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必为与有所不为
孔子品评人物的方法之一，是按照行为表现，分为三等：中行、狂、狷（《子路》）。能够列等的，都不是泛泛之辈，必须以性格配合修养，展现特别的风范。
先说“中行”，一般解为“中庸”，以“喜怒哀乐”为例，可以“发而皆中节”。为了“中节”，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与自制力；稍一不慎，可能流于矫情，好像连喜怒哀乐都要时时反省是否恰到好处。孔子在颜渊过世时，“哭之恸”，十分伤心，别的弟子提醒老师节哀。但是我们记得孔子自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而彼时已过七十，应该没有过度伤心之虞。自以为“中节”，别人却未必认同，连孔子也觉得为难，由此更可见“中行”之不易了。
孔子以此为目标，发现古人各有所长，他自己却是“无可无不可”。表面看来，好像具有弹性智慧，既不坚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深入思考，才明白生命的开展原本是活泼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问心无愧而已。这种“时”的观念，正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所在。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西谚因此，所谓“中行”，可以解为“当狂则狂，当狷则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孔子有时栖栖惶惶，求一明君而不可得，无异丧家之犬。有时却又安贫乐道，曲肱而枕，对于权威当道不假辞色，好像稍让一步，就宁可一死了之。这不是狂狷合一吗?
其次，就“狂者”来说，所谓“进取”并不是指英文里的“Aggressive”，凡事力求表现，不落人后。而是指其志向高远，眼光看准“古之人”。孟子的描写十分生动：“其志嘐嘐（ｘｉǎｏ
ｘｉǎｏ，形容志大而言夸）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换言之，狂者标举极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作为却未必合乎期许。我们若有这种朋友，相聚之时，意气风发，人生何止不再乏味，简直就像要改造世界似的，充满无限的动力呢!
再就“狷者”来说，他们不屑于委屈自己，去做那些不合水准的事，譬如“为五斗米折腰”，或者跟着风潮投机取巧，稍获小利，即沾沾自喜。须知人的格调是由“不屑做什么事”开始的。如果条件适合就可以做任何事，则不符合狷者的要求了。西谚有云：“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如果人也不例外，则无法凸显人性尊严。
以此观之，我们先由狷者做起，有所不为；再升至狂者，有所必为；然后以“中行”为目标，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迁怒与贰过
儒家重视教育，鼓励大家好学。好学的效果十分明显，可以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增进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社会上取得安身的凭借。
但是，另一方面，“好学”似乎又很特别，譬如孔子就认为自己要比别人好学。《论语》两度提到有人请教孔子，弟子中有谁算是好学?答案都是一个，颜渊。只有颜渊一人算是好学，这标准未免定得太高，让人无所适从。
原因很清楚：好学须在具体的行动上表现出来，因为所学的是“人生正途”，光说不练是毫无用处的。孔子在晚年时，赞美颜渊好学，说他“不迁怒、不贰过”（《雍也》）。当时颜渊已经过世，听不到这样的评语。其他弟子大概也佩服颜渊，无话可说。
问题是：“好学”与“不迁怒、不贰过”有何关系?这是显示在颜渊身上的特定成绩，还是大家都应该共同接受的判断标准?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高。
因为，迁怒与贰过，正是人性的通病。人有自由，难免犯错，犯错之后必须找个借口，否则心中不安。找不到借口，就转移目标，把怒气发泄在别的对象身上。迁怒的用意，是让别人—起承担自己的过错，好像在说：我不痛快，大家也别想痛快。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听以《大学》强调“洁矩之道”，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我讨厌老板怎么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去对待属下。这是恕道的引申。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分辨人我关系。最难得的是，受到上司苛责，却还能宽待部属的人。所有怨怒到他为止。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由此可以加上一句，“怒气止于仁者”。
流言止于智者，怒气止于仁者。不迁怒的人，自然养成反省的习惯，经常考察自己的毛病与过错，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然而，孔子却叹息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他居然没有见过一个人犯错之后自我责怪的。由此可见人性弱点实在根深柢固。
颜渊的不迁怒，尚且可学而至。他的不贰过，就非吾人可以想象。谁能不犯同样的过失?人的过失与性格密切相关，因此，若要做到不贰过，就须向自己的性格挑战，成效则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一个人老是在前进，隔几天就如脱胎换骨一般，真是不容易啊。孔子也不禁说他：“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这个“惜”字似乎暗示了后来的“不幸短命死矣”（《雍也》）。我们宁可相信颜渊死于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好学过度。然而，若为了修德而死，亦是求仁得仁，颜渊应当心安理得。
孔子哭了
—般人心目中的孔子，大概接近子夏所说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今天我们诵念孔子的话，确实有些严肃，都是掷地有声的大道理，或是刻在石板上的座右铭。事实上是否如此?
