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时飞抵上海，亲自坐镇，对爸爸的手术医疗工作做出了缜密的安排。
周伯伯到华东医院看望爸爸，转达党中央批准进行手术治疗的决定； 他指示中央卫生部组织国内最优秀的胸外科专家、麻醉师、外科护理人员，汇集上海华东医院； 他多次参加医生们的会诊，研究最佳手术方案，制定一整套在手术当中发生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争取万无一失；他考虑到手术当中要确保电力供应，指示安排备用发电设备；他指示对爸爸做手术一事对外要严格保密；他指示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在爸爸手术过程当中以及手术后，都不要离开爸爸身边；他亲自在手术前夜宴请医疗组主要专家、护理人员，一位一位地找他们谈话，再三嘱咐，一定要争取手术成功；他考虑到妈妈的身体不好，决定不让她在爸爸手术期间到医院守候，而是由他亲临守候；他考虑到子女们年纪尚小，决定不将爸爸做手术一事告知，中共上海市委执行他的指示，通知所有与我们几个孩子接触的工作人员口径统一，只说爸爸的病不能受到感染，孩子们暂时不便前去医院探望……
4月20日上午给爸爸做手术。一早，周伯伯就到达华东医院等候。三个小时的手术很顺利。周伯伯亲自探望尚在麻醉状态中的爸爸。直到爸爸苏醒了，他才放下心来。
五一节一早，我被允许去医院探望爸爸。事先，市委陈书记专门找我谈话，介绍爸爸的病情和手术经过。我强忍着泪水听着介绍。泪水终于不可阻挡地涌了出来。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的眼泪如泉涌。爸爸日夜工作，平日生活简朴，饮食简单，完全不为个人着想。现在，他能承受得住这种大手术吗？爸爸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我感受到爸爸的伤口在痛。我的心在痛。
我心情紧张地走进门外设有警卫的华东医院一楼西的房门，双手冰凉地走向爸爸的病房。本以为见到是卧床不起、身体虚弱的病人。走进一间明亮整洁宽敞的病房， 爸爸没有卧床，而是在躺椅上。除了更显削瘦之外，依然面带着那熟悉的亲切微笑。
从中山医院调来的护理业务优秀的外科护士长王麟爪告诉我：“首长为了等你来，一早就从床上起来了。”缝30多针的伤口刚刚拆线。一贯体贴人的爸爸为了减少我的担心与紧张，忍痛坚强地离开了病床。
柯六六回忆柯庆施：爸爸的身影（21）
看见爸爸慈祥的微笑，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我紧握着爸爸的手，突然，发现爸爸正望着我的双眼中晶莹闪烁，是泪水。
我第一次看见爸爸的泪水。
我被爸爸深深的情感震憾了！我第一次深切地了解到爸爸的情感是多么深沉、真诚、丰富与细致。
为了不让爸爸看见我流泪，急忙转过身去，打开那只由日本大阪市的市长中马?馨先生刚刚送给爸爸的“松下”牌半导体收音机，调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剧场节目。爸爸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又露出他那平静而亲切的笑容。我告诉爸爸，广播剧场这个节目是话剧和电影演员们，用广播的形式播出的优秀剧作，拟音师根据剧情做出诸如下雨、跑步、车行等各种声响效果，使剧情活灵活现。这个节目特别吸引人。爸爸过去只有空收听天气预报，如今卧病在床了，便与收音机交上朋友。那台日本的“松下”，后来是一台南京产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从此忠实地陪伴在爸爸的身边。从那天起，爸爸也加入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场节目忠实听众的行列。王护士长告诉我：“你这个办法真好，首长每天都按时收听广播剧。”感谢上海广播电台广播剧场节目，为爸爸在病中提供了多么可贵的帮助！
为了尽快恢复健康，早日工作，爸爸服从医生们的一切治疗，连几十年的抽烟习惯也彻底抛弃了。我对爸爸说：“戒烟并不难，不过是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一句幼稚的话，说得爸爸轻轻地笑了。他不能哈哈大笑，伤口还在疼。
1964年6月初，爸爸出院了。手术后需静养，依照组织上的安排，爸爸住进市委招待处的招待所兴国路一号楼。这是一幢欧式的老房子，过去我常随父母到这儿来看望聂荣臻伯伯等来沪的客人。
爸爸身体虚弱，不便爬楼梯，住在楼下朝南的一间房间。我们四个孩子每个星期天去看望他。几个月来，妈妈完全忘记自己病弱的身体，陪伴着爸爸。日夜的操劳和担忧、紧张使她比过去更显消瘦了。
爸爸出院后病情不稳定，发过烧，犯过心脏病。在他出院的第三天就开始发烧，医生诊断他患了流感。持续的发烧使爸爸筋疲力尽。爸爸的抵抗力很差，我们去看望他时，只能站在阳台上，从玻璃窗外向他招招手。
