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做人处事来说，我们需要的知识并不多。但是，这些知识必须经由实践与体会，才能展现智慧的魅力。《论语》共有二十篇内容，如果“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是真的，那么“半篇《论语》可以护一生”也是有效的命题。关键在于：如何确实把握其中的道理？

两千五百年前的材料，可以跨越时空差异与文字隔阂，显示其中蕴藏的观念吗？这些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可行­性­与正确­性­呢？脑中存着现代思潮，言行披上孔子衣冠，难免显得格格不入；若是倒过来，心中领悟孔子思想，外表顺应现代生活，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

一次，有人问柏拉图：“世界上最愉快的声音是什么？”柏拉图回答：真理。孔子两度以“一以贯之”描述自己的思想，表示他对于“与人生相关之事”找到了统合的观点，可以充分说明有关遭遇、命运、苦乐、生死、鬼神、信仰等题材，更可以归结为“仁”这一个字，其中涵盖了“人生应该何去何从”的意旨。譬如，他鼓励及指点学生“行善”，原因除了善是自我与群体互动的良­性­循环之外，也涉及人­性­“向善”的理解；至于择善而行的目标，则是为了止于“至善”，亦即孔子为自己所定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若是忽略“吾道一以贯之”这个原则，《论语》的启发­性­与说服力都将大打折扣。整部《论语》扼要言之，就是“真诚”二字。处于春秋乱世，礼坏乐崩，人间规范瓦解，不知将伊与胡底。孔子之挑战不只在恢复礼乐，更在揭示其本源，亦即人­性­的基础。人­性­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真诚”出发，体察内心有着“安与不安”的状态，就是“向善”力量存在的明证。

其次，由于“善”的界定是“自我与别人（可以推及天下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因此行善的难点在于如何判断此一适当关系，以求“择善固执”。弟子向孔子请教“仁”的地方，无不出于类似的考量。儒家重视学习，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自己也从“志于学”，经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阶段，步步往上提升。

如果“善”的效应在于自我与人群的安顿，那么孔子还有求真与求美的生命特­色­，并且他对“天”更有深刻的信仰与依赖，展示向着超越界开放的终极关怀。现代人强调全人教育，请求全方位的生命发展，试图建构旁通统贯的价值与人生观，都可以在《论语》中获得指引。

过去二十年来，《论语》一直是我研究及教学的重点。

1999年《论语解读》在台湾出版。2006年该书在大陆钱装书局出版。并且，近年来在台湾我已在社会上升办了若­干­期《论语》讲授班。所论述者，无不出于周全的思虑，并且可以付诸实践。对孔子的思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2005年在台湾出版《论语解读》CD版（52张）。以期广为流传。身为华人，一生之中仔细读一遍《论语》或听一遍《论语》，才不愧身为此一语文及此一文化的后裔。推崇孔子的上策，就是理解及实践他的理想，愿共勉之。

（本文系傅佩荣教授写给《论语》CD出版品的前言）

学什么 如何学 为何学

人有理­性­，可以求知。只须好学，终有所得。但是，学什么?如何学?为何学?这些问题关系重大。

《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即《论语·学而》，下略称篇名。）我们不妨先辨明孔子对“学”的看法。

首先，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传统”。传统包含两方面：一是典籍，二是技能。典籍是文字记录，凝聚前人的经验与智慧，如五经《诗》《书》《礼》《乐》《易》。《诗》是文学，《书》是历史，《礼》是社会规范，《乐》是艺术修养，《易》是哲学。如果不学《诗》，就无法与人谈话沟通，像文盲一样陷于本能生命的狭隘世界。如果不学《礼》，就无法立身处世，与人合宜往来，而显得粗俗野蛮。《易经》助人知命，《书经》让人鉴往知来，《乐经》则发挥调适和谐的功能，使生活洋溢审美情­操­。

人不光是靠他生来就拥有的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歌德

技能是实际生活的需要。如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人生活中，祭祀、朝会、婚、丧、冠等礼，占了相当比重。礼的安排与­操­作，需要长期细心学习，否则极易失传。《乐》是指乐器演奏，像弹琴、鼓瑟、击磬都是孔子所娴熟的，礼乐配合，不难想象许多仪节的秩序与美感。­射­是­射­箭，既可强身又可卫国，暇时不妨用于竞赛，所谓“君子无所争，也必­射­乎”（《八佾》）。御是驾车，等于使用交通工具。书是书写，传意达情有赖于此。数是计算方法。这些技能可以使人在社会上谋职安身，学了有益无害。

其次，如何学?我们先把前面所说的综合为一句话：“学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之后，在适当的时机加以印证练习，不是会觉得开心吗?”这正是《学而》篇首句的翻译。“随机体验”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学思并重”。“思”代表主体自觉的统合。所学的知识难免芜杂矛盾，因此必须把握重点，求其“一以贯之”。唯其有“思”，故可“温故而知新”（《为政》）。所谓“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正是此意。孔子不但因材施教，并且倡导启发式教学，甚至宣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对我们实为莫大鼓励。

