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两条举世闻名的大河，先是长江告急，后是黄河决口。于是几乎顷刻之间，全国各地均发生了大面积的水灾。据后来史料记载：

7月20日，苏、皖两省暴雨成灾，告急。江南名城如镇江。无锡、扬州、芜湖等地街市尽成泽国。南京长江水位已超过警戒线3．7米，该市3个区街面水深1．2米。芜湖全城水淹，城内最高建筑仅见房顶……

7月25日，长江上游的湘鄂两省也暴雨成灾，灾民无法安置。告急。

7月28日，汉口江堤溃决，全城受到威胁，再次告急。

8月2日，暴雨连下，江汉水涨，汉口全市被水吞没。

8月9日，长江水标达50．5英尺。

8月17日，水标增达55．6英尺，达历史最高纪录。陆地即可航行50吨位的船舶。

8月18日，黄河水涨旋又决口，河南、山东暴雨成灾。

同日，浙江暴雨成灾，告急……

当时，一封封告急电报如雪花般落到南京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时忙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小官员们。这些官员平时“火上房都不着急”，眼下却全都绷紧了神经；机要室接收电报的小姐们，也没有了往日的微笑，甚而有的在偷偷抹眼泪，因为她们的家乡如今已成泽国水乡……

后经统计核对，这次水灾面积共达8省；受灾良田达1．6亿亩；灾民达6000万人。其面积之大，灾情之重，确属民国历史空前。

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大规模地“剿共”，自顾不暇，甚至还一个劲地向宋子文催款要粮。那段时间天灾人祸当前，着实令宋子文上火发愁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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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平均每天要收到十来封来自全国各地的告急电报，要他答复要他处理。他的工作人员和他一起，陷入了忙乱之中，简直疲于奔命一般。

然而，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这众多的电报中，某日忽然有一封来自宋子文家中的急电。原来，宋子文的老母亲于当年的7月23日，在青岛病故。

如此国难未已，家难又来，仿佛雪上加霜了一样。

当下宋子文对老母怀有无限歉疚。在宋家6兄妹中他是长子，而在母亲病重时，他却没能在旁服侍尽孝。此真可谓是，国难当头之际，忠孝难以两全啊。

当即，为奔丧宋子文告假1个月，他把手头上的工作简单交待了一下，便回到家里准备动身。太大张乐恰当时正患病在身，因此无法同行，他只好和姐夫孔祥熙先走一步。

随即，宋子文一行经上海转乘飞机到了青岛。大姐宋蔼龄。小妹宋美龄和两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

“妈咪走了，我来晚了！”说完，宋子文大哭起来。

待宋子文瞻仰完母亲的遗容后，问道：“通知二姐了吗？”

弟弟子安说：“大姐不让通知，我认为不合适，就向莫斯科发了电报。可到现在也没回电，不知收到没有？”

“事不宜迟。先把母亲送往上海，然后再等她。”宋子文决定。

于是宋老太太的遗体由青岛运到上海，停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并在那里设下了灵堂。于是整个宽敞的房间布置得庄严肃穆，花圈摆满了四周，一直到外面的院子里。它们分别是孤哀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孤哀女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两个女婿孔祥熙、蒋中正等家属和亲朋所送。

从花圈上这些显赫一时的名字上看，宋老夫人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其身后的哀荣殊重和显赫不凡，实属中国近代史上所绝无仅有。

就在宋老太大遗体抵达上海的当天，孔祥熙也到了上海。当时宋子文想把母亲的丧事搞得体面一些。知道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尚不知能否来到，便把小妹找来问：“委员长通知了吗？”

宋美龄回答：“通知了。”

“他能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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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说能来也没说不能来。”

“小妹，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让他一定回来。”宋子文下命令似的。

于是宋美龄再一次拨通蒋介石的军用专线电话，恰巧蒋介石正因连吃败仗而上火牙疼呢。当即宋美龄咬钢嚼铁地说道：

“大令，我不管你牙痛不牙痛，你一定要回来。”

听蒋介石在电话里犹豫，宋美龄又紧叮一句说：

“还记得当年吗？你为了我到日本，向老太太求情。要不是老太太，能有我们今天吗？……你也可以不来，我并不非要求你。”宋美龄一下子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电话里蒋介石顿时缓下了口气说：“子文、祥熙都到了吧？”

