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任伊始
1928年，宋子文复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
当时，宁汉刚刚合流统一。连年兵爱之灾，政府财政拈据，百事待理，百废待兴。如果说当时宋子文是个难得人才，蒋介石不惜血本启用，亦是慧眼识玉。那么宋子文果然也不负瞩望，在此烂摊子上起家，并很快将其理得有条不紊。他好像是一棵摇钱树，一摇就掉下钱来似的。一时财源滚滚，不断流向蒋介石的钱袋。
那么。宋子文的聪明才智在哪里？关键是他视野开阔，看清了国情。他在掌握西方文明国家的财政管理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中国社会，从而实现新的结合和应用。新官上任三把火，当时他大砍了“五刀”，果然是金石开花。这五刀也砍出了他的识、他的胆和他的智。
一是争取关税自主。关税是近代各国收人的大宗财源，然而在中国却是个近百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因受不平等条约之协定关税的束缚，中国关税一直是值百抽五，少得可怜。自1858年修订税价后又长期不变，海关征收的税款折合税率还低于值百抽五；从而使很多白银源源不断地流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口袋，数额之巨根本无法统计。当年宋子文曾痛心地说：“协定的约束，产业不能振兴，洋货不能抵制，权利外溢，百业凋残。理财人又不懂此事的重要，这是个悲剧；取消协定关税，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于是，宋子文便从关税开刀了。
然而谈何容易？当时情况是宁汉虽然合流，但北京张作霖政权还未覆灭。当时实际等于南北共有两个政府，意见不一，诸端难理。
1928年1月27日，上任不久的宋子文首次代表南京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国民政府现统辖二十一省之十六省，所收关税约占百分之七十。北京政府又非前经承认政府之法律继承者，国民政府自不能承认任何团体有单独行使管理关政之权，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种管理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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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29日），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郭泰棋接见路透社记者，解释宋子文27日《宣言》说：此举并无干涉以海关税续付外债之意；至于内债，以国民政府辖境之关余，供北京政府用作抵御国民军之兵费，似欠公允。郭当时的这番话旨在说明南京政府行使关税权后，将继续以关税抵作外债，请诸国不必为此担心，以及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宋子文的《海关宣言》发表后，署理总税务司英国人易纨士从北京南下。2月7日，易纨士在上海访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郭，略述关税问题意见：“一、按以前关税会议修正之七级表实行加税；二、由南北两政府各发同文通知书与各国；三、增加数目全”国约六千万两，以一千万两留抵担保不确实外债之基金，余数控三七或四六比例分配于南北（南方可净增年额一千七八百万元）；四、第一次南北委员会议地点定在大连，以后各次在上海。”
2月16日晚，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私陈设宴款待易纨士。席散后，宋子文乘夜车回南京以便商定关税问题解决办法，并与北京政府交涉。当时，北京政府从中作梗，致使废除协定关税拖延了一段时间。气得宋子文心里不禁骂娘。
同年6月，南京政府第二次北伐。张作霖败北，并放弃北京，结果在退往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自此以后，废除协定关税的障碍废除了。1928年7月25日，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平首先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
随后，宋子文又代表政府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
在此期间，宋子文规定：凡进口货物均分为7类，按类别分别做纳不同的税率，以7．5％为起点。1928年最高到值百抽27．5％。到1933年5月，南京政府再次修改税率时，最高税额已达80％。长期以来，中国关税款一直是交给外国在华银行储存和保管的，并且由外国银行经手外债的还本付息事宜。自1932年3月1日起，海关税款全部集中存人中央银行，而且由中央银行经手外债还本付息业务。除去偿还外债的税款，剩余的归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于是，关税成为当时南京政府的最大税源，超过总收人的一半左右。例如 1932年关税收人是3．88亿元，除去偿还外债2亿多元，还有1亿多元可由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使用。
关税的解决，使宋子文充满信心。
宋子文的第二刀便是改革盐业统税。中国的海岸线之长约占国界线的三分之二；再加上中国是个大国，耗盐量巨大。故盐业收人早在封建社会即是政府的重要收人。而自民国以后，盐政与厘金、资本税同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
盐政诸弊，为首的是包商制度。其制度的最大弊害是，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租资，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独握在手，并借此中饱私囊。仅此一项，每年国家财政收人即损失亿万之巨。
当年和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两广、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12个地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他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输，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像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
盐政之弊，是盐务稽核所的存在。盐务稽核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会办，实际权力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核所只管稽核造报，后来，其权力扩充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当年孙中山曾经痛骂盐务稽核所一帮人“无恶不作”。
国民党政权统治之初，上述盐税中存在的弊端，不只为舆论所垢病，同时也影响了南京政府的财政收人。作为主管税制改革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亦自有他关于盐税改革的思路。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她提出就场征税为整理盐税的突破口，随后他在《训政时期施政纲领》中，又提出统一收人、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建议。
并且宋子文应舆论的一致呼吁，明确提出废除包商制。
宋子文废除包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一方面，官商结合，并且官、商还与兵匪勾结，严重干扰盐税改革。另一方面，当时南京政府刚成立，百废待兴，财政奇窘，在实际上也没有充足的美金以取代盐商来负责食盐的运销。因而在1931年6月30日新《盐法》公布后，虽然明确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包商仍然存在。据统计，1932年，仅撤销了江浙地区18县的包商；1933年，又废除了山东地区4县的包商，其余则仍旧沿袭。