子贡的印象比较缓和，他认为孔子的性格是“温、良、恭、俭、让”（《学而》）。孔子是谦谦君子，文质彬彬。孔子在自述时，很少谈到个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
他善于观察大自然，经常发生感慨，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他看到颜渊力求上进，会说：“惜乎!”（《子罕》）为他担心身体。看到伯牛病重，则说“命矣乎!”（《雍也》）认为命不好，无可奈何。看到子游用心教民，还会开他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阳货》）听到曾点言志，他甚至悠然神往，叹息一声：“吾与点也!”（《先进》）
不仅如此，《论语》还记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孔子在这一天哭过，他便不再唱歌。我们可以顺着推想：
第一，孔子大概经常哭，并且不在意让学生看到。如果他一年哭一两次，学生无法得出“是日哭，则不歌”的结论。那么，这种结论要求的频率多高呢?我想，一个月总有一两次。
第二，孔子如果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反过来看，如果孔子这一天不哭，他是否一定唱歌呢?在逻辑上不能如此武断，只能说：若是此日不哭，“通常”他会唱歌。由此可知，他的生活充满快乐的旋律、审美的情调。的确，他的学生向他习诗、习乐，都要边唱边学。他周游列国，曾经困于陈、蔡之间，虽然七日以干粮果腹，子路不停抱怨，他照样“弦歌不辍”。
他唱歌时，还有一个习惯：“于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当他与别人一起唱歌，唱得开心时，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然后他再以和声相应。这与我们在卡拉OK歌厅所见的朋友欢聚景观，相去不远。
适当的悲哀可以表明感情的真切。——莎士比亚现在要问的是：孔子的哭，又是为了什么?个人理想无法实现，天下百姓流离失所，都可能让人悲从中来。像孔子那么典型的人道主义者，太多事情可以让他感动了。《论语》记得最直接的一段，是颜渊之死。孔子已经七十一岁了，眼见最好的弟子先他而死，实在情何以堪。他哭得十分伤心，以致别的弟子提醒他不要过度悲恸。他说：“如果不为颜渊哭得过度，我为谁哭得过度呢?”（《先进》）既发乎真情，又合乎常理，孔子真是令人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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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酒困
许多先进国家已经为了民众酗酒问题而深感困扰。以慢性病来说，高血压、糖尿病与酗酒引发的身心疾病，成为最主要的三项求诊原因。我们不必探讨一个人酗酒的理由，却可以思考正确的饮酒态度，所参考的典范仍然是孔子。
首先，饮酒是高尚的社交活动。一乡之人在特定节日或庆典，相聚饮酒，共叙乡情，有助于闾里的认同与共识。《论语》记载：“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党》）孔子与乡人饮酒，结束之后，总是要等老年人离席，他才离席。今天大家聚餐时，往往不大注意年龄大小，只注意身份高低。于是，聚餐无异于上班，有时还要恭请长官训话，实在减少许多乐趣。
其次，饮酒若是享受，则应该想到父母与长辈。《论语》提及，“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ｚｈｕàｎ），曾是以为孝乎?”（《为政》）意思是：这样还不够，但是至少应该如此。可见古人以酒食奉养父母，是孝心的表示，同时还须努力“和颜悦色”。我们经常在外应酬，是否想到父母也需要我们陪伴共同进餐?
第三，谈到饮酒的节制问题，孔子的表现令人佩服。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他的酒量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来不会喝醉失态。有人宣称：“但知人间有酒，不知酒能醉人。”虽然豪气干云，未免有些夸张，并且对身体健康也不好。孔子的酒量则以不喝醉为准。这是需要高度的自知之明与自制之力的。
好花看到半开时，饮酒适到微醺时，最为亲切有味。——古谚接着，谈到“不为酒困”。孔子曾经自述日常生活的原则如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一个人在社会上要尽忠职守，回到家则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姊妹。遇到丧事的场合，则要力求尽礼，因为人生的礼以丧为大，必须特别谨慎。然后，以“不为酒困”代表日常生活在享受方面的自我约束。何以单单提及“酒”?或许因为酒是不分年龄与体质的人都可以享用，同时又很容易过量上瘾的饮料。万一陷入酗酒的习惯，就是为酒所困了。
能够做到上述四件事，就可以说：“何有于我哉?”意思是：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也可以译为：这些对我有何困难呢?两义并陈，更能显示孔子的人生态度：先求尽好自己的本分，对工作、对上司、对父母、对手足的责任，以及对亲友的丧事，都做得恰如其分。即使对饮酒同乐，也有明确的守则，适可而止。唯有尽其在我，才能乐天知命，我想，“不为酒困”四字，对现代人颇有启发性。
起居作息
单就言论来看，孔子的表现可圈可点，思虑周全、用词精当，金声玉振，无懈可击。然而，人生的道理必须以行动来配合，否则光说不练，怎能成为君子?