“他们都在等你哩！就缺你这个孝顺的女婿了。”宋美龄又激将道。

“庆龄从莫斯科回来了吗？”蒋介石问。

“电报已经来了，很快都要回来了。”宋美龄回答。

“好，我回去。”蒋介石终于下了决心。

“这还差不多。”宋美龄道：“你什么时间回来？”

蒋介石回答：“最迟明天下午。”

宋美龄放下电话就找其兄通报情况，宋子文听罢十分高兴。

因为宋老夫人病逝时，宋庆龄尚在国外，故葬礼不得不延期举行。8月13日，宋庆龄自欧洲回到上海。于是宋老夫人的治丧委员会决定：8月17日“开吊”，18日“出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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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17日，为宋母倪大夫人开吊之期。灵堂即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外客厅中，厅外悬挂着南京政府颁给的“­精­忠报国”四宇横匾一方，灵堂内满置花圈挽联，备极庄严。宋老夫人躺在万花丛中，面目安详，接受着四方客人的凭吊。当日上午8时至下午6时，中外宾客往来凭吊者，络绎不绝。当时的来宾中包括：赵晋卿、张群、王晓籁、王一亭、杜月笙和日本公使重光葵及各国领事等，可谓尽是各界名流。

当日12时30分，公祭开始。

南京政府特派参军杨啸天、田沛卿二人主祭，就见彼二人分立两旁。然后由上海市长张群代表南京政府，致祭于宋母倪太夫人之灵，其辞曰：

呜呼，奇惟贤母，系出汉儒，箔灵珠浦，钟秀罗浮；幼著柔嘉，长称淑慎，别葛知勤，采寂识敬；相其夫子，经营四方，比翼万里，联壁一堂；教有义方，既周且至，封的敦廉，丸熊励志；令仪今誉，遐尔闻名，鱼轩就养，鸠杖看山；九点烟青，二陵峰碧，一旦仙游，速归公宅；人怀裁范，国褒女宗，陇罔纪德，彤史扬风；一代哀荣，始终有则，醉酒陈词，灵其教格。

当场张群极尽溢美之辞，且亦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对宋母的最高评价。试问现代中国社会还有哪一位母亲可以与之相比！宋母养育的三姐妹又三兄弟，个个天生丽质，聪明过人；且个个皆是当时的国家栋梁。如此伟大的母亲，身后哀荣殊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第3天亦即8月18日，是为宋母倪太夫人举行葬礼的日子。

由于宋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故当日清晨6时先举行了宗教仪式--宋氏家人及亲友齐集宋宅花园草坪上，当时按照儿女的年龄大小依次排列的顺序是：宋蔼龄、孔祥熙、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等。仪式开始后，先听牧师讲述倪太夫人的生前恩德和为人。

当时就见牧师开头引了几句《圣经》中的话，接着就以倪太夫人的口气说：

“我现在坐在一片草地上，天空飘着云彩，周围开着鲜花，环境是这样优美，空气是这样清新，我感到非常愉快

那声音，那话语，竟像倪太夫人快乐地和大家告别似的。

于是在牧师的带领下，宋家儿女们齐唱赞美诗，顿使悲伤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让老夫人的灵魂，在我们的祈祷下升人天堂吧！”随着牧师的一声祈祷，出殡开始了。

蒋介石带领他的政府代表团，此际亦如期赶来。并且，其声势之大，人员之多，前呼后拥，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那天蒋介石抵沪时，身着青­色­长衫，头戴草帽和墨镜。待他抵宋宅后，旋即改换黑布衣袍，黑袜黑鞋，以示哀悼。

宋母的灵枢原定那日清晨5时由西摩路宋宅出发，故参加的政府部长及亲友，均于晨4时30分前就在宋宅集合。后因蒋介石来沪奔丧，当晨5时40分才赶到宋宅，故出殡改迟至6时30分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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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军乐队鸣锣开道，宋子文等三兄弟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三个女儿来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女婿孔样熙、蒋介石依次相随前行。宋家三姐妹等，均全身“衣黑纱旗袍、布履。黑­色­纱袜，面罩黑纱，垂首饮泣。蒋、孔两氏亦衣黑纱长衫以克尽半子之礼。”