党中央安排爸爸去北戴河休养。海边的空气和气候对他养病有利，同时也是让他离开上海，以安心静养。行程定在1964年7月14日晚7点。7月14日大妹妹五四考中学，爸爸等她考完试，全家同行。
7月13日下午，孩子们来到兴国路与父母团聚。那天气温很高，爸爸说晚饭就在草坪上吃饭吧。爸爸生病住院的三个多月以来，我们全家第一次吃团圆饭。晚风习习，全家围坐在餐桌前。爸爸微笑地看着孩子们，心情十分愉快。晚饭很简单，绿豆粥加馒头。但那是一次令我难忘的晚餐： 爸爸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全家人又能围坐一桌了。晚饭后，市委办公厅在住处为父亲放映电影。爸爸没有拒绝这一安排。他很高兴地一手牵着小弟，一手牵着小妹走出客厅。宽大的过道，被服务人员布置成临时放映室，搬出一套沙发，面前竖起一方雪白的幕布。放映了一部国产新片，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主演的《青山恋》。我曾担心爸爸的身体能否坚持坐上一两个小时，爸爸看完了整部片子，看完之后他问我们，好看不好看啊？当然很好看啦！能和爸爸一起看电影，太好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柯六六回忆柯庆施：爸爸的身影（22）
7月14日晚饭后，全家驱车来到上海北站，坐火车前往北戴河。
爸爸有言在先，不麻烦市委的同事们为他送行。
司机郝俊把那辆苏制双排座黑色吉姆车，稳稳地直接开进北站贵宾室的通道。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敬爱的首长七年来最后一次乘坐他的车。
前来送行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中共华东局办公厅的几位同志。
常年跟随爸爸东奔西跑的公务车挂在北上客运列车的最后一节，整装待发。上海铁路局公务车乘务小组年轻的女乘务员小楼和同伴们，笑容满面地站立在月台上的公务车门前，迎接着很久不见的首长。
爸爸与送行的同志们挥别。
爸爸向他工作了十年、他深爱与熟悉的上海市和上海人民挥别。
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北戴河距京城280公里，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纯净的空气，使这座小渔村成为风水宝地。至1949年，北戴河海滨境内中外别墅719幢，其中外国人修造的别墅483幢，涉及20多个国家。1964年的北戴河多是沙土道路，保持小渔村的淳朴风情。海边夏季的中午和下午气温较高，感觉炎热，但夜晚则离不开棉被。
周伯伯派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从上海一路护送爸爸安全到达北戴河， 在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纷纷前来看望爸爸。
爸爸开始了他的锻炼计划，每天早上和傍晚出门散步，逐渐增加路程，在两个多月中，他走遍了附近的大路和小道。
下午户外比较热，爸爸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收音机。有时和妈妈、秘书、护士等在小过厅的餐桌上打几把扑克牌。
一天爸爸正在打牌，我看到他白色汗衫的背后被汗湿透了，就去拧个热毛巾为他擦汗。掀起他的汗衫，我第一次看见了他身上那一尺多长的手术刀痕！
我拿着毛巾轻轻地、微微颤抖地为爸爸擦去背后的汗水，努力忍住心疼的泪水。
我在心中默默地深切祈盼爸爸早日恢复健康！
爸爸有所觉察。当晚，他把四个孩子叫到面前，要小弟掀开他身穿的汗衫，让我们看他身上的刀痕。他对我们说：“爸爸现在已经不感到痛了，你们不要害怕。”
深思远虑的爸爸教育孩子们要勇于面对现实。
那年，小妹才9岁，正值无忧无虑的年龄。
从那天起，孩子们都像突然长大了，更懂事了。每次散步，身材瘦小的小弟、小妹都抢着去搀爸爸的手。哪怕能助爸爸“一指”之力也好。
家中有四个上小学、上初中的孩子，却听不见大声喧哗，更没人斗嘴吵闹，孩子们相互都很团结。吃完早饭，不用招呼，孩子们都坐在阳台的小圆桌旁，打开暑期作业本，低着头专心地做功课。吃饭时，孩子们都跟妈妈一样，希望爸爸能多吃一口东西。记得有人送来一点新摘的蘑菇，花师傅的手艺很高，做成一碟鲜美佳肴。孩子们每人尝了一口，都说太好吃了。爸爸说：“好吃就多吃一点啊！”孩子们对这碟鲜蘑都不再动筷子了，留给爸爸吃。
虽然住在海边，但在我们家的餐桌上没见到过海螃蟹、大对虾等海鲜。爸爸在养病中仍然坚持不搞特殊化的原则，对他的特供待遇也不接受。他严格规定： 在我们家的饭桌上，不准出现山珍海味、大鱼大肉，这些脱离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东西。