最后，为何学?这个问题指向儒家的定位。答案是“修身”。学习是为了行动，行动落实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则出现道德上的善恶问题。修身需先“认识自己”，知道心中有个活泼的力量（孟子称之为良知），总在对自己的行为作判断下考语，表现为“安或不安”，“忍或不忍”的状态。同时，需要认识社会上既存的规范，以求行动之内外相洽，内得于己外利于人。学问或知识可以增减，修身或品德则是一生的大事。安立此一重点，孔子的“学”自然回归到成就完美人格或实现理想人生的途径上，展现博雅宏大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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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能塑造­性­格

­性­格包括­性­向与风格。­性­向是天生的，不易改变，大概与我们所说的血型、八字、星座有关。风格是后天的努力所形成的，其决定关键在于教育。因此，我国先哲认为教育可以变化气质，西方贤者则认为教育可以培养风格，两者可谓异曲同工。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主动掌握的是自我教育，由此塑造自己的­性­格。孔子即是典型的例子。《论语》记载：“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这三句描述值得玩味，因为其中每一句都显示了“对立之统一”，在两极之间找到平衡点。认识孔子的­性­格，可以由此入手。

首先，“温而厉”应该是对学生的态度。在知识的传承上虽有先后之别，但是大家都是虔诚的学习者，共同探讨宇宙与人生的真理，所以老师的态度以温和为贵，使学生如沐春风，乐于受教，继志述事。那么，何以又需要“厉”呢?所谓“教不严，师之惰”，可以作为参考。若无严格要求，学生容易避重就轻，投机取巧，不仅学习效果大打折扣，连往后的立身处世都可能漫不经心，得过且过了。

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人，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康德其次，“威而不猛”大概是孔子在社交公开场合的表现。“威”是由庄重所透显的威仪，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是也。沉稳内歙，不苟言笑，举手投足合乎礼的要求，使人望而生敬畏之心。行动如此，说话亦然；孔子所下的判断，凛凛然有正气，闻者足戒，如：“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但是，相对于此，孔子从无凶猛之状，好像要令人害怕似的。子贡形容他“温、良、恭、俭、让”（《学而》），以致各国领袖都愿意向他请教为政之道。

受过教育的人最后展现的成果，就是高雅的风格。——怀特海至于“恭而安”，则是孔子的闲居自处情形。“恭”是客气、谨慎、矜持的意思。如果一心求恭，可能显得退缩、懦弱、迁就。修养固然必须顾虑人我关系的和谐，因此谦退、恭敬是应该的，但是一味如此，也可能丧失自己的原则，内心缺乏定见，无法自得其乐。孔子的“安”来自不假外求的­精­神与超越俗世评价的智慧。

以上三句话显示了“执两用中”的功夫与境界。人的­性­格修养必须先界定积极明确的目标，如“温、威、恭”，努力以赴；同时要避免走向极端，如“不厉、猛、不安”，以免利害并陈，两相抵销。以孔子来说，这三方面的特质又是分别针对他与学生的关系、他与社会大众的来往以及他自处时的态度。合而观之，正是他生活内涵的三个焦点，塑造­性­格也应该有此考虑。

困而后学

环境艰难时，总要想些办法与出路，长久下来，练就各种本事与能耐，等到有了表现的机会，自然放出异彩，让人欣赏赞叹。根据统计，本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中，有四分之三来自贫困的背景，这似乎印证了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

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他在幼年时必须替人放牧牛羊、看管仓库，做过不少杂役，也深知民生疾苦。直到十五岁立志向学，人生视野豁然开朗，知识、才能、品德与时俱进，乃成就一位彬彬君子。就知识而言，他几乎无所不学，《诗》《书》《礼》《乐》《易》五经皆通。就才能而言，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无不娴熟。就品德而言，则日新又新，自强不息，使弟子们心悦诚服。

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凡奋斗的，必经历成长。问题来了。有人以为孔子是“天纵之圣”，靠着天赋过人而卓尔不群，无所不能。孔子是诚实的，一方面说：“我非生而知之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努力向古代圣贤学习，逐渐温故知新、融会贯通，才得到眼前的成绩。另一方面，他毫不避讳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正是因为年幼时，家里穷困，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孔子必须脚踏实地从基层民众的生活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凡奋斗的，必经历成长。”这句现代人的格言，实有普遍的例证可以支持。

到了“三十而立”之后，能否得君行道呢?求人不如求己，孔子从不放弃自我成长的机会。他说：“吾不试，故艺。”（《子罕》）意思是：我不曾被国家所用，所以学得一些技艺。学习技艺的目的是谋得一官半职，可以发挥所长，贡献社会人群；现在所谋未遂，所以只好继续培养各种专长，等待时机成熟。

孔子的榜样对我们现代人深具启发­性­。少年得志，固然令人羡慕，但是正因为得志，也就不再虚心认真去学习新的技术与能力，久而久之，成为官僚层级系统中的一员，无法展现新颖的生命力。反之，不去担心别人对自己疏忽及误解，却只反省自己有无真才实学，就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

即使后来功成名就，孔子也不忘记少年时代的艰苦奋斗，并且丝毫不觉得难堪，这又表现了不忘本的­精­神。我们也许无法选择命运，却可以选择自己对命运的态度，积极改善自我的条件，最后水到渠成。孔子的例子，正是青少年可以效法的。

