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也有未竟的事，也可能有一些遗憾，历史总是这样。
我们思念父亲，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1）
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献给敬爱的父亲和母亲
刘立强
父辈简介：
刘建勋 1913年生，河北沧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后曾在天津、泊头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中特委副书记。1938年起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榆社、武乡县委书记，晋冀豫区党委委员，太行区党委委员，中共太行第三地委副书记，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党校校长、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太行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47年起任江汉区党委书记兼江汉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5月至7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1949年7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2年12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南局常委、秘书长。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11月至1957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7年6月至1961年7月任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7月至1966年9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1月至1978年10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3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83年4月23日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介：
刘立强 男，1950年生，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销售部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多年来致力于老一辈史料的收集、研究。所撰《神州尽舜尧 巾帼有英豪》入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烽火太行半边天》一书。
先从母亲说起
父亲刘建勋是出生在冀东平原的农家子弟，而母亲陈舜英则是生长在八闽重镇福州的大家闺秀。母亲的家庭是福州的名门望族“螺江陈”的后裔，祖上数代分别为乾隆、道光、咸丰年间的举人或贡生，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母林氏是民国初年社会名流林长民的妹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和林尹民都是她的本家堂弟。我的外祖母方氏是另一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方声洞的侄女。
母亲幼年丧母，童年随父进京，后来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后，她先后放弃了留校任教和到美国深造的机会，毅然投身革命，在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寻找党组织。1937年8月，母亲在山西太原经李葆华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母亲在太行根据地时，曾任中共太行区党委妇委书记兼妇救总会主席。解放后，她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兼省妇联主任、中南局妇委书记兼中南局妇联主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后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妇委书记。自五十年代起，她就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当六十年代初父亲调到河南工作后，由于母亲的身体不好，为了不影响全省妇女工作的开展，特别是考虑到当时河南党内的复杂状况，父亲就与母亲商量，让她干脆辞去省监委副书记的职务。母亲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彻底离职休养了。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2）
