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星期，我把主攻方向放在出书谈判上。

用英文写一本书，并在澳洲出版，这是我那天给墨尔本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讲课后的突发奇想。那天，Grame教授意外把迪肯大学Burwood商学院经济系的Breth教授介绍给我——他不仅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且是一位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作家。是他的作家头衔令我萌发出合作写书的大胆设想。

毫无疑问，如果能在澳洲和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合作写一本关于中国贸易的书，我就真的成了澳洲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了！这样，展现在前面的就将是一条康庄大道——就象那天Peter接我去他家走过的那条又宽、又直、又长的St Kilda大路。

说句老实话，在中国贸易上，我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专家。在上海的时候，我虽然也在外贸局­干­过一段时间，但我真正的专长是中小企业研究，以及领导一个中小企业的能力。

可是现在，在澳洲谁会给我一个中小企业让我领导呢？

我知道，来澳洲的中国留学生，肯定有真正的贸易人才，甚至有些是曾在外贸局工作过的领导。问题是，他们为了保持出勤率和求生存（打工），似乎还没想到要做澳中贸易。所以我就捷足先登了。

若­干­年后，我成功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贸易问题的英文书籍，又成功创办了下属十几间子公司的“澳中集团”，真的领导起一个澳洲的企业，也真的成了澳中贸易专才，还成功收购了墨尔本市中心的十几幢商业楼宇及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2001年9月1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世界华商论坛》节目，以及2002年3月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商界名家》节目。这两台节目的主持人曲向东和路一鸣都曾向我提过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会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怎么就有把握能在澳洲出版一本有关中国贸易的书籍？为什么其它的中国留学生没有这样做？

怎么会想到些这样一本书？因为澳洲还没有也急切需要这样一本书。

怎么会有把握？我研究过中国的中小企业，办过报纸，英文也说得过去，还给澳洲的《金融综述》写过文章，所以出书对于我不是天方夜谭，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至于第三点，我想，主要是当时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想的都是怎样才能保证基本生存状态，所以才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要想保证基本生存状态，就要做到两件事：第一、读书；第二、打工。读书是为了保证85％的出勤率，为接着读书（也就是为了继续呆在澳洲）做准备；打工是为了赚钱，一方面要交房租、填饱肚子，另一方面也要筹集继续读书的学费。

问题是，保证了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又能怎样？又有什么前途？

我看不到任何前途。

我相信，当时99％的中国留学生都是这样想的。这很正常，人的本能使得人们在面临选择时，总是在众多方案中选择最保守的一种，因为最保守的总是最安全的。读书加打工就是最保守的选择。就这样，读书加打工几乎占去了这些留学生的全部时间，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去想别的、去做别的。

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没有选择最保守、最安全的方案，我选择了风险方案。

风险方案的特征是：要么大嬴，要么大输，没有中间路可走。

我想嬴，又不怕输。我要与众不同。

因为我不想过读书加打工的日子，因为读书加打工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因为读书加打工我看不到希望。我必须为我的梦想奋斗。

我几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出版这本书上面了。

为了出版这本书，我和Breth教授一连见了四次面，我提出一系列方案，详细说明合作出版一本有关中国贸易的书的事宜。我连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做《中国贸易指南》。

谈判是艰难的，前后四次加起来一共有16个小时。

对于我来说，我需要尽快出版这本书。因为有了这本书，我才可以在澳洲的经济界、学术界、企业界有立足的资本，及快速奔向未来的基础。

但是，对于他来说，和我合作写一本书却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他是澳洲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他已经出版了多本经济学专著，再出一本或者是不出是无所谓的；何况他并不是中国贸易专家，何况他还不了解我，不愿冒险和我合作写一本他所不熟悉的专著。

我要让他相信我，还要让他见到好处。

我告诉他，写这本书，我有非常多的优势，比如我独特的个人经历，主要是对中国经济情况很熟悉，而且一直在研究和关注澳洲与中国的经济互补­性­等。我给自己下的评语是，我目前在墨尔本可以说是无人能取代的。我还特别强调，我们合作撰写《中国贸易指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澳洲人也想更多地了解中国，要和中国做生意。就是说，其市场需求是很大的。

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本书将是一部填补空白的作品。

当然，我也暗示他，这本书的成功，会为他开辟一个新领域——中国经济，这会对他在澳洲的学术地位有很大的提高。

最后，我强调说，我们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有威望，而且熟悉出版社的情况；我则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说，我们可以互补合作，可以完美地完成这本填补空白的英文专著《中国贸易指南》。

经过几次谈话，他有些动心了。

最后，我使出撒手锏——出国前写的介绍中国中小企业经济情况的英文书稿。那些书稿是当时为澳洲的经济类报刊写的，其中的几篇已经在《金融综述》发表过。这些书稿证实了我的能力和诚意。