爸爸爱吃煮玉米。逢五逢十的日子才能赶大集，秦叔叔就带着五四、小弟去北戴河附近农村的集市，去购买新鲜玉米等食品。为了给爸爸增加营养，母亲有时请秦叔叔去集市上买只活鸡回来熬汤。爸爸爱吃京味打卤面，母亲就去厨房亲自动手做拉面。
爸爸虽然多次来过北戴河，但每次都忙于工作，没有机会品味北戴河。这次来，爸爸几乎每天早、晚都坐在中直第六浴场阳台的藤椅上静静地凝望大海。
转眼快到8月底，孩子们就要回上海上学了。爸爸妈妈继续留在北戴河。清新的空气和平静的生活，对爸爸的健康十分有利，他的体力有所恢复。
就要离开父母的身旁，一种不安的感觉在心中油然而生。就连我最心爱的大海也不能使我快活。我常常感到很无助。
傍晚，我坐在阳台上，呆呆地望着远处落日下色彩斑斓的海面。爸爸走了过来，在我身边的藤椅坐下。
爸爸问我在看什么？
我依依不舍地说：“在看大海。回上海就看不到了。”
爸爸不说话了。
不知不觉中，我右手的小姆指与爸爸左手的小姆指勾在了一起。
爸爸和我就这样默默地一同遥望着大海，父女二人的小姆指紧紧相勾。
无言之中，父女间心灵相通。
此情此景定格般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回想起来像是在昨日发生。
爸爸这是在和我有约啊！
这是心灵的约定，我一定履行。
李晓林回忆李雪峰：我们永远怀念你（1）
我们永远怀念你
——纪念父亲李雪峰诞辰100周年
李晓林
父辈简介：
李雪峰 1907年1月生，山西永济人，1933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起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37年1月起任中共直中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起任中共晋冀豫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938年2月起任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8月起任中共晋冀豫区委书记。1942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委员。1943年10月起任中共太行区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起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48年5月起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1949年3月起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军区政委，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7月至1954年任中南局副书记。1953年1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4月至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5年1月至1956年1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1956年1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1960年11月至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5月至1967年初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8月至1971年1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8年2月至1971年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4月至197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初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2003年3月25日在京逝世。中共第八届、九届(任职至1971年1月)中央委员，第八届(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九届(任职至1971年1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作者简介：