行动又分两类：一是在公众事务上，求其立德、立功、立言，嘉惠百姓，造福社会。二是在日常生活中，淡泊自甘，坚守志节，看似平凡，其实最难。孔子的起居作息颇有值得参考之处。以下引文皆取自《论语·乡党》。
首先，“食不语，寝不言”。吃饭时不交谈，睡觉时不说话。考虑可能有三：一、对健康较有益；二、避免有碍观瞻或不够礼貌；三、专心做好每一件事。即使三者兼顾，我们也觉得不妨稍有弹性。家人或朋友聚餐时，怎能不交谈呢?只要所谈不是太严肃的事，应有助于和乐的气氛。“寝不言”，睡觉时说话，中气不顺，心随念转，有碍安眠。但是，多年老友抵足而眠，从清醒说到昏沉，未始不能偶一为之，可以平添许多趣味。
生命宝贵，不必轻易冒险。其次，“寝不尸，居不客”。睡觉时不像死尸一样，仰天平躺；平日坐着，也不像见客或做客—样，跪着两膝在席上。这两件事似乎合乎养生之道。侧睡是既正确又舒服的姿势，尤其向右侧睡，对肠胃较好。平日居家，当然不必像见客或做客一样，连坐着都嫌拘谨，何况衣着正式呢?因此，除非相约，否则绝不贸然走访朋友。下班回家，应有个人家居的自在与怡然。
然后，“斋必变食，居必迁坐”。斋戒时，一定改变平常的饮食，如少量素食；居住也迁移房间，与妻室不同房。由此可见，斋戒在孔子生活中十分重要。问题是：我们现代人一年之中有几天斋戒?或者，我们还有“斋戒”的观念吗?又为了什么而斋戒呢?如果不是宗教徒，恐怕不易回答上述问题。那么，孔子信仰什么?这是值得思索的。
至于饮食，则孔子有许多情况“不食”，譬如“食而、鱼馁而肉败、色恶、臭恶、失饪、割不正、不得其酱”等等，看起来有些挑剔，其实是以饮食为养生及享受之途，原本应该多加注意。
最后，“迅雷风烈，必变”。遇到疾雷、狂风，一定改变态度，严肃以待。何以如此?朱熹说是“敬天之怒”，有些道理，不过接着却须说明何以天怒。此外，可以补充说：为了安全理由。天灾人祸出现时，我们必须提高警觉。生命宝贵，不必轻易冒险。由此可知，孔子的起居作息很有原则，而其背后应有一套人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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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礼节
由于经济繁荣、社会富裕，知识分子担心各种并发的后遗症，乃重新标举孔子的观念，呼吁大家“富而好礼”。所好之“礼”，当然不只限于口惠，像“请，谢谢，对不起”，还应该延伸到行为规范，甚至深入到人生信念。
礼仪的目的与作用在使得人性中本来的顽梗变柔顺，使人们的气质变温和，使他敬重别人，和别人合得来。——洛克人是一个整体，言语、行为与信念是连贯的。信念存于内心，言语与行为则表现于外，因此礼的作用首先即是规范言行。孔子著名的“四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用一个“礼”字，把人的视、听、言、动圈限起来。看来有些消极、被动与无奈，其实仍有积极的一面，亦即“合礼”则可以视、听、言、动了。
换而言之，礼除了禁制约束，还有中和调节的作用。说得最清楚的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恭、慎、勇、直”都是美德，谁会认为“恭谨、慎重、勇敢、直率”是不好的表现呢?但是，如果缺乏“礼”的中和调节，则难免顺势发展，优点转为缺点，流于“劳苦、畏缩、冲动、刻薄”。由此可知，“礼”为社会群体订下适当的行为模式，依照个人的角色、身份、地位、功能而有合理的规划。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与环境中，礼必须普遍受到认同与遵行，否则社会难免动荡不安。
深入分析，礼的基础在于“人的真诚感受”。追溯根源，孔子会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人如果缺乏真诚的感受，无法体认他与别人之间的特定联系，那么光靠礼的外在规范，是毫无用处的。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就是虚应故事，伪装言行，最后成了乡愿。
孔子一生的志向在于：为衰颓的周礼注入新的动力，化解礼坏乐崩所导致天下无道的危机。新的动力由何而来?来自人性的自觉与真诚。人须自觉为一道德主体，同时真诚感受他与别人之间的特定关系，然后发为言行时，就需要“礼”的规范了。离开人的自觉与真诚，“礼”与“法”只是一线之隔。儒家与法家之别，亦在于此。
再往上追溯，则“礼”具有明显的宗教涵义。《说文解字》曰：“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古代的人重视祭祀，原因并非畏惧鬼神，而是为了回归生命的根源，所祭的对象包括祖先、大自然，以及上帝、天。只有回归根源，人类才能真正安身立命。
因此，今日强调“富而好礼”，须就人的言语、行为、信念去考虑。特别值得重视的则是人的真诚心意与终极信念。有关礼的问题，确实称得上“大哉问”！
莫要财大气粗
趋利避害是出自本性的行为，本身并不涉及价值判断。中国古人向往的“五福”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尚书·洪范》）谁不希望五福临门呢?但是，要让人人达成这种希望，恐怕不大容易。五福之中，最难实现的或许是“富”吧!其他的要靠自己保重身体、修养品德、安享天年，尚可努力一试。