最初，宋子文主张撤销盐务稽核所，但由于各方阻力，非但没有撤销，反在30年代初达到了全盛时期。据1930年9月的统计，其大小机关达1870处，服务人员14815人，经费达1689万元。盐务稽核所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海关的第二大税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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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子文并非不知道由外人把持的盐务稽核所，在中国人心目中臭名昭著，但他希望通过控制盐务稽核所，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于是他规定，盐务稽核所直辖于财政部，由财政部任免人员、制定规章制度，希望以此来控制稽核所。然而，由于盐务系统长期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财政部对其也难以完全控制。
为了阻止盐务走私，宋子文于30年代初筹建了税警团，税警团征招有知识的青年人，并在军校加以培训，所以素质较高，加上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亦较强。税警团共分三团，其中有一团在成立后被蒋介石“借用”到江西参加“剿共”，另二团分驻私盐最猖撅的两淮盐场各地。宋子文还和军政部联系，在税警团无法进行海上缉私时，可以取得海军方面的协助。
由于宋子文措施得当，南京政府初期，盐税收入增加较快，从1928年度到 1933年度，盐税收人为 3000万元、1．22亿元、1．5亿元、1．44亿元和1．58亿元（除1932年度因东北丧失而损失不少收人外），其他年份都处在稳定的增长之中。所以，宋子文当时颇为得意地提出：“十八年九月，财政部竞能宣布不但能逐年摊还盐债，并有余力可清偿旧欠矣。”
如果说宋子文的第二刀--盐政改革是成功的话，那么第三刀则是税制改革。
当时宋子文的税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输统税。所谓统税，就是一物一税。具体地说，就是对国内工业产品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南京政府成立后，鉴于清季以来全国各地举办的具有通过税或物货税性质的“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病，他立即着手整理国内税务，以便增加收人，稳定财政。
1928年1月，宋子文上台伊始，即颁行烟草统税条例，明确规定卷烟统税为中央税，由财政部设立专门机构掌握。同年2月成立卷烟统税处于上海，随后又在各省设立卷烟统税局。卷烟税率在开征初期，为值百抽五十。1928年冬，宋子文修改烟草统税条例，规定洋烟交纳7．5％，土烟为40％，未制成卷烟的熏烟，税率定为每百斤征收国币3．6元。
随后1929年9月，宋子文在上海设立棉纱统税筹备处，办理棉纱统税事宜。当时我国大机器纺纱织布工厂很少，规模也不大。据1929年调查统计，全国华商经营纱厂只有73家，每年产纱额在130万包左右。宋子文规定：本色棉纱在23支以内者（即粗纱），每百斤征收国币2．75元；本色棉纱超过23支者（即细纱），每百斤征收国币3．75元。
1930年，宋子文又主持制订了征收火柴统税条例，其规定税率为：长度不及4．3公分，或每盒不过75支者，每大箱征税5元；长度在4．3公分以上至5．2公分，或每盒在100支以上者，每大箱征税10元。同时，宋子文还开征水泥税，其税率为每桶重量380磅者，征税6角；重量超过或不及380磅，其差额在十分之一以上者，按其重量比例征收之。而在麦粉方面，宋子文规定，其税率为值百抽五，即每包1角。
以上为开征时生产率。实际上，随着统税条例的不断修订，各种货物的生产率是变化的。而当年统税的开征，为南京政府开辟了财源。以1931年为例，南京政府的统税收入为：卷烟税0．50018亿元、棉纱税0 15656亿元、火柴税0．04168亿元、水泥税0．01735亿元、麦粉税0．05837亿元、熏烟税0．01584亿元、啤酒税0．00663亿元，以上各项计约8000万元。1931年南京政府财政收入为5．53亿元，统税收入约占七分之一。当年来子文筹款理财的这些做法，确实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解决了不少困难。
但是，收人增加并不意味着税制改革卓有成效。相反，它在“体恤民间疾苦”的口号下，为人民实际增加了许多苦难。就盐税本身而言，根据亚当·斯密征税原则，一种优良的税法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即收入多，多负担；收入少，少负担，以调节贫富，为大多数人造福。而盐税则不然，它是按消费量征税，而穷人并不因为穷就比富人需要更少的盐。对于这种不良税法，南京政府应该加以废除，而代之以所得税之类按纳税能力大小而征收的新税。但它目光短浅，只为保持收入而继承了封建王朝的弊政，致使当年中国广大的贫苦人民，仍不能摆脱长期以来的经济枷锁。
当年宋子文的第四刀是建立中央银行，实行金融控制。
宋子文上任之际，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已有之，只是它不归国民政府而已。中国银行是1905年在北京创立的，前身为“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进入民国后，在“大清银行”基础上，1913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则成立于1908年，初系清朝的邮传部，主要为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业务的收付款而设立。各地已有支行。这两家银行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独有的银行。和西方文明国家比较，当时中国的银行业还显得陈旧落后。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个经济问题，这已是经济学家的共识。当年蒋介石要独霸天下，即知银行的举足轻重。而宋子文早年作为广州银行行长，更知其重要。
1928年夏天，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而被称中国四大火炉的南京，当时更是热浪烤人。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连续组织并主持了两次全国大型会议：一是6月的全国经济会议；M是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就是在这两次大型会议上，宋子文同与会者反复论证了中央银行成立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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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下来，宋子文又冒着酷暑，通宵达旦，组织人起草《中央银行章程》。
该章程规定：中央银行性质为国家银行；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出2000万元公债预约券作为股本；行址设在上海外滩15号，各地设分行。其特权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营国库和内外债；业务范围主要经营国库证券、商业票据买卖和贴现，办理汇兑发行期票，买卖金银，接受存款和贷款等；总裁为宋子文，亦称行长。副总裁为陈行。中央银行除设总裁外，另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等。
当时，宋子文提出组建中央银行的书面报告，蒋介石极力赞成。报告呈上没出3天，批复就下来了。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终于在上海成立。蒋介石亲自剪彩，总裁宋子文披红戴花。实际上，这也是蒋宋银行的成立。因为一切都由他们二人说了算；而所谓的理事会、监事会，不过是配角而已。
