我们和党紧紧地连在一起。没有党就没有我们农奴的一切。” 山南乃东县凯松卡的翻身农奴分得土地后，农民次旺扎西说：“过去家里穷，养不起孩子，不得不把他们分给人家当奴隶。现在政府给我家分了14克地，就再也不发愁了，孩子们也回家团聚了。这真像千年枯树得了甘露，我们有好日子过了。要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们也不会有土地。”68岁的次仁卓嘎老阿妈高兴得逢人就说：“我支了一辈子乌拉差，从没想过自己能有一块地，整天担心挨饿；现在政府给我们分了地，再也不怕挨饿了。”75岁的索朗老大爷说：“过去种主人一点差地，白天黑夜都成了人家的人，半夜叫支差，不敢到天明去啊！现在地分给我，真是睡觉香、吃饭甜；我每晚吃饭时就向孩子们谈共产党和毛主席给穷人带来的好处。”乃东昌珠村的翻身农奴发自内心的喜悦，尽情地歌唱道：
农区的民主改革（2）
共产党啊解放军，
像东方的太阳高升起；
被夺去千年的土地，如今回了家；
今年双手种下的庄稼，全都归了自己；
冰雹不要打啊，莫要辜负人民政府的大恩情。① 江孜帕拉家族，仅在江孜、白朗就占有27个庄园、12个牧场、3万多克耕地、12000多头牛羊，并占有农奴3000余人。###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之弟帕拉?旺秋直接管的庄园（不含下属的20多个小卡），就有自营地565克，差巴24户，每户差巴下属两个堆穷，每户堆穷种地3—7克不等。另有朗生27户、41人。经过土地改革，原来被领主称为“连自己的糌粑口袋都管不好的穷鬼们”，现在接管了领主的耕地、牲畜、农具，有条不紊地组织生产，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今保存完好的帕拉庄园，已成为西藏民主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凯松、蔡村、拉鲁卡、帕拉卡等地的民主改革情况，就是全西藏农区土地改革过程的缩影。 到1959年底，西藏全区已有57个县、74万人口的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有32个县、约43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①其余农业县也在1960年6月前后全部完成。 班禅堪厅所辖的日喀则部分地区，属于未叛乱地区。在此地区，实行区别对待政策。1960年3月，张经武、张国华、周仁山与班禅、计晋美、拉敏?益西楚臣等人协商了堪厅所属地区的民主改革问题，并规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这些地区的民主改革，比全区推迟了一年时间才进行，方式方法更加缓和。
实行赎买政策 西藏的民主改革依靠对象为贫苦农奴和奴隶，同时要团结中等农奴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包括上层爱国人士在内。西藏的上层爱国人士从和平解放西藏以来，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民主改革时期，他们的作用更是不能忽视的。中央明确指示：“对于改革中的重要问题，要和上层中的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进行反复协商，尽可能取得他们同意”。他们中的代表到达北京时，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同到达北京的阿沛、班禅、帕巴拉等,分别促膝谈心，共商改革大计。在民主改革期间，西藏工委在制定改革的政策、规定时，都事先同他们酝酿商讨，在协商一致后，再提交自治区筹委会讨论通过。自治区筹委会还数次组织上层人士到农牧区视察。政府对未叛的上层爱国人士一直采取保护态度，并向劳动群众说明他们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帮助他们取得劳动群众的谅解。因此，这些上层爱国人士都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在民主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0月6日召开的自治区筹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土地制度改革委员会，张国华任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詹东?计晋美、郭锡兰任副主任委员。22名常委中，有帕巴拉?格列朗杰、崔科?顿珠才仁、拉敏?益西楚臣、江措林?土登格桑、坚白赤列、江金?索朗杰布、雪康?土登尼玛、丁杰?洛桑班丹等，半数是西藏爱国进步上层人士。 中央还明确提出：对坚持爱国进步的阿沛、班禅和帕巴拉等上层人士所辖地区和庄园，属于未叛地区，民主改革应缓进行，并实行和平改革的方针。不仅对上层爱国人士如此，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也实行这一方针，即对其多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而不是实行没收的办法。这是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中一项区别于全国其他省、区的特殊政策，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理论解决西藏问题的创造和发展。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西藏民主改革中，“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①5月12日，周恩来同班禅等人具体地谈到了实行赎买政策。他说：西藏“贵族不过几百户，连二地主也不过一千多户,这是好安置的。内地资本家那么大的数量我们都可以养起来，可以采取赎买政策，西藏只有这么一点人，为何不可以实行赎买政策？”“把他们养起来，西藏的改革就会搞得顺利。改革搞好了，生产就会得到发展，人口就会增加，人民生活就会逐步改善。”② 西藏民主改革时期，全区共有贵族、大头人642户，其中叛乱的462户，未叛乱的172户，情况不清的8户。全区农奴主代理人约4000户，其中未叛乱的共2800户，需要赎买的耕地90万克（约合90万亩）、牲畜万头（只）、房屋万间。③西藏工委制定的《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中规定，对他们的生产资料作价，以多数劳动人民和贵族觉得比较合理为宜。按当时的市场物价计算：耕地每克30元，骡马每匹100元，耕牛每头50元，毛驴每头25元，绵羊每只5元，山羊每只2元，房屋按好坏区分每柱（西藏房屋按立柱多少计算面积）16～24元，农具每套20元。预计全区需付赎买金约6000万元。①赎买金分期付款，按时兑现。5万元以下者8年付清，5～10万元者10年付清，10万元以上者13年付清。不动他们的底财。 当然，要办好这件事，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一方面要说服贵族们接受改革的各项政策，自动地把多余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拿出来实行赎买；另一方面要说服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这一政策的重大意义。为了做好对未叛领主、代理人生产资料的赎买工作，西藏工委和各分工委领导人都亲自抓。各级组成专门的机构，吸收有代表性的上层人士参加，并派出工作组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会议，进行宣传教育，反复核实赎买的土地、房屋、耕畜等生产资料，认真登记作价，力求使赎买对象和群众都觉得满意。未叛农奴主对待赎买政策有不同态度，有的要求进步，想放弃赎买金；有的因不了解政策，愿意放弃多余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不要赎金；还有的害怕被斗争，认为只要不斗争，什么都可以不要；也有个别的人将生产资料以少报多、以次充好，想多要赎买金等。