大公无私

大公无私是高尚的人生境界，具体的修养过程却十分平易。以孔子为例，他特别回避四种诱惑，值得我们参考。《论语》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必、固、我”是连续发展的步骤，一步走错，陷于主观的臆测，很可能就自以为是、执迷不悟，最后则是有我无人的结局，大家不欢而散。

首先，就“意”来看，每个人都有想象力，都可以猜测事理。一般而言，在事情尚未发生、理由尚未查明之前，我们喜欢发挥想象力，猜测真正的情况。但是，猜测成为习惯之后，主观意志往往胜过客观真相，甚至加以曲解，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英国哲学家培根强调求真­精­神，主张打破“市场假象”，因为市场谣言纷纷，只能造成|人心惶惶。其次，一旦想象形成，就会认定“必然”如此，把它当作一个信念来坚持，反而看不清事理的发展。一块钱的铜板虽小，

你不可能去­操­纵整个世界，你所能控制的只是你自己的思想、感觉和行为。——艾伯特·埃利斯若是紧靠眼睛，也会遮蔽一切阳光。缺少光明，自然无法注意新的迹象，只能困陷于主观的狭隘世界里。孔子被孟子推为“圣之时者”，因为“时机”改变，人的观念与行为也须随之调整。然而，这又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因时制宜。最明显的例子是：“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宪问》）若是念念在“必”，则无法考虑“时”。

接着，“固”就是不知变通的意思。儒家坚持仁义，但是在实践上则以“通权达变”为原则。譬如，二十四孝令人感动，但未必人人皆可效法。重要的是孝心，表现方式则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判断。孔子鼓励大家学习，因为“学则不固”，见多识广之后，可以避免顽固执著，自己的心情也会比较开朗。

最后一步是“我”。儒家对于人我关系，首重“恕”字，“如心为恕”，就是将心比心，为人设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互相尊重的态度。凡是牵涉到别人的言行，都要谨慎为之，以免盲目膨胀自我否定别人，形成各种不必要的困境。儒家固然肯定道德修行，但是从未忽略理­性­与智慧。孔子自己的处世态度就深具弹­性­——“无可无不可”，然而这又与见风转舵的乡愿大不相同。何以故?因为任何信念在付诸行动时，都要考虑相关条件的改变，而不是“执一废百”的方式可以奏效的。

除非闭门造车，否则一旦与人交往，就须选择合宜的途径，以求互相尊重、集思广益、大公无私。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意、必、固、我”的人将会寸步难行。

化解顽固

孔子不仅博学知礼，而且乐于表达意见，与当时各国的诸侯大夫时相往还，在教育学生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久而久之，有些人认为他是喜欢说话，逞弄口才，未必真有什么伟大的理想。请看下面一段对话：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

当面听到别人质疑自己：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难道是为了逞弄口才吗?这时孔子心中一定觉得遗憾，不过他还是镇定如恒地回答：我不是为了逞弄口才，而是为了讨厌顽固。

先说孔子的遗憾。人有表现于外的言论与行为，也有珍藏于心的志趣与理想。言行是天下人可以观察及品评的，心意则未必得到大众的认可及了解。孔子曾说：“莫我知也夫！”（《宪问》）天下没有人了解我啊!他又说：“予欲无言!”（《阳货》）我真想从此不再多说了!最严重的情况则是“子欲居九夷”（《子罕》），想要迁到蛮荒之地，从此不再为华夏文明的存亡­操­心。

对一个人来说，当他看出文化传统的危机，知道礼坏乐崩之后，整个社会即将解体时，心中当然十分焦虑，随之孕生强烈的使命感，然后栖栖惶惶，不辞辛劳，周游列国，宣讲仁义之道，希望能像木铎一样，唤醒沉醉在俗世利禄中的大众。结果呢?别人却以为他不过是逞弄口才，借此博取名声，获得权位。

其实这是误解孔子。他为自己辩护时，特别提到“疾固”一词。为何强调自己“讨厌顽固”呢?当传统逐渐丧失生命力时，礼乐制度也变得僵化了，走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大家行礼如仪，徒有其表，却不知礼乐教化的真正基础原是人的真诚感受，也就是一颗可以感通人我的仁心。孔子想要阐明人的道德自觉之重要，说明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的方法。人须真诚自觉，由尽己之忠到推己及人之恕，随时考虑及选择合宜的途径，去圆满实现人际之间的适当关系。

因此，儒家反对顽固的思想与行为。原因是：个人感受、人我关系与外在环境这三项条件本身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活泼的，随时可能产生新的变化。如果顽固不知变通，则将窒息人的智慧与创新潜力。的确，如果只是坚持旧的教条，又何必需要教育?如果只靠外力影响而作选择，又何必需要个人自行负责?儒家反对顽固，但绝不是毫无原则。至于批评孔子逞弄口才，实在错得有些离谱。

尊重传统

孔子描写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喜爱传统，是否就必须如此保守，只是阐述而不去创作呢?到底这个传统是指什么?孔子对于一般的学习，是否也如此保守?难道孔子缺乏创造­精­神?这些问题虽然涉及过多的联想，但是有助于了解孔子的立场。