中央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的重视。其实这还不是目的。当时对于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政权来说，争霸天下才是其目的。而既要争霸天下，就要实行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因而他们第一个猎取的目标，就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000万元。1927年南京政府指令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并修改其银行条例，规定资本为2500万元，并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同时指定其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28年宋子文又将交通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并颁布该行条例，规定资本为1000万元，加入“官股”两成即2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这样，后来形成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渗入了“两行”。
宋子文虽然采取了如此手段，但当时“官股”在中国银行股本中仅占五分之一，在交通银行股本中只占六分之一。就资本、信用的实力而言，当时中国、交通两行都超过了中央银行，因而宋子文对“两行”一时还难以驾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修改“两行”条例，并分别予以增资。而到30年代中期，“两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并且宋子文直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对交通银行也派其嫡系出任董事长。就这样，他终于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
宋子文当时的第五刀：就是要废两改元，统一中国货币发行权。
废两改元，与秦始皇当年的统一度量衡极为相似。因此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这里。
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国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3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开始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香港和美国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既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1银元折合7钱银两左右，且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重7钱2分；当时通行全国，起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如此极不利于中国当年商品经济的发展。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指出“中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该提案请求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中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时，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高度重视。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达5447万元。比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机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当时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问题。来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之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当时，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
1933年3月1日，宋子文指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二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于是，上海从当年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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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颁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自当年4月6日起，听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凡持有银两者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为铸造银币，或就地送交中央、中国和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使用。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国民党政府预先于3月1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日元。总重26．697公分；其中含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公分。”
当时，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 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 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第三、撤销炉房公估局。第四，经财政部批准，暂设冶金小炉，将散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莱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中央造币厂计1933年3月到12月共铸银币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 1935年6月总计铸银币 13258万枚。直到 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方不再铸造并改印纸币。
当时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也搞活了经济；并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经济史上的又一重大改革。
2．当家理财难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
这是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常说的一句话。
当年宋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所指就是蒋介石。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曾经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准备实施。这也是在他心中酝酿多时的，即准备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过，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此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以筹措第二次北伐。依据惯例，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作保障。实际上蒋介石的这次北伐，是在宋子文及其国民政府财政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一天，蒋介石把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唤到自己的官邸里，告知说他打算马上出兵二次北伐，命令宋子文立即着手筹措军费，不能有误。
