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须看他一生的遭际就可知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吃，再简单不过了；住，再简陋不过了；穿，再朴素不过了。他没钱吗？从他手上过的经费何止千百万？他没地位吗？从他手上得以提拔的官员何止千数？有人说，曾国藩的一生活得太苦，活得太累了。他值吗？

用官场的标准来衡量，他确实不值。居高位而忧谗畏讥，享盛名而害怕清议，成事功而处处受掣，他没有一天潇洒过，他没有一天轻松过。所以，时人这样评论道：

故国藩者亦古之伤心人也，总南北师旅十二年，任兼圻十年，及殁，余钱二万缗，更非今之伟人志士、频言利国福民者，所可几其万一矣。

近世论曾国藩者，动訾其杀同种不仁。然当时固鲜知此义。且倡天父天兄之说者，彼实甘附异族而­淫­暴残酷，至宫童子为男妾，逾数万。国藩儒者，其起任诛伐，是何足异？观其拜爵无喜心，居高位而益危惧，迹其初起，已无杀人猎爵之想矣。

纵观其一生，虽然身处官场，而久居高官，却实实在在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人，他一生三挫：一挫于长沙官场，二挫于江西官场，三挫于天津教案。初次练兵，就与长沙官场格格不入，最后竟至于与长沙绿营发生了激烈的摩擦，不得不避居衡阳。在湖北，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署理湖北巡抚的地方实职，可是只七天，就被朝廷收回成命。在江西，因为军饷问题与江西地方官特别是和他的部下沈葆祯不和，发生了争执，闹到朝廷，最后朝廷偏向的却并不是他。他迫切需要一个地方实职，因为这对于一个军事统帅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募兵、筹饷都要方便得多。然而，尽管他多次向皇帝上疏，明确提出不任巡抚不能治军，但皇帝依然故我，不为所动，曾国藩有苦难言。直到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朝廷才开恩任命他为署理两江总督。这个时候离太平军的覆没已经为期不远了。当时，圣旨下达，有幕僚对曾国藩说，这一次能够代理两江总督一职，应该感谢肃顺肃大人，建议曾国藩按惯例写信表达谢意。曾国藩考虑了一番，终于没写。

要是会做官，他完全可以迎合官场上的污浊，完全可以唯清议而处事，然而，他没有，他我行我素。

其实说起来，曾国藩这样的人根本就是生不逢时，根本就不应该去做官。即使是生于20世纪，曾国藩依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官”。因为中国的官场，流行的是权术，一个不会权术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官”呢？

然而，曾国藩还在说什么“用人之道，最忌权术”，讲究什么驾驭下属，最重要的是推诚布公，说什么靠智谋和权术笼络他人是不能长久的。这种迂腐之言，现代人都嗤之以鼻，更何况19世纪？

想从曾国藩身上学习什么权术，把权术当成是什么领导艺术，显然是现代人投错了门。

最忌权术的曾国藩深深懂得权术离不开欺骗，权术绝对不是领导艺术。

即使是在他不得志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过密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仗穆彰阿，在咸丰朝倚仗肃顺，在同治朝倚仗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訢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令人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政敌轮换”、“仇人接班”。

可以说，曾国藩是当时的一个真正的“另类”，他本着“自拔流俗、进德修业、陶铸世风”的宗旨，让朝廷感到确实四顾无人，舍了他别无良策，因此，在让曾国藩长达十年之久的“虚悬客寄”，以一在籍侍郎名义统领大军之后，朝廷终于结束了考察期，实授他两江总督。

历史上，会不会做官与会不会做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很多领导眼里，或许还不能让那些会做事的人做官，一来他们对这种会做事的人心怀顾忌，万一让他们进入官场，会不会坏了官场的规矩？二来倘若让这些会做事的人都做了官，那以后让谁来做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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