首先，传统是个人生命之源头，也是个人最后回归的世界。它的具体表现是礼乐。礼乐代表一个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来源神圣，应用广延。《中庸》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

我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成全。——耶稣换言之，必须德位兼备，既是圣人，又是天子，才有资格制礼作乐。周公正是典型代表，所以孔子以他为楷模，经常梦见他。孔子虽有圣人之德，却无天子之位，所以无法制礼作乐。如此，他说自己“述而不作”，岂非十分自然的事？

苏格拉底谈到行为规范时，也强调一个城邦原有的信仰与法律。没有传统，个人如何安身立命?耶稣也声称：“我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成全。”他要成全人间的法律所要求的善，以信仰提升道德。由此可知，伟大的圣哲无不尊重传统。

至于一般的学习，孔子则绝不保守，反而处处肯定创意。他要求学生“举一反三”，不能死背教材，却要活泼联想。他嘉许子贡的“闻一知二”，以及子贡所谓的颜渊“闻一知十”（《公冶长》）。学生若不先去苦思冥想，他不愿意主动启发。他说话­精­简，回答学生像扣钟一样，不扣不鸣。

谁想做老师，就要符合条件。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光是念书不够，还须由此明白新的道理。道理其实无所谓新旧，要看能否回应实际的人生处境。譬如，走上人生正途——“仁”——的方法并不复杂，只是“能近取譬”（《雍也》）四个字。随手在身边的材料，找些具体可行的例子去做，不必好高务远。

有人以为，孔子既然说过“述而不作”，他就应该不是《春秋》的作者。不管事实上如何，孔子的“不作”并非不写作之意。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述而》）也许有人是“不知而作”，孔子并非如此。他是“知而作”。且先不问：“不知又怎能作?”孔子无疑是肯定一切经过学习人生道理而主动创作的行为，其中自然包括写作在内。结论是：对传统要尊重、接受、遵行；对实际人生事务，则须发挥创意，日新又新。承先启后，即是此意。

束修问题

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一般的翻译是：“自己带着薄礼来见我，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这是合乎人情的想法，既表示学生的诚意，又肯定老师的负责态度。问题是：如果完全合乎人情，大家都有大致的共识，孔子又何必郑重其事地如此宣称呢?

试问：难道有的老师比孔子更清高、更热心教学，以致学生不带薄礼，他也愿意教诲?或者，难道有的老师要求过苛，学生带着薄礼，他也不肯教诲?这两个问题似乎都站不住脚。由此显示，孔子的话如果这样翻译，大概不太正确。

人类天­性­渴望求知。——亚里士多德首先，我们知道“束修”是古代男子十五岁入大学时所奉出的薄礼。它成了专有名词之后，也可以用来指称十五岁的男子。因此，东汉儒者郑玄就曾直接论断：“束修谓年十五以上也。”（引文见《后汉书·延笃传》，李贤注）这种情形并不少见。譬如以“弱冠”表示男子二十岁，以“及笄”表示女子十六岁。孔子以后，大家也常以“而立”表示三十岁，并以“不惑”表示四十岁。

有教无类。其次，要考虑孔子说话的语气。他会用“以上”来形容自己高高在上吗?应该不会。“以上”如果不指自己的特殊地位，又指什么?我特地翻检《十三经》索引，发现整部的《十三经》里，没有“自行……以上”的说话格式。倒是“自……以上”的格式出现两次。在《周礼》两度记载：“自生齿以上，皆录于版。”意思很清楚：从一岁（长出牙齿）以上的小孩，都要登记户口。既然“长出牙齿”不能“以上”或“以下”，只有“年龄”可以“以上”或“以下”，这句话无疑是针对年龄而言。

结论是：孔子的话应该念成“自／行束修／以上”。意思是：从十五岁（可以行束修之礼的人）以上。换言之，只要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孔子就愿意教诲。这正是“有教无类”（《卫灵公》）的心怀与抱负。至于实际上是否带着薄礼，反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这种关键地方不可等闲视之。不然，难免像冯友兰一样，说什么“生活总是要维持的”，又说孔子比不上苏格拉底，因为后者声称不收学费云云。

孔子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处访求名师指点。现在卓然成家，回馈社会，嘉许后生，十分合理。他向来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断然不会在意什么薄礼。当然，有些人强调礼不可废，以示诚意。我完全同意。但是问题是：孔子在此所关心的是“礼”呢，还是他的教育热情?一念之差，可能完全扭曲了孔子的本意。从用语习惯、说话重点、教学主张各方面看来，我赞成郑玄的解释，以束修为年龄之别称。

容忍异端

“异端”原指与自己立场相异的一端。相异未必相反，但无疑包含相反。于是，有正论，就有反论，至于能否进到合论，则有赖于智慧与胸襟。通常我们容易自视为正统，而把相反的说法定为异端，然后正邪不两立，争执不休。应该如何对待异端呢?孔子的看法如下：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

反对的意见在两个方面对我有益：一方面是使我知道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多数人看到的要比一个人看到的更清楚。——笛卡尔这句话并不清楚，譬如，“攻”是批判还是研究?“已”是消灭还是语助词?由于各有二义，组合起来就有四种说法：一、批判异端，祸害就消灭了。二、批判异端，那就是祸害啊!三、研究异端，祸害就消灭了。四、研究异端，那就是祸害啊!