宋子文一听就犯愁：“这……这可没有预算啊？这么多钱不是随时说拿就能拿出来的。”
蒋介石却说：“我不管你预算不预算，我也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反正，必须保证我的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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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场的宋美龄见哥哥子文一时为难，又担心老蒋发火，立时出面调解并对宋子文说：“你是银行行长，印发一批政府公债不就有了！”
“看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了。”宋子文道。
“要以大局为重，就这样办吧！”蒋介石下了逐客令。
于是，意见归意见，但钱还要筹。此时的宋子文只好采取高压政策，说是“强迫”也好，”说是“刮民”也好，他要求上海资本家从腰包里掏钱。
有一天，宋子文在上海召集了某些金融巨子开会，要求众位“体恤时艰，与政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当场诸位皆认为政府无信誉，所借之款弄不好就是“小卒过河，有去无回”，所以纷纷拒绝再借。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闻报蒋虽不悦，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吩咐宋子文道：“你把那些有钱的大户，统统给我召到南京来，我要训话。”
宋子文也只能点头称是并马上去办。
第3天，宋子文将上海的20多名商业及金融巨子请到南京蒋介石的官邸。于是蒋介石开始高一腔低一腔地训话，大意是政府急于北伐，急需军费。我派宋部长去上海向你们筹款，你们居然说长道短，实在不像话。说着说着，蒋的话题竟转到“反共”上，声音也随之大了起来：
“须知今日不仅有‘共匪’蔓延，就是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果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如何能帮助你们呢？你们先反省反省吧。”讲完蒋介石掉头就走，并且走之不回了。
于是不免一时冷场，众人又不敢擅自散去。
当时人们等了又等，半天过去了，饭都开过了，实在是等的无奈时，宋子文走了进来。人们纷纷责问是怎么回事，宋子文一时也难答复。最后还是一个“识时务者”提醒大家说：“政府出兵既有困难，我等体念中央难处，愿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借款吧。”
当下大家同声赞同。
宋子文马上将此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这才下令“散会”，众人也如“放风”一般顿时散了。
一来一往，再二再三，很快就弄得宋子文与工商界矛盾加深，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日益不满。
为此，宋子文不得不考虑，要尽快实行中央财政预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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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来自各地的百余名工商界代表聚集上海大华饭店，南京政府财政会议在此如期召开。
宋子文主持会议，并作财经报告。
他首先报告了形势，并对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讲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应急军费，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强制政策，比如迫使大家出钱买公债并因此引起大家不满，遗留问题也比较大。对此，政府包括他本人在内应作深刻反省，并向大家表示歉意。
宋子文讲到此时，站起向大家鞠躬。顿时，场内响起一阵理解的掌声。
接着，他针对当时财政中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通过人民。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得不到人民的信任。高压政策，抑或强制政策，只能加剧政府与部属的关系紧张，只能管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应该搞财政预算方案，从宏观加以控制。应该量体裁衣，力所能及。在军费方面应该加以限制并依据我们的财力所及。我认为每年度的军费开支以不突破1．92亿元为好。军队限员应为50万人。否则我们财政负担不起，必重蹈以往高压的覆辙。”
宋子文讲到这里，台下又响起一阵更热烈的掌声。
宋子文的这个建议作为一个重要提案，得到了与会的银行家、商人及工业资本家的支持；并获大会通过，旋即上报南京政府批准执行。
当时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大会成立了5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尽快实施。其中虞洽卿领导成立的国民裁军促成会，在宋子文的支持下，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四个集团军司令：即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开支。
据说在北京的蒋介石当天接到通电，甚为不解地随手丢在一边，并骂道：“娘希匹，这虞洽卿搞什么玩艺儿！生怕我抢了他钱袋似的。老子不在前方打仗，哪里还有你的钱袋！”
不久，阎锡山找到蒋介石，问蒋收没收到虞洽卿的电报。蒋佯装不知道，故意问阎是怎么回事，实际试探阎锡山对此事的反映。
阎锡山当然是反对了。
要说宋子文乃是书呆子文官一个，此时还在率领一班人连轴转地修改有关“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以争取在南京财经会议后，正式提交国民党政府批准通过呢。
当年7月下旬，当蒋介石回到南京时，宋子文的这个方案立刻遭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多数人的反对。于是该方案搁浅。宋子文不肯就此罢休。紧接着，在这一年8月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当时，宋子文激动地说：
“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军费，我们财政部已将全部重要税收都作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形势很难扭转。中国金融将很快面临破产。因此，我们提出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是有一定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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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这番讲话分量颇重，终于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当下蒋介石也只好顺水推舟。为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不得不批准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的提案。会后成立了国家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并由宋子文领导，以便早日统一国家财政。这时，宋子文才松了口气。
然而宋子文高兴得太早了。事实并非他想得那么简单，由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尚属军政府，军人掌权军事就要放在首位，故而不愿压缩军费。再加上地方新军阀各自为政，我行我素，不予配合。宋子文的上述提案虽获批准，却实行不了，最终流于形式，成为废纸一张。这令宋子文好生伤心。
