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时我爷爷狡兔三窟，乡下有事情，他躲到城里，城里情况不好，他溜回乡下。城里乡下，来去自如。新社会打破了他的这种思想观念落后的美梦。我爷爷刚回到乡下不久，房子还来不及收拾，荒芜的田地还没有开垦，人民政府的工作队就开进来了。我爷爷一家乱乱糟糟的，让工作队的同志看不太明白，摸不太清楚。工作队的同志了解了情况之后，思维出现了严重的短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我爷爷提醒他们说，很简单嘛，除了老婆孩子，我一无所有。于是，他们被划为贫农。“贫农”这两个字十分宝贵，甚至可以说金光闪闪，它成了我们的护身符。这就像“地主”和“富农”这两个词一度成为另外一些人的紧箍咒一样。

以前我填家庭成分时，总是有些得意忘形。张春红和姜红卫的家庭成份是“城镇小业主”。在成份上，他们天然地就比我低了一个层次。我因此多少找到了高人一等的美好感觉。我生不逢时，现在家庭成份已经不重要了。在我父亲他们那个年代，拥有一个像“贫农”或者“工人”的家庭成份，就像现在人们拥有奔驰汽车一样神气。那时候农民，十分光荣，光荣得恨不得要脱掉裤子，光着ρi股，在村头村尾走来走去。这种心态跟后来人们拥有了一只手机，风光得想Сhā在额头上一样。由此可见，当时的贫农成份，等值于如今的豪华住宅和高级房车，它们都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财富。

我爷爷的低下革命觉悟使他由一个城镇小业主变成了贫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爷爷这样一个冒冒失失的举动，为我们换来了一个铁打钢造的护身符。

话又说回来。我父亲当时在县城里整天溜出去捕鱼捞虾，打家劫舍，伙同一班街霸呼啸山林，跟农民孩子也差不了多少。农民们在田里劳作，他耳濡目染，也知道个大概。副司令员同志丢了一只耳朵，组织上派他将功立罪，去放水稻高产卫星，实在算得上很幸运。

那时候的情况是，汕头军分区的同志们已经放出一个亩产五千斤的大卫星了。其他军分区的同志们肚子里都憋着一口气，整天策划着怎么赶超汕头军分区。

好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比较安定团结，一说大炼钢铁就大家一起来大炼钢铁，一说放卫星就大家一起来放卫星；好在那个时候，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变成了纸老虎，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威胁了。我们人民解放军闲得发慌，于是开始热火朝天地放卫星。

种水稻不是种地瓜，按照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每亩地超过五百斤就是高产了。汕头军分区的同志放了一颗五千斤的大卫星，实在很了不起。中科院的科学家撰文证明了这颗卫星的真实­性­，着名诗人还特别写了一首赞美诗发在报纸上说：啊，那黄灿灿的稻谷，分明就是一颗颗的土豆……

《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美丽的少女怀抱颗粒巨大得就像是土豆一样的水稻，端坐在像竹子一样高大的水稻枝杈上甜美地微笑。眼见为实，有照为证。《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撰文加以表扬，海内外各大新闻社纷纷转载，称为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贡献，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粮食问题，终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决了。相比之下，美帝国主义白白建立了那么多的科研机构，白白养着那么多光领工资不­干­活，光吃饲料不下蛋的科学家，整天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捣鼓来捣鼓去，屁也没弄出个响来。

由此可见，要超过汕头军分区放出的这颗大卫星，非要使出绝活来不可。

我父亲所在部队的政委同志也不是吃素的。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抽掉了两条“大前门”香烟，喝掉了四暖瓶开水，终于得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先在二十亩良田里种上高产水稻，等到水稻含苞抽穗快要成熟时，再全部移植到一亩地里。这样，水稻收割之后，不就超过汕头军分区的那个粮食卫星了吗？说­干­就­干­，解放军战士的战斗力可不是吹的。他们拿出志愿军在上甘岭英勇狙击美帝国主义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来，不到一天，就把二十亩地里的抽穗水稻给拔出来，栽到那亩准备放粮食高产大卫星的特制水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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