由于“攻”字在《论语》出现四次，其他三次皆做“批判”讲，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因此我们最好也采用“批判”之义。前述第三、第四说法可以搁置。

就第一、第二说法来看，“已”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字义难定，不妨分别考虑孔子的行事风格与一般的实际效果。先看第一句：“批判异端，祸害就消灭了。”请问：孔子曾经这样做过吗?孔子批判过时代风气、人­性­弱点、王侯失职、学生缺点，同时也曾批判自己。对于当时的异端，如隐士、怀疑主义，则未曾批判，反而以宽容之心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君子和而不同。”（《子路》）他要求自己“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公然宣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再看实际情况。历史上不断有人批判异端，但祸害似乎不曾消灭，反而愈演愈烈，各种宗教战争、主义冲突，造成|人类无数灾难。为什么批判异端，却不能消灭祸害呢?因为人人都自视为正统，并视别人为异端。光是分辨立场，就足以使世间不得安宁。

由此观之，似乎只有第二说法是可取的，正所谓“批判异端，那就是祸害啊！”消极方面，不要党同伐异，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你可以禁止别人说话，却不能禁止别人思考。因此，积极方面，要努力宣扬自己的想法，以求共鸣，经由理­性­的沟通及公开的讨论，试图产生共识。何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说不做或做了无效，就算自称正统又有何益?

结论是：不必批判异端。越批判，祸害越大。孔子不但有宽厚的心胸，更有高明的智慧，此亦例证之一。

孔子不说的事

《论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这么一句话，后人遂以“子不语”来描写不合常理、超乎想象的怪诞事迹。在此，首先要指出：孔子不谈这一类的事，并不表示这一类的事不存在或不能发生，而是表示孔子的谨慎态度与理­性­­精­神。他曾劝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对于“怪、力、乱、神”，正应该根据“不知为不知”的原则，闭口不谈。

所谓“怪”，是指怪异现象，这些现象既然发生，就必有使其发生的原因与条件。譬如，古人不明日蚀之理，等到天文知识增加，疑问自消。古代有­阴­阳家，喜欢在自然界与人世间之间寻找相关联的线索，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西洋思想有“自然界不跳跃”之说，意即：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因此，理­性­昌明、科学进步之后，我们可以见怪不怪，或者找出合理的解释。最怕的是，自己对怪象加上玄妙的臆测，造成庸人自扰。

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所谓“力”，必须扣紧儒家的理想来看。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正是典型的立场。世人对于强盛的武力，常为外观所惑，甚至津津乐道，却不去追问什么是百姓的真正福祉。儒家“尚德不尚力”，因为德是可大可久的人文理想，力则必有后患。证诸史实，完全无误。

所谓“乱”，是就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而言。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昏上乱相固然不少，乱臣贼子亦到处可见。换作今天的新闻媒体，可能每天都是耸人听闻的惨剧，不仅弄得人心惶惶，并且将使人­性­的负面情绪受到刺激，以为天下都是不正常的人，自己又何必坚持原则?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孔子高唱“里仁为美”（《里仁》），维护及稳定社会秩序都来不及，当然绝口不谈“乱”了。

所谓“神”，可以指鬼神，也可以指神秘事迹。孔子不谈，因为那是信仰的领域。他从未怀疑鬼神的存在及意义，否则如何说得出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泰伯》），并且盛赞不已?信仰需要诚敬之心及实践之志，光靠言谈是不够的。以今日来说，求神拜佛或者烧香算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人疏忽自己的责任，无法活出人的尊严。

总之，孔子是脚踏实地、理­性­清明的人文主义者。在人的能力所及的范围，绝不逃避责任；在人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围，则乐天知命，不再徒逞口舌或强为说词。

后生可畏

宗教家马丁·路德说过一段与教育有关的轶事，内容大致如下：一位小学老师每天穿着礼服上课，并且上课前，率先向学生鞠躬，行之多年，不免使人纳闷。终于朋友问他原因，他说：“这些孩子将来都会成为社会各方面的领袖，带领我们走向更理想的世界，因此我从内心里对他们表示敬意。”

我国谚语也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似乎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因而就认同“后生可畏”的说法吗?这句话来自《论语》，值得稍作探讨。原文是：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

这句话有两大关键：一是无法确知后生不如自己；二是“无闻者”不足畏。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首先，像颜渊这么好学的人，连孔子也承认他是“语之而不惰者”，“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在知识上每天都在进步，持之以恒自然通晓各种道理。在德行上亦然。孔子一再赞叹：“贤哉回也。”（《雍也》）认为只有颜渊在出处进退的掌握上，可以与自己并驾齐驱。如果颜渊多活几年，孔子就不必担心道统失传了。这样的弟子，是值得“畏”的。然而，三千弟子，也只有颜渊一人合乎此项条件。

其次，到了四、五十岁而“无闻”，就不足畏了。一般人把“无闻”解为“没有声名”，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孔子对于“声名”有三点看法：第一，声名可以由伪善而得，如“­色­取仁而行违”（《颜渊》）；第二，君子应该心胸宽大，超越声名的诱惑，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三，声名应该建立在仁德上，如：“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

由此可见，“无闻者”不足畏，并不是指“没有声名的人”不值得“畏”。在此，“闻”的意思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一句中的“闻”。换言之，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曾明白人生正途，当然是随波逐流、浪费生命了。这样的人，我们何必去畏他呢?