有些干部和群众开始时对赎买政策理解不深，重视不够，认为农奴主的财产是剥削来的，不应再给钱赎买；有的认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作价越低越好等。对这些问题，经过各级党的组织进行宣传教育，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自治区赎买办公室直接办理了占有生产资料最多的23家。其中包括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朗顿?贡噶旺秋、桑颇?才旺仁增和拉萨市市长崔科?顿珠才仁等。桑颇?才旺仁增的一个儿子参加了叛乱，政府只没收了他儿子的财产，对桑颇及其家庭的其他成员多余的生产资料，仍然进行赎买，所付赎金按政策兑现。参加叛乱的农奴主拉鲁?才旺多吉的妻子拉鲁?央宗叛乱前和拉鲁分居，因此只没收了拉鲁的财产，而对央宗占有的多余的生产资料仍然实行赎买。据山南专区6个县统计，有170户被赎买，支付赎买金126万元。全专区60多名中上层爱国人士都在人民政府里安排了适当工作。这样就达到了使他们“生活上有保障，政治上有前途”。到1961年8月底，全区共给2085户赎买对象办清了手续，共支付赎买金2000多万元。 在整个平叛改革过程中，始终抓紧了生产这一中心环节。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几次发出有关生产工作的指示，强调在翻身农奴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织他们生产互助，深翻土地，选种积肥，整修水利，修补和改良农具。各地干部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生产，因而取得了改革、生产双胜利。1959年，拉萨、山南、江孜、日喀则、昌都等地区生产粮食比1958年增加10%以上。1960年，全区农业生产互助组发展到万个，粮食总产量比1959年增长15%。 到1960年10月，西藏全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共没收和赎买农奴主土地280多万克（约合280多万亩），分给了无地的农奴和奴隶20万户、80万人所有。1961年初，颁发了土地所有证 ，确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西藏和平解放后到平叛改革前的八年中，中共在西藏的党组织，除工委和各分工委以及少数县委外，尚未建立农牧区党的基层组织。当时发展藏族党员，也只是在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吸收的藏族干部、工作人员中进行，没有在农牧区发展党员。随着民主改革的进行，在农村建党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59年11月，西藏工委发出《关于在农村中进行建党工作的指示》，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保证党的各项任务和政策的完满贯彻执行，本着‘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在民主改革运动中结合做好建党的准备工作，并在民主改革完成的基础上，紧接着经过试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农村发展###员，建立党的组织，已经成为西藏地区全党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指示》提出：挑选和培养发展党员的对象是：（1）成份好（贫苦农奴和奴隶）、历史清楚、思想纯正、能够分清敌我界限；（2）劳动好、工作积极、斗争坚决；（3）能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4）要求进步，对党忠诚，听党的话。《指示》要求：在民主改革完成后，分工委或县委应开办训练班，有计划地分批对发展党员的对象进行系统的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党员标准的教育，着重解决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正确处理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理解无神论等问题。课程内容要简练通俗，教育方法要生动活泼，联系实际和思想，切实提高政治觉悟。《指示》还规定，“建团工作原则上应与建党工作同时进行，具体作法也应与建党工作基本一致。”①各分工委、县委认真执行工委的上述指示，自1959年冬季起，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地区，通过试点，积极慎重地发展农村党员，逐步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全区最早完成民主改革的山南乃东县凯松乡，也是全区最先建立农村党支部的地区之一。经土改工作组的培养教育和党员介绍，乡农会主任尼玛次仁（奴隶出身）等7名民主改革中的积极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各地翻身农奴中的积极分子，许多都热烈要求入党。江孜县龙马区吸收了十多名翻身农奴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后，一个贫苦农奴出身、苦大仇深、在民主改革中立场坚定、斗争积极的副乡长，走了很远的路来找区委书记张立人要求入党。张立人肯定了他的优秀品质和工作成绩，认为他基本符合共产党员条件，但指出他有两个妻子（旧西藏遗留的婚姻习俗），并说明共产党要求一夫一妻。副乡长问：“一个妻子我就可以入党了吗？”张立人点头肯定。副乡长马上返家说服解决了这一问题。张立人深深地为他的入党决心而感动。不久，该副乡长就被吸收入党。在整个民主改革过程中，西藏农村共发展了629名共产党员、1967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建立了123个共产党支部、252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 百万翻身农奴作为新社会的主人，在建设新西藏的事业中，迸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农村供销社、信用社、民办小学、夜校、识字班、电影放映队、医疗卫生机构等，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广大农村出现了以劳动互助为中心的爱国生产运动热潮。 西藏农区民主改革进展顺利，成绩斐然。但是由于情况复杂，时间短，任务重，干部缺乏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经验，有些地方改革搞得比较粗糙，存在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对敌人打击不力等问题。1959年底，全区发生阶级敌人杀害积极分子、基层农会干部及其家属200余人，反革命气焰嚣张。而干部队伍中却存在着轻敌麻痹思想，打击反革命活动不力等现象。对此，西藏工委于1960年1月发出《民主改革运动中彻底肃清残匪、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对打击阶级敌人破坏、保卫民主改革成果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具体执行中，有的地方对“准、稳、狠”的方针掌握不够全面，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些群众和朋友。随后工委进行了清理和纠正。同时，对改革中的遗留问题进行复查。2月4日，西藏工委发出《关于土改复查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一次复查工作。