大约是在1939年前后，在一次太行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上，父亲与母亲初次见面。1940年，父亲和母亲在太行根据地结婚。此后几十年，父亲与母亲二人相亲相爱、互敬互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直至生命的尽头。
在日常生活上，父亲与母亲始终关爱体贴。我清楚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家里饭桌上难得见到肉菜。偶尔有一小碗红烧肉，他们除了给爷爷、奶奶夹外，两个人常常是你夹给我、我夹给你的。父亲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吃米饭喜欢吃软的；而母亲是南方人，喜欢吃硬一点的米饭。两个人时常互相迁就，都说想吃对方口味的饭菜。家里来了客人，如果不是老战友、老熟人，父亲只会叫一声“陈舜英”，母亲就从后面屋里出来与客人寒暄两句。如果来的是老朋友，或者没有外人的时候，父亲就变得像年轻人似的，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小）冬妈、（小）冬妈”地喊个不停。此时的母亲，经常是面带着尴尬而羞涩的微笑，从我们身边走过，迎上前去。
在我小时侯的回忆里，对母亲的印象要比对父亲的印象多许多。我打小身体就很弱，老是生病，学说话挺早，过了一岁还不会走路，再大点总算能走会跑了，却经常被小伙伴欺负。叶帅的小儿子比我大不了多少，他轻轻一推，我就是一个大跟头。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让我单独睡一张小木床，亲手教我洗自己的小手帕、小袜子。我做针线活儿的基本功，最初就是母亲手把手教会的。刚开始，她补袜子、钉扣子，就故意叫我帮她穿针引线，慢慢地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大约是我到了五六岁时，母亲经常因病卧床，但她还会坚持着给我和邓子恢伯伯、霍泛叔叔的孩子们讲《西游记》，唱红军时代和抗战时期的歌曲。我们这些小伙伴围坐在床边，听得津津有味，学得咿咿呀呀。刚上小学时， 我上课不专心、爱说话，母亲参加家长会后，就认真地找我谈了一次，告诉我要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听老师的话。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转变了。等我都上了小学三年级，夜里还时不时尿床，尤其是到了夏天。母亲急得不行，晚饭后，她带着我上街，沿路问、沿路找，走了很远很远，终于从路边小贩手里买到了偏方小药，其实就是一种生活在水里的黑甲虫，好像叫什么水虱的。小贩用五香盐水煮熟了，就用报纸包着卖。挺好吃的，而且非常灵验，没吃几次我就再也不尿床了。一直到我好大了，母亲都坚持戴着花镜给我剪指甲、掏耳朵。她老说我小，弄不好会出事。我知道母亲疼我。其结果就是等到我自己有了女儿，也全部继承了下来母亲的做法，像她老人家当年一样，我一不让“妒忌”的妻子Сhā手、二不顾渐长的女儿反对，执拗地坚持着为女儿剪指甲、掏耳朵。而每当那一刻，对母亲怀念感恩的无尽热流，就会在我的心中升腾奔涌、久久不息。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3）
少年时对父亲的一些记忆
父亲从1949年至1952年10月，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在第一书记李先念伯伯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之后又曾任中共中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地区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1957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那时，我刚准备要上小学。和许许多多有相似家庭背景的孩子一样，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我，对父亲的印象一是忙碌、二是严肃。
父亲的忙碌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根本不记得他是否带我们去过公园、动物园。就是我大一些了，看电影、看球赛、游泳也不过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记得在南宁时，我们家住的是当年新桂系###、解放前曾任广西省主席的俞作柏的老房子。那是一栋旧式的两层小楼，白墙黑瓦。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潮湿多雨。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我独自去开灯，不料，老旧的扳动式开关漏电， 一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半天都不会动弹，最后还是我自己缓过劲儿来，慢慢爬起来的。回想那一刻，我是多么盼望父亲、母亲哪怕有一个人，能够奇迹般地出现在自己眼前啊！