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工队(1)

第十七章

在武工队

1942年12月，刘春雷被抽调到军区参加军事培训。当时，各部队的­操­练停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军区因此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

培训学校的学员来自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分成好几个队，根据队长的姓氏编代号，队长姓张叫“张庄”，队长姓王就叫“王庄”。刘春雷他们的“庄主”是被刘邓首长称为“三军楷模”的郭好礼（1943年牺牲）。

学校里除了­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训练，也学习理论知识。上课时席地而坐，两个人合用一本书，用子弹壳改装的“钢笔”记笔记。政治课学的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敌工课，就是教大家说几句日本话；上统战课的时候，请来一个日本人作报告。这人是在山东莘县被刘金魁活捉的日军机枪弹药手秋山良照。刘春雷心想：要是“川老汉”还活着该多好，他的俘虏成了“反战同盟”的书记，他又有牛皮可以吹了……

大刘最喜欢的课程是游击战术和军事教练，看地图、认地形、排兵布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实用。

有一次搞战术演练，轮到刘春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大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完“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吁吁还是慢了一步。他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吗？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春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名堂，兴趣更浓了。

还有一次练习攻城爆破，学员轮流当排长。对面坡坎上站着几个教员当裁判，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是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郭好礼的旗子一挥：“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第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第二，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到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要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就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春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学习结束时，陈再道司令来讲话。他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要打得巧才能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轮训毕业后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武工队是实施“­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和“机关工作军事化”的具体措施。在当时，除一部分民兵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大批民兵在“不丢失一支枪”的原则下回到乡里开展生产自救。而八路军则抽调骨­干­力量和区­干­部一起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

1943年初，冀南共有武工队二十一支，队员四百多人。

武工队里除了刘春雷这样的八路军，还有区­干­部，一个组七八个人，三个组合成一队就有二三十人。培训班学员组成的武工队是生力军，一般都被派往环境最艰苦的地区，有时候还被冠以这个“支队”那个“部队”的名称，虚张声势。大刘他们要去的是枣南、南宫、隆平、平乡一带。在这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岗楼、公路和壕沟已经形成了网络，不仅我军大部队进不去，甚至连地下工作人员也撤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