据此，各地进行了复查工作试点，发现了土改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基层组织不纯，乡农会干部与阶级敌人有勾结；有的本身就是叛乱武装的连排长；有的地方划分阶级中有偏高、偏低或错划、漏划现象；在没收、分配土地中侵犯中等农奴利益；有些该分配给群众的果实，被少数人占用；有的干部作风不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等。鉴于此，西藏工委于3月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指出搞好复查是彻底完成民主改革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张经武在会上提出从六个方面进行复查：一查土地分配是否合理，二查群众优势是否树立，三查封建阶级威风是否打倒，四查生产措施和劳动互助是否正常发展，五查干部立场、作风是否健康，六查寺庙工作处理和安排是否妥当。会后，各地、市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深入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和处理问题，整顿农会和互助组，建党建团，掀起爱国增产热潮。经过四个月的复查工作，西藏工委于7月20日再次发出《关于必须彻底进行土改复查工作的紧急指示》，同时纠正复查中出现的一些偏差，要求切实把这一工作做好，使土地改革更加健康完善。 在民主改革这样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西藏工委非常重视解决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偏差和失误。从上到下采取有力措施，使一度发生的偏差和失误得到及时纠正。
牧区的民主改革（1）
西藏牧区的改革要比农区晚一些。1959年7月1日，西藏工委发出《关于牧区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决定》中，原则上规定牧区改革依靠劳动牧民，团结包括牧主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牧区的牛羊保护和发展工作，并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 的政策。随着纳木湖、麦地卡战役的结束，由西藏军区和入藏作战部队派出的工作组，在黑河、安多、当雄等地处理叛乱武装裹胁参叛群众的牛羊问题。1958年以来，有一些部落反动头人威逼牧民参加叛乱，造成牛羊损失。黑河牧区平叛结束时，集中了11余万头无主牛羊。这些牲畜曾暂时交牧民代为放牧，结果发现不少牧民拼命挤奶，任意宰杀。后改为凡是能找到原主的通知其迅速认领，属于没收参加叛乱的三大领主的以及无人认领的，则分配给放牧者，确定其所有权。这样，就保护了畜牧业的正常生产和发展。 西藏的牧区幅员辽阔，约有70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那曲、阿里地区以及日喀则、山南和昌都一些高寒地区。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还有一些半农半牧区。西藏牧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大半。牧业经济在西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藏的对外贸易也以畜产品为主。西藏牧业主要靠天放牧，分散经营，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牧民们靠牛羊肉及奶制品等生活，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而且极易遭到破坏，破坏后又不易较快恢复。叛乱武装对许多牧区的破坏程度相当严重。黑河地区绝大部分是牧区，共有大小部落426个、24387户、万人，有牲畜万头。该地区有的部落的牛羊被叛乱分子抢劫了一半左右。安多县有一个部落原有万头牛、万只羊，几乎被叛乱分子洗劫一空。这些遭叛乱武装蹂躏的牧区，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牧民情绪不安。 牧区的大部分草场、牧场为三大领主所占有。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牲畜，三大领主占有25%～30%。其余70%～75%的牲畜则由牧主和牧民所有。牧民占牧区人口的95%，占有牲畜的50%左右；牧主只占人口的1%，却占有牲畜的20%左右。三大寺共占有牧场26个、牲畜11万头、农（牧）奴共4万多人。三十九族地区的千户达珠本一家就占有牦牛2000多头、羊6000多只、骡马200多匹。牧民在三大领主的草场放牧牛羊，要受三大领主和牧主的双重剥削，他们要交纳各种差税，特别是遭受“吉美其美 (意为不生不死，即领主将牲畜租给牧奴，不论牲畜生死，永远按定额向牧奴收取畜租)”或“吉约其约（意为有生有死，即按存活牲畜数收取畜租）”的盘剥，两种承租形式的量都在60%～70%。牧主直接经营大量牲畜，靠牧工、牧奴从事放牧生产，也有靠出租牛羊或放高利贷来进行盘剥的。牧主的雇工经营，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但牧主也要向三大领主支乌拉差役，受一定程度的剥削。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都与三大领主不同。 西藏工委根据牧区特点，对牧区的民主改革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和灵活的办法。1959年9月1日，西藏工委发出《关于当前牧区工作的指示》，决定在牧区采取不改变所有制，不分配牲畜的方针，不在牧区公开划分阶级、不斗争；强调牧区工作宁肯稳些、缓些，不要急于求成；要把保护牲畜、保护牧场，作为牧区长期的中心任务。牧区民主改革的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平息叛乱，实行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两利的“三反两利”政策，建立人民政权，安排好群众生活，尽快恢复和发展牧业经济。半农半牧区的畜牧业也按牧区的政策执行；农区的零散牲畜则作为农业的副业生产处理。①西藏工委在1959年12月和1961年6月曾两次召开牧区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牧区“三反两利”运动中的有关政策问题和部署工作，保证了牧区工作的正常发展。 牧区民主改革，首先在1959年下半年结束平叛的黑河、安多、当雄等地牧区开始试点。牧区工作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劳动牧民（特别是牧工和贫苦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未叛牧主），打击叛乱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①1960年上半年，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进行平叛的一、二、三号地区战役和阿里战役结束后，部队和有关县委机关随即在战区范围内的丁青、边坝、巴青、申扎、萨噶、定日等县陆续派出工作组，深入到牧民点和帐篷内，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党的牧区政策，发动群众，深挖叛乱分子，收集散失牛羊，建立平叛保畜委员会，维持牲畜的正常放牧和管理，有步骤地开展了“三反两利”运动。 这一工作大体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发动牧民协助解放军肃清叛乱分子，控诉叛乱分子罪行，收缴枪支，逐步建立平叛保畜委员会和各级基层政权，把叛乱的三大领主、代理人以及叛乱牧主的牲畜先行没收，并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的原则，而不是打乱平分。