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把父亲看成是什么大官。他只不过就是自己的父亲而已。记得我十二三岁那年，父亲和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叔叔，同车从黄河边的省委第三招待所回郑州市里，我坐在车子的前排。突然听见王叔叔放了一个很响的屁，我乐得够戗。心里暗暗称奇“这么大的干部咋还这样呢？！”要是换了父亲，我肯定没有任何诧异的感觉。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对我三次重重的责打：第一次是因为我四五岁时，赖在家里不愿意去幼儿园。这次挨打让我开始朦胧懂得，人有时必须要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第二次是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在省委机关大院门口进出时，就学着好多大人的样子，单脚点地而没有按照规定双脚着地下车。这次挨打让我逐渐明白了作为干部子弟，年纪小也应该做得不比别人差才行。
第三次，则让我事后过了好久好久，才理解到父亲的为官不易，而且做他的孩子也同样不易。那是在1964年的暑假，我因为开刀割除扁桃腺怕疼，就从医院逃跑回了家，结果父亲知道后，无名怒火三千丈，用木棍狠狠地揍了我一顿。从此，我好长时间都躲着他，看见他大气也不敢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由。原来在7月间，负责主持“四清”运动的中央领导人在视察全国各省市的过程中来到郑州，他认为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力，必须大力纠正”。父亲的思想压力很大。后来，这位领导人还为此点名批评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江渭清和父亲等人“不称职”。那时的父亲是左右为难、寝食不安。最后他肝炎复发，肝区疼痛难忍。于是我就莫名其妙地当了一回出气筒。好多年以后，母亲曾就此事与我长谈了一回，还代表父亲向我道了歉。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4）
其实，已经长大的我那时候早已从更多的事情中，慢慢感悟到了父亲伟大、深沉而悠远的爱：
——我升入初中后，为了培养我对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的兴趣，父亲亲自邀请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当时在郑州工学院任图书馆的管理员），请他利用假期给我补习古文知识。教材就是当时中华书局公开发行出版的《活页文选》。我喜欢读书的嗜好大约就是从那时起开始逐渐养成的。
——也正是从我上初一开始，父亲说服了母亲，让我到省委机关大食堂就餐。只有星期天，父亲和母亲才允许我回家和他们一道吃饭。每当父亲看着我吃饭时狼吞虎咽的样子，几乎总要说上一句：“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很多年后，母亲告诉我，私下里父亲非常心疼正在长身体的我。但是他和母亲始终都没有改变初衷。
——初二的暑假，为了使我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辛，父亲又亲自把我送到纪登奎叔叔“四清”蹲点的许昌市郊区菅庄。每日里天刚破晓，我就和农民的孩子一起拉着粪车，进了许昌城区，挨个公共厕所掏粪，一天两趟，风雨无阻。回村的途中和我们一起跳进河里游泳、洗澡，又解乏又好玩。晚上我们常常一块儿夹着小板凳到邻村看电影。电影结束了，我们就星星点灯、月亮带路地往回跑。有时他们还带我到菜地摘茄子、黄瓜、西红柿，教我用手搓巴搓巴，洗也不洗，就三口两口咽下了肚。一日三餐，乡亲们吃啥我吃啥，最香的就是把芝麻、干辣椒和盐巴一道碾碎了，当做菜下饭。发现苍蝇落到饭碗里，我也学他们的样子，挑出来往地上一甩，继续照吃不误。
这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暑期生活，虽然短暂，却不仅使我零距离接触到了真实的农村和农民，也使我依稀看到了父亲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影像，而且，给我即将经受的磨难提前作了最好的准备和铺垫。细想起来，这或许正是父亲为人父的高明之处。
父亲的爱好
父亲对体育运动有着特殊的喜爱。这一点，在当时各省的主要领导干部中是出了名的。
父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小时候上学时，他就特别喜欢踢足球。青年时代，父亲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掩护身份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员，薪水非常低，为了看天津明园的一场足球赛，他宁愿饿肚子，也要买票去看。50年代父亲在广西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记不清是匈牙利还是罗马尼亚的国家足球队，来到南宁进行友谊比赛，父亲也不讲什么身份和影响，兴冲冲地从主席台跑到场地中央，为比赛双方开了第一脚球，惹得双方队员和全场观众都大笑不止。
