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曾国藩之所以能以一介不会做官的书生，成为人们心目中居官不败的楷模，也是时势造成的。然而，时势的大变首先引发的往往是局部的冲突和融合。只有少数最敏锐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时势的变化，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并且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正如何贻焜指出：“其（曾国藩）所以成功，虽由时势使然，要亦由于曾公有独到之处，故能转移风气，改造时势。”

一说起那个时代，我们首先会想到林则徐、魏源。

林则徐固然­精­神可嘉，然林则徐的眼光不敌曾国藩；魏源固然眼界颇高，然魏源只停留在纸上。曾国藩之所以超出时贤，引领风潮，原因之一便在于识见卓越，洞察惊人。

当林则徐大声疾呼“无可御敌之兵，无可充饷之银”时，曾国藩则认为：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前，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

倘若没有解放思想的勇气，曾国藩断不会说出这等一针见血的话来。

曾国藩慧眼指出当时时局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世风。

曾国藩一生的志愿就是要陶铸世风。

曾国藩一生所做的一切皆围绕着“陶铸世风”四字为中心。

曾国藩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也莫过于“陶铸世风”。

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人才的重要­性­是无可取代的。要想改变世风，首要的是“得人”：“今日所当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维将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换购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

对世风的忧虑始终贯穿曾国藩的一生。

曾国藩对时局的世风日下，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麻木，无人肯讲真话，无人肯­干­实事，忧心不已，发出时势已成鱼烂之势的感叹。

广西事变之后，曾国藩连连上疏，《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五疏直上唱朝阳”，无异于在一片万马齐喑之中爆发出一声声巨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官场风气。

琐碎、虚饰、骄矜，这三大流弊在曾国藩看来，其根源不在别处，恰恰在于最高统治者。表面上皇帝崇尚敬慎，实则见小而失大，谨其所不必谨，慎其所不必慎，对于国计民生之大者，反而疏而不问；表面上皇帝崇尚信古，实则食古不化，拘于时弊，专尚虚华，弃古人古圣的­精­髓，尚浮华不实之作风，以至朝纲不振；表面皇帝胸怀广大，实则骄矜在骨，“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娱神淡远，恭己自怡”，以至文臣疲沓，武将袖手。

官场风气堪忧还表现在官员办事方面。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所谓退缩，就是共同办事的官员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事。而不愿做事的原因就在于怕承担责任，所以动不动就请旨打报告，把矛盾上交，不肯为朝廷分忧；所谓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眼中只有眼前，从不考虑全局；所谓敷衍，就是只知道应付差使，敷衍了事，办事不肯认真，也不敢认真；所谓颟顸，就是装模作样，不懂装懂，只知粉饰太平，不敢报告忧患，尽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尽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甚至不惜撒谎成­性­、欺骗成­性­。这些表现实质上都是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书包 网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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