尽管当时宋子文挖空心思，百般筹财，甚而被人称之为“摇钱树”。但是蒋介石的军费开支却是个“无底洞”，张口就要，永远也填不满。致使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包袱愈背愈重。为填补巨额赤字，唯一办法就是靠借债生存。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最高时达48．6％，最低时是1932年7月的16．8％。当时，由于南京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且国内政权尚不稳固，因而在国际上缺乏信誉，一时很难借到外债。无奈之下，只有举借内债了。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南京政府内债就发行了25种之多，合计10．058亿元。
可以说，蒋宋矛盾由来已久，原因则主要在他们当家理财的指导思想不同。
宋子文深知，若再采取过去那种强制政策，向上海和江浙财阀们筹款，已无力行通；此次便用了与这些财阀合作的办法发行公债，即以公债和库债大打折扣出售给银行家；也就是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现金。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3060万元的债券。待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当时银行家们都愿意做这宗买卖。特别是蒋。宋、孔等几大家族，他们既掌握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全国的金融业并且信息灵通。所以他们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发行公债，又可以通过银行垄断公债的经营，从转手中获取巨额利润。例如宋子良、宋蔼龄等人创办的七星公司，就是利用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关系，参与债券投资活动，从中获取暴利。应该说，蒋氏政权的腐败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据统计，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由于发动中原大战和对红军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军费年年有增无减，所以时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其唯一用途，就是供蒋介石穷兵黩武之用。”而宋子文则把财政收入“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则落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
从1928年至1933年，宋子文在筹款理财方面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作出了巨大贡献。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特别是中原大战中，之所以能击败众多对手，取得全面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宋子文筹措的巨额军费作后盾。当时，宋子文的理财筹
款本领，在南京政府中一再显露。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宋子文特别器重，并委以重任。蒋介石不仅把全国财政经济大权交给他，而且几乎把南京政府军事以外的其他权力也交给他负责或由他参与决策管理。于是宋子文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这期间他身兼数职，主要有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防会议成员、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及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首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军编造委员会委员等等。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重用宋子文，在当时可能一方面看中了他的才干，一方面也是对宋家的报答。
因此，他们之间既争斗又利用，既有政治又有亲情。当政治和亲情最初“结婚”的时候，彼此的关系是进步的；当二者兼容的时候，即是政治融有亲情、亲情融有政治时，就要走下坡路的，亦是腐败的开始；当二者相替代的时候，即政治取代亲情、亲情取代政治亦即“离婚”的时候，这个政权就要灭亡了。这个过程，其实正是蒋家王朝当年所走过的历程。
3．力主抗日
1931年9月18日深夜。
原即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侵占了沈阳城。
其后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次年的1月2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成立了以原清朝末代皇帝博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的突发，应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长期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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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宋子文虽是南京政府要员，但只看到了英美的势力之大，而忽视了日本侵略的潜在危机。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不足的原因，宋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对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致电张学良“不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政策也未持异议。并且他对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主力人关打石友三后，仍留驻河北而不回撤东北驻防，亦表示支持。然而，正是由于南京政府的这种妥协退让政策，给了日本关东军以可乘之机，致使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事变的爆发令国人大哗！
亡国惨祸真已迫在眉睫。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当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的确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顿时上升到主要地位，并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当时，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几年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于是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当时，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1931年9月28日，上海和南京的学生数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并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并且，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时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当时，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而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则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