父亲60年代初刚调到河南时，河南的灾情非常严重，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各项竞技体育项目、甚至体育场所设施在全国都相对比较落后。父亲看到这一点，心里非常着急。大概是在1965年前后，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来河南视察，不善交际的父亲特意请贺老总喝酒、吃饭，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展开公关行动。最终，贺老总批准从国家体委的机动经费里拨款，给郑州市修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体育馆，好歹总算结束了郑州全城只有一个水泥看台的“风雨球场”的寒酸历史。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5）
说到父亲对体育的喜爱，不能不专门讲讲他对围棋的偏好。父亲自幼就十分爱好围棋，尽管他自称只是无师自通的野棋路子，算不上什么高手，棋艺倒也在那一代高级领导干部中小有名气。特别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由于他“站出来”较早，繁忙的工作和多病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像过去那样进行游泳锻炼了，下围棋就几乎成为他唯一的运动和消遣方式。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他与不少围棋运动员、教练员们之间的交往，续写了一段特殊的围棋情缘。
河南籍的围棋国手刘小光，自幼很有下棋的天赋，他七八岁时，坐在摞起来的椅子上就和父亲对垒过招。由于刘小光的父亲那时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有关部门不敢收他进省队。父亲得知后非常生气，明确表态：“应该收，不收是错误的，断送一个天才少年的前程是犯罪行为！”从此，刘小光就开始了他的围棋职业生涯，后来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不少荣誉。父亲晚年，每当提起刘小光的战绩，时常是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仿佛是自己赢了棋似的那么开心和激动。
“文革”中，国家围棋队一度被解散，名将陈祖德也和其他许多队员、教练一样，被下放到了工厂当工人。1971年，他首先想到了父亲，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父亲能够保护和收容围棋队的运动员、教练员。父亲收到信后，不但很快回了信，还趁着到北京参加中央会议的机会，将陈祖德的这封信转呈给了周恩来总理，并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国家应该保留围棋专业队伍，将来可以为开展对日本的外交工作发挥积极作用。很快，周总理就采纳了父亲的建议。
在父亲的大力推动下，建立了河南省棋院，把罗建文、黄进先、陈锡明等不少外省市的著名围棋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都调来，安排了工作，就这样为国家保存了一批宝贵的围棋骨干人才。
到了1973年，由于当时的国家体委没有恢复全国围棋比赛的计划，陈祖德就代表围棋界人士向父亲提出请求，希望河南能够举办一个全国范围的比赛。父亲非常痛快地答应下来。当年12月，由河南省体委出面，主办了十省市围棋邀请赛，这实际上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围棋盛会。当时各地的有名棋手几乎悉数参加了比赛，马晓春等少年新秀也开始在棋坛崭露头角。之后，围棋热迅速在华夏大地升温。
许多围棋运动员、教练员与父亲之间的友情一直延续下来。父亲晚年赋闲在京，他们经常来到家里看望，陪老人下棋、聊天。在父亲遗体告别的那天，他们有的人从千里之外赶到，有的结队而来，给父亲送行……
工作之余，父亲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看书。这一点，他和母亲兴趣相同。家里至今还藏有若干当年他们从白区带进根据地的老版中英文书籍。“文革”后期，禁锢稍松，出版部门重印了古今中外的不少名著，他们喜出望外，买了不少。别看老两口一生省吃俭用，但在买书上，却舍得花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6）
我记得，父亲晚年经常翻看的，一是《鲁迅全集》；二是《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历史类的书籍；而文学类的则有《红楼梦》、《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近现代小说父亲似乎从来不看，母亲倒比他的阅读面宽泛许多。作为子女，我们对书籍的热爱、对历史的偏好，大概也是因为从小受到老人太多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吧。
在个人生活上，父亲是个非常简单随便，甚至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人。他一辈子就换过一块手表。大军南下进了城，父亲买了块瑞士表。因为工作一忙，他根本记不得上弦，所以特意挑的是能够自动上弦的。结果他一直戴到60年代中期。因为时间久了，手表最后都不能自动上弦了，父亲这才跟母亲商量，又买了一块自动上弦的“欧米笳”。这块手表陪伴父亲直到最后。
