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所有的男人一样,岳父羞于承认他们窘困,他像遮掩伤疤一样,极力回避着窘困这样的字眼。***他所能做的,就是节衣缩食。岳父在经济上不能和亲家抗衡,只好在政治上寻找出路。这时矿上要挑选一位资深革命老干部给煤矿学校担任校外政治辅导员,岳父当仁不让地担起这个角色。我不知道岳父会给那些学生娃子们讲些什么,按常规,他应该给孩子们忆苦思甜,讲旧社会多么多么苦,多么多么难,讲现在的生活多么甜,多么幸福。无论讲到过去还是现在,岳父都难免会联想起他目前的困顿境况,但为了辅导的需要,为了政治的需要,他忍痛把家庭生活说得非常幸福。这件事真是难为了岳父,它并不能对岳父的精神有所安慰,只能加深岳父的悲哀。岳父后来大概是实在忍不住了,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说,你替我写封信吧。我做了岳父的女婿,岳父第一次让我给他办事,而办写信这种事恰是我的长项,我没问写什么就答应了。岳父难于启齿的样子,低头想了一会儿,才把要写的内容说了出来。岳父要我替他写一封申诉信,申诉的是他的工资问题。岳父认为,别人的工资都长过好几遍了,他的工资从“文革”以来一直没动过,这不合理。他写信的对象是省委组织郝部长。写信的事儿一定在岳父心中酝酿了很久,他信奉“我们应当相信党”的格,自然就想到了组织部。这件事岳父一定和岳母商量过,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奈之举,也是一项重大决定。岳父给我说申诉内容时,岳母也在一旁坐着,我见岳母的神十分紧张,好像他们要我干的是一件铤而走险的事,他们要改变生活困境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笔头子上。我一听岳父说是这种事儿,就觉得十分可笑,它足以证明岳父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缺乏对现今社会的了解,说得不好听一些,它证明岳父的思想多么过时,多么理想化。我不能断组织部长一定看不到申诉信,我可以断组织部长会对申诉信不屑一顾,置之不理。我没有笑,也没有说写信无用的话,我怕伤了两位老人的心,岳父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了。我明白我的信只能给垂暮的老人增加无望的希望。其实质等于和别人合伙来欺骗可怜的老人,可这没办法,人类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欺骗,人类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欺骗与被欺骗,谁也逃脱不了。
我把替岳父写申诉信的事告诉妻子。妻子趁回去探亲的机会,劝岳父去做生意。妻子的理由足,人家能做生意,咱为什么不能做;人家能财,咱为什么不能。妻子说的人家指的是岳父的亲家。妻子的建议很具体,她实地考察了这个矿所有的店铺和摊点,现这个矿没有小书摊儿,就建议岳父办一个小书摊儿,卖图书报刊,还可以开展出租图书的业务。妻子先被自己的设想激动了,她说,办小书摊儿既高雅,又给矿工提供了精神食粮,自己还可以得到实惠,真是一举多得的事。她慷慨地许诺愿意从资金方面对开办小书摊儿给予支持。据说岳父对我妻子的建议是点过头的,只是一直没有落实在行动上。妻子对此很不理解,每每提起来就露出遗憾之意,觉得她父亲坐失良机,把她的那么好的建议给作废了。这就是妻子的单纯可爱之处了。不想想看,她父亲怎么可能去做生意呢,抛开精力不够等身体方面的原因不说,一个离休老干部怎么能放下革命的架子逐利于街市呢!岳父要保持革命的晚节,从岳父的眼光看来,去做生意简直等于失节,晚年失节,过去的荣誉也将前功尽弃,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再者,岳父的亲家做生意丁,财了,越是这样,岳父越坚决不会去做生意。岳父历来认为,他和亲家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他是打江山的人,而他的亲家不过是小市民,俩眼孔是方的,只认一个“钱”字,如果他跟在亲家ρi股后面,也去做生意,岂不是和亲家同流合污了吗!小说写到这里,我把我的判断说给妻子听,妻子回想了一下,举了一些实例,证实我的判断是对的。她惊异于我对她家的事怎么吃得这么透。我不无得意地说,那当然,也不想想你丈夫是干什么吃的!大话说过,我的心马上就虚了,我是干什么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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