再举一例为证。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其中，“圣人之言”正是一般人“闻”的对象。如果我们得闻“圣人之言”，努力照着去做，择善固执，自可成就完美人格。

“畏”字有敬畏、戒惕的意思。人生正途是所有的人共同参与竞赛的大道，怎能毫无所“畏”？但是，首先要认清正途何在，否则如歧路亡羊，虚耗一生。孔子所重者不是声名，而是实践工夫，因为果能如此，则后生可畏矣。

关心少年

古代十五岁以下的男孩，称为“童子”。按照孔子的规矩，十五岁以上，可以“行束修”之礼的，才可以入门受教。但是，若有童子求见或求教，孔子并不拒绝。我们可以由此观察他对少年的态度。

有一次，孔子来到互乡。“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甚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互乡风气甚差，不讲道理。一个少年请见，孔子居然接见。学生觉得困惑。孔子说：“我鼓励他上进，不赞成他退步。何必太过计较?别人洁己求进、虚心请益，我们就该肯定他的努力，而不必记住他过去的缺失。”

“门人惑”的理由大概有二：一是互乡民风不良，最好划清界线；二是童子年纪尚轻，未必懂得道理。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立场，与人为善，同时对于知道上进的孩子，勉励有加。毕竟孩子心地较为纯真，正所谓“孺子可教也”，我们怎能轻易放弃希望?

教育的目的在于­性­格的培养。——斯宾塞另一次，《论语》如此记载：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

阙党是孔子所居之地。一个少年来向孔子传达信息。有人问：“这个孩子是肯求上进的吗?”孔子说：“我看他坐在大人的位置上，又与长辈并肩而行。这不是肯求上进的表现，而是想走捷径、早些成为大人的心态。”

少年最急切的愿望，是早些成为大人，但是往往只在外表上装模作样，却忽略成|人是需要借由教育，遵守礼仪规范，循序渐进，承担社会责任，然后可以立身处世。这个少年的表现令孔子十分失望。但是，孔子不会主动去教导他。在一个人尚未准备虚心学习的时候，至圣先师也将束手无策。

以上两个例子成为鲜明的对比。就社会背景而言，互乡的蛮横落后，远远比不上阙党的开明教化。但是两个童子的表现却正好相反：互乡童子洁己以进，阙党童子则欲速成。他们选择的目标都是上进，方法却有正误之别。正确的是谦虚学习、按部就班，在行为规范与人格陶冶上，逐渐由成长而趋于成熟。错误的则是自以为明白事理，想以外表行动证明自己可以与大人平起平坐，至于内心的修养与知识的探讨，则受到漠视。

看到两个童子的例证，可知教育工作之意义。出身背景如何并不重要，有心向学才是关键所在。以此而论，每个少年都是充满希望的。

师徒如父子

父母赐给子女生命，但是谈到启蒙开悟，指出­精­神生命的方向，则需要老师帮忙。于是，老师成为一个人­精­神上或心智上的父母。古代男子受教育机会较多，我们不妨以父子与师生相互比拟。

苏格拉底在雅典，虽有老师之实，却不愿自居老师之名。他自称为“牛蝇”，只想唤醒沉睡中的良驹；对于弟子，则以“接生婆”自喻，助人破除伪知，面对无知，进而自行孕生智慧的胎儿。意思是：除非自己觉悟，否则只能学一点记诵之知。

凡是老师，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柏拉图正是这样的英才。苏格拉底辞世时，柏拉图说：“老师死了，我们都成了无父的孤儿。”无独有偶，颜渊也是这样的英才，可惜他竟比孔子先死。此事可记者三：

一、颜渊敬爱孔子，一如子之视父。这是孔子深切的感受。孔子在颜渊死后，为了是否厚葬的问题，与其他弟子有些意见出入。这时他提到：“回也视子犹父也。”（《先进》）

二、颜渊实在不愿先孔子而死。孔子周游列国时，由于时局不安，曾在匡被人围困，当时颜渊走失了，隔几天才赶上。孔子看到他，心中宽慰，就说：“我以为你遇害了。”颜渊回答说：“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先死呢?”（《先进》）师生情谊跃然纸上，生死之交不过如此。然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颜渊还是在孔子七十岁左右去世。孔子心中之悲痛实在难以想象。他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好像自己一生的努力都落空了。身为老师，理当承先启后，现在眼见最杰出的弟子先我而去，不只为个人哀，也为社会悲。

三、孔子哭得非常伤心，近乎过度。其他弟子提醒老师：“子恸矣!”孔子并不掩饰内心的真实感受，他说：“我会哭得太悲哀吗?我不为这样的人哭得悲哀，还要为谁哭得悲哀呢?”既宣真情，又明道理。《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能说孔子不是“发而皆中节”吗?