随着一声“灵起”，当场就见宋庆龄哭声尤烈。大概因为联想到政治把亲情分开，她犹如一只离家的孤雁，故更加悲痛不已。

当时参加和保卫葬礼的部队，有上海警备司令部宪兵一个营和军乐队、海军部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和军乐队、公安局警察第一大队全队包括车队和军乐队，以及英法两租界中西巡捕和各军警机关侦缉员等，总数不下千余人。

送葬队伍从西摩路出发，至万国公墓。十里长街，警备森严。

整个送葬队伍由公安局车队及捕房探捕为先导，沿途巡视；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为总指挥。而现场来宾有何成浚、贺耀组、连声海、杨杏佛、虞洽卿、张群、马福祥、朱培德。王正廷、杜月笙、黄金荣、陈绍宽、王柏龄、蔡元培等。此外，于风至女士、于右任夫人、戴季陶夫人等，亦亲自前往送殡。

当日上午9时许，灵车至万国公墓中央礼堂，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及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还有蒋介石、孔祥熙等人恭站灵前；由江长川牧师主礼，举行了一次约5分钟的小小仪式。而当灵枢伴着牧师的祈祷送人墓­茓­时；宋家姊妹的泣声遂变成了嚎陶大哭。

宋子文悲痛地哭道：“我们没有妈咪了！”

宋庆龄扶着小妹哭喊：“妈咪，我在此，你在哪里？”

哭声顿时传染了姊妹们，他（她）们拥在一起悲伤地哭泣着。此时，众人目光投向蒋介石，只见他亦频频以巾拭目。

接着，10名身着蓝­色­长衫的彪形大汉，在棺上覆盖以党旗和国旗两面，并对灵枢加封。

当日9时50分，葬礼完毕。

宋母倪太夫人墓­茓­在礼堂前左首亦即宋子文父亲宋耀如先生墓西侧，­茓­深5尺，­茓­内铺以水泥，墓外四周铺以青草。宋子文等依次在墓前最后行三鞠躬礼，以向母亲告别。

宋母的葬礼后，宋家的兄妹姐弟重又回到母亲的住宅。但在对母亲的故宅如何处理上，姊妹几个又发生了分歧。宋蔼龄坚持把旧宅交给教堂，因为母亲一生信仰基督；宋美龄则坚持保留下来，作为宋家兄弟姐妹连结感情的纽带。当时宋庆龄首先站起来支持小妹美龄。最后，大家也同意了美龄和庆龄的意见，于是事情才算了结。

然而，当时在宋家姊妹中，亲情使他们团聚，政治又把他们分开。就在倪太夫人的葬礼后，宋家兄弟妹妹由于不同的政见，致使他们很快地分离了。宋庆龄因不满蒋介石对中外进步人士的镇压，继续高举孙中山先生的旗帜，并着手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美龄则支持丈夫转返江西，指挥“剿共”军事；而宋子文、孔祥熙二位，亦返回南京，应急水灾救济事宜……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时光悠悠，沧海桑田。我们不禁想起宋老夫人生前的遗嘱，待将来其子女们辞世后，都要安葬在她们老夫­妇­俩的墓周围--生前是骨­肉­，死后是魂归。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天只有宋老夫人的二女儿宋庆龄女士归孝了；而其他已故的子女如大女儿、大儿子和小儿子却仍然落葬异国他乡，未能回到父母的身旁。至于迄今仍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宋美龄女士，我们想，迄至今日她或许该有落叶归根之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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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子文遇刺之谜

事情无独有隅，亦言祸不单行。

如果说1931年是南京政府“天灾人祸”的一年，那么这一年的7月23日，则是宋子文“祸不单行”的一天了。

这一天，宋母倪大夫人在青岛溢然去世。亦是这一天，宋子文又在上海北站遇刺。所幸的是，此次行刺结果未遂。

这件事情的起因，还需从头说起。

早在1930年下半年，一世枭雄蒋介石逐鹿中原，当时的几个有力的对手接连败北，结果蒋介石大体上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对此，蒋介石暗感“上帝恩赐”，情不自禁竟做起“总统”梦来。当时他也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而上帝在哪里？先前在他向宋美龄求婚时，岳母曾给他讲过《圣经》和基督的故事，并劝他人教；当时，求婚心切的蒋介石也满口答应下来。转瞬几年过去，如今炮火停止，硝烟已散，南北大同，似乎真有一只基督的神手在暗中助他成功似的。如果说当初蒋介石对基督教还半信半疑的话，此时他已彻底由疑转信，并称基督为上帝以为他普降甘露了。所以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向宋美龄提出人教之事。于是，在宋美龄的安排下，1930年10月23日夫­妇­二人携手回到上海。然后在宋家老宅，由美籍传教士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为蒋介石洗礼人教。

