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第一击：来澳第5天在墨尔本大学讲演
来到澳州的第四天，我在家里接待了墨尔本大学高级教育学院经济系主任Grame教授。
我是说，在我自己家，我自己租的那个房子。
我在Peter那儿住了三天，第四天，他带着他漂亮的金发女友从牧场一回来，我就搬走了。我本来想过，要不要在Peter这座漂亮的花园洋房里再多住上一、两天？我想在这里接待Grame教授可能会更好些。可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作为一个澳洲人，Peter能为我提供这三天住宿，已经难能可贵了。再说，我也没必要在Grame教授面前摆阔。我本来就是个留学生，住房简陋点也是正常的。
问题是，我的“家”，实在是太简陋了。
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那是个旧楼。最重要的是，没有家具。当然，你也可以租有家具的房子，可那样房租就要贵很多。我们的家没有一件家具。我们有的只是不同花色、大小不一的旅行包。这东西我们有很多，每人平均两个，我们有六个人。想象一下吧，空空如也的房间里摆着十几个旅行包，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而且我们都是睡在地毯上的，晚上铺上被褥睡觉，白天再卷起来。就是说，在地上除了那十几个旅行包之外，还有一卷一卷的铺盖卷。再想象一下，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房间真的是给摆满了。
这就是我的家。
为了迎接Grame教授的到来，我去了后院，把应该是晒衣服时用的那把褪了色的塑料椅子拣了回来——总不能让Grame教授象日本人一样盘腿坐在地上和我谈合作吧？
我自己呢？象日本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也不合适。
我又出去转了一圈儿，结果还真就有收获，我拣了两个牛奶箱！
我不明白好好的牛奶箱为什么要丢在马路上。可我马上发现了它的妙用——在上面铺点软东西，它是可以坐的凳子；在两个牛奶箱之间搭上块硬木板，它就是可以些字的桌子；如果再多拣几个，比如八个，把它们拼在一起，就做成一张可以睡觉的床！
为了烘托我的专家或者是学者风帆，我把带来的那两箱子书全部拿了出来，靠墙摆了好几排！再加上那把褪了色的塑料椅子和铺了件运动衣的牛奶箱，总算是可以接待Grame教授了。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天Grame教授看到我这个“中国贸易专家”住的如此寒酸之后是怎么想的。我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他——是我的自信？还是他们真的对中国一无所知却又真的很想了解中国？抑或是，我生活如此窘迫却又如此心高气盛，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总之，在他最后离开我的住所之前，他答应了我：开一个中国贸易讲座。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我和Grame教授坐在一起商谈合作时一定很滑稽——他是个高大而健壮的英国人，偏偏坐在相对高一些的椅子上；我是个矮小而瘦弱的中国人，反到坐在相对矮一些的牛奶箱上；他西装笔挺，有款有形；我的那套西装在广州给雨淋湿了，变型了，无法穿了，只好穿上一件单件西装上衣，又找不到合适的裤子配，感觉上很别扭；他讲一口流利的牛津英语，华丽而有教养；我是洋泾浜英语，语法不规范，措辞也不讲究……我们只有一点相同，都戴近视镜——难道是近视镜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吗？
谈判从一开始就是极不公平的。
作为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他虽然很想了解中国，但是我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的，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和中国的某间名牌大学联系，请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专家来——这对于他来讲是何等的容易！因为那时中国的大学都在积极开展和海外大学的交流；而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拿着三个月签证的留学生，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甚至也从不曾有过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他凭什么要相信我是中国贸易专家？就凭我给他看的那十几封中国经济界专家和学者的推荐信？或者是我曾在澳洲的经济类报纸《金融综述》上发表的那几篇短文？
面对这种不公平，我的策略是：强调自己的优势。
我的优势是什么？我不是一个中国经济学术专家，我是一个实干型的、而且有着丰富实际经验的中国贸易人才。我还特别强调，我是研究中国中小企业的专才。
讲到中小企业，我就收不住了，我甚至给这位经济学教授上了一课！
我操着虽然不算流利但并不影响他能听懂的英语，夸夸其谈了半个多小时！我给他提供了一些他过去肯定不曾注意过的数据：日本的中小企业在80年代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4%，中小企业就业人口占职工总数的81.4%，中小企业的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2%；然后是西德、美国、英国、香港……最后是中国。
我在办《中小企业报》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提高对发展中小企业的认识》，从中小企业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到中小企业在推动技术发展的贡献，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征等，不一而足。上述信息全部来自那篇文章，只不过现在是用英语讲出来。
接下来，我告诉他说，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西方人正蜂拥而入。我特别强调，西方人已经改变了投资宝钢一类的大型企业的策略，转而关注中小企业。我给他翻出一份1985年6月25日的《中小企业报》。我告诉他说，我是这份报纸的主编。我指给他看头版头条——《外国人对我国中小企业刮目相看》，并翻译给他听：五月上旬，英国前首相威尔逊勋爵匆匆来京，带来了英国中小企业的信息。据威尔逊勋爵本人称，他次行的目的是为英中两国中小企业牵线搭桥……
最后，我再一次强调，我是上海市中小企业研究会的会长，还是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的会长，我是中小企业的专才，而且我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我曾在上海创办了“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这是一间有专职及兼职工作人员300余人，包括教授、研究员等高职称专家20余人的中型规模公司。这间公司的宗旨是协助上海及周边地区各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合作，以提高这些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我们公司设有“经济开发部”、“技术开发部”、“市场开发部”、“培训中心”、“信息资料中心”及“经济技术开发协会”等六个职能部门。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我的谈话对象是谁以及我在做什么。
可以说，那个时候，我充分地表现了自我，什么牛奶箱，什么上下不是一个颜色的西装等等，统统丢到脑后了。
不知不觉中，讲座已经开始了……