方东美先生说：“老师的最大悲哀，是没有教出一个胜过自己的弟子。”三千弟子，“好学”者唯一，就是颜渊。四科十哲①之中，“德行”为首，领先群哲的又是颜渊。这样的学生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对于社会与国家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方东美先生说：“老师的最大悲哀，是没有教出一个胜过自己的弟子。”孔子有颜渊这样的弟子，原可快慰平生，现在却又先他而去，如此悲哀岂可名状。前贤往哲之芳表，在今日只能徒供感叹乎？

①：四科十哲：孔子的学生大概可以分为四科，这四科里面有十位哲学家，“哲”是指古代有学问的读书人。具体分类为：德行科：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宰我、子贡；政事科：冉有、子路；文学科：子游、子夏。

名正言顺

“必也正名乎!”（《子路》）这是孔子为政之道的第一项考虑。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为何会与“正名”有关?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之一。

原因是：“名”有两种，一是名实，二是名分。就“名实”而言，可以“循名责实”，任何东西皆有名称，如日月星辰，是约定俗成，客观明确的。如果单单谈到名实，只是分析哲学家的偏好，他们对于任何名词都要先问：“你所谓的XX是什么意思?”最后还原到感官经验所能掌握的物质世界。

然而，我们所用的语言中，却有更多超越感官经验的名词，像真、善、美、圣、正义、仁爱、明智、勇敢等，这些名词又有什么意义?它们表达的未必是真实界，却可能是理想界。所谓理想界，是指人以特有的自由及其选择所构成的世界，其中涉及的是“应不应该”的问题。何以知道人应该如何?这是使哲学家头痛的焦点。

孔子的做法是：特别注意“名分”。暂且抛开抽象的讨论，回归到一个名称所对应的本分。譬如：“君”是名称，他的本分则是“君之道”。“父”是名称，本分则是“父之道”。任何现存的名称，都有“应该”的行为规范，这在人类社会是普遍的现象。譬如，古人谈起“君”，往往以尧、舜、禹、汤的具体表现作为典型的判准，然后期许及要求后代的“君”，也要“像个君”。

如果政治能够做到“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那么人类社会自然稳定和谐，大家各安其位，各尽其责，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凡事都要有“法源”，依法办事，才可维护公共秩序。因此，“正名”可以兼指名实与名分，让自然界与人世间都有清楚的称谓及规范。对于政冶家而言，则“名分”较为重要，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同时也有为非作歹的可能，如何善加约束，则需由“名分”来界定。《左传·成公二年》曾录孔子的话：“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随意加给不适当的人，他就会误用、滥用，造成天下大乱。孔子在强调“正名”之后，接着教训子路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

在今日看来，就是凡事都要有“法源”，依法办事，才可维护公共秩序。我们看到立法机关字斟句酌、二读三读，就会想到孔子的“正名”思想确有道理。

少说为妙

孔子是谨言慎行的人，不喜欢哗众取宠或标新立异。《论语》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意指孔子很少谈到“利、命、仁”。有人认为这句话中的两个“与”字，并非连接词，而是动词，结果念成“孔子很少谈利，却赞许命及仁”。事实上，这句记载是弟子多年观察的心得，他们发现老师很少主动谈到“利、命、仁”，至于老师是否赞许命及仁，则不易作出判断。

我们暂且接受“利、命、仁”同位的解释，说明孔子为何罕言之。第一，就“利”而言，孔子并不盲目反对利，而是强调“见利思义”（《宪问》），只要合义，则又何乐不为?但是，如果经常谈利，难免局限心思于谋利的手段与方法，并且欣赏得利之人，久而久之，忽略了义与利之间本末轻重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面对人生处境，着眼点是义还是利?孔子立场十分明确。

其次，就“命”来说，所指的是人生际遇的穷达顺逆以及生老病死等无法主控的限制。孔子认为，人应该凭着自己的能耐，努力完成天赋的潜能，不仅要发挥知、情、意的丰富内涵，还须坚持既定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多谈“命”，难免使人妄图侥幸或灰心丧志，以为既然一切注定，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儒家的理­性­­精­神与刚健态度，如何能与大谈命理的玄诞之风并存呢?当然，孔子所谓的“命”，兼指命运与使命；命运是盲目及被动的，使命是清明及主动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必然十分珍惜，同时也不是轻易说得清楚的，不如少说为妙。

第三，就“仁”来说，《论语》中，“仁”字出现多达一百零四次，怎能算是“罕言”?在此可作两点说明：其一，《论语》只能代表孔子言论的­精­彩样本，是弟子与再传弟子高度选择之后的结果。正由于“仁”说得少，所以大家争相辑录，有言必载；其二，若以“仁”代表道德理想，则孔子很少谈到，因为道德以“实践”为主，多谈无益，反而让人觉得“满口仁义道德”，有些恶心。如果真去行仁，也要小心，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阳货》）。善意可能成为别人嘲弄的对象。