当时蒋介石人教，并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为结好宋家以及欧美各国。因宋家与美国交情甚笃，眼下日本靠不住，靠近美国就必须亲近宋家，这是其一；其二，此前蒋介石与宋子文在抗日问题上已有不同政见，致使二人关系有些紧张，人教也为缓解这种矛盾；其二，宋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和其姐夫孔祥熙当年是其红娘，人教更能取得他们政治上的信任和支持，以便为蒋荣登“总统”宝座更加奔走卖命。正因有这三条，蒋介石才铁下了皈依之心。

蒋介石入教后，常向下属炫耀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大讲基督的“博爱仁义”以及西方信教的文明史。而实际上是为他这个“上海十里洋行”出身的投机者搽油抹粉，正名镶金，以为来日其荣登“总统”宝座创造条件。

在这个渡人耳目的幌子下，当时蒋介石的权力欲极度膨胀。比如他提出早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这实际就是他想登上所谓“总统”宝座的第一步。因此早在1930年，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蒋氏实欲于国民会议提出总统，然不敢明言……拟收买云贵及长江以南之各省猪仔代表，于开国民会议时临时提出修改约法，加入总统。”

而胡汉民这位在国民党中有资格的要员、当时的立法院院长，也与孙科看法略同。对于蒋介石欲谋总统之企图，当时他亦竭力抵制。同时蒋氏的独裁，更早使胡汉民不满。蒋、胡之争可说由来已久。

一次胡汉民公开发牢­骚­说：

“有一次，在中央党部会议，议决了什么案。这案议决了，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思。这时蒋介石在前方。我听见立夫这么说，先站起身说话……大家也忍不住了，[..]慨然说：‘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作准，又何必提出来？’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告诉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对任何事件总说：‘介石不知意思如何……’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

当年胡汉民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目的就是要遏制和反对蒋介石权位欲的无限膨胀。

但不久有人就把胡汉民上述的一番话传给了“剿共”前线的蒋介石。据说当时蒋介石雷霆大发：

“娘希匹，你胡汉民不就是立法院长吗？不行我撤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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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又有人把此话传给胡汉民。胡汉民当即伤心泪下：

“我胡汉民出以公心，以党国利益为重，好像我这个立法院长是哪个封的！独裁！最大的独裁！他不仁我也不义！”

于是待后来蒋介石从江西回到南京后，二人为“约法”之事动了肝火。当时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蒋介石甩掉了帽子，胡汉民拍红了巴掌。后来多亏宋子文等人出面相劝，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可是蒋介石对此却耿耿于怀，记恨心头，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又发生了后来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极其痛心的事情。

1931年2月28日，夜黑如墨，天狗吞吃了月亮一般。

胡汉民正在家中看报，突然撞进两名膀大腰围的军人，声称蒋总司令邀胡赴宴议事，并呈蒋介石的手书。家人情知凶多吉少，力劝胡汉民不要去。胡正犹豫呢。可那两个军人却连推带拉地把胡汉民带到了门外，塞进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吉普车，送到了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作战室内。

“你们不是说蒋总司令宴请我吗？”胡汉民当即愤怒质问。

“是的，蒋总司令宴请你。这是菜单，你看看吧？”一位军人随即呈上一封指控胡的信件。信上已加了蒋介石的许多红笔批注，并就此构成了胡的所谓罪状。其中包括：

一是勾结汝为（许崇智）；

二是运动军队；

三是包庇陈（群）、温（建刚）；

四是反对约法；

五是破坏行政；

胡汉民一看几乎昏了过去，连声大骂：“这是栽赃，无中生有！”

“什么栽脏？”说话间，蒋介石进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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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蒋的，你们……你们这样不择手段地整人，不是栽赃是什么！我胡汉民还能­干­下去吗？”胡汉民怒火中烧也出言不逊。

