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原因是说话听不懂。

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老底子是陕北人（甘陕红二十六军骑兵二连），后来并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来到冀南的时候，队伍里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么方言都有，就是没有说河北话的。别说当地老百姓听不明白，就连老红军自己都犯晕。

新兵营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北，年龄、经历相似，又是同乡，彼此间很快就混熟了。只不过，大家都是新来的，不懂八路军的规矩，犯错误的时候也就没人能够提个醒。

新兵训练辛苦，部队的伙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总觉得肚子饿。杜金波（1944年牺牲）和崔秉志（1942年牺牲）的家在县城，杜家是卖烧­鸡­的，崔家卖酱驴­肉­卷饼，大伙就掩护他俩溜出军营去找好吃的。可是，这俩小子回来的时候没把吃食带足，给了这个不给那个，结果就挑起了“人民内部矛盾”。

别人吃得香，胡彦明（1943年牺牲）看着眼馋心里窝火，数落了几句，两边就打了起来。既然是打群架，当师弟的当然要帮着师兄，于是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被关禁闭。据战友们揭发：斗殴中，刘春雷曾经叫嚣“老子的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们”，为这句话，多关一天。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刘春雷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ρi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一根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画，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于是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了。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战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

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这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了，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像是战马的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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