人有两耳双目，只有一舌，因此应多听多看少说。——苏格拉底总之，“罕言”表示谨慎去说，并非像“子不语”一样，完全不谈。何以要谨慎?因为，多谈“利”，将使人忽视义；多谈“命”，将减低理­性­成分及奋斗意志；多谈“仁”，于事无补，因为“仁”必须终身力行。孔子因材施教，对弟子几乎有问必答。由《论语》所载弟子问仁次数之多，亦可反证孔子“主动”长篇大论地宣讲仁的机会，应该是很少的。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听到子贡用“驷不及舌”（《颜渊》）一语来批评别人，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驷不及舌”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意思。说话的背景是：卫国大夫棘子成认为，君子只要注重本质，何必在乎文采（包括仪节、形式等修养），子贡就直指其非。

子贡当然言之成理，因为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不过，子贡以“言论”见长，说话为其优点，缺点亦随之而来。孔子就曾劝诫他，希望他不要批评别人，应该努力要求自己知行合一。《论语》中，子贡说话夸张之处并不少见。譬如，孔子要他与颜渊比较一下。他说：颜渊闻一知十，他则闻一知二。他的确比不上颜渊，但是十与二对照，则有逞口舌之嫌。又如，孔子过世之后，他听到有人批评孔子，就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这里把孔子比喻为像天一般高，没有阶梯可以上去。我想，孔子也不会愿意接受类似的称赞。

恶，莫大于纵己之欲；祸，莫大于言人之非。一般人凭着血气之勇，说话急躁，妄下判断，由此产生许多是非。司马牛属于此型人物。他请教孔子“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这种答案太过浅显，以致司马牛说：“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颜渊》）“说话迟钝含蓄”居然是仁者的表现。为了明白孔子之意，需加两点小注：第一，所谓“仁”，是指人生正途。第二，孔子是因材施教。换言之，对于司马牛这种“多言而躁”的学生，孔子认为他的人生正途就是“说话迟钝含蓄”。另有一例是：司马牛问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他不先去反省，立即随口再问：“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颜渊》）表面看来是好学不倦，事实上是“多言而躁”，不肯忍住说话的行动，稍作内省与实践的工夫。

子路也有类似的毛病。他派子羔去做县长，孔子不以为然。子路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有官做，可以办事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孔子大为不悦，说：“是故恶夫佞者。”（《先进》）我就是这样才讨厌强嘴利舌的人。

孔子重视“刚毅木讷”，言语木讷而行为刚毅，确是高明的修养表现。以颜渊为例，他听到老师的话，往往“不违如愚”，好像很笨的样子，不会提出批评。但是，行动上却从不停歇，日新又新，终于能在“好学”与“德行”双方面皆达到孔子的要求。我们今天处在自我推销的时代，偶尔不妨想想“驷不及舌”的道理。

过犹不及

说话吞吞吐吐、做事小心谨慎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少见了。大家强调推销自己、自我成长，宁可稍有过分之处，也不愿退缩保守。看起来积极进取，形势一片大好，其实往往只是幻觉，因为他缺乏内敛的基础，一遇困境，就可能灰心丧志了。

孔子感慨说：“我不曾见过刚强的人。”有人答道：申枨是这样的人。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这是“无欲则刚”一语的由来。因此，就­性­格而言，过于积极进取的人，应该考虑自己有无欲望?这是两难的问题。试想：若无欲望，何必如此积极?若有欲望，又刚强不起来，有所求必有所待，既受制于外在的欲望对象，又受困于内在的欲望行动。

那么，退缩保守又如何?这要看情形而定。如果是天生的内向害羞，甘心做个平凡的人，也未尝不可。如果是读书明理、进退有节，没有把握之前不愿轻举妄动，那才是孔子所欣赏的。譬如，鲁国计划大兴土木翻修金库，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先进》）他认为不必多此一举，保持原状即可。孔子称赞他：“这个人平常不大说话，一说话

“中庸”的“中”就是不偏不倚，把握天下正道；“庸”就是永远不变更，坚持信守的定律。必定中肯。”多言无益，这是老生常谈，但也不能光是保持沉默。如何“言必有中”，就需要内省的修养工夫。

孔子“因材施教”的前提是：他深知弟子的个­性­才­干­。有一次，子贡请教他：“子张与子夏，谁比较优秀?”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不及。”那么子张比较杰出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孔子心中倾向于认为：过不如不及。

试举一例来说：子路与冉有分别请教孔子，是否可以“闻斯行诸”——听到该做的事，是否可以立刻去做?孔子回答子路“不行”，却回答冉有“可以”。原因何在?在于：“求（冉有）也退，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换言之，子路是“过”，冉有是“不及”。

但是，排名在“政事”科的两位弟子，冉有先于子路。宁可稍有不及，也不要太过。不及者，可以多方鼓励，指引一条人生正途。太过者，却不易悬崖勒马。以子路来说，孔子看他平日表现，就担心他“不得其死然”，恐怕不得善终。子路后来确实参与###，死于非命。孔子伤心之至。

以今日社会风气来看，似乎值得提倡“过犹不及”的观念，甚至可以考虑“过不如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