他基本上同意了。

没想到刚刚说服他，新的问题又来了——他现在比较忙，要过几个月再说。

我可是一天都不能等的。我只有三个月的签证，而且已经过去一周了！

怎么办？我必须给他些激励，让他舍弃其它，立刻和我合作。

最后一次商谈，我提出有利于他的版税分配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我做出最大让步，把经济利益——版税，全部都给了我的合作伙伴Breth教授。尽管我比他更需要钱，尽管按常理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个五五的分配方案；可为了吸引他尽快和我达成合作协议，我宁可牺牲经济利益。对于我来说，生活迫切需要钱，但我认同中国的古老哲理“舍得”，我更需要获得澳洲主流社会的承认以及建立一个社会知名度。

另外，在署名问题上我也主动做出让步——他在前，我在后。

就这样，在我到达澳洲的第十四天，终于和Breth教授达成协议，我执笔，他润­色­并最后定稿，我们联合创作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

这样，我已经具备条件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留学生的创业之路了。

我们是在他家达成最后协议的。签署协议之后，Breth教授开了一瓶法国香槟，我们共同举杯，预祝合作成功。

接下来的谈话就变得轻松随便了。

记得我们曾谈到过他家养的一条德国牧羊犬。他告诉我说，他每周花在这只狗身上的费用是一百多澳元。我听了之后非常吃惊——他在狗身上花的钱，比我在自己身上花的钱还多啊！来澳洲时我带了一千澳元。据说，在中国留学生生中身上有一千澳元的还是少数，很多人只有几百澳元。我是怎样计划我在澳洲的花费呢？每周一百澳元，这不仅包括了吃、住、行，还包括了电话、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其它的意外花费（比如看病等）。可是他的一条狗，仅仅用在买狗食上就是一百多澳元！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想明白，Breth教授虽然住在富人区，房好车也好，养一条狗就要每周一百澳元的花费，可是当我们庆祝双方签定合作出版书的合同时，他请我在一家餐馆吃饭，只要了两个菜，绿豆芽炒­肉­丝和豆腐烧素菜，才花了二十多澳元。如果我有他那个条件，在这样的情景下，请人吃饭不花上两百澳元才怪呢。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了西方人和中国人在这方面的不同。

和Breth教授谈妥合作出版《中国贸易指南》一书后，我并没有立即进入没日没夜的写书状态。我得好好想一想，来到澳洲这两周来，我都做了些什么？完成了哪些指标？我现在正在做的，是否偏离了我的既定方针？是否要进行调整？以及，未来的几周内还要做些什么？

第一周，找到了房子，解决了生活问题，还去墨尔本大学讲了一堂课。

第二周，攻下Breth教授，确定联合创作《中国贸易指南》一书。

接下来，第三周，顺理成章的应该是抓紧写作，早日把这本书推向市场。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做还不大妥当。第一，写这本书我是分文不赚的，虽然我不打算象多数留学生那样打苦工，赚小钱，可我到底还是要赚钱的啊！我是说，我最终还是要找一份能够充分发挥我的特长的白领高薪工作的；第二，万一在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比如市场反应不好，甚至没能出版），我的损失可就大了，不仅仅没有得到我所要的社会知名度，还将损失对于我来说非常宝贵的时间。我是说，我得给自己来个双保险。

很快，我又有了新的计划：我要向迪肯大学的Burwood商学院（Burwood商学院原属Victoria College高级学院，后来与迪肯大学合并）院长Darrell Mahoney教授建议，在商学院建立一个中国经济贸易研究中心，而我，则出任主任一职。这样一来，我不仅可以有些收入，还会为我逐步实现在澳洲身份的转变打下基础。

如果说我能在来到澳洲的第一周就进入墨尔本大学的讲堂是我成功的第一击，那么，在迪肯大学经济系建立一个中国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就将是我成功的第二击。

我的一切计划都是坐在后院那把褪了­色­的塑料椅子上形成的。

我的习惯是白天做事，晚上想事。可我们这儿偏偏是晚上人最全，白天忙了一天后，晚上就都回来了，做饭的做饭，洗衣服的洗衣服，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在这样的环境里是没有办法想事情的，于是我就躲到后院去。

后院除了晒衣服的架子外，还有一棵大树。

不知道那是棵什么树，只记得开的是白花，很小，很多，很香。

小玉又在煎鱼。煎鱼的味道好极了，令人流口水。

来澳洲两周了还没吃过鱼呢，舍不舍得买先不论，我根本就不知道去哪里买。我们那时候的主要菜肴是­鸡­翅膀，便宜，又好吃。澳洲人不喜欢­鸡­翅膀，澳洲人喜欢­鸡­胸脯。一样­鸡­翅膀我们能做出好几样菜，红烧、清炖、爆炒，有时还会加些青菜。Jack更是做什么都放­鸡­翅膀，下方便面，炒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