父亲始终保持了不少华北农村的生活习俗和饮食习惯。与同事、下级聊到兴头上，他会布鞋一脱，顺势就蹲到了沙发上；受到领袖召见，他也敢俩腿一盘，自顾自地做起小动作来。父亲既不会装腔作势，也不愿拿捏做作。吃饭，有一小碗红烧肉就高兴得不行；下乡，吃碗捞面条足矣。我上中学的那几年，一直是在省委机关大食堂吃饭，我不止一次见过父亲或单独、或带着省委的其他领导来到机关大食堂，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掏粮票买餐券，排队买饭买菜，就着红薯面馍、喝着“糊涂汤”，与大家一起，吃得是津津有味、聊得是热火朝天。父亲高兴时总爱喝点白酒，而且是越辣越好。他经常固执地评价：“茅台没有西凤好，西凤又没有衡水老白干好。”
父亲下乡检查工作时，经常会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赶上内急，他就让司机停下车，然后一头钻进路边的庄稼地。后来年纪大了，他蹲不住了，工作人员就请省委机关的木工师傅做了个简易的架子，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倒也挺方便的。
我记忆中“文革”前期的一些事
1966年的那个夏天仿佛来得格外早。作为“红卫兵”小将，开始我曾经一度误解过父亲，认为他胆子太小，不够“紧跟”。那时，“文革”刚起，广播里接踵传来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揪“黑帮”、斗“走资派”的消息，我根本不知道天大的灾难即将临头，还成天逗从北京到郑州避难的小表弟是“黑帮子弟”、“小黑五类”呢。孰不知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全河南最大的“黑帮子弟”了。
记得有一天，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郑州九中同学找到我，让我请父亲给他们的红袖标题词。还说有的省某某领导同志仿效毛主席的榜样，也给当地的“红卫兵”写啦！我见到父亲，转述了他们的要求，父亲开始的回答只是“不写！”二字，等我磨蹭到最后，父亲竟勃然大怒，训斥道：“不写，不写，我就是不写！你们小孩子懂个屁！”看到父亲震怒，我吓得蔫蔫而退。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7）
“文革”开始没多久，局面就开始大乱。父亲忙得团团转，根本回不了家。因为当时中央发了通知，要求收缴一切刀具和枪支，母亲先是让工作人员把李先念伯伯送给我的非洲部落酋长大刀（是他在郑州接见马里外宾时，外宾送给他的），还有亲戚送给我玩的两把藏族餐刀，再加上家里的一支破气枪，统统上交给了省委警卫处。再后来，“破四旧”之风愈演愈烈，母亲又让我和阿姨把许多保存多年的老照片，还有她穿过的旗袍、高跟鞋塞进了烧洗澡水的小锅炉里，统统付之一炬。我记得就是在这个小小的锅炉房里，曾经堆过煤块儿，黑黝黝的闪闪发亮；曾经放过王任重、张体学叔叔送的湖北特产红、白菜苔，红绿相间的叶子水灵灵的；也曾养过川军投诚将领范绍曾（时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送来打伤的野生水禽，羽毛是雪白雪白的……而在那一瞬间，这些美丽夺目的色彩、这些祥和温馨的回忆都随着熊熊燃烧的烈焰灰飞烟灭了。直到今天，只有母亲斜靠在门框边的身影，茫然无助的眼神和那惨无血色的脸庞，永远沉淀在了我脑海的最深处。
回过头来说，那时以父亲为代表的河南省委成为了全省造反派的众矢之的，而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更是首当其冲，自然成了河南省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幸的是，父亲“文革”初期即奉命离开了河南。1966年9月初，中央正式下令调他到华北局任书记兼北京市委常务书记。父亲清楚地记得，一下飞机，他就开始陪着新市委的领导李雪峰、吴德等同志一道，像演员赶场似地分别到各大专院校接受批判，检讨所谓“派工作组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父亲晚年告诉我，市委被夺权后，1967年1月中的一天晚上，天刚黑没多久，还不到前半夜，他们就都被工人造反派给拘留了。父亲和吴德伯伯被关在一间屋子，高扬文、丁国钰被关在另一间屋子，但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楼里。后来，父亲还曾有一段日子被单独关押在地质大学的地下室里。
再后来，党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谢富治任组长，郑维山、傅崇碧和父亲等人都是“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由于成了“革筹”小组的成员，父亲虽然还被关着，但开始有了进出的自由，父亲就利用这个条件经常给吴德伯伯等人传递消息。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在此之前，吴德、父亲和高扬文三个人轮番在千人的会、万人的会上又被折腾了个把月，牵来牵去检讨了十几次。最后的一次是在东郊体育馆召开的北京市属机关造反派代表万人大会上。最终还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他们几个人重新出来工作的。