而当时南京政府在日本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7万人外，仍有16万余人驻在东北。但蒋介石在这一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当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即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正是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此时，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
当时宋子文是主张抗击日本侵略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国民抗战Ｇao潮的推动下，宋子文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谴责日本侵略罪行，争取道义声援并依靠“国联”出面解决东北领土问题。
经过宋子文多方努力和争取，1931年9月3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当年10月10日前“将其军队从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日本政府当时宣布接受国联理事会的决议，但又以“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理由，拒绝撤兵。于是，国联对此调解受阻。
而南京政府对“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深感忧虑。为此10月初，国民党政府成立对日交涉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任外委会副会长。随即为研究对日外交方针，宋子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商讨对策……
1931年10月14日，宋子文召集外委会的成员顾维钧、颜惠庆等开会。
10月15日，宋子文邀请蒋介石、戴季陶、顾维钧等人再度开会，继续讨论对日政策。
10月间日，外委会议确定了对日交涉的预备方案即：由国联监视之下，日军退出占领区，中国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交涉地点在日内瓦或欧美各地；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原则--亦即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维持东亚和平计，不得用武力行使国策下进行；日本政府必须负此次出兵责任；无论日本提出任何条件，中国皆有保留修正及另行提案之权。当时此项方案中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实际是为了讨好英美等国，希图借英美的力量压制日本。
1931年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采纳中国提案并通过一项新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当年11月6日前撤兵完毕。当即日本投反对票，拒绝接受。宋子文闻讯，再次邀请外委员成员顾维钧、颜惠庆、邵元冲、孔祥熙等人开会商讨对策。会后决定发表宣言和声明：“相信日本尊重世界公意，于11月6日前将军队撤尽，其他问题可循序进行”，以保留与日本继续接洽的余地。
但是日本侵略者竟置国联决议及中国政府的提案于不顾，于当年11月22日，又向锦州发动进攻。11月25日，有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据守，日军于“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撤出占领区。同时宋子文亦召集外委会讨论锦州问题。当时宋认为锦州若能保全，则日本尚有所顾忌，否则东北难保。但由于英、法、意等国不肯提供军队据守“锦州中立区”，以及日本提出划锦州在日本管辖区以内的要求，国联理事会于12月1日决议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并要求中日双方维持现状。而待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解计划破产后，1931年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致电张学良，请勿抽调其驻锦州部队入关，以坚守对日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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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国联成立调查团，准备赴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5国组成，由英国代表李顿任团长。当时，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却并非为了彻底阻止日本侵略，使之退出东北，而是企图使东北由日本独占而变为由国际共管。
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便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使东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的视线，1932年Z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事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又一次侵略行径，当时的蒋介石仍然不予积极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国联干涉，得到和平解决。是年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
在当时那段日子里，宋子文坚守上海，并从外交交涉转移到实地抗战，二者兼顾。
1932年2月6日，驻上海英国海军司令克莱拜访宋子文，提出中日停火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并表示愿与顾维钧、郭泰棋洽谈。当天下午，宋子文召集顾维钧、郭泰横、孔祥熙、吴稚晖等开会讨论克莱所提各种办法。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列席了会议。会议认为沪案不宜单独解决，应接受英美调停办法的全部，并乘机谋得中日问题的解决。2月7日，克莱偕英国领事到宋宅续商双方停战退兵事宜。克莱“注意上海租界之安全，欲谋上海问题之局部解决”；但因宋子文等坚持上海问题为中日问题之一部分，须遵循英、法、美、意等国提案来处理，以致最后形成了僵局。
然而宋子文这一主张却与蒋介石的方针相违背。当时蒋希望上海问题先解决之后，再谈其他问题。因此同年2月8日何应钦致电宋子文，指责说：“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连同东三省问题整体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请兄等在沪诸外委，从速先求停止战争。”
但当时蒋介石还没来得及给宋子文以新的指示，2月18日，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吉、总领事村井仓松即分别向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碟，限中国军队20日下午5时前撤退。中国方面当然不予答应。于是3月1日，日军向上海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
当日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铺天盖地的炮火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只只漆着太阳旗的飞机贴着海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也一齐开火。顿时战火弥漫，大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烧的天空。