“富”则牵涉了各项条件，如社会变迁、竞争手段、机会命运以及个人才华。孔子从不否认富的吸引力，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又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这种务实的态度并不违背崇高的理想，孔子的真正立场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有富人，就有贫苦之辈，这是任何社会所不能免的情形。富有如美国，照样许多穷人夜宿纽约地铁。儒家的兴趣不在过问一个人是贫是富，却想告诉一个人如何在贫富的环境下自处。
消极方面，“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学而》）俗话说：人穷志短。胸无大志，只求苟活，见了别人，难免是一副谄媚的表情。若不谄媚，就可能心怀怨恨。若是无谄无怨，又可能心如止水，好像“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看来贫穷真是使人左右为难了。富人的处境正好相反，钱可通神，如鱼得水，财大气粗也无人奈何。台湾今天弥漫骄奢的社会风气，只须腰缠万贯，就摆出“谁怕谁”的姿态。若是有怕的对象，就是黑道黑枪。如果富人继续骄奢，出了事就不能责怪别人幸灾乐祸。
以上是消极的做法。积极方面呢?孔子认为，应该“贫而乐，富而好礼”（《学而》）。贫而乐，不仅是可爱的画面，也是令人尊敬的表现。物质越贫乏，精神却逆向前进，日益丰富，正是安贫乐道的典型。乐什么道?由内心所选择的人生正途，如行善避恶、艺术陶冶、开拓心胸。人在世间，不可能个个致富，但可能一起贫穷，所以“贫而乐”包含了重要的人生哲理。
假使一个人以其财富自豪的话，我们应该先弄清楚他如何运用财富，然后才决定是否赞美他。——苏格拉底对现代人来说，经济繁荣带来大量财富，富人的数目明显增加。这时除了不骄奢之外，还须进而“好礼”。礼的范围极大，涵盖人生的主要方面。礼貌、礼节、礼仪，都要求人我互相尊重，以及适度的自我约束。不能以财富作为人格的延伸，定出人格的贵贱。人格是大家平等的，财富是暂时借用的资具，实在不宜本末倒置。苏格拉底说：“假使一个人以其财富自豪的话，我们应该先弄清楚他如何运用财富，然后才决定是否赞美他!”孔子的“富而好礼”期许更甚于此。
别客气，我的朋友
子路的志向偏重外王事功，愿意把自己的“车马衣裘”与朋友共用，用坏了也毫无遗憾（《公冶长〉，原文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在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今天，大家会觉得子路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是够义气的哥们而已。
然而，以个人有限的交游来说，却不曾遇见一个完整的子路典型，顶多只遇见“半个子路”。我曾借朋友的车来开，由于不谙旧车的性能与操作方式，一天下来就抛锚了。结果呢?朋友归朋友，用坏了车，还是有些“遗憾”的。这是“敝之而有憾”。当然，换了是我的车被朋友开坏了，也许我也只能做到半个子路吧!
读到《论语》的另一段记载，才发现子路果然说话算话。孔子曾说：“衣敝缊（ｙùｎ）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
首先要问的是：子路为何穿着破旧的棉袍?因为他果真把衣服借给朋友穿，穿坏了不仅没有遗憾，自己照样穿在身上，毫不在乎。这一幕令人省思。孔子说：“穿着破旧的棉袍，与穿着名贵皮草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会觉得自己难堪的，恐怕就是子路吧!”
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陆绍珩所谓“皮草”，是指貂皮大衣之类的昂贵服饰。人靠衣装，气派架势自然不同。我在年轻时，也曾穿过“弯腰牌”的外套，就是在路边摊上弯腰买到的廉价品。当时朋友中已经有人穿着“兰克斯”名牌西装了。每次聚会时，我都自觉寒伧，有些不好意思。相形之下，我又是半个子路而已。
由此可见，子路的境界有二：一是财物与朋友共享；二是深具自信，不因穷困而自卑。第一境界对今人来说，较为容易。但是，往往我们看到：越富裕的人越小器，越穷困的人越大方。或许，小器正所以致富，而大方正所以常贫吧。子路的榜样还有一点值得争议的，就是：“朋友”的判准何在?若是真正的朋友，我当然财物共享，毫无怨言；若是泛泛之交呢?其次，子路的自信由何而来?由他的儒家立场。儒家讲求的是人格价值，而非俗世功名。人格为本，功名则须时机条件配合。子路的“外王”志趣太强，以致常常受到孔子的训诲，如“由也晦”（《先进》），“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暴虎冯（ｐíｎｇ）河，死而无悔”（《述而》），“不得其死然”（《先进》）。孔子希望他多注意内在修养的工夫，正是因材施教。如果我们觉得孔子与颜渊的境界太高，不易学成，那么不妨先以子路为师，从半个子路变成一个子路。
朋友的志趣
亨利·亚当斯说：“人的一生，能结交一位好友，已属难得；能结交两位，可谓幸运之至；至于结交三位，则根本不可能。”如果把朋友界定在“知己”的层次，这段话确实反映了人生经验。我国古人不也说过“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吗?