李晓林 女，1942年出生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山西省辽县（左权县），1966年3月入党。1967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1970年至1978年先后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安徽六安军分区工作。1978年起任青岛植物园技术员、党支部书记，青岛园林局党委副书记、青岛市纪委副书记。1987年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90年任国家科委农村科技司副司长、助理巡视员。2002年退休。
1993年，86岁的父亲得了心脏病，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病魔开始缠上了他，1998年10月，母亲医院检查发现患了肺癌，次年7月母亲去世的第二天，父亲住院就再也没有出来，2003年3月15日凌晨，他在病床上轻轻翻了一个身，也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晓林回忆李雪峰：我们永远怀念你（2）
2007年是父亲百年诞辰，我们兄弟姐妹聚会，回到父母曾居住过的家。环顾四周，卧室的床上，被褥依旧，似乎还留有父亲的体温；书房的桌上，摊开的书报依旧，放大镜、红蓝铅笔整齐地码在桌前，分明他没有走远；客厅墙上的相框里，一片望不到边的黄叶中，父亲挺拔地迎着秋风，看着我们，清瘦的脸笑着，音容犹在，虽然父亲去世已五年了，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真正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他和党内那一代许多人一样，为穷苦人翻身、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切，也蒙冤遭受了不公正对待。父亲忙于工作时，没日没夜，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见到他；父亲蒙冤被诬陷隔离关押时，我们又不可能见到他。晚年的父亲，才和我们相处的时间多了。他关心国内外一切大事，很有兴致地和孩子们长聊，但他仍然严守党的纪律，涉及敏感的不和我们讲。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写回忆录，在老战友和亲属的不断劝说下，他后来同意写回忆录，中###史出版社出版了父亲回忆录上册《太行十年》，回忆录下册《文革十年》却迟迟不能出版，有人建议到香港出版，父亲断然拒绝，并严肃告诫我们：我是共产党的人，我的回忆录只能由共产党出版。
父亲母亲对我们子女从小就严格要求，他们对我们的疼爱更多表现在政治上的关心。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家庭是典型的政治家庭，政治多于亲情。我们是在父母的不断批评、教育和鼓励中成长起来的。
根据地养育了你们，不能忘记太行山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三个大的都出生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我出生在左权县，妹妹二林、弟弟小雪在涉县。太行根据地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我前面还有一个姐姐，日军 “扫荡”时夭折了。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太行根据地大蝗灾，日军大“扫荡”，我生下七天就被送到辽县王家庄一户农民家抚养，二林出生后，也送到农民家抚养。当时日军不断扫荡，根据地老百姓全力支援八路军，生活很艰难清苦，抚养我的农民家赤贫，生活艰难，奶爹后来对我说，三岁时我就知道跟着奶哥哥捡树枝草棍，给家里当柴禾。
1945年抗战胜利，奶爹把我从左权县送到涉县，见了父亲，不认识，大哭不止，闹着要回“家”。和父亲住在一起，年纪小不懂事，父亲只好又把我送到驻地一户农民老奶奶家住，记得当时曾和区党委二十几个孩子一块，由一个区党委正在养病的干部当老师，教我们读书识字。父亲有时还能抽空带我到河边玩，替我摘花，这是我小时候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1947年6月，父亲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又离开了。1948年秋天，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南下开封、武汉。进了城我又住校，还是见不到爹妈，认阿姨当娘，傻乎乎的，更不知父亲是干什么的，仍然陌生。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晓林回忆李雪峰：我们永远怀念你（3）