蒋介石冷笑一声，顺势说道：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

蒋介石一面说着，一面拍着胸脯。

但从此胡汉民这位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主席”，并且是蒋介石“最尊敬”的政治家，便被幽禁于南京汤山，犹如笼中鸟一样失去了行动自由。

胡汉民无故被囚，一时党内要员哗然。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最后其所谓的“约法”议案无一人反对，竟顺利通过了。

但当时的天下尚不完全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国民党内也并不从此太平无事，党内各派反蒋势力又抬头了。当时胡汉民派和孙科派的中委，先后相率南下；并且新任立法院长林森也弃职离京；原司法院长王宠惠远走国外；桂系、汪派、西山派以及唐生智、李烈钧、唐绍仪和陈友仁等一些受蒋打击或对蒋不满的人，当时都相继起来活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一到广州，因为陈济棠自代李济深主政广东以后，手握重兵，便为他们提供了反蒋的物质基础。

当初，胡汉民被扣押的消息传到胡的家中，真急死了人一般。胡夫人为营救丈夫，当即被头散发地找到了老亲家--林焕庭商量。本来林焕庭对老蒋也早有成见，听到此事更使他怒火满腔，旋即一个不仁的计划就在林焕庭心中孕育。于是林连夜邀请好友李少川并暗中疏通王亚樵。林要借刀除掉蒋独裁，以解救胡汉民。

这时，因“约法”之争，导致国民党内部分裂，孙科等人在广州举旗设营，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闻听林焕庭的计划后，孙科暗下极力支持。因为暗杀可使南京失主断梁，变成无首之龙，而“广州政府”便可乘虚而入，并取而代之。

再说王亚樵自从北伐结束后，便与蒋介石闹翻，后来还险遭老蒋的暗算。为报一箭之仇，暗杀蒋介石也是他早有的主意；只是势单力薄，没有实施罢了。眼下闻听林焕庭筹划此事，王亚樵便一口应允下来，并秘密接受了“广州政府”的20万元巨款。于是一手立据一手交钱，这笔“买卖”便成交了。

当时王亚樵手下有两员得力大将，皆是非常能­干­。一是郑抱真，一是华克之。由他们组成“铁血锄­奸­团”，王自任总指挥并且总部设在大上海。根据当时蒋介石的行迹和他经常穿梭于南京和庐山两地，王亚樵向南京派去郑抱真，庐山派去华克之；先侦探行踪，以便下手。

说­干­就­干­。这天傍晚郑抱真带着他的“铁哥们”乘车去了南京。旋即通过关系探知，蒋介石近日乘军舰沿长江去庐山，下榻太乙峰别墅。这个消息报给工亚樵后，王好生喜欢，他连夜又派华克之去了庐山。

华克之走后，王亚樵生怕枪支子弹不够用。经与助手一番密谋，他派人又买了一只金华火腿并用刀将其挖空，把两支手枪和子弹封装里面；旋即火速派人送上庐山。

这天蒋介石一行正好亦赶到庐山。

夕阳西下，蒋介石吃过晚饭，便到太乙峰前的竹林里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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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青翠的竹林，被夕阳的余辉穿透，在庐山的浓雾里发出紫红­色­的光环，放­射­出千万道金针银线，一时令蒋介石心恰神往。蒋介石每次到这里时，总免不了兴致盎然地感叹一番。

殊不知今天的竹林已今非昔比，似乎显得格外的沉寂，连鸟的叫声也听不到了。因为那竹林的后面已露出了黑­色­的枪口，目标正对着吟诗作兴的蒋介石。

“叭--”一声枪响，倏地打破了竹林的沉寂。

“谁？”蒋的侍从官刷地拔出枪来，警惕地巡视着四周。

同时又有侍从扑在蒋介石身上。

这一枪是陈成打的，但慌忙之中，他其后连发两枪均未命中目标。随即陈成被发现了，蒋的侍从立刻扣响了扳击，子弹­射­中了陈成的头部。结果，陈成倒地身亡，而蒋介石安然无恙。

事情败露后，华克之等急忙撤回上海。

蒋介石虽然大难不死，却着实虚惊一场。而后他便更加强了防备，每到一地警戒森严，前挤后拥。一时使郑、华二人无法下手。

而王亚樵觉得花了人家的钱，事情不成也无法向人交待。经与出资方商量并征得同意后，王亚樵决定改换目标：刺杀宋子文，以期杀­鸡­吓猴。宋子文当时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亦是蒋介石的“输血机器”，刺宋成功亦可以断绝蒋介石的财源，逼蒋下台；同时宋的戒备又不如蒋介石，行刺易于得手。