对叛乱分子及其家属则按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留给所需的牛羊；而未叛的农奴主和牧主的牲畜一律归原主人经营，采取不分、不斗的政策，让他们安心生产。第二步是明确宣布废除三大领主在牧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牧区的草场按原来放牧的习惯，继续放牧，除个别需要调整的以外，草场一律不分配。三大领主霸占的草场、牧场和收取草场税租等封建特权一律废除。第三步是废除牧区名目繁多的乌拉差役，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借给劳动牧民的高利贷，宣布一律废除；对未叛农奴主1959年借出的新债，按月息一厘计算，重新立约。明确宣布废除剥削最严重的“吉美其美”畜租形式，以后出租牲畜一律比照农区“二八减租”的办法，由出租与承租双方自行商定。牧区实行“三反两利”，特别注意保护草场、牧场，明确宣布不改变原来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即使没收叛乱分子的草场、牧场也不重新分配，而是按原有放牧习惯，归牧民放牧使用。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调动了牧主、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了牧区社会秩序，使生产形势蒸蒸日上。牧民从心底里感谢民主改革带来的幸福生活。 牧区在进行“三反”的基础上，贯彻实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牧区的阶级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因为牧业经济的特殊性，不去公开划分阶级。但为了工作便利，在内部还是要把牧主划出来，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其他统称牧民（包括牧工）。划分牧主的条件是：占有大量牲畜（按当地习惯牲畜折合绵羊有200只以上）雇用长工3人以上（180个短工折合一个长工），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70%以上。实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变封建的主奴关系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减轻牧主对牧工的剥削，适当提高牧工生活待遇，保障牧工的政治权利。既要使牧主安心经营牧业，有发展生产的信心，又要使牧工有放牧的积极性。“两利”政策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黑河地区工作组在门堆、赤巴、多仁三个部落试点“两利”政策时，了解到牧主的主要顾虑是怕分、怕斗、怕牧工揭他底、怕“两利”不利，因而出现解雇牧工、拉拢利诱牧工等现象。牧工的主要顾虑是：怕解雇，怕与主人关系搞坏以后生活上受虐待，怕工作组走了牧主不给工资等。掌握了这些思想情况后，就进行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工作组多次召开会议，宣传党的政策，启发群众算账对比，先以大量事实说明了牧主对牧工的剥削。部落的老牧工然伙说：“我给六家牧主当了57年牧工，牧主对我都是一样的心肠，不是打就是骂，不给吃饱穿暖，不给工资，不把我当人看。只有共产党把我们当主人，懂得我们的苦。”牧工多尔吉说：“牧主不劳动只享受，牧工只劳动没享受；牧主虽有牛羊，但没有牧工放牧、挤奶，他还是活不了。”通过算账对比，召开牧主、雇主会议，讲清“两利”政策，也使牧主受到教育，逐步认识了自己的剥削行为，并从党的政策中解除了顾虑。不少牧主反映：“只要不分我们的牛羊，叫我干什么都行。”有的说“现在要好好经营牲畜，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在进行宣传教育，使牧工、牧主掌握政策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了牧工应有的报酬以及在生产上的义务，牧工牧主签订两利合同。按当时的物价水平，牧主除负责牧工吃穿外，还要付给牧工抚养两个小孩的费用，另给年工资50～80元。对此，牧工牧主都愿意接受，比较满意。牧工感到真正翻了身，劳动生活有了保障，表示要放好牛羊。牧主表示相信共产党的政策，要努力发展牧业生产。赤巴部落的牧工有了工资后，很快搭起了羊圈，对牛羊更加关心；牧主对牧工的态度好了，给牧工做了新皮衣，让其喝酥油茶。“三反两利”运动给牧区带来了盎然生机。①由于按政策正确处理了牲畜和草场，使牧工、牧主都很满意。牧民高兴地唱道：“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牧民有了幸福，心里暖洋洋”。 黑河县桑雄牧区，于1960年4月开始开展“三反两利”运动，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各乡由群众选举过去受压迫奴役最深的牧工和贫苦牧民组成牧民协会，代行乡政权的职能。过去那些趾高气扬的部落头人，现在也要有礼貌地找牧民协会办事了。牧民协会组织牧民揭发领主代理人、叛乱分子维色朗杰的罪恶，吐出了世世代代的苦水。在工作组的支持下，牧民协会没收了叛乱领主、牧主的牛羊，分给贫苦牧民和牧工放牧。在谷露牧区，共没收叛乱领主的牛6217头、绵羊1417只、山羊26只，全部分给了贫苦牧民和牧工。原来没有一只牛羊的牧工扎西彭措、扎央和群单多吉各分得16头牛、35只绵羊；丹增和白玛才塔各分得20头牛、45只绵羊。此外每户还分得一顶帐篷以及一些简单的家俱、衣服和食物等。这些过去一贫如洗、没条件结婚的牧工们，有了牛羊、帐篷和家俱后，组成了幸福的家庭。丹增就和女牧工才却结婚，白玛才塔和女牧工朗吉结婚。牧工们激动地说：“我们过去的吃穿，是主人给什么就是什么，大雪天也得不到休息。晚上都是和牛羊挤在一起睡，‘白天是人，晚上是狗’，那时心酸得想死；现在头顶撑着自己的帐篷，家里摆着自己的家俱，门口圈着自己的牛羊，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是说不完的。”① 桑雄的这些情况，就是全西藏牧区“三反两利”运动的缩影。 昌都地区丁青县是叛乱的重灾区。1960年春平息叛乱后，县委立即在全县发动牧民群众，彻底清查叛乱骨干分子，收缴散失民间的枪支，然后组建起牧民协会和基层政权，落实牧工、牧主两利政策，迅速稳定了全县形势。黑河地区巴青县拉西乡贫苦牧奴布德，以其亲身经历在巴青以及附近各县愤怒控诉叛乱武装的罪行，积极投入民主改革运动中。在建立基层政权时，被选为拉西乡副乡长，以后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受到群众的拥戴。 到1961年上半年，西藏牧区28万人口中，已有25万人口地区开展了“三反两利”运动，并在21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三反两利”运动。①牧区县、区、乡人民政府普遍建立，并开始在牧区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的组织。牧民协会、民办小学、供销社、信用社等陆续办起来，并根据中央指示规定至少五年之内不办牧业生产合作社，稳定牧民的个体所有制，进一步发挥了牧工的生产积极性和牧主的经营积极性，大力开展爱国增产保畜运动，开展自由交换，允许自由借贷，活跃牧区经济。这些措施，使牧业生产得到稳定发展。到1961年底，全区牲畜总数达到1205万头（只），超过了平叛前的任何一年。牧区社会安定，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新气象。 在牧区的民主改革中，个别地方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硬将牛羊集中放牧，造成损失；将未叛领主的牛羊分配给贫苦牧民等。这些问题一经发现，各地都根据上级指示作了纠正。就整个牧区民主改革说，成绩是巨大的。
寺庙的民主改革（1）
