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汽车在我们城市里横冲直撞。富有的大哥大姐大伯大叔大婶大妈，坐在汽车里神气十足，他们开起汽车来，就像当年人们在县城里开手扶拖拉机。

每个人都从汽车上得到了种种乐趣。有的发了财，有的丢了­性­命。而且各种丢­性­命的方式都有。出车祸很平常，被黑社会绑架勒索撕票相对特别，还有些人莫名其妙地被枪决了。

死神伴随着汽车，在我们的大街小巷上骝达。当然，死神是西方的叫法，我们这里叫做阎罗王。我们的阎罗王官大一级压死人，手下供差遣的大鬼小鬼不计其数。他老人家想勾谁就勾谁，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他想勾谁了，就派出他手下的小鬼，手持断魂索，倒扛夺命枪，雄赳赳，气昂昂，光天化日之下，大模大样地走在大路上。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誓把那，人间无辜的­性­命抢。小鬼们惯会变化。有时候是一只鸟，有时候变成猫；有时候是个女人，有时候变成了高大的铁门。

水果北运的头几年，我父亲赚到了几万文钱，也像大家一样搞了一块地皮盖楼。盖到了三楼半，就盖不动了，也没钱装修，一直是毛坯。我们家毛坯楼火砖露在外面，呲牙豁嘴，跟周围很不协调。我们家前后左右都是装满了铁笼子的房子，我大哥唯独对大门对面的房子主人黄仔充满了艳羡之情。

黄仔走私汽车发了大财。黄仔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在浙江老家有很多关系，王仔倒汽车就比较方便了。黄仔家里的钱多得都长了脚，像爬来爬去的蚂蚁。为了保护这些蚂蚁，他的小楼虽然不算太高，但是被铁门和铁笼子防护得好像是一座戒备森严的金库。有了钱，人们的胆子就变小了。有钱人多了，相应地飞贼、强盗、抢劫犯也增多。原来有钱人和盗贼都没有，大家心态都很平和。五十年代初那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我父亲回想起来感慨不已。那时候，人们的­精­神面貌极其高昂，大家路不拾遗，整天忙着大搞建设，备战备荒。大家过得都十分平等，地主和富农甚至比我们贫农还穷。不像现在，盗贼多得恨不得天天跳墙。你到菜场买棵萝卜，也有可能被人盯上；到处人影憧憧，防不胜防。我大哥因为帮助我父亲做生意，被中国银行开除了。他还遭到黑社会阿贵的绑架，被打坏了一只耳朵。

我大哥整天想发财，发财之后趾高气扬，向那些让他受气的人实行报复。

在我们罗州，所有人都有遭到绑架的危险。我大哥一度十分羡慕的黄仔有一天也被人绑架了。他家的铁门虽然牢固，他家阳台的笼子虽然结实，绑匪却从他们家的楼顶上钻进去。家里人把一百万文钱给绑匪送去之后，在土匪的老巢里发现了黄仔的尸体。这些悍匪绑架了黄仔，就没有想过让他活着回去。他们把黄仔关在一所空房里，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让他活活饿死。饿死的王仔瘦瘦小小，骨脱形销，就像一条死狗。我大哥只是被打坏一只耳朵，已经十分幸运了。

黄仔死于非命，让我父亲感慨万千。相比之下，我们罗州最大的农场、国营红光农场的原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曾国明的事情，则让我父亲吓了一大跳。曾国明巨额贪污，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途中，他吓得大小便失禁，双腿乏力，淌了一地的屎水。

我父亲盯着电视荧屏里的曾国明，看得大汗淋淋。他本来正在吸水烟筒，但是火柴点着了，一直烧到了手指头，他才发现没有点烟。

我感到很奇怪，我问，老窦，你怎么啦？

我父亲说，好险啊！

我更加不解，什么好险？

我父亲手里又团了一撮熟烟丝，但是他捏着熟烟丝，还是忘记点了。

我父亲说，七九年落实政策，我要是回去当了党委书记，这个曾国明就是我了。

我说，老窦，你一贯都很正直的，你不会贪污。

我父亲说，这个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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