于是王亚樵在上海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针对宋子文经常往来南京、上海一线，决定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时下手，然后施放烟幕弹撤退；并为此制定周密计划，秘密布置。接着郑抱真指挥南京行动组住进仙鹤街余立奎家，上海行动组由王亚樵亲自指挥，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幢三层楼房作为据点。同时他们又对宋子文的行踪再次侦探，得知宋子文家住上海西摩路141号，每逢星期五宋自南京返沪，再于下周一返南京办公。

就这样，又一场密谋中的行刺在悄悄进行之中。

当时上海的八仙桥处有一和平米店，这是王亚樵的另一据点，以专营淮北船帮贩运到上海的大米为掩护，赚了钱作为“铁血锄­奸­团”的活动经费。米店里郑抱真为老板，郑手下有几名伙计，其中有一绰号为“小泥鳅”的人，极为活跃神通。当时，他已利用各种关系钻进了虹口安清帮中，并与日本浪人有秘密来往。

在这次行动中，郑抱真便派他去秘密购置烟幕弹。

很快，小泥鳅在安清帮首领常玉清徒弟的协助下，用高价从日本浪人手中弄来一枚秘制的烟幕弹。

但在购烟幕弹时，小泥鳅发现库房还有二枚，经他巧妙套话得知，这二枚烟幕弹是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亦拟23日那天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时用的。小泥鳅听后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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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军人为何要谋刺其驻华公使呢？50年后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披露了此一事件，其实，当时这是日本策划侵华战争中的一大­阴­谋。当时的内幕是，田中隆吉拟在上海暗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然后栽诬中国，并以此挑起军事冲突。此外，因重光葵执行的是“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及扩大在华的权益，并且反对使用武力，所以当时日本军人把他作为暗杀目标。

事情竟是这样巧合，两组暗杀竟掺合在了一起。

再说那郑抱真坐车到了南京。他在南京夫子庙找地方住下来，当晚便与财政部的一名主办会计--亦是朋友接上了头。

朋友相邀无话不谈，再加上郑抱真诱人的大额现金相送，果真是没有不上钩的鱼，很快那会计便实情相告说：

“不瞒小弟说，我虽然官不大，宋部长也得听我的。他每天到哪儿去，都向我招呼一声。而我每天都要向宋部长汇报外汇市场行情。所以他的行动我清楚……”

接着，二人又相约接头地点，事情就这样搞定了。

7月22日下午。宋子文对其属下的那个主办会计说：“顷接青岛电报，知母亲病重，准备今晚回沪打点，不日去青岛。”

很快，郑抱真便得到了报告。他看了看时间不早，便立即密电王亚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

那天，郑抱真发完电报，松了口气刚到旅馆躺下，就听“咚咚咚”有人敲门。

“谁呀？”郑抱真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免吓得魂不守体。

“是我。大哥。”

“啊，小泥鳅！”

郑抱真上前开了门，急问：“你怎么跑来了？我还以为是谁呢！”

小泥鳅气喘吁吁地说：“大哥，不好啦！”

“怎么不好，坐下来慢慢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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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买到烟幕弹后，探知田中已收买常玉清在北站同时刺杀重光葵，然后嫁祸中国人，以便在上海实施战争。”

郑抱真听一惊“他们什么时间动手？”

小泥鳅道：“常玉清也已知道宋子文23日到北站，届时也趁宋子文和重光葵走出贵宾门时行刺。”

这里重光葵为何与宋子文同时到上海呢？原来重光葵的基地也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因每周一他到南京公使馆办公，来往宁沪的时间和宋子文基本一致。虽然重光葵在南京主要与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交道，但和宋子文也常往来，关系甚密，并经常同乘一列尾部的花车回上海。所以日本刺客认为这是行刺重光葵的最有利时机，并拟行刺得手后也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同时将写有“斧头党”（铁血锄­奸­团前身名称）的未响炸弹及武器丢在车站内外，以制造栽赃王亚樵的证据。而这样一来，中国就必须承担责任。”

