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有猫腻。您说策划活动的吴用老师此计这么拙劣，这案子焉有不破之理？

可我们不能不服，虽然吴用老师常出昏招儿，可他也实在是个­阴­谋家。许是他看出了宋江在­阴­险狡诈这方面在他之上，自己斗不过老宋，才抛开那光腚娃娃朋友，厚道的老大哥晁盖，转投到老宋门下做幕僚。也不可否认，宋江先生也佩服吴老师的手段，两人半斤对八两，均是心机高深之人，于是乎，王八瞅绿豆对眼儿了，共同的目标，让他们迅速组合。

从此，凡是老宋江出马，吴用老师必随左右，献计献策，虽说招儿损，但却无往不胜。而对老朋友晁盖就不再理会，你爱咋咋的，我将宝押在宋江身上了。在宋江和卢俊义因一把手的位置而攻城搞赌博时，他人在卢营心在宋，史进假借卧底之名去会老情人泡小姐，他早就断定“此去凶多吉少”。可既然已经胸有成竹地说“此去凶多吉少”，那为啥不早说？摆明了是将史进往火坑里送。卢俊义攻不下城池，上火上得嘴都起泡，他都不使计策，任由你老卢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宋江一来，他就有计，让张清归顺了……由此可见他的心机和­阴­险。

在谈论宋江时，我们知道当年为了让秦明上山，他采用了冒名顶替的方法，手段之下作，让人触目惊心，骂宋江是大­阴­谋家，可吴用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让朱仝上山，他竟指使大傻瓜李逵剁了人家四岁小儿郎，这真是连禽兽都不如啊！为防止呼延灼反悔，逼迫他反间破了青州城。最令人发指的是，就因为宋江欣赏卢俊义，他写了这样一首诗：“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这没有丝毫文采蹩脚的反诗，差点让卢俊义家破人亡，还拐带着让愣头青石秀也跟着坐了一回牢，想想都让人唾弃。

人都说，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也真是的。宋江一死，他也跟着去了。表面上忠义，实际上又是他玩弄的权术之一。让后人只记得他的忠心耿耿，忘了他的恶行。这样的文人也真是虚伪到一定程度了。

从吴用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中国文人的典型特征：无知、无畏和无耻。正如有人说，中国最无聊的人就是所谓的自诩清高，像个老Chu女一样的“文人”。而最善于投机钻营的，又最无耻的也是那道貌岸然的“文人”。

自古文人无行，《颜氏家训》曾告诫后人文坛险恶指出：好的名声是靠自己“德艺周厚”、“修身慎行”而取得的。沽名钓誉，贪图虚名，而实际上做不到，这种假名声终究长久不了。并要其写文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傲慢凌物，招致败损。好的文章“当以理致力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要求他的子女继承家风，文章典正，不从流俗。

鲁迅先生也立遗嘱要自己唯一的孩子宁可织席贩履，也不做空头文学家。

正所谓：良善每多屠狗辈，百无一用是书生。自从文艺跟政治有了微妙的关系以来，文人们对命运的选择便陷入了两难的处境。从历史上看，不但做个有骨气的文人难，就连做个歌功颂德的帮闲文人也很难。做个讲良心话的文人就更是艰难，因为这种类型的文艺家，大抵都是直陈丑恶，不满于现实的。这正触到了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家痛处。政治家是要维持现状，满足于现实的，所以，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大概是要掩饰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而长舌­妇­般的文艺家却总是喜欢揭人老底，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处处显得都比人家高一截。这哪能不让他们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呢？

可悲的是，有些文人虽是草包，心却极其膨胀，不好好地习诗弄文，非要脑袋削个尖儿，硬往领导­干­部队伍里挤，就如大宋的秦桧和蔡京，两人同为权倾一时的­奸­相，绝对是文人中的文人。秦桧乃一代状元，开创了一代书风，蔡京的书法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但因为他们的­奸­诈，有好些作品就没有流传下来。

估计吴用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不好好教书，闲暇时写几首风花雪月的诗文，玩玩情趣或泡泡妞儿，非要弄两条铜链习武，还和黑社会搞在一起，这哪是一个文人所为？

如此作为，也就不难理解他这一生只能和所有有野心但不得志的草根文人一样的稀松平常了。

文人们因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自认为就比平头老百姓更加高人一等，其实充其量只是个绣花枕头，不然怎会有“纸上谈兵”的成语流传？从历史上看，似赵括般只会玩文字游戏，其他的什么也不会的文人海了去了。

很多文人都是因为官场上不得志才写出许多流芳百世的美文而扬名四海、­妇­孺皆知的，但你细一品品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所写的作品，除了歌功颂德的外，其余有点艺术品位的无非是在发牢­骚­或勉励自己的诗文，如苏轼、柳宗元等。那些看似豪放不羁的，其实也大多为过官，比如李白、竹林七贤等等。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文人，还就是人家唐伯虎对官场不感兴趣，但那也是受­奸­佞排挤和打压而心灰意冷的。

这样一分析，也就难怪吴用不好好教书而扯旗造反当强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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