西藏的寺庙是封建农奴制度的重要支柱，不少寺庙还是直接组织和支持武装叛乱的巢|茓。因此，平息叛乱不能不触及寺庙，进而清理参加叛乱的僧人。随着每一次平叛战役的结束，当地寺庙的民主改革也随之展开。拉萨叛乱平息后的第三天，工委就向三大寺派驻军管会和工作组，发动僧众深挖叛乱分子和武器，进行调查研究，准备民主改革。山南、昌都等地区也是在平息武装叛乱后，即向寺庙派驻工作组，进行改革的准备工作。 民主改革前，西藏全区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114925人。其中大小活佛等上层僧侣约50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僧侣共4000余人。寺庙占有全区耕地的，约121万克，还占有牧区大量牲畜和牧场。仅拉萨的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僧人就超过万人，共占有庄园321个、土地万多克，占有牧场450个、牲畜11万头、占有农牧奴6万多人。寺庙利用其封建特权，残酷地剥削广大农牧民。僧人不参加生产劳动，全靠农牧民供养。寺庙是西藏最大的高利贷主，三大寺放高利贷的利息每年收入28万多克青稞、藏银28万余品（每品合50两），约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30%。农奴耕种寺庙的土地，要交纳各种租税，还要无偿地支应各种乌拉差役。寺庙的上层僧侣残酷压迫贫苦僧尼，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僧侣担任从噶伦到宗本等各级政府官员，很多政府机构中均以僧官为首。###就是集神权与王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寺庙本应是念经礼佛、普渡众生的净地，但许多寺庙设有监狱、法庭，对广大农奴滥施刑罚，随意杀戮。多数寺庙中的上层喇嘛组织策划或支持了叛乱。全区参加叛乱的寺庙1486座，占总数的。①1959年5月12日，周恩来同班禅等人谈话时指出：关于宗教问题，“民主改革，就是要打击像喜饶嘉措所说的‘披着袈裟的豺狼’，去掉宗教被封建农奴制度玷污了的东西，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现在存在的这些被封建农奴制度所玷污的东西是很不慈悲的。”②所以对寺庙进行民主改革，也是广大农奴和众多贫苦僧尼的要求和愿望。 西藏寺庙的民主改革，基本上是同当地农牧区的民主改革同步进行的。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中，对寺庙民主改革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一方面继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和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一方面在寺庙中必须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剥削制度的“三反”运动。西藏工委9月2日制定的《关于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做出十项具体规定：一、彻底摧毁一切叛乱组织和反革命组织（如“西###立国人民会议”、“西藏自由同盟”和“四水六岗”等）；彻底肃清寺内的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二、坚决废除寺庙的各种封建特权，包括寺庙委派官员、管理市政；私设法庭、监牢、刑罚和私藏武器；没收群众财产，流放人民；干涉诉讼，干涉婚姻自由和干涉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三、废除寺庙放给农奴和贫苦喇嘛的所有高利贷债权。四、依法没收三个寺庙（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所占有的牧场、庄园及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牛羊、土地、房屋、农具和耕畜等）。五、废除寺庙向群众派乌拉、派差役，对群众进行人身奴役的封建特权制度。六、不准寺庙向群众敲诈勒索财物和强行摊派；取缔其非法工商业和强买强卖；严禁其投机倒把和走私漏税行为。七、废除寺庙向宗、、部落摊派群众当喇嘛的制度，禁止寺庙强迫群众当喇嘛。八、废除寺庙内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废除寺庙内的打罚制度。九、废除寺庙间的封建统治隶属关系。十、废除寺庙利用宗教节日（如传召）行使的一切封建特权，包括接管市政，对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没收人民财产，强Jian妇女，残害人民等。①这些对寺庙的改革规定，实质上就是对藏传佛教的一次重大改革，借以切断宗教干预政治、经济生活的一切特权，达到实现政教分离的目的，从根本上改变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寺庙成为纯宗教活动的场所。 由于拉萨的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均参加了叛乱，三大寺在西藏封建政治中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拉萨平叛战斗刚一结束，西藏工委和军区即向三大寺派出了军事代表和工作组：哲蚌寺以工委宣传部部长方驰辛、自治区筹委会宗教局局长卫璜为正副组长；色拉寺以工委副秘书长宋赞良、筹委会文教处副处长多杰才旦为正副组长；甘丹寺以工委组织部副部长杨东生②、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魏克为正副组长。他们率领一批藏汉族干部，迅速进驻三大寺，发动贫苦僧众，团结爱国的上层僧侣，开展了反叛乱、反封建特权、反封建剥削，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的“三反三算”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挖出了一批叛乱分子和叛乱组织，收缴了大量枪支，揭露了三大寺以宗教为外衣策动叛乱、残害农奴和贫苦喇嘛的残暴罪行。 6月以后，三大寺的“三反三算”运动与附近农村的“三反双减”运动紧密结合进行。尽管广大群众笃信宗教，崇敬喇嘛，但当他们一旦知道三大寺是西藏叛乱的一大祸根时，就勇敢地站起来控诉寺庙中反动僧侣的累累罪行。 色拉寺有僧众5000人，占有卡81个、农奴万余人，牧场81处、牧民万人。6月，寺里的贫苦喇嘛和拉萨东郊50个卡的800多农奴联合起来开会，控诉寺庙反动上层喇嘛，揭露出该寺一个强佐（管家）供应叛乱分子粮食，委派两个喇嘛担任代本、掌管武装，派人领取枪支，威逼寺内修筑工事、参加叛乱会议等情况。一个参加叛乱的堪布一贯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要求每个入寺为僧的人向他交50两藏银。这个堪布可以随意没收别人的财产，向群众征收各种赋税。工作组将其剥削来的财产在拉萨办展览，其中一部分就价值200多万元。寺里专管放高利贷的基索，放债范围遍及拉萨、林周、东噶、曲水等地200余户人家，债务藏银达50万两。① 哲蚌寺占有175个卡、151个牧场，农奴2万多人；每年这些农奴的大部分劳动成果几乎都交给了寺庙；直到1959年，农奴们还欠寺庙青稞1000多万克、藏银2000万两,平均每个农奴负债青稞500多克（约合14000市斤）。东噶宗郎中卡一户差巴，百年前借哲蚌寺15克青稞，每年偿还6克，此时还欠下200多克（约合5600市斤）。②哲蚌寺除具有其他大寺的种种特权外，还在一年一度的拉萨传召###会期间，接管拉萨市民政大权，强行勒索群众财物，其铁棒喇嘛更是胡作非为，造成市区一片恐怖。 甘丹寺80名堪苏以上的中上层喇嘛中，有63人参加了叛乱；4037名普通僧人中有 2895人被迫参加叛乱。该寺曾派武装僧人到山南参加围攻驻泽当的分工委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强迫50名僧人到罗布林卡充当“敢死队”。工作队入驻甘丹寺后，发动贫苦僧众，揭露叛乱罪行，收缴各种枪101支，反动文件一部。