父亲1954年调到北京，我也到北京上学，开始是住校，上中学后住在家中，与父母见面的机会才多了些。那时我眼中的父亲令人敬畏，喜怒不言于表。平时他没有更多的亲密语言，至多拍一拍肩膀，说“不要驼背，腰要挺直。”
父亲在太行山战斗了十年，对太行情意深重。他在华北局工作时，到山西出差，总要看望太行山的老劳模，看望我和二林的奶爹奶娘。
我和二林在根据地农村长大，父亲常说，根据地养育了你们，不能忘记太行山。父亲还告诉我：在根据地你两岁时，有一次你妈妈去看你，天黑骑马抱着你过清漳河，马突然失足，妈妈和你全摔到河里，身上都湿透了，当时正值寒冬，你都快冻僵了，妈妈抱着你在河边附近找到一户农家。老乡开门一看是八路军干部，立刻找出干衣服给你和妈妈换上，救了你一命，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父亲进城后始终惦记根据地老百姓，还要我们有机会去乡下看望奶爹奶娘他们。记得一次二林上中学放暑假，父亲让她回涉县奶娘家，并要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周后二林回来，父亲问她参加劳动几天？二林说劳动了一天。父亲脸马上沉了下来，很生气。二林委屈地哭了，说奶娘不让她下地干活，说她回来一趟不容易，领她到各家亲戚串门，二林坚持要参加劳动，奶娘才不得已让她去了一天。父亲平时对我们虽然很严厉，但讲话从来不沉脸，不对孩子们发脾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沉下脸和孩子们讲话。我也才知道，父亲是多么看重孩子们的成长。
父亲在华北局工作时，到山西出差总要看望根据地的老英雄、老模范，李顺达、申纪兰等都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看望他们，倾听他们的意见。1990年夏天，我和小雪随父亲回山西，他已84岁高龄，到了当年太行区党委曾经住过的地方，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住过的那些房子，叫得出房东的名字，认得出房东家的老老少少。太行的战斗岁月，深深地烙印在父亲心中，他和根据地的人民有特殊的生死情谊。
不学八旗子弟，不要搞特殊化
父母一直告诫我们，干部子弟不要搞特殊化。1954年父亲从中南局调到北京，任党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初来乍到的父亲工作头绪太多，顾不上过问我们转学的事，前三个孩子都上了干部子弟集中的中直机关育英学校。小雪上三年级时，有一次几个小同学之间相互比谁父母官大，依次问各自的父母是什么首长，小雪对这些事从来没概念，回家问妈妈，妈妈说不是首长，是“脚长”，他记住了“脚长”，但“脚长”是多大的官不知道，回学校就老老实实告诉同学：我爸爸是脚长，惹得同学们笑起来。到了小矛、小峰两个小的上学的年龄，父母说不能再上干部子弟学校，所以他们就都上了普通的胡同小学，天天与胡同里的孩子摸爬滚打在一起，也经常到同学家的小院小屋里去玩。没有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优越感。
李晓林回忆李雪峰：我们永远怀念你（4）
说起当年我们穿的衣服，是补丁打了一层，破了，拆下来再补一次，有时会在大补丁旁边再加上小补丁。我穿父母的旧衣服，弟弟妹妹穿姐姐的旧衣服。父亲给我的衬衣，一伸胳膊衣服就撕破了。妹妹小矛至今记得有的同学曾问她：你父亲是大干部？我不信。大干部的孩子那能穿成这个样子。小雪刚上小学时，衣服都是捡两个姐姐的，穿粉红衬衣，花布鞋，直到9岁时回家闹了“革命”才不再着“红装”。我都上大学了，穿的还是妈妈的旧衣服，妈妈衣服上原本就有补丁。一个上海同学见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说：我家里困难，来时怕北京同学笑话，不敢穿旧衣服，没想到你穿得比我还破。
父亲坐的汽车，从来不允许子女乘坐，父亲和我们说：汽车是配给我的工作用车，你们不能坐。妈妈也在华北局上班，都不搭乘父亲的车，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1959年父亲重病，工作时经常晕倒，小平同志批准父亲养病。父亲才有了休息的时间。有一天父亲乘车去颐和园，我却是从东城的家中骑自行车去公园陪他的，当时这一切都显得很正常。
我是孩子中的老大，爸爸妈妈对我，永远是批评为主，爸爸妈妈常说，你们不要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更不要特殊！有一年，妈妈下乡蹲点，我收到妈妈从蹲点的乡下寄来的一封信，说在那里接触到许多贫下中农的孩子，非常优秀，却念不起书，你条件好成绩却不行实在不应该等等，其实我各方面都努力，学习好，对自己要求严格，考入师大女附中，在学校很守规矩，尊重老师，劳动也不惜力气，放学回来自己衣服自己洗，拖地，纳鞋底，学做饭。受到妈妈的数落，当时可觉得冤枉呢 。
