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推销《餐馆指南》时虽然没获得成功,可这段经历仍然对我很重要。
我在这一个月里学会了怎样去面对对你有成见的人,也摸索出了一点“推销术”。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后来开中医诊所,向主流社会“推销”中医的时候,我的所有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想法,都来源于那段并不成功的推销《餐馆指南》经历。
就是那个道理:失败乃成功之母。
现在想起来,如果我不曾有过那段推销《餐馆指南》的磨炼,是不可能那么快就成功地向澳洲主流社会“推销”了我的中医诊所的。
回过头来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中的任何一段经历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话虽这么说,当时我的内心却是十分紧张的。因为我的学生签证就要到期了,因为我递交的工作签证申请一直没有下落。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去一趟移民局,询问我的签证申请,但从没得到过任何有用的、确切的消息。从那个时候我就看清了,澳洲的政府机构非常庞大,而且也非常官僚。每一个移民(或签证)申请案子都是由指定的移民官分管的,如果分管你的案子的移民官病了或者是去度假了,你的案子就得压下来。我的运气就不大好,处理我的案子的移民官去印尼的巴厘岛度假去了,就算我是移民部长的亲兄弟也是无济于事。
我只有等下去。
屋露又遭连天雨。就在我焦急地等待工作签证的时候,突然收到OSO寄来的警告信!
OSO是Overseas Students Office(海外学生办公室)的缩写。这三个字,说来也怪,我怎么看怎么象是国际通用的那个海上呼救信号SOS。说老实话,当时我们海外来的那些留学生还真就象怕SOS一样怕OSO来信,因为OSO就是管我们出勤率的,一来信肯定没有好事,不是警告你出勤率太低,就是通知你,因为出勤率不合格,签证即将被取消。
按封警告信虽然措辞优雅、客气,但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清晰的——我必须马上回学校上课,否则他们将通知移民局,取消我的签证!
接到警告信后,我先吓了一跳。可是认真想了一会儿后,决定不理睬它。
为什么呢?
第一,我觉得学校只是想通过OSO吓唬吓唬我,并不会真的通知移民局;
第二,即使是我现在马上回学校上课,也保证不了85%的出勤率;
第三,我寄希望于我的工作签证能在最近顺利批准。
我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心里仍不踏实,总觉得移民官会带着警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几天我总是做恶梦,梦到我被移民官抓进拘留中心,最后被遣送回国……
被梦惊醒后,我睡不着了,我甚至开始考虑,是不是找个地方躲几天再说?
那是我在澳洲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虽然我很自信,虽然我相信我选择的路是正确的,肯定会成功的;可是,我毕竟还没成功。而且,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留学生走的都是和我完全不一样的路。为什么他们不走我的路呢?是他们没看到,还是不想走?我走的路真的会比他们好吗?凭什么我就比别人高明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走的是一步死棋?
我开始怀疑自己了。
我就这样,一边自信地走着自己的路,一边又犹犹豫豫地观察着别的留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留学生都找到了工作,我看到他们辛辛苦苦但又高高兴兴地去学校、去工厂、去餐馆,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他们既保持了出勤率,又赚到了钱,他们很充实,而且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定可以再续签证,继续留在澳洲。他们追求的核心目标就是留在澳洲,只要能留在澳洲就行,不管通过什么途径,也不管这个“留在澳洲”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他们毕竟已经看到了结果。而我,似乎是没有结果的。
当我在看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看我,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并为我担心。
我没有给自己留退路,我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
我总是在鼓励自己,现在是最难的时候,金凯平,你一定要用平常心来面对刚刚开始的困难,失落和孤独……虽然现在很艰苦,但是只要选择正确,就要一无反顾地向前走,痛苦就成为幸福的来源,我就一定能达到心中的目标。
很快地,我又恢复了信心,我甚至忘掉了OSO的警告信,我开始全部身心投入写作。
说到写英文书,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的英语虽然有些基础,可是一上来就写英文的专业书籍,还是非常吃力的。说老实话,辞不达意是常有的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推销《餐馆指南》期间,完成了一份详细的写作大纲。
Brenth教授对我的写作大纲评价很高——当然指的不是我的英文水准,而是我的思路。
Brenth教授的肯定给我以极大的鼓励,铺开稿纸,就一章一章地写下去了。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的身体又出问题了——这完全是个“计划外事故”。
在澳洲的这三个月,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都是认真筹划、精心设计过的,几乎什么情况都考虑过了,就是没有考虑我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从没出过问题。可谁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问题呢?