僧人们说：“我们的甘丹寺成了真正的叛乱马基康（司令部），反动的活佛、堪布成了马基（武装司令）。”8月5日，工作队召集甘丹寺所属的22个宗、33座寺庙以及普通喇嘛、农牧民代表3200多人的斗争大会。在5天时间里，有100余人在会上激昂悲愤地揭露和控诉上层反动喇嘛的罪恶。大量事实证明，该寺不仅是叛乱的重要巢|茓，而且对农牧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罪恶累累。###喇嘛副经师赤江在德庆宗的私人寺庙管理机构赤江拉让，就打死打伤当地农奴和贫苦僧人300多人，把121人关进监狱，将89人流放外地，逼迫538人当奴隶，1025人被逼逃亡，有72人被折散婚姻，484名妇女被强Jian。拉姆一个13岁的女儿被6个叛乱僧人轮奸，病倒几个月。从寺内搜出了多件人的头盖骨、人手、人心、人眼、人皮和少女的腿骨。有一个活佛的念珠，就是用108个男人和108 个女人的头盖骨磨制成的。真是骇人听闻！该寺中用来残害农奴的刑具，除手铐、脚镣、棍棒外，还有割舌、挖眼、抽筋、剥皮用的刑具，令人触目惊心。参加斗争大会的广大农奴无比愤慨地说：“甘丹寺就是一座人间地狱”。8月10日，在农奴们的强烈要求下，将寺庙所有的派乌拉差役、放高利贷、卖身契等一切文书字据，投入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将各种封建特权制度全部废除。① 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属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但也是三大领主之一，也在改革之列。根据中央关于对班禅方面以团结为主、说理斗争、保护过关、区别对待的方针和对扎寺的改革时间可以放长一点，斗争方法可以和平一点的指示，西藏工委于1959年8月7日发出了《关于班禅堪厅地区民主改革的指示》。随后组成以日喀则专署专员刘鹏为主任、班禅堪厅副主任纳旺金巴、土丹尼玛为副主任的扎寺“双反”（扎寺没有反叛乱的任务）委员会，领导、组织该寺3500余名僧人学习，进行反封建特权、反封建剥削和算政治迫害账、等级压迫账、经济剥削账的“双反三算”运动。经过历时7个月的改革，宣布废除了寺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土地、房屋、农具等进行赎买，折合赎买金为596万元，分13年付清（1960年度支付万元）。同时宣布废除寺庙委派官员、派乌拉差役、进行人身奴役、设立法庭监狱、强迫群众当僧人等特权。并把班禅堪布会议厅602名成员的生活和工作全部包了下来。根据班禅的意见，在扎什伦布寺保留1968名僧人，组成了民主管理委员会，挑选300名僧人组成佛教研究班。①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保护了寺内的正常宗教活动，体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由于一些寺庙被叛乱武装破坏，加之众多的僧尼自愿还俗返家，有些寺庙已是僧（尼）去庙空。1961年1月，寺庙民主改革结束后，全区保留了寺庙553座，留寺僧尼7000多人，基本适应当时群众宗教活动的需要。所有寺庙均选出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留在寺里的宗教上层人士和老弱僧尼，由政府每月给予粮、钱补助。青壮僧尼分有土地，自食其力。愿意还俗者听其自便，愿意留寺的仍继续为僧，信教和不信教都是自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真正的贯彻。毛泽东在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说：“过去有十一万喇嘛，现在留下几千人专门学经，有近十万人从事生产，这对发展经济和人口有很大好处。”② 西藏工委在《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中强调指出：宗教信仰是广大群众的思想问题，必须认真地、长期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了在改革中废除的封建特权、封建剥削、人身依附、人身奴役外，还特别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安置好僧尼的生活以及上层宗教人士的政治安排、生活补助等。③此前进行试点的甘丹寺就是这样做的，甘丹寺于9月15日成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贫苦喇嘛洛桑诺拉当选为主任。安排了自愿留寺的312名喇嘛的生活，政府按定级定量发给生活用粮，还给寺里留下10万元的管理费用。将留给寺庙的339克（约合339亩）土地建成农场，以为寺庙僧人提供生活来源。根据僧人本人的意愿和要求，批准了300多名要求还俗的僧人还俗，13人当百货商店营业员，送一些年少的上学读书。甘丹寺经过民主改革，迅速获得了新生。各地根据西藏工委的有关规定，认真做了寺庙改革后的处置，对没有参加叛乱的1167座寺庙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也都实行了赎买政策，给活佛、堪布等留足一定数量的骑畜、奶牛、菜地。爱国进步并具有代表性的大活佛、堪布等，则留得更多一些。 1959年下半年自治区筹委会通过的《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规定：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所有住寺僧尼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反帝、爱国、守法，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走社会主义道路。住寺僧尼凡是国家公民的，均享有公民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公民的义务，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章程》还规定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各教派继续实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的原则。①这些规定是寺庙民主改革的结果，完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了宗教界爱国进步上层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欢迎。正如周总理后来所说：“过去宪法没有进庙门，寺庙里发生了叛乱。一平叛，把叛乱的搞掉了，现在宪法进了庙门，将来就可以管好了。”② 195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政协会议于20日在拉萨举行。张经武在会上讲了话。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西藏政协委员会在民主改革运动期间的任务决议。会议于27日宣告西藏政协正式成立。政协主席为谭冠三，副主席为甘丹赤巴?土登衮噶、周仁山、朗顿?贡噶旺秋、桑颇?才旺仁增、尧西?公保才旦、雪康?土登尼玛、邦达多吉、桑顶?多吉帕姆（女）。新成立的人民政协吸收了各教派的爱国人士担任委员。如：甘丹赤巴?土登衮噶是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法台的合法继承人。女活佛桑丁?多吉帕姆是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 1960年3月初，按照宗教习惯，拉萨举行传召###会。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向僧众发放了布施。班禅大师在传召大会上讲了经。 民主改革后，一些重要的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寺庙，如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桑耶寺等，都被定为国家级或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政府予以保护和维修。1962年政府拨款11万元，维修了布达拉宫。后又陆续拨款维修了大昭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白居寺、热振寺、夏鲁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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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和边境的民主改革（1）