1962年，困难时期，我高中毕业。我从小喜欢植物，对生物有兴趣。一天和父亲谈起高考志愿，父亲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几亿人要吃饭，他年轻时想上农大，后来拿不出每个月几个银元的学费，才读了师范。父亲鼓励我学农，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农大。高考复习时心里打鼓，拿不准，考不上怎么办？家里肯定不会留我吃闲饭。妈妈说考不上可以帮助安排到东北林区当工人，心里才踏实。过些日子张榜，考取了。
父亲关心我们成长
父母平时工作忙，日常生活上对我们过问很少，但对我们的成长很挂心。常对我们唠叨说：要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向劳动人民学习；要养成劳动习惯，工农兵最伟大；长大了要立志做一个有理想、守纪律的普通劳动者。
在我们家，孩子们要服从秘书管理（因为秘书就代表“组织”），如果想要带同学到家里玩都必须得到秘书批准才行。
我上初中时，家里就给买共产主义教育的书，让我学习。母亲常找我和二林谈话，很少表扬，总是指出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什么事情应当怎么做。父亲偶然有空，就像作报告一样，先国内后国际，一讲一两个小时，讲到夜里10点，我有时有些听不懂，直打呵欠。父亲看着我说：小林，又张嘴了。又继续讲，我也只好继续听，久而久之，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父亲很多政治熏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李晓林回忆李雪峰：我们永远怀念你（5）
父母很重视让我们到基层了解实际，锻炼自己。1961年寒假，父亲让我去天津到工厂劳动半个月，跟着工人师傅学钳工，小雪上高中假期让去参加“四清”，使我们在上学时就开始接触社会。
父亲也鼓励我们从多方面增长知识。1958年，各地剧团纷纷到北京调演，父亲叫我和二林两个大孩子去看戏，说从戏里可以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我们第一次接触戏，有现代，有古典，听不懂，不感兴趣，捏着鼻子去。那时心里总是觉得好奇，爸爸怎么元曲、诗词、字画、工艺品、杂剧、京剧都那么有兴趣，无所不知，说什么都带“典”，大到名山大川，小到风俗俚语，有工夫就和我们唠叨。现在想起来他是在用心培养我们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父亲做过地下党，经过长期白色恐怖的磨砺，做事非常严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小我们就知道不该问的和不能问的，从不打听什么内部消息。父亲母亲在屋里谈论工作，我们孩子们进来，他们立即不谈了；家里的一间会议室，只要一来客人，我们必须出去；父亲放文件的书房从来是孩子们的禁地。1966年“文革”初期，父亲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我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学校领导希望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及时了解中央意图，跟上多变的形势，硬让我担任“校文革”副主任，我不愿意，“校文革”开会，一次也没参加，回家我从不向父亲打听运动情况。父亲也不听我们孩子的汇报。父亲的原则是：一切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工作和家庭、公和私要分开。
大弟弟小雪高中时当团支部书记、学校团委委员，“进步”比较快，一时有了点儿小得意。有一天晚饭后散步，父亲严肃地对他说：有一句古话，叫做少年得志是人生的一大不幸，人总是会要跌跤的，小时跌跤比老时跌跤好。他告诫我们不要骄傲，不要有优越感。对于交友，父亲常说：朋友若要好，莫要银钱搅。这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不交酒肉朋友。后来小雪当兵在陕西空军，搞地勤，与来自农村的干部、战士们相处得感情很深，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所谓架子，多次评为五好战士，受嘉奖，还入了党。