知己难寻，除了缘浅之外，恐怕自己也要负些责任。希望别人知道自己，但是自己是否值得别人知道?再向上推一步：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如果缺乏自我认识的工夫，对自己的志趣也搞不清楚，又如何期待别人成为自己的知己呢?
人的一生，能结交一位好友，已属难得；能结交两位，可谓幸运之至；至于结交三位，则根本不可能。——亨利·亚当斯以上的反省归结到《论语》里的一句话：“无友不如己者。”（《子罕》）通常的翻译是：“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或“不要主动向不及自己的人交朋友”。
乍听之下，这是很好的建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应该多交益友，提升自己的水准。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专找比我优秀的人做朋友，那么这个人是否也要根据相同的原则，拒绝与我交友了?他也可以“无友不如己者”，如此一来，天下人在交友之前，都要互相比较，比较难免有高下之分，结果则是：没有人或很少人可以找到朋友了。
这当然不是孔子的意思。“不如”可以解为“不及、比不上”，也可以解为“不像、不类似”。根据后者，则“无友不如己者”是说：“不要结交不像自己的朋友。”“不像自己”是指在志趣上与自己分道扬镳者。譬如：就志向来说，有人要服务社会，也有人要拼命赚钱；有人要追求学问，也有人要游戏人间。
再就兴趣来说，室内的下棋、打牌、品茗、阅读、看电视，室外的登山、旅游、打球、慢跑、交际应酬等，亦是人人有别，或是大同小异，或是小同大异。
如果贸然选择志趣不相投的人做朋友，不仅事倍功半，也可能貌合神离，甚至反目成仇。天下许多仇人都是朋友演变成的，可不慎乎?
若欲追究此一解释的根据，则可参考孔子所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一语中的“如”，正是“像、类似”之意。
此外，孔子也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由志趣衍生到人生目标的抉择，都不必勉强与那些“不像自己”的人多作沟通。然而，问题关键仍旧回到：究竟自己的志趣何在?性向测验过于笼统，星座命宫过于迷信，结果则是大家靠缘分或运气来结交朋友。孔子在《论语》以许多实例告诉我们认识自己与认识他人的方法，等着我们细加品味。
交友之道
如果以“亲情、友情、爱情”代表人生三情，那么其中自然以友情的范围最广，对象也最有弹性，举凡有所“同”的人，如同学、同乡、同事、同业、同道、同教，都可能成为朋友。可能性越多，选择的困难也越大。
一般人往往以“有缘”来解释自己所交的朋友，但是其中又隐含了被动与无奈的心情，尤其在“求一知己而不可得”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不妨暂且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及主动被动中，结交了不少朋友，那么要如何与他们相处呢?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爱因斯坦孔子的建议是：先分辨益友与损友，再决定亲近或疏远。分辨的原则很清楚。“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季氏》）这是益友，简单说来，应该具备“正直、信实、多闻”三项条件。引申而言，“直”是指朋友对我直言不讳，像镜子一般，使我经常得到警惕，不敢胡作非为。这是“畏友”。如果一生没有畏友，使我看到他的时候既敬且畏，然后努力改过迁善，那么自己可能骄矜自满、故步自封，无法善度人生。所谓“以友辅仁”，即是此意。“谅”可以引申为体谅，当天下人都误解我的时候，朋友依然信任我，了解我的苦心，明白我的抱负。即使我不慎犯错，他也以宽容待我，鼓励我继续努力。“多闻”并不指学问高低，而是指浓厚的求知兴趣，并且对许多事都有特定的看法，谈起话来互相启发。多闻则视野开阔，心境提升，常以新奇眼光看待一切，平添人生许多快乐。
接着，“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是损友，交往久了，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便辟”是指刚愎自用、心胸狭隘，不会体谅别人。“善柔”是指习惯于奉承及柔顺的态度，缺乏正直的精神。“便佞”则是口才甚佳，言过其实，不愿认真求知，即使表面上看似多闻，其实只是道听途说，以耳代目，并无真正见识。
对照而言，便辟的人不易做到“谅”，善柔的人缺少“直”的勇气，便佞的人则是伪装的“多闻”。孔子主张的交友之道即在于此。
深一层反省，可以思索：第一，何以我在交友时，要求“直、谅、多闻”呢?因为个人在气质、志趣、意图、行动各方面都可能偏差犯错而不自知，这时需要有人以平等互动的立场与我切磋琢磨。第二，我是否也能成为别人的益友呢?当然可以，但是条件相同，也是“直、谅、多闻”。朋友相遇固然需要缘分，但是若想彼此成为益友，则不能依赖缘分，而须谨慎考虑孔子所提示的原则。
