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很多人不会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会说，曾国藩要是不会做官，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年里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做到二品侍郎呢？又怎么可能做到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位列汉人第一呢？

其实，仅仅看他的官做得如何大，官升得如何快，并不等于他就会做官。

曾国藩从翰林院一检讨做到二品侍郎，中间也花了整十年。当然，无论是从当时的情形看，还是就现在的情势看，曾国藩的官也确实是升得比较快的。曾国藩自己也说，湖南能在37岁做到从二品的，满朝还只有两个。原因有二：

首先，他考得比较好。曾国藩虽然中了进士，但只不过是一个词臣，所谓词臣，就是在翰林院、詹事府当差的官员。词臣因无实绩，要提拔自然就很难，所依赖的途径就是考试。道光二十三年，皇帝亲自主持了一次考试，称大考。考完第四天，消息出来，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120余人参加大考，他排在第6名，这和当年考进士相比，可以说是实力大增。

因为考得好，曾国藩升迁为从五品，外放四川任乡试正主考。

其次，曾国藩脚踏实地。由从七品一下子跳到从五品，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靠关系，走后门，跑官要官弄来的。况且一般说来，翰林的出路与别的仕途不一样，往往是出任乡试正副主考，或者做学政、会试的同考官。那么，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呢？

归结起来，就是脚踏实地，修身务本，格物致知。这似乎很空洞，但曾国藩不这么看。很多人进了翰林院，就开始不读书了，或者钻进故纸堆里去了。如徐世昌，早年做翰林，一做十五年，十五年间无一次出差的机会。世风浮躁，人心浮躁。那些急功近利之徒一心想着如何暴得横财、捞得高官，哪里还坐得住冷板凳？哪里还有心思去修炼自己？

曾国藩恰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家书中对六弟说：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沗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这段话看起来是在讲大话。然而，纵观历史上，哪一个有所成就的人，早年不曾有过志存高远的时候？刘邦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诸葛孔明的“自比管仲乐毅”，曹­操­的“老骥伏枥”，都足以说明，只有修身立志，脚踏实地，未雨绸缪，努力准备，一旦机会降临就能很快地抓住机会，捷足先登。曾国藩又说：

“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所谓格物，就是明理，“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在曾国藩眼里，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所谓诚意，就是力行。“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不就是建基于早期这种脚踏实地的格致修诚的努力吗？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做官的标准问题，也就是究竟什么是做官？会做官的标准是什么？依照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官场，和现时代的官场一样，所谓做官，就是身登高位，口含天宪，指东呵西，前俯后仰，左右逢源。这样做官，曾国藩显然不会，而且事实上也做得很不成功。他自己坦言：“­性­素拙直，不善联络地方官，所在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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