二林1968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我们子女都已离开北京，父母身边没有子女了。父母并没有要求二林留下，二林也没有想过留在北京，她第一志愿报新疆，还报了黑龙江。学校工宣队的队长找她谈，说考虑到父母亲的实际情况，要把她分配在北京。就在宣布分配的当晚，有个同学找她，是福建人，有关节炎，分到了黑龙江，想对换一下。她立刻答应了，从此东北一去14年，在农村、在基层做普通干部。
小妹妹小矛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就学习努力，热爱劳动。上小学时小矛写了一篇作文“我最敬佩的人”，她写了父亲。虽然当时她并不懂得父亲为党、为国家在做什么，但知道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写了他如何废寝忘食，又如何忘我地投入工作。父亲教育她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是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支持我们抗日的，他们种粮很不容易。在我们家，碗里的饭粒都要吃干净，浪费粮食绝对不被允许。这篇作文被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每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回来时小矛都向父母“汇报”。她那时一心一意想长大了去农村。上小学她第一批入少先队，当干部，上中学也是第一批入团，当团支委。
李晓林回忆李雪峰：我们永远怀念你（6）
小峰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从小调皮。一次因为公务员大杨叔叔批评了他，他和小矛趁大杨叔叔不在屋，恶作剧地把地上的落叶堆到他的屋里。父亲知道了，严厉地训了他们一顿，让他们立刻去打扫干净并且向大杨叔叔道歉，要大杨叔叔满意了才行。他们俩乖乖地把地扫了，还道了歉，直到大杨叔叔去对父亲“求情”，才算过了这一关。
1968年小峰当兵去了63军。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父亲亲自交代让小峰下到基层，当一名普通战士。父亲对小峰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个伟大的战士”。
63军是在北京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 1969年风云突变，要打仗，部队拉到内蒙古百灵庙一带驻守，晚上穿着衣服抱着枪睡觉。离前线一百公里，除了前面有个秃山头，全是平地，要挖很多反坦克工事。正值冬天，住在土坯房里，非常冷，好多人耳朵、脚都冻坏了。那时战士们誓死与国土共存亡，每个人都写了遗书，小峰也写了，放在背包里。小峰什么都争先，训练抢山头，在那么多农村兵中，他爬全连第二。有一天父亲到前线视察，问起来，领导说李小峰不错，准备提到师里当干事。父亲不同意，说才当兵一年半，不要提干。小峰与另一位战友办“猛虎战报”，这是前线惟一由战士办的油印小报。军政治部在包头办通讯报道学习班，每个团抽一个，小峰也抽去了，事后得知，这是提干培训班，几个月采访，小峰干得很起劲。父亲又到内蒙古来了，军政治部说，你儿子表现不错，群众反映好，可以到军部工作。父亲还是不同意小峰提干，说还应该在基层锻炼。到了1971年父亲受到诬陷，部队让小峰马上复员，还不能进北京，只能回石家庄。陈伯达、郑维山的儿子也都被清除了，是作为干部转业的。小峰是兵，复员费仅够买两身布衣和一些生活用品。被分到石家庄化工三厂有毒性的苯车间当工人。
“人不可只关心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应多关心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1971年，11月6日，父亲被发配到安徽六安独山镇，后来又辗转了几个地方，肥东、肥西，都是农村。刚开始，妈妈还被允许和他在一起，也允许孩子们前往。“十大”一开，把父亲划进林彪反党集团，父亲就被秘密关押，和外界完全断绝联系，社会也流传一些有关父亲生死的小道消息，父亲被诬陷后曾经说过：我决不会自杀，将来如果听到我自杀肯定是假的。但妈妈和我们子女仍然很焦急。妈妈患重症肝炎，开始住在合肥105医院，随着父亲问题性质的升级，妈妈被从105医院搬出安置在104传染病院，活动也受到限制。为了照顾妈妈，1973年我调到安徽淮南，假期可以到合肥探视妈妈。当时知道安徽省公安厅能有父亲的确切消息，我就找到安徽省公安厅的人，把我平日省下的食油票托他们给父亲捎去。食油票很小，不能夹带什么信息，公安厅的人就没有拒绝。过了一些日子，省公安厅的人把食油票又退还给我，我一看食油票后面有“油票 存”三个字，是父亲的笔迹，知道父亲还活着，高兴极了。父亲用当年地下工作的方式，向我们传递出了他的信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李晓林回忆李雪峰：我们永远怀念你（7）