父亲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兼农林组的组长，并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任组员。刚开始父亲还参加过几次会议，以后就不参加了。7月，中共中央决定父亲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8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任命他为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从此他就被中央调回河南工作去了。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8）
在父亲调京的这近一年里，我们家也并未能幸免于难。1966年底，正在住院的母亲因为受到株连，被赶回家中。很快，造反派又来抄家封门，母亲只能转移到在新乡市军工厂当技术员的姐姐家中暂避。
1967年的春天，我所在的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大会，只有一位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归国华侨林敬伦老师敢和我共坐一条板凳。我俩龟缩在最后、最远的角落里，都希望能够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除了林老师外，学校上千名老师和同学中，几乎没有一人敢公开对我表示出丝毫的恻隐之心。
回到家里，机关中和社会上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如同过江之鲫似地轮番登门抄家，而打的旗号全是冠冕堂皇、如出一辙的“搜查黑材料”。结果“黑材料”没有找到只字片纸，最后，倒是连我自己用节省的零用钱添置的制作晶体管收音机的钳子、烙铁和螺丝刀等工具，还有姐姐结婚时男方家送的日常用品，都统统被造反派当作战利品抢走了。
记得有一天，一个和我同校、只比我低一两年级的男同学，跟着他的爸爸也来了，他一眼就看中了父亲卧室床头柜上的玻璃台灯，抱在怀里死不撒手。那时，我气愤之极，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大声吼道：“这是我家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黑材料，你给我放下！”直到今天，只要我闭上眼睛，彼时彼刻他们父子二人相互对视的惶恐眼神和狼狈表情，依然历历在目。至今，我还特意把这个劫后余生的台灯一直摆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作为那段荒诞岁月的物证。
白天，我在省委机关大院里看大字报，一些干部一改常态，对我又是辱骂，又是哄骗，非逼着我揭发父亲不可。半夜，我溜到省委门口偷偷地撕墙上的大字报，结果让那些造反派发现了，数百人将我团团围住，他们狂热地高喊着：“把他送到‘公安公社’（当时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十大总部”的核心骨干组织）去！把他送到‘公安公社’去！”……万分危急时，亏得是省委机关电话班、幼儿园、公务班的那些阿姨、叔叔们及时赶到了，把我从那些人手里抢了出来，否则，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196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呆在抄家封门后留下的那间不足七八平米的小屋里。突然，有人轻轻地敲击窗户玻璃。来人是纪登奎叔叔的警卫员小唐。他领着我翻过墙头，坐上一辆破吉普车到了纪叔叔躲藏的省国际旅行社。纪叔叔开门见山告诉我：“你爸爸让我转告你，不要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参加了马上退出。”其实，在那个时候，作为全省“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孩子，还有哪个红卫兵组织敢收容我呢？
后来我才得知，那时父亲自己的处境已经异常危难，不久之后他就被造反的工厂工人和大学生关进了地下室，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可就在大难临头之际，他牵挂的却还是千里之外儿子的安危。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9）
1967年5月5日，因为被再次抄家封门，我只得趁着夜色，扒上运煤北去的敞篷货车跑到了北京。经过四处打听，我最终找到了父亲。
这时，父亲虽然已经被中央宣布参加了北京市的“三结合”，但由于形势还是相当不稳定，父亲住在王府井北、八面槽柏树胡同一个原来是河北省驻京招待所的小院里。白天，吴德伯伯、丁国钰叔叔会过来找父亲一道开会，商量工作，有时他们还留下来吃饭。但到了晚上，他们肯定分头离去，为的就是防止被造反派“一勺烩”。