以文会友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这句听起来冠冕堂皇的话，并不是孔子说的。我特别如此声明，实在是因为担心孔子要负太多责任。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食色性也”这句粗俗不堪的话，也归列孔子名下，真是冤枉之至。
当然，曾子所说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十分正确的理想，即使误以为是孔子的话，也不至于太过离谱。然而，研究儒家的人所要分辨的，正是这些细节。
首先，“君子”是指谁?一是有官位者，如封建社会中的世袭贵族子弟；二是有志于修德讲学者，如孔子的众多弟子。曾子此言所指，若是有官位者，未免期许过高，希望他们以文会友，而不要计较利害得失。事实上，官场的友谊未必靠得住，更谈不上以友辅仁了。
因此，曾子应该是在期许“有志于修德讲学者”。大家既然立志求真求善，当然应该以“文”表达人生体验，广结益友。但是，“文”可以代表文章学问，也可以代表仪节修饰；若是仪节修饰，未免徒重外表；若是文章学问，就须痛下工夫。无论如何，我由此联想到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其中反映的是知识分子以“文”自豪的得意神情。
以文自豪，无可厚非，因为人总需要自我肯定。但是，文章是否可以表达心志呢?“舞文弄墨”会不会自欺欺人呢?一旦真正“以文会友”，见了面之后，也许感慨“见面不如闻名”，宁可知其文而不知其人。
孔子认为曾子“鲁钝”，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正好显示曾子的忠厚诚朴。他所说的“文”，必定是心志之真实反映。果能如此，以文会友就是可以企及的理想了。何以说是理想?因为它必须假设别人也同样的忠厚诚朴。但是，以此为条件，多少人合格呢?
友谊的基础在于两个人的心肠和灵魂有着最大的相似。——贝多芬更难做到的是“以友辅仁”。试观孔子对朋友的看法，其中不仅有“益友、损友”之分，有“匿怨而友其人”的批评，同时还劝我们与朋友交往时，多言无效之后，就不必再说，以免自取其辱。这是合乎经验与常理的教训，亦即朋友与自己同样都是人，都有优缺点，不宜太过勉强，或者期许过高，导致不欢而散。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朋友是“相为谋者”，所谋的是“仁”。“仁”是指人生正途，也就是“道”。总之，不论能否以文会友，我们都要努力以友辅仁，朋友之间互相勉励成为“益友”，在人生正途上互相扶持，以实现大家向善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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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交什么样的朋友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我这几年在交友处世上，常以这句话为座右铭。先谈负面的小人，所谓“同而不和”，是指意见一致，无法容忍不同的声音。那么，必有一个意见领袖，大家异口同声全力拥护。意见领袖若是以名利权位为其后盾，则同声呼应的必定有所求、有所待、有所畏；意见领袖若是天纵英明、智虑超人，则大家不妨一心顺服，也不必在乎君子小人了。但是，后面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尤其在理性昌明、教育普及的今日，更是如此。
若以君子自许，如何才是“和而不同”，又何以必须“和而不同”呢?
“和”，以比喻来说，有如“五味调和、八音和谐”。又如金庸笔下，《射雕英雄传》里的江南七侠，他们的武功与性格各异，但是却在立志行侠仗义这一点上相“和”。交友之道可以由此引申。
儒家谈“交友”，兼顾两面：一是志同道合，二是互相责善。就志与道而言，是指尚未实现的理想或正在努力的方向，因此同归而不排斥殊途。既是殊途，又要相和，目的就是为了“责善”，要以“善”来互相期许、要求。
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子路》）十分生动地描绘为了求善求真而互相批评的神情。平日各自埋首于工作，以思考及读书增益心得，聚会时各占一方，轮番上阵畅谈己见，争辩越激烈，真理也越清晰。这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对朋友感到愤怒；
我说出这愤怒，它消失了。
我对敌人感到愤怒！
我没说出，它滋长了。——布莱克不过，朋友毕竟不像亲人，无法不受缘起缘灭的影响。由于人生际遇有别，朋友之间的劝诫未必都能生效，分道扬镳的憾事也难免出现。这时只有随缘了。孔子说：如果对朋友劝诫太过频系，交情就会疏远了。于是，我们面临一个难局：或是直言无隐而伤害友谊，或是为了维持友谊而保留批评。每次翻开相簿，回忆随着一张张朋友合照而复现时，就会陷入沉思：我们如何相遇相识，又如何渐行渐远，不知大家今日如何?是另外找到互相责善的人，还是忘了初衷，各自谋生去了?
