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他接过塑料袋，一件件拎起，抖一抖，捏一捏，然后扔给我。无非是|­乳­罩、内衣裤、薄毛衣、外套、牛仔裤和羊绒短大衣，我抱着衣服像衣橱似的站在那里。最后，他朝空塑料袋里吹了吹气，确认再无遗漏和夹带之后，让我把衣服重新塞回去。

“跟我来！”他提着塑料袋转身走回讯问室。

讯问室里还有一个女警察，大概也就20多岁，面皮稚­嫩­，像是刚从警校毕业不久。

“这是她男朋友给她带来的衣服，你去让她换上。”老警察说。

女警察瞟了我一眼，接过塑料袋走了出去。

“坐吧！”老警察指指讯问桌前的靠背椅。

我弓身坐下。椅子是固定在地板上的。我转着脖子观察了一圈，不但墙体是防撞软墙，就连讯问桌上的挡板也是由泡沫材料制成。对面墙上有一块单向透视玻璃，电子显示屏上年、月、日、时、星期、湿度和温度一目了然。2007年4月7日上午9点11分，星期六，温度23，湿度65。灯光从天花板内嵌式格栅中泻下，头顶上方悬着视频监视器。不大的房间没有多余之物，连个窗户也没有。我想，在这样的讯问室里自杀，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喝水？”老警察问。

“不渴。”我说。

老警察不再说话，坐在讯问桌后面的皮转椅上哗哗地翻着几页纸。少顷，女警察返回，掏出钢笔准备记录。

“你是她的男朋友，是吧？”老警察翻着手里的几页纸问道。

“我的女朋友早晨7点多钟从这里给我打过电话。”

“对，就是她。是我让她打的电话。她一直不肯说出她是谁，也不告诉我们家庭住址和家里人的电话。”

“她怎么样了？”我说，“我想去看看她。”

“她很好，就在隔壁，打完电话睡了一觉，现在正在换衣服。”老警察从那几页纸上抬起眼睛，“我们可是一宿没睡。虽说自杀不算犯罪，但问题总得搞清楚，你说是吧？”

“当然，可以理解。”

“这是我们的工作。”老警察把臂肘支在桌面上，“本想把她交给她的家里人，既然她那么信任你，把她交给你也未尝不可。但你要配合我们履行一定的手续。”

“我一定配合，您放心。”

“这不是放心不放心的事，总不能随便把这么一个女孩，交给一个自称是她男朋友的人吧？”

“那是，我懂。但我怎么才能证明我是她的男朋友呢？”

“照片一类的东西总有吧？最好是两个人的合影，是不是恋爱关系一看便知。

当然，有她的单人照也行，起码说明你们的关系不一般。身份证、户口本或者驾驶证更好，更能说明问题。”

“警察先生，”我咽了口唾沬，“您看，我放下电话就赶了过来，您要的这些东西我都有，但都放在家里。我没想到还需要这些东西。您看可不可以这样，您把她叫出来，她应当已经换好衣服了，让她告诉您我是谁，如果她亲口对您说我是她的男朋友，岂不是最好的证明？”

“那不行！”老警察身子向后一仰，“我不能只凭你说，当然也不能只凭她说。

我要的是证明——书面证明！身份证、户口本、驾驶证，结婚证也行，噢——，你们还没结婚，当然没结婚证，所以，合影什么的，就是单人照片也行。你总得给我看点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能光凭嘴说。懂吧？”

我看出情形有点不对。他没问我姓名和工作单位，也没问岚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更没问她自杀的原因，而一味纠缠在我是否是岚的男朋友这一末端枝节的小事上，即使我把车里的那张课时表上的照片拿来，他们也会提出其它的理由刁难我，直到我“懂”了为止。

“您看这样好吗？”我掏出名片递过去，“我工作很忙，中午就得坐火车赶回北京。要是去取您要的东西，恐怕时间来不及。我女朋友只有她父亲一位亲人，现在在日本考察，什么时候回国我也说不好。我一个星期后回来，让我的女朋友在您这儿多待几天，我回来后马上拿着您要的证明来接她。您看这样行吗？”

“算啦算啦！”老警察看过我的名片往桌上一扔，“你忙我们也忙，屁大个事！为了不影响你赶火车，写个询问笔录，你把人领走。现在人手这么紧，没人替你看着！”

“多谢关照！”我坐回那把靠背椅。

“你的身份证！”老警察绷着脸说，“这年头，大风吹倒一堵墙，压死四个其中三个是总经理，另一个是副总经理。我不相信名片，我只相信身份证。”

我掏出身份证，女警察伸手接过，抄写在询问笔录上。

“你女朋友的姓名、年龄和职业？”老警察­干­巴巴地问。

“古笛、25岁、钢琴城声乐教师。”我一字一句地回答。

“古笛？”老警察盯视我良久，“认识这个东西吗？”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了那支鹤骨古笛。

“认识，”我说，“是我女朋友的。”

“她怎么有这种东西？这可是国宝，只有河南博物院才有的国家一级文物！”

“这是她母亲巴嘉教授的遗物，巴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长笛演奏家，喜欢收藏笛箫一类的乐器。”

“原来是这样。”老警察放下笛子。

“真的是笛子吗？怎么吹不响呢？”一直在做记录的女警察问。

“你没掌握方法，”我说，“要斜着竖吹才行，跟吹箫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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