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当时，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去抢救伤员。而当时的感人情景是，胳膊上缠着红十字标记的年轻护士，平时手无缚鸡之力，今天却一个人扛起了担架；刚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顺手抄起太平斧或端起锋利的钢钎；而大、中学生们，挨家挨户募集门板、棉被并送往市郊加固工事。不少戴眼镜的教书先生，也把长袍掖在腰间，不顾吱吱横飞的流弹，跳上方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这便是后来著名的“-·二八”淞沪抗战。
当时蒋光鼎、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奋起抵抗，的确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并且，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本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迫于形势也派出第五路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只是，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他害怕战事扩大，引火烧身。
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当时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决定调税警团参战，配合十九路军抗击日军进攻。当时，因为宋子文仅是文官，他手中没有兵权。因此他所能拥有的或能指挥调动的，只有税警团了。
说到税警团，这里还应交待一下。它是一支非正式部队，即宋子文财政机关的警卫部队。主要负责财政机关正常工作的安全。因而它的指挥和调动由宋子文说了算，无需与蒋介石商量。
“-·二八”事变前夕，税警团大部分驻守在上海及浦东一带，第一团驻徐家汇，第二团驻南翔，第三团驻闸北，第四团驻清东，总部设在徐家汇。
在此亡国亡家之时，宋子文急忙把自己的税警团拉上去，并亲自颁布作战命令，亲自督促训练，亲自接见官兵并听取他门的汇报，可见他当时的抗战热忱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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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是当时宋子文经过一番艰辛努力后，所得出的结论。
税警团参战，当时还有一难题。由于税警团的一些经费是由八国银行拨给的，如果税警团参加抗战，八国银行必然表示反对并将停拨其余经费，所以税警团不使用自己的番号直接参加抗战。为瞒过八国银行团眼睛，当年2月中旬宋子文决定驻闸北的税警三团和驻在南翔的税警二团，统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战序列。后来，当第五军驰援上海抗战时，税警团的参战部队就又改为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以原税警团总团长王庚为旅长，同时接受第五军指挥。这样一来，淞沪抗战中自始至终，报上不见税警团的名字。
税警团虽不是正规部队，但其编制、装备及士兵素质却比一般正规部队还强。当时税警团参加了守卫龙华机场等战斗，许多官兵英勇无畏，英勇杀敌。税警二团二营官兵在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税警团指挥官内部不团结，以致竟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
此事得从税警三团团长张远南说起。
张远南是宋子文的妻兄，公子哥儿出身，自恃与宋子文的亲属关系，骄横霸道，根本不把税警团总团团长王庚放在眼里；还散布说王庚有十大罪行，想要取而代之。此事王庚知道后，便拉拢另外两个团长，想合谋赶走张远南以雪平日之恨。果然，当他们几个人合伙在宋子文面前状告张远南于日军进攻下挖墙逃跑的罪行时，宋子文大发雷霆道：
“我要撤张远南的职！” 。接着，宋子文下令任命莫雄为三团团长，接替了张远南的职务。
但莫雄也是个精明人。当时，他不是不想干，只顾虑的是张远南毕竟是宋的妻兄。现在宋子文在气头上撤了他，等回头火气过后，难免又要启用他。与其现在去接替张远南，代他在战火中拼命，替别人火中取栗，倒不如卖个顺水人情。想到这里，莫雄就对宋子文说：
“张团长是部长的至戚，人所共知。当此抗日战事十分激烈的时候，突然撤他的职，名誉扫地后他在社会上怎么见人！如果部长认为用得着我，我不在乎当不当团长，也不一定要当团长才能指挥部队作战，平时就做王庚总团长的幕僚吧。想来王团长也会同意的！”
当时王庚虽想撤掉张远南，但也有所顾忌，一听莫雄此话，就也Сhā嘴道：“这个意见很好，请部长即委莫雄为总团部总参议吧！”
宋子文不加考虑地连声说：“同意，同意。”并立即亲笔委任莫雄为税警总团部总参议，命令他“马上到差。”
此后，莫雄就以总参议名义指挥第三团参加淞沪抗战。
后来，宋子文任命莫雄为代理总团长亦即战时的独立旅长，此后，莫雄指挥税警团参加了淞沪抗战末期的战斗。尽管内讧如此，当时这支部队还是给侵沪日军以很大杀伤。应该看到，宋子文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主张抗战，这一点与蒋介石是有明显不同的。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当时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不满。
时间到了1932年的1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因手中没有实权，所以处处受到蒋介石的节制。这样一来蒋、汪矛盾再次激化，汪不满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于1932年10月愤然离职出国。汪精卫出国后，蒋介石委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于是，具有抗日倾向的宋子文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打算改变一下蒋介石当时的对日政策。
当年12月，宋子文联名孙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一个议案，以期达到抗日的目的。该议案要求蒋介石将军队集中于“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以抵抗侵犯中国领土的敌军”，如有可能，“军队进入满洲收复失地。”该议案还号召全国民众一致抵制日货，并指责全国大同盟对付日本侵略的行动缓慢；指出“中国人民必须效法奋勇抵抗日本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遗憾的是，宋子文等人的这项议案旋即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决了。
1933年初，日寇开始向热河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安德馨营全体官兵300余人力战殉国。于是震惊一时的长城抗战爆发。但因孤军无援，中国军队寡不敌众，没有抵挡住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不久山海关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向长城一线推进。当时，张学良将军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及河北，以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人交涉。山海关战事一开，张学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热河。河北就不能保住。于是决定调长城以内的东北军4万人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当时张学良对抵抗亦没有把握，便致电蒋介石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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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开始其北方之行。随行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等人。宋子文抵达北平后，即在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听取情况的汇报。