父亲说过：“历朝历代都有冤案，但共产党不同，当知道错了，会给平反。”“肚里没病，死不了人。”“文革”期间，尽管自己精神很压抑，但这些话常在耳边响起，自己也可以“不形于色”了。1978年从部队转业，给我的评语是“乐观，平易近人”。
我转业到了青岛园林局，园林局的一片坟山，计划改造成植物园，要迁三千个坟。我是技术员，加上另一个技术员，又招了一批工人，都是贫民子弟，和民政局派来的盲流一起干。每天满处转着捡骨头，我负责给尸骨草袋挂标号，干了一年，得到群众认可。1983年局党委书记找到我说，你父亲的文件下来了，恢复党籍。随后我被任命为植物园党支部书记。年底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又把我“化”上了，当了园林局副书记。刚干一年，又提到青岛市纪委副书记工作岗位。但我还是愿意干技术工作，几经周折，终于回归了农业技术口，我认为可以替父亲实现他年轻时的愿望了。
每每想起我们的父亲，我在崇敬和自豪的同时，心中时时感到内疚和心痛。
父亲在“文革”中的经历非常特殊，经历了几起几落。还被“永远开除党籍”彻底打倒过。父亲晚年曾写道：“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方式，并不是一个观念横空出世，在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道路以前，头脑中曾有过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知识，我是在接触正面的、反面的、唯物的、唯心的等知识的过程中，在摸索、比较中走上革命道路的。”“先哲们，包括孔子，孟子，庄子，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包括释迦牟尼，他们实际上都在考虑一个人如何能够幸福的问题，而信仰马克思的我们思考和关注的，是所有人如何能够幸福的问题，我们的信仰中不包含为一己的‘得’‘失’而戚戚”。正是这样的信仰，他对个人的得失看得非常淡，始终乐观，向上，从容，坦荡，晚年他曾笑谈说：我是来自于民，归之于民。
父亲在政治的大是大非上，态度十分坚定明朗。1966年北大的一次群众大会，江青在台上发难，大声责问父亲，父亲刚要争辩，江青嚷道，今天不和你说了，以后找你算账！父亲接着说“我是随叫随到，奉陪到底”，声音不温不火，态度不卑不亢地顶撞了江青。江青记恨在心，直到1971年华北会议上，江青恨恨地对父亲说“你不是要奉陪到底吗？我今天就要和你奉陪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也称庐山会议）及1971年的华北会议。那时，家里孩子们都走了，北京只剩下表妹小宁。她16岁，父母上干校，家里也只有她一人。小宁回忆道：我每个星期都来看他们。姨父被监管，表面上看不出，他没有长吁短叹，照样打拳，洗凉水澡，进书房。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生活仍旧非常规律。但看得出姨父的心非常沉重，他在院子里走，从会客室走向书房，步子很急，什么也不说，大姨问，他也不回答。父亲当时心情很苦闷，但我们子女都不在身旁，不能替父亲分忧，当然也分不了忧。
1987年，石家庄解放40周年庆典，邀请了父亲这位“老石家庄”参加，父亲的革命生涯中，石家庄是个很重要的地方：1937年1月，父亲由北平调石家庄任中共直中特委书记，又任平汉省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在石家庄遭到日本飞机第三次轰炸后，领着平汉省委的同志撤离石家庄，到阳泉与129师的刘伯承师长、张浩政委汇合，开始了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并长期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文革”中第二次被解放，又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其间确定了石家庄取代保定作河北省省会。可是这次40周年庆典却把他放在主席台后排的边上，论年龄、论资历，论与石家庄的渊源，在场的许多老同志都觉得别扭，但父亲处之泰然，看不出任何的不高兴，不自然。过后我们表示不满，他却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他很欣赏一句话：“人不可只关心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应多关心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父亲考虑的和我们的世俗想法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