初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伯伯等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解决河南问题。“二七公社”、“十大总部”、“河造总”三方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都被叫到北京，他们在揭批父亲“执行了刘邓的错误路线”和具体罪状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组织了一个“保爹团”，是类似北京“联动”性质的组织。其实这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事。实际情况是：1966年底，我参加了一次由省直机关和省军区部分干部子弟组织的###，并在会上发了言，我与大家一起，都表示出了对时局的不平和不解。但是，沾上“联动”两个字，这在当年可是天大的罪名，倒霉受害的干部和干部子弟还少么？
周恩来总理听后，故意当众问父亲是否有此事。父亲尽管离开河南已近一年，但他坚决而策略地答道：“我儿子还小呢！”于是周总理一笑了之。见此，“中央文革”的那些人和造反派头头们也就都无法继续纠缠下去了。第二天一早，当父亲说到这事时，我的心情先紧后松，充满了莫名的庆幸和感激之情。
在父亲重新调回河南工作前的那段短暂日子里，母亲因病住进了医院，病情非常严重。姐姐远在新乡工厂，时不时还得被揪斗。这是我独自陪伴父亲度过的仅有的一段时光。父亲的身体、精神都不好，经常让我到外面给他买“二锅头”。在饭桌上，他往往是自斟自饮地喝闷酒。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实在不解“中央文革”戚本禹那些人春风得意，随便乱点名，想骂谁就骂谁，就在吃饭时问父亲：“戚本禹他们真的这么厉害吗？”不料，父亲摔了酒杯，变脸甩了一句：“小毛孩子，懂个屁！”我愣了半天，开始觉得父亲是在骂我，可是后来琢磨父亲的话不是冲我来的，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父亲内心深处压抑的彷徨、郁闷和愤懑。
1968年我参军后不久，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冲突，部队纷纷进入战备状态。父亲在百忙之中，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特意让母亲转交给我。信很短，通篇没有任何嘘寒问暖的家常话。现录于下：
小强：
事太多，顾不来写信，趁你妈看你之便，捎封短信。我没有话可说，你已经是军人了，望你时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和部队首长的教育，一定要保持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玷污解放军的荣誉，你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放心了。你大概知道，苏修、美帝都想搞鬼，这是由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的，它们妄想扼杀无产阶级政权，把劳动人民重新踏在脚下，但这只是妄想，用毛主席革命学说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绝不答应。如果它们胆敢闯进我们的国家，人民知道怎样对付它的。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10）
因为战备，较忙，但精神好起来了，我的好孩子，如果敌人敢于侵犯我们，就按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干净”消灭之，爸爸虽然有病，杀敌当不甘后人，也一定和全国军民一起干，你看好吗？不说了，祝你健康。
爸爸
17日
记得母亲把信交给我时，一再嘱咐我要好好多看几遍。我当时并不明白母亲的意思，更没有往深处细想父亲的良苦用心。还是很久很久以后，母亲在与我聊天时，才一语道破：“爸爸是担心你。打起仗来，他可不希望你当逃兵，当叛徒！”
后来，在我面临部队提干时，父亲又亲笔给我写来一封短信，告诫我“应该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
母亲晚年，曾经半真半假地跟我说过多次：“瞧你爸，我和他过了大半辈子，连一封正式的信也没给我写过。倒给你写了两封！”
父亲和母亲的最后岁月
母亲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参加革命后，于1939年在急行军时突然晕倒，经检查发现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疾病。1942年母亲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后来她还得过急性肺炎。解放以后，母亲的心脏病越来越厉害，经常咳血发作，不得不多次住院治疗。之后的十几年间，母亲心脏病发作越来越频繁，“文革”期间，她老人家因为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伤害，又患了很久的精神失常症。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母亲的头发仿佛一夜之间就完全变成了灰白。到了1975年4月间，母亲的左肺上发现有一个球形阴影。
母亲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病房医治。入院后经进一步检查，医生高度怀疑为肺癌。这下子，父亲是真急了，父母亲的老领导、老朋友也都急了。