Grame教授和我商定，后天，也就是星期三，他为我在墨尔本大学安排一次“中国中小企业经济及贸易问题讲座”。授课对象是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三年级学生。同时也商定，我将获得的报酬是45澳元。
45澳元对于当时的我是个什么概念？三周的房租！
当然，我真正在意的并不是这45澳元或者是三周房租，我在意的是Grame教授给了我一个舞台。我相信，只要有一个舞台，就能充分展现出我的才华。
我当时非常激动，但是我并没有表现出来。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跳起来，或者是颤抖着双手去握Grame教授的手再说声谢谢。可能因为我是个内向的人，或者是个能沉的住气的人，再或者，我可能不想在Grame教授面前表现我的激动——我为什么要激动？我是个中国贸易专家，他不请我请谁？总之，我没有流露出我内心的激动，我只是和Grame教授一起站起来，握手。
然后，Grame教授说：祝我们合作成功。
我也说：祝我们合作成功，非常感谢Grame教授。
我把Grame教授送到门外，看到他跨进一辆崭新的高级房车里，飞驰而去。
Grame教授的那辆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已经不记得那是辆什么牌子的车了，总之很大、很新、很漂亮。我当时就想，等着吧，我也会有一辆这样的车的！
回到房间里我才发现，我坐过的地方——牛奶箱上铺着的运动衣已经湿透了。
第一仗，这是第一仗，终于打嬴了！
我心里一激动，差点流出泪来。
傍晚，同屋住的几个陆续回来了，一个个向我讲述着英语学校里面的情况。Jack的英语老师是个20岁刚出头的希腊女孩，头发很黑，皮肤很白，眼睛很大，个子很矮（和其它的“鬼妹”比）；小玉（一个坚决不肯取英文名字的上海女孩）的同桌在一家越南人开的制衣厂里剪线头，剪一件给五毛钱；Bill竟然在课堂上遇到他的大学同学！
所有人都好奇：你为什么不去上课？呆在家里干什么？
所有人都劝我：要注意保持85％的出勤率哟，小心不要被移民局取消签证哟！
Jack知道我要做澳中贸易，便悄悄地劝我：我知道你要做澳中贸易，那你也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要两条腿走路才行，也就是说，一边读书保持出勤率一边搞贸易，万一澳中贸易没搞出名堂，我们也还有机会延签证嘛……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简单告诉了他Grame教授来访的事，就又埋下头来看我的书。
和我同住的留学生们看到我不打工也不上课，都不知道我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一会儿，他们就从Jack嘴里得知，今天墨尔本大学的一个教授前来拜访我，便越发觉得稀奇。于是不再追问我，也不再给我出主意，只是在我的背后窃窃私语。
十点钟，所有人都聊累了，困了，开始铺被褥睡觉了，我一个人来到厨房，开始准备我在澳洲的第一次讲座。
星期二，我又忙了一整天……
星期三，也就是我来到澳洲的第五天，我来到墨尔本大学经济系。
记得那一天，我仍然穿着上衣和裤子不是同一个颜色的中国式西装，提着在广州买的那个仿皮小公文箱，就这样以一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会议厅了。想想很有意思，在中国我也不曾到大学讲课，来到澳洲，却为三年级学生开起讲座来了。这真是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
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澳中贸易的前景。
这个课题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很久了，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不过，当我真的出现在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会议厅时，说心里话，还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在澳洲最关键的一课，或者换个说法，假如我成功了，我就会赢得更的机会，而且我也会对自己在澳洲的发展有了信心。
在讲课之前，我就想过，重要的是让课堂活跃起来，让学生们喜欢我。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我采取的策略是，多和学生们交流！我相信交流可以让我和学生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互动起来。
我用了大约２０分钟的时间讲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我熟悉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城市的集体企业和农村的乡镇企业，它们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他们不仅仅关心企业的产值，而且更关心企业的效益。企业在人财物、供产销的自主决定权反映到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灵活性，企业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有更紧密的联系，企业的生命力更强，并且在国营企业的竞争中逐步占据优势。国营企业虽然有着国家计划的保证，有着许多优势，有意思的是，国营老大哥正在输给集体小弟弟。
我讲了自己在中国各地考察了解数百个乡镇企业的状况。讲了我对中国的中小企业（以城市的集体企业和农村的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同时讲了中国需要国际资本的合作，欢迎澳大利亚的企业去中国投资与中国的中小企业合作。并介绍了几名当时在中国很红的企业家，如步鑫生、年广久等。我对他们的发展可以说是很熟悉，所以讲起来非常自如。正因为如此，尽管我的英语并不标准，而且词汇量少得可怜，但是课堂反映依然很好。我猜测，那些听课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可能很少见到中国学者前来讲课，所以才会对我非常感兴趣——估计这也是我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然后，就是提问时间了。那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们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我都给予了尽可能令他们满意的回答。我反复强调的是，澳中之间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合作的空间很大。
当我的讲演结束时，全体学生站起来为我鼓掌。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真的不用象其他留学生那样去打苦工了。
这时，Grame教授兴奋地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祝贺我讲演成功。
紧接着，影响我一生的机会来了， Grame教授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迪肯大学经济系教授Ron Breth。迪肯大学是墨尔本最重要的三所大学之一，另外两所分别是墨尔本大学和蒙纳殊大学。Grame教授告诉我说，Breth教授不仅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且是一位作家。
当我听到Breth教授是一位作家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飞快闪过——我应该和Breth教授合作，写一本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如何加强经贸往来的书！
这个念头令我兴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