回到孔子的立场，可以证实“一以贯之”的见解。他肯定“益友”的条件是：友直、友谅、友多闻。所谓“直”，表示大家各有所见，否则一呼百应，还需要什么直呢?所谓“谅”，表示大家要互相包容，由此“调和与和谐”。至于“多闻”，更是保持活泼生动的友谊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交友原则。做到这一点的，是君子；也只有君子，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四海之内皆兄弟
江湖人物讲究义气，行事未必合于常规，有时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恩怨情仇随之纠缠不清。纵然如此，从古代的侠客到今日的黑道，都喜欢标榜像“四海兄弟”之类的口号。这句口号来自《论语》，原文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暂且不管这种豪迈观念是否可行，值得留意的是它的各项前提要件。子夏向司马牛转述他所听到的说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然后接着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以平等之心视我为主体，彼此互相尊重。换言之，第一项要件是明白人生的限制与命运。不论得意失意，往往无法强求，大家各尽其力，成败归诸天命，对生死亦只能随顺?否则难免自寻烦恼。明白此一道理，心胸自然开阔，不再计较人我之间的小利小害。何不把大家当成兄弟，别人成功，我们与有荣焉；我们成功，不妨一起分享?
光靠明白道理是不够的，还需要相称的行动配合。这就是“敬”与“恭”。敬是自我要求，以谨慎的态度与合宜的规范来约束自己。恭是待人的礼仪，由于尊重别人而表现虔诚的心意。做到这两点，则人际关系必然和谐。孔子曾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ｍò）之邦行矣!”（《卫灵公》）为何可以走遍天下?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是人，都有自我意识，都希望别人以平等之心视我为主体，彼此互相尊重。
因此，“四海兄弟”一词并非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也非主观愿望可以肯定的境界。它是种人生理想，源自我们明白“人类承受共同的命运”，再加上努力奉行“敬”与“恭”的准则，然后心中豁然开朗，可以欣赏人与人之间不分国界及地域，甚至不分古代与现代深相联系的亲密关系。若是接受此一理想，大同世界岂非顺理成章的结果?
然而，大同世界从未实现过，人类由于种族、血统、信仰、生活习惯的歧异，也从未停止争战。世界的未来仍在一片昏矇之中，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只成了个人求其心安的手段，具体的成效微乎其微。
不必奢言世界大同，不必涉及政治上的中国统一，只须想到饱受儒家教化的台湾地区，竟然也被省籍意识所造成的情结，困扰了四十余年，并且尚无完全化解的迹象，我们就不禁疑惑：四海之内，真是兄弟吗?的确，若不先在观念上与行动上找到正确的指引，单凭几句动听的格言，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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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给别人添麻烦
孔子与颜渊、子路谈论志向的一段话，值得传诵千古，原因是三人搭配得既自然又完美。首先，子路的“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敞之而无憾”（《公冶长》），代表“外王”的志业。其次，颜渊的“愿无伐善，无施劳”，代表“内圣”的工夫。既然内圣与外王都兼顾了，孔子还能说什么呢？毕竟是至圣先师，他标举天下大同的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以上所述大体清楚，唯有颜渊的志向可以引申。所谓“愿无伐善”，是说“但愿做到不夸耀自己的长处”。那么，“无施劳”呢?一般译为“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这两句话的意思十分相似，区分不够明显，值得再作考虑。如果真如所译，则似乎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颜渊有许多长处与功劳，因此他必须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夸耀或表白。以此为志向，进而暗示了颜渊自视甚高。这又不合我们在《论语》所见的谦谦君子。
“无伐善”的问题较少，因为颜渊确有许多长处，为孔门众弟子所不及，如子贡就承认自己“何敢望回?”孔子也多次公开表扬颜渊之德性、固穷、好学、力行、安贫乐道等等过人的美德。既然有首座大弟子的成就，理当努力“无伐善”。
“无施劳”则不同。颜渊大约四十岁去世，内圣工夫出类拔萃，外王成就却谈不上。死时家贫，颜渊的父亲还希望孔子卖马车为他办丧事。丧事办得不小，全靠同门兄弟出钱出力。因此，不宜说颜渊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需要自己警惕不去多作表白。
较合理的说法是：“不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劳”字在《论语》多作劳苦或忧愁讲。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恭而无礼则劳”，“爱之能勿劳乎”，“信而后劳其民”，“劳而不怨”等。单就劳苦而言，则其范围由家庭到社会、国家，永远有事要做。何况颜渊家贫，“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换了别人，正是“人不堪其忧”，但是，“回也不改其乐”（《雍也》）。