北京医院心脏病专家张美芬主任用医务工作者特有的简练语言，在母亲的病历中详细记录下了这一幕：“1975—6—30昨上午刘建勋同志来了解病情及治疗意见。晚在国务院会议室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研究治疗办法。参加者：刘湘屏部长、林佳楣同志、刘建勋同志、林院长、吴洁院长。决定不用放疗、化疗，手术不能做。拟用中药治疗。刘部长建议请（中医专家）余桂清医师与病人谈为治疗心脏病。”
据父亲的保健医生李士峰主任多年后告诉我们，当时林佳楣阿姨还曾经特意到他住的前门饭店，明确表示了“不能告诉本人、不能开刀、不能化疗放疗、不能告诉孩子们”的四条意见。这些情况，不仅父亲和李先念伯伯生前没有向我们提过，就连健在的林佳楣阿姨也始终从未与我们说起。
我打心底深深地感谢上述的每一位——衷心地感谢他们对母亲、对父亲、对我和对我的一家的关爱和呵护！说回来，也正是他们的关爱和呵护，再加上医务人员的精心照顾，母亲的生命才得以又延续了六七年。
1978年3月，经党中央批准，父亲离开河南到北京住院，经专家确诊，父亲除了有严重的肺心病外，还患上了骨癌即白血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11）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河南省委领导班子。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是：“刘建勋同志在河南十七年，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不是‘四人帮’的人。但是，建勋同志在河南工作期间是有错误的，……建勋同志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因为现在有病，作了书面检讨。……（中央）决定将刘建勋同志调离河南，治好病后另行分配工作。为了加强河南省委的领导，中央决定派段君毅同志接替刘建勋同志的工作，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父亲和母亲进京后，组织关系、供给关系一直还留在河南，我们又都在郑州各自的单位上班。中央批准由父亲的老秘书王书庆和警卫员门长青两位同志在北京负责照料老两口的生活起居。后来，在当时河南省委个别人的决定下，他们二人被撤了回去，并很快地被分别调离省委办公厅和转业离开部队。在北京父亲和母亲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老保姆，平日里就是靠我们孩子们轮流请假，买米、买面、买油、买药……，运到北京来。我们不少热心的同事和朋友都曾帮助我们担任过这种运输任务。
那时的北京，居民日常供应还得凭本、凭票，而父亲和母亲连正式户口都没有，所以想吃块豆腐都买不着，更甭说肉禽鱼蛋了。是二姨等亲戚经常把自家的副食本和票证送来，才使窘境得以稍有改善。关于这些难处，好强的父亲和母亲从来不向组织和前来探望的老朋友们提一个字。
搬回北京后的几年里，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一次又一次的犯病，每次看病、住院都非常不易。父亲因为自己的病也日益严重，行动十分不便，可他又不愿意麻烦中央组织部车队的师傅们，所以难得去医院探望一下母亲。只是到了最后的那一次……
1981年的岁末，母亲因感冒转成肺炎，致使心脏病再次发作。因为她和父亲在北京都没有医疗关系，姐姐曾经找过有关部门，希望能够按照规定，先给母亲办个司局级干部看病的“蓝本”，但始终没有能够解决。对此，母亲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和豁达，她只是自我解嘲地对姐姐说了一句话：“唉，我一辈子听党的话，从来不计较什么职务、待遇。真没想到，今天这个职务、待遇会（对我）这么重要！”
母亲被送到北京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她只能在急诊室的过道上，临时加床“排队”。后来，费尽周折才挤进一个十几位男、女病号混杂的大房间。
心中有不祥之兆的父亲坚持要到医院看望母亲。从门诊部的大门口到病房，过道不过只有短短几十米的距离，身患晚期肺心病和癌症的父亲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不容易才挪到了母亲的病床前，自己却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两位老人此时都只剩下双手紧攥、四目对视的气力了，二位老人惟有默默无言、长久静坐……
刘立强回忆刘建勋：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12）
新年刚过，1982年的元月二号凌晨，入院不到一个星期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紧急关头，父亲让我们马上找来纸笔，颤抖着给李先念伯伯写了一封自称“不情之请”的求助信。父亲要为革命一生的老妻力争就医权利、生存权利而奋笔疾书。
父亲的短信全文如下：
先念同志：
陈舜英病情极重，现住北京医院南楼，虽说医生已尽了很大努力，但仍不够方便，有的同志建议能到北楼抢救一番，或可回天有术。事关制度，不情之请，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刘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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