城镇的民主改革 由于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旧西藏的工商业极不发达。在拉萨、日喀则、江孜、昌都等城镇中，除三大领主经营的一些商店和少数印度、尼泊尔商店外，大多数只是城市贫民拥有的小手工业和一些小摊小贩等。因此，在城镇进行民主改革，既要反对叛乱，区别叛与未叛，又要保护工商业。《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中规定，对未参加叛乱的贵族和寺庙的工商业一律不动，对叛乱分子独资经营的工商业由军管会接管；对叛乱分子和其他非叛乱分子合资经营的商业由军管会进行登记监督，待查清情况后适当处理；迅速安置贫民，处理游民，组织就业、生产；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手工业要大力扶持；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加强城乡物资交流；逐步进行市场管理。① 拉萨市军管会成立后，迅速恢复市区秩序，开展反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特权和减租减息的“四反双减”运动，同时加强对农业、手工业和市场的管理。到年底，市区生活困难的8500多贫民得到救济，发放救济粮137万斤，建立居民委员会28个，建立公办小学3所、民办小学28所。先后安置了8700多贫苦游民和乞丐就业，收容了120多个孤、老、病、残者。到自治区成立的前一年，拉萨已变成一个没有乞丐、游民的城市。 昌都在5月1日宣布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后，随即收缴全市寺庙和个人的枪支，三天之内共收缴各种枪180支。4日，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废除一切封建差役制度。5日，宣布成立昌都县人民政府，开展民主改革工作，发动群众控诉叛乱罪恶，收缴枪支，向富裕户借粮，救济城市贫民，组织手工业生产，管理市场商贸活动等，使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经济活动正常进行。 在江孜和亚东（下司马镇），和平解放前有英印的商埠和租借地。1954年签订中印协定废除了印度在亚东的特权后，印度商人仍来此经商。仅1956年，经亚东出入境的人数就有10万人次、货物10万余驮，进出口总值达6674万元。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两地设有较强的商务和民政管理机构——江孜“葱基”①和亚东总管（卓木基巧）。江孜镇的民主改革与农区同步进行，下司马镇则推迟到1959年底。两地的民主改革都是开展“三反双减”、发动群众反叛乱斗争，废除封建特权和剥削，建立起以贫苦市民为主的居民委员会，贯彻执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未叛的贵族、头人和寺庙的工商业一律不动，对叛乱分子经营的工商业由军管会接管经营。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手工业大力扶持。江孜是传统的织毯之乡，所织毛毯驰名中外。在改革中，人民政府大力进行了扶持。下司马镇由于边境来往和转口货易锐减，一批原为转口贸易服务的居民无事可做；亚东县委、人民政府遂将这些居民引导到农副业生产方面来，使他们的生活得到较妥善的安排。 收兑藏钞、藏币工作 作为民主改革的一项内容，收兑藏钞、藏币工作同时展开。西藏过去许多地方长期处于以物易物的状态。自16世纪中叶起，一种名为“郭章”的尼泊尔币流入西藏，作为交易媒介逐渐流通起来。郭章是一种银币，因掺铜铸造成色不一，使用中经常发生纠纷。20世纪初，西藏设立扎其列空（管理金融机构），建造制币厂和夺底电站，开始铸造货币，后又印发纸币。藏币主要为银币和铜币两种（一段时间还铸造过金币）；藏钞为1913年开始发行的纸币，有单色和套色印刷各五种，亦称为藏银。藏币和藏钞的面额从100两到1钱不等。藏币、藏钞大量在城镇流通，并与印度卢比连在一起，混合使用。西藏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使用“袁大头”银元，对藏币不理、不用、不支持。1955年国务院第七次扩大会议决定停止使用藏币，撤销藏币制造厂，设立收兑机构。但因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官员、贵族反对而未能实行。随着“六年不改”、各项工作收缩，藏钞兑换工作遂搁置下来。 西藏民主改革开始后，国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副总理于5月19日提出收兑藏币藏钞问题：为了从“政治上争取西藏人民，其中包括寺庙贵族等未逃跑人民，我以为我们付出这一百万美金（指收兑藏币所需资金的折价），政治上十分主动有利，而不理藏钞反使寺庙贵族可以鼓动西藏人民来反对我们，历史上成为反对我们的一种借口”①。据此，西藏工委财委于7月22日提出收兑藏币的办法意见上报。中央于29日对有关收兑藏币与人民币的比价、收兑期限，筹备和调运物资应付市场需要，加强宣传等问题做了批示，并特别强调：“收兑藏币的时间，愈快愈有利”。②此前，自治区筹委会于1959年7月15日发出布告，以人民币为全区使用的合法货币。8月10日，自治区筹委会正式发出藏钞停止流通的布告，限期以人民币收兑藏钞，同时禁止外币流通。布告规定：1元人民币收兑藏钞50两，7角人民币兑换藏银币1枚，1元人民币兑换藏铜币大的40个、小的200个。 西藏人民银行调拨一批人民币，各地开始有组织地收兑藏币，较大城镇用10天左右，各县用20天左右完成。当年10月，已收兑藏币纸币5250万两、银币664967枚、大小铜币4041万枚③。到1960年底，共收兑藏币约1亿两，合人民币285万元。西藏和平解放8年后，人民币才在市面上正式流通，表明中央对西藏这一特殊地区使用人民币，也是耐心等待、稳步实施的。
城镇和边境的民主改革（2）
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 西藏地区有近4000公里的国境线，有22个县处于边境地区。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必然对邻国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境外敌对势力的造谣、煽动，极易引起边境地区动荡不安和边民外流。因此，西藏工委对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了更为稳妥的方针，要求做到宁肯慢些也要好些。特别要注意广泛宣传政策，揭露谣言，团结广大群众，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而且要在腹心地区完成改革、取得经验和边境地区民主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才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开展。这一稳妥的方针，既较好地完成了民主改革，又保证了边境地区的基本安定，保持了边境群众的生产生活基本正常进行。 江孜地区的三个边境县（亚东、康马、岗巴）和一个区（打隆县江塘区），分别同锡金、不丹接壤，共有人口5200余户、万人、耕地万克、牲畜37万多头。