自家有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格言联璧》颜渊一定习于劳动，不把辛苦的事推给别人，所以很少招来家人与朋友的抱怨，如此才可能修养良好品德，并且自得其乐。不然，光是大家为了分担劳苦的事，就难免互相责怪了。
结论是：颜渊希望自己做到“不夸耀长处，不推卸劳苦”，尽心全力做好该做的事，内求于己，外和于人。如此，才是接近圣人之门的典范。
爱憎分明
《爱的故事》是多年以前颇受欢迎的电影，其中令人感触最深的，是一句名言：“爱是永远不必说抱歉的。”翻译成这样的语句，自然容易引起误解。高明的译者乃挥动彩笔，将它改写为：“情至深处无怨尤。”点石成金，莫过于此。但是，相对于“情”这个字，大家熟知的是：“情至多时情转薄。”
合而观之，什么是情，什么是爱?孔子对此有无高见?由《论语》看来，答案并不明显。勉强为之，则“子张问崇德辨惑”一章，可以提供线索。“什么是迷惑?”孔子的回答是：
爱是真正使人复苏的动力。——歌德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
“爱”是极其强烈的情感，一旦表现出来，则无私忘我、牺牲奉献，毫不在意，甚至甘之如饴。能够为自己所爱的人做任何事，都是无上的快乐。
然而，这样的爱，往往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不理不睬，或者辜负了我，那么，“爱”极易变质为“恨”：我若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原来，以前所谓的爱，一点也不崇高、神圣，而是隐藏着自私自利的居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恶之欲其死”，由爱生恨，最后希望对方干脆消失算了。
没有人不喜欢“爱与被爱”，但是很少人想过“爱恶之间”的微妙关系。为了不让爱转化为恶，必须分辨两种“爱”：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二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前者出自占有欲，后者则以对方的幸福为焦点。困难在于：这两种爱往往混淆难辨。人生困惑于此生焉。
孔子的话，说得很含蓄。他用“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这八个字，婉转道出了人类情感的盲点。如果情感不能升华，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局，结果必是念念执著，在任何一次“爱”的经验中，夹杂着苦涩的“恨”。爱起来，希望他长命百岁、心想事成；恨起来，又希望他身败名裂、一死了之。解脱之道何在?
孔子自谓“四十而不惑”，所“不惑”者，应该包含本文所述的“爱恶关系”。如果借由读书明理，中和自己的情怀，培养“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操，或许可以在爱与恶的态度上，表现坦荡荡的君子风范。儒家少谈男女之间的爱情，或许因为早就发现这种爱情过于强烈而偏激，容易走上极端，陷入困惑。对于温和而正常的情感，则无疑是肯定的。
爱人与爱动物
自从钓鱼与射鸽成为少数人休闲活动的项目之后，宗教界首先发难，呼吁化解残忍恶行，推爱于动物，甚至一切众生。也有人联想到儒家的教化，认为人本思想过度膨胀，难免忽视动物的生命与权利。究竟真实情况如何?
首先，儒家确实有人本思想，但是并非妄自尊大、人类本位的立场。其特色有三：一是开放的，由于承认人的限制，而向着超越界开放，因而也是谦虚的，鼓励人“下学而上达”（《宪问》），努力领悟“天命”。二是差等的，由亲及疏，由近及远，配合人的感受能力，向外推扩，而从不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兼爱天下。三是层次分明的，以人类为众生之首，行有余力再照顾动物、植物，甚至整个自然生态。譬如，人类社会和谐稳定之后，可以“参赞化育”，消灭自然灾难对一切生物的威胁。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不曾完全和谐稳定，因此“心有余而力不足”成为儒家的写照，美其名，则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我们不宜因为儒家未曾真正提出保护动物理论，就以为他们无此心意。试看，海湾战争是人为灾难，使环境危机加速三十年。不打此仗，就减缓三十年的生态困境。我们怎能忽略儒家所强调之“先求人类社会之安宁”的主张?
以孔子对待动物的态度来说，他是相当有分寸的。譬如，有一次下朝回家，听说马厩失火，他问：“伤人乎?”（《乡党》）不问马。他显然肯定人的重要远超过马。这件事看似简单却含意深远。以今日赛马为例，有些名驹的身价高达百万美金，相形之下，人呢?在此，“人”是指每一个人。儒家尊重的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人类”，同时只有人可以表现自我意识及自由意志，进而建构真、善、美、圣各种价值。若不接受孔子的想法，可能最后会陷于孟子所说的“率兽食人”的悲惨世界：马厩里有肥马，路边却有人饿死。
孔子也曾钓鱼射鸟。客观的描述是：“钓而不纲，弋（ｙì）不射宿。”（《述而》）钓用一钩，纲用长绳数十钩。弋是箭系生丝，使鸟中箭之后不能飞远；“宿”是指停憩巢中之鸟，未必是指夜晚；白日停于巢中，必为伏卵育雏之事。由此可知，钓鱼与射鸟皆是古代男子娱乐项目，但是孔子为之，中节有度，绝不轻易伤害太多性命，或妨碍动物成长过程。
也许有人基于宗教理由，反对任何杀生行为。但是，宗教出自信仰，却未必是人人可以接受。与其陈义过高，难以实行，不如仔细了解及欣赏儒家的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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