2月18日，张学良将军陪同宋子文等人视察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承德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欢迎会上，宋子文慷慨陈词：“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在此期间，宋子文、张学良等人在承德原清帝行官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宋、张联名致电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表示中国军民“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侵略。”张学良还与宋哲元等20余名高级将领发出通电，表示抗战到底并呼吁国人支援。
为了确保热河的防守，回北平后宋子文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计划草案：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辖3个军团；其中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第二集团军司令由张作相担任，辖孙殿英、汤玉麟各一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及冯占海等部义勇军。
2月对日，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二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不料当地守军20万人竟不作抵抗，望风而逃。致使日军长趋直人，于3月4日以百余骑先头部队突入承德，于是热河失陷。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了200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了。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自知失职，先曾表示要亲率王以哲等部去与日军拼杀以收复热河，结果落空。此时的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南京政府，并要求对张学良、汤玉麟等按军法处置。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学良于3月7日电请辞职，以谢罪于国人。8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热河省政府汤玉麟，身膺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缩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去职，交行政院、监察院同军事委员会彻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随即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蒋介石。蒋介石深感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于是就想追张下野，以为自己代罪受过。当时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下野，也有多种原因：一是北方的阎锡山军队和冯玉祥的旧部，都因张学良曾在中原大战中与之作对，所以不听张学良指挥；这就无法靠张学良在北方指挥各军抵抗日寇，而中央军一时又不能调往北方。二是因为张学良体力不支，精神颓丧，统率诸军精力不济。三是蒋介石要张学良为自己代受罪名。后来张学良曾说过，“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失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因眼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则可免同遭沉没；待将来风平流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两人一起相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当年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张学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并补给东北军充足的弹药、以便收复热河的希望，从北平速往保定面见蒋介石。张学良到保定后，首先与先期到达的宋子文会面。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
当即张学良只得表示：“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罪国人。”
9日下午4时，蒋介石所乘专列到达保定，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车与蒋见面。当即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先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则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飞上海，以免夜长梦多；并要张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办妥。此时，张学良只好表示：“我不该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今又丢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首先下来，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同时张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蒋介石一边听着一边言不由衷地连声说：“好，好，好！”
蒋介石离去之后，张学良失声痛哭，并对随从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郭（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但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讲人民是欺骗不了的……”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随即宋子文为其办完了出国手续。4月11日，张学良启程赴欧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张学良后，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为此事帮了忙。听说你与张的交情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张这个人还要用，等到一定时机再说吧。”
4．宋母身后极尽哀荣
公元1931年，人称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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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天灾人祸”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年，应不算夸张。
这一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时间，整个东北三省成了炮火连天的战场；短短几个月内，东北三省沦陷，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此前的6月汛期开始，神州大地一派阴云密布，驱而不散，祈之不走。旋即狂风暴雨，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湖塘横溢，沟渠涨满，甚而江河溃堤一泻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