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差别很大。有些区域以农业为主，商业和运输业较发达，人口相对稠密，受国外影响较大；另一些区域属高寒草甸区，以牧业为主，地广人稀。边境地区农牧民也深受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边境居民与邻国有悠久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习惯性的友好往来。西藏平叛后，由于逃往国外的叛乱分子不断骚扰边境，印度政府实行封锁、禁运和制造边境冲突，致使边民的习惯性往来受阻，边境小额贸易中断。本着“稳妥、缓改”的方针，这些地区一般都在腹心地区改革结束后才进行，沿边境的一线乡，有的推迟到1963年才改革。在改革中，首先开展反叛乱，宣布废除封建特权和剥削，安排好群众生活、生产，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继而建立乡政权，然后才分配土地。边境地区的小额贸易、盐粮交换、边民过境往来，依从原有的习惯不变。整个改革过程中，一般没有搞面对面的斗争。由于步骤适当、政策比较稳妥、时间较短，又对群众生活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和安排，对逃至境外的叛乱武装骚扰和农奴主的破坏而出现的不安定情况都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及时加以解决，从而保持了边境社会的相对安定，群众没有大量外流，生产、生活不断发展和改善，边防逐步巩固。 日喀则地区萨噶县地处中尼边境，民主改革中，工作组十分注意及时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为基层建党建政创造条件。加加区噶雪乡贫苦牧民赤列思想进步，斗争反动农奴主态度坚定，跟党走的决心大，工作组重点培养。1962年底，赤列当了乡长，很快入了党。1965年9月，作为萨噶县的代表，出席了自治区成立大会。 昌都地区的察隅县（现属林芝地区）地处中印、中缅边境上。这里的政策掌握得很稳，大多数的乡没有发生叛乱。当1956年民主改革的风吹到察隅时，有个名叫俄亥?朗加的头人，就主动把自己的土地分配给农奴，把家里的奴隶也遣散回家，然后带着妻子儿女到了陕西咸阳。经昌都分工委推荐，他们夫妇和儿子上了咸阳公学（后来朗加当过西藏人大代表、昌都政协副主席）。1960年正式开始民主改革时，执行政策更加缓和宽泛，没有搞激烈的阶级斗争，并强调干部深入基层，特别注意解决边境居民珞巴族的生产、生活困难，使整个边境始终稳定。 考虑到边境地区的特殊情况，还有个别小的地方未进行民主改革。如日喀则地区定结县的陈塘，吉隆县的汝村、樟村，山南隆子的玉门。玉门乡非常偏僻，全乡只有一户人家，父亲和女儿轮流当乡长。进入21世纪后，这个乡已经有了20多人。另阿里地区札达县的三个边境村子，也未进行改革。 1960年1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西藏地区市县行政区划分的决定》，将西藏原来的83个宗和64个相当于宗的独立卡合并划分为1个市（拉萨市）、72个县，设立7个专员公署（昌都、日喀则、山南、江孜、塔工、那曲、阿里）。到1960年底，乡级人民政府普遍建立，基本树立起翻身农奴和奴隶的政治优势，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基层干部逐步成长起来。全区成立乡级政权1009个，区级政权283个；78个县（内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的人民政权也都建立起来。本地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总数增加到一万多人，比民主改革前增加了近两倍。其中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90%以上是藏族，有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其中在和平解放西藏初期参加工作的藏族干部洛桑慈诚、雍丕、群觉、扎西和他新等人，分别担任了山南、江孜、昌都、日喀则专员公署的第一任专员或副专员及拉萨市副市长。 1961年 7月，国务院第111次会议通过了班禅堪布会议厅结束工作的申请报告，班禅堪厅委员会即行结束。这一决定，标志着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政权从历史上彻底消失。 1961年4月1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给分得土地的翻身农奴颁发“土地证”工作结束。百万翻身农奴作了新社会的主人，在建设新西藏中迸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西藏经济的发展。 1961年，全区粮食由头一年的亿斤增长至亿斤。牲畜存栏数由头年的1084万头（只）增长至1205万头（只）。当年冬季，那曲地区遭受雪灾，牧民们依靠互助组集体的力量和国家的救助，保住了牲畜，第二年的接羔成活率达85％左右。亚东县帕里镇人民解放思想，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寒环境下，试种1000多亩青稞等农作物成功,获得丰收。与此同时，交通建设随着平叛的进行而加快，全区两年内修建了长达2200余公里的简易公路，共24条。拉萨纳金水电站于1960年4月19日初步建成，有两台机组发电，拉萨市民首次用上了电灯。全区设立县级贸易网点232个，大批盐、茶、布匹、农具及时送到农牧民手中。全区新增公办小学和夜校600所，两万多名翻身农奴的孩子第一次踏进校门，学习藏汉语文和政治、科学知识。各地增设了医疗机构和医疗点，派医务人员下乡为群众免费治病。农村牧区群众生活改善，人民安居乐业。 196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中央高兴地看到自从1959年3月开始平息西藏的反革命叛乱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西藏工委领导进藏部队同西藏干部和西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不仅基本上平息了反革命叛乱，而且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使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作成就是伟大的。”①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的一次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变革。它不仅摧毁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改变了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还在封建农奴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型政权。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获得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扫清了社会制度障碍。而长期处于受压迫被奴役毫无人权的百万农奴得到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权事业的伟大进步，也是对世界人权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从此，西藏从封建农奴制度开始向社会主义前进。实现了西藏历史的大飞跃，是继和平解放西藏后的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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