开始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并没在意,也没去看医生。
我们都知道,在国外留学什么都不怕,就怕得病。怎么讲?因为在澳洲这样的发达国家看病是非常昂贵的。虽然我们来时都买了医疗保险,可是真的得病了去看医生后才知道,医疗保险只是保证了你可以免费看医生,但是看完病去药房拿药还是要自己掏钱的。澳洲的药非常贵,随便一盒可以吃一个星期的药片都要十几澳元——这是我一周的伙食费啊!哪个留学生舍得花这个钱?
这样看了医生又舍不得拿药,不看也罢。
再者,每个留学生出来时都会多少带一点药,什么伤风感冒啦,头疼脑热啦,跑肚拉稀啦,口干舌燥啦,吃点药就顶过去了。这样,就养成了不去看医生的习惯。
我的征兆是什么?有点象感冒,浑身不舒服,关节酸痛,头昏眼花,爱打喷嚏,而且鼻涕眼泪一块流,晚上睡觉时总觉得七窍哪儿哪儿都堵住了,喘不过起来。这样,我不仅白天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无法写作,而且晚上也因为呼吸问题导致睡不好觉。睡不着觉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不仅晚上痛苦,而且整个白天昏昏沉沉地更痛苦。
我自作主张地吃了一些感冒药——我是说,长时间服用不同的感冒药,但是没有任何改观。
我就只好硬挺下去。我这个人,本来就长得比较瘦弱,再加上我说话的声音有点沙沙的,所以没病也象有病似的;现在真的病了就更不成样子了。我猜别人看到我那时的样子,一定觉得我很可怜。
这样几天下来后,我身上元气大伤。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挺不下去了。
我说挺不下去不是指的体力,而是脑力。要说体力,也许我还可以挣扎着坐起来,爬在两个牛奶箱搭成的“桌子”前接着写我的书;可是我的脑力彻底垮了,脑子象是给什么东西塞满了一样彻底木掉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就这样陷入了绝境。
签证一直没有消息,OSO来信警告,身体又搞垮了,我的澳洲梦即将破灭了……
喷嚏越打越频繁,眼泪鼻涕也越来越无法控制,我整个人也变得气急败坏起来。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因此二发疯,把一直不停流眼泪的眼睛挖掉,我就仰面趟到由八个牛奶箱拼成的“床”上。
这时,Jack回来了。
Jack是兴冲冲回来的,他一回来就直奔我而来,看那意思是想告诉我点什么喜讯。可他来到我的床前,一看我的脸,愣住了:我说小金子啊,病了吧?
我没理Jack,因为我只顾不停地打喷嚏,擦鼻涕,抹眼泪。
Jack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扒开我的眼皮看了看,然后命令我:张开嘴……
我没有理Jack,甚至觉得他有点烦,就翻了个身,把背对向他。
我一转过身去,立刻爆发出几个惊天动地的喷嚏来。
你得去医院了,小金子。Jack这样对我说。
Jack的话令我很生气,去什么医院?钱多了烧的?不就是感冒嘛,吃药不吃药一个星期就过去了。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Jack没生我的气,象是自言自语那样说了句,象是花粉病哎。
我一愣,仔细瞧了瞧Jack:你怎么听上去这么专业啊?
Jack又笑了笑,你怎么忘了,我是上海静安医院的门诊医生啊!
Jack陪我去了医院。还真叫Jack说对了,我得的是花粉病。
所谓的花粉病,顾名思义,就是由花粉引起的。十一月份,墨尔本已经进入初夏,初夏是花粉病的高峰期。因为鲜花怒放,使得我们的周围到处都充满了飘散的花粉。有的人不适应空气中的花粉,就会得花粉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来到澳洲后会得花粉病,就因为墨尔本的花多吗?
吃了医生开的药,病兆暂时被压抑住。
Jack这才想起要告诉我他的好事。
Jack找到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