“你来前，找到王亚樵吗？”郑抱真急问。

“我到处找他不在，所以特赶来向你禀报。”

郑抱真一拍大腿道：“坏事了，时间来不及了，我已向王亚樵发了电报。迫也追不回来了！”

“那可怎么办呢？”小泥鳅也感到问题严重。

“明天王亚樵行刺宋子文，常玉清暗杀重光葵，届时二人必死无疑。但结果，王亚樵正好为常玉清作了掩护，日本军方很容易将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身上。一旦中日冲突骤起，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成了民族的罪人。”

说话间华克之赶到，他主张立即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突变，停止刺宋。”

“好是好，只怕时间已来不及；且电文也难以说清，更要冒泄密的风险。”郑抱真道。

当时3人急得团团转，想不出任何好的办法来。

万般无奈之中，他们毅然决定，3人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的快车去沪，抢在宋子文和重光葵出站之前对空鸣枪警报，以便提醒他们别出车厢，从而破坏常玉清的计划；同时，他们3人估计王亚樵见情况突变，也会停止行动。

且说王亚樵接到郑抱真的密码电报后，便马不停蹄地在上海北站作了周密布置，手下人员分三组以旅客打扮，设成了三道阻击线。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猎物入网。

与此同时，另组杀手--常玉清也亲率门徒来到了北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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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人马安排就绪后，只等重光葵和宋子文并肩走出车站，然后动手。然而常玉清根本不知道王亚樵的人马也在这里作了布置，更不会知道郑抱真的“紧急措施”。于是，一场密谋策划的“刺杀混战”在不知不觉的错位中等着开场了。

此时，一辆满载旅客的火车正在沪宁线上疾驶。

日本公使重光葵带着两名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着6名贴身卫士和机要秘书唐腴，乘坐在最后一节花车上。此时，他们万万没有意识到大祸就要临头，一边交谈一边欣赏着已渐清晰的大上海的万家灯火……

进站时，列车减慢了速度。

列车停稳后，日本公使重光葵和宋子文这边的一行人，下车后方待向车站出口处走去，猛听“叭叭--”两声枪响，旋即车站内外枪声大作，弹如飞蝗。一时间；旅客们争相奔逃。

那边重光葵和宋子文等人，一见情形不好，也慌忙躲避。

原来，前面说到的郑抱真和华克之二人，方才见宋子文和重光葵下车后已经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王亚樵和常玉清的伏击圈内了。情急之下，二人不顾一切地紧急对空鸣枪，以示报警。

于是慌乱之中，那边常玉清一­干­人马不及细辨，只捡一个手持黑­色­皮包的人当成日本公使重光葵，一阵乱枪­射­击，那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而这边王亚樵等人，也把宋子文的贴身秘书唐腴错当成了宋子文。当时枪声一响，那位唐秘书方待躲避，不料一下竟数弹中身，脚下一软扑倒地上。当时走在唐腴肿身后的宋子文，一见唐中弹倒地，不免心下慌张也跌倒在地上。后经卫士抢救，旋又躲进站长室，最后宋子文竟一根毫毛未伤。

混战过后，众人方知此次暗杀中，替重光葵和宋子文冤死的，分别是日本公使的贴身保缥和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肿。那位唐腴当时年仅32岁，刚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且刚刚新婚不久，不想竟这样没头没脑地替人送了命。

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为《子弹没有击中宋》，其中登载了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的叙述：

我正往车站外面走，在我离出站口大约15英尺的时候，有人突然从我的两侧同时开枪。我意识到我是­射­击的目标，立即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入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整个车站很快被刺客们的左轮手枪发出的烟雾所笼罩，乱枪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卫兵们则开枪还击。整整过了5分钟，车站的烟雾才消散。我的卫兵们看见至少有4名刺容在开枪，可刺客的人数也许还要多些。当烟雾消散的时候，我们发现同我并肩走的我的秘书，肚子、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子弹是从两侧打进他的身体的。他的帽子和公文包弹痕累累。我比他高好多，可是我哪儿也没有伤着，简直是个奇迹。

当时究竟是宋子文命大，还是谋划他的人只是想吓吓他，提醒他小心；别跟蒋介石做坏事！这里已无从考证，只能作为悬案了。

不过，从宋子文遇刺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政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动荡不安；甚而没过多久，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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