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农历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同平时一样，在两江总督府内后花园中散步，突然，纪泽感觉到父亲的身子在往下沉，沉得那么突然，纪泽来不及反应过来，父亲已瘫倒在地。

纪泽一声惊呼，闻讯而来的家人七手八脚地把曾国藩抬进卧室，然而，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很快，他就闭上了眼睛，永远地休息去了。

他就这样静静地走完了他短短62年的人生。

他来不及写自传，作总结，写*，甚至来不及写遗嘱，交代后事。

或许在他刚强的意志之下，他根本没有想到，人生就这样到了尽头。在他心里，还有好多的书没有读完，还有好多的事在等着他去做。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和普通的镜子不同之处在于：镜子只能照出人的外表，而历史能照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心灵。1872年，曾国藩病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大星忽陨，着实让举国悲恸。即便是平素在上谕里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帝、后们，也以前所未有的隆重，给予了最大的褒奖：

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彰阿前往致祭，加恩谥予“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

死后追封是中国特­色­，谥“文正”更是莫大光荣，经天纬地谓“文”，辅世长民谓“正”。有清二百六十多年，死后得享谥“文正”的大臣不过8位，其中汉人仅2位。一是杜受田，一是曾国藩。而杜又是帝师。按惯例，谥号当先由内阁票拟，再呈报皇帝批准。但杜受田则是咸丰皇帝直接指名谥号的，严格地说是不合规制，论功绩也不配享此谥号。只有曾国藩一位汉人大臣确是名副其实的。

建专祠非同小可，付史馆传布后世，派穆彰阿往祭，是老师祭学生。即便是深受西方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容闳也直赞不止，说他“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独耸于喜马拉耶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

曾国藩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介儒生，如何能做到“中兴第一人”，并且仕途上总是步步高升，得以成为后世景仰的善始善终人物。尽管受大意识形态的左右，对于这位物议斐然的尴尬人物，人们仍然乐于追思不绝，以期获得他“居官不败之道”。

究其实，曾国藩并不会做官，这可能对于诸多试图寻找曾国藩做官之道的现代人来说，是一个失望的颠覆。在晚清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社会，会做官的标准应该是八面玲珑，四方通达。李鸿章便是一个会做官的典型，稍后的张之洞也是。

“做官要学曾国藩”，这句话似乎把曾国藩定格成了一个“权术家”。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曾国藩根本不会做官。

李鸿章说过一句笑话，说是一个人要是连官都不会做了，那这个人也太没用了。李鸿章本人就是“拼命做官”的。

这当然只能算作一句笑话。既然人人都会做官，那么李鸿章还用得着“拼命做官”吗？

显然，做官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人人都会做了。

曾国藩就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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