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想再三，决定办培训班，专门培训那些想去（或正在）和中国做生意的澳洲人。

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也给我提供了机会从他们中间寻找将来的合作伙伴。

我在墨尔本最大的报纸《时代报》he Age）上每周花200澳元刊登广告：中国贸易专家、《中国贸易指南》作者金凯平，举办“如何与中国做生意”讲座。然后是时间、地点和联系电话……

广告刊登出来以后，我便开始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未来的学生上门了。

大概有十几个人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又在电话里对培训班的计划做了些解释。

可我还是没有把握到底会有多少个人能真的前来听课做我的学生。

开课的日子终于到了，我数了数，人不算多，但是也不能算少—— 一共６个！

我把家中的小客厅改成了临时教室，我的澳中贸易咨询业务短训班讲座就这样开始了。

我的培训课一共有10讲，每讲3小时，分为中国贸易机构介绍，中国商业文化，与中国商人谈判技巧，中国区域的比较，合资与合作，中国经济的过去与改革等等。当时澳洲的公司和中国内地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存在很多问题，有的是制度缺陷，有的，则是文化差异。

我给他们讲解中国外贸系统的构成，还告诉他们，中国外贸公司有不同的类型，而不同地区生产的产品质量是不一样的，诚信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沿海地区省份的产品质量都不错，东北和西北省份的就差一些。

在细节问题上，我告诉他们，联系生意的时候，必须和部门经理这样的负责人打电话联系，再就是必须把具体的经办人员落实好，这是十分关键的。还有，在商讨价格的时候，澳洲人往往喜欢直接发个传真，可是，中国的习惯却是直接要在电话里面谈。还有，有的工厂只是生产产品，没有出口权，出口权在外贸公司等要害问题。

在办培训班的时候，讲解中国和澳洲的文化差异问题，是首当其冲的。比如，西方人喜欢直来直去，而中国人则喜欢含蓄甚至绕圈子；西方人非常自信，总是说“我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东方人总是觉得谦虚是一种美德。

我的“中国问题专家”身份是响当当的，我的学生对我几乎是言听计从。

有这样一个小Сhā曲，我比较喜欢吃萝卜，特别是萝卜­干­，被我的一个学生看到了，觉得很奇怪，就问我，这么吃萝卜，你的胃怎么能受得了？

我就顺口说了句，中国人相信萝卜是小人参。是滋补人的身体的。

结果，我屋子里的萝卜­干­立刻被那些澳洲人抢了个­精­光。

我办班的收费很便宜，每人200澳元（按常规每人要至少收500澳元），当他们通过我的培训和中国做成了生意后，才会收取较高的费用。

第一期结束之后，有两个学生做成了生意。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笔咨询生意成交后，我得到的报酬是500澳元。

那是在1989年的3 月份。我的培训班种有一个学生是橡胶行业的老板，此前，他与中国橡胶业的公司联系了3个月，一直做不成生意。他来找到了我，只一个星期，就获得了中国方面满意的答复。他立即付给我500澳元的咨询费。

我一下子拿到了500澳元！我的手里拿着那几张崭新的澳元票子，心情很激动。因为这钱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

整个培训班的课上下来，我是既教学生，又拜老师，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得赶紧找老师解答。培训班的情况，总的来说是很好的，可以说是师生协力，共创大业，一些学生最终依靠我的点拨，和中国做成了生意。

很多第一期的培训班学员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和商业伙伴。

培训班结束时学生大都送我礼物做纪念。记得有一个学生送我了一盆生机盎然的发财树，现在还活着呢。

第一期培训班结束后，很快就有了第二期、第三期……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

我自豪地把他们称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黄埔三期”……

有一天，我正在给“黄埔二期”的学生们上课，突然溜进来一个人，是Jack！

我刚要打招呼，Jack朝我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管他，继续讲课。然后，他就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下了。记得那天听课的学生大概有二十几个人，整个客厅里都坐满了。

那堂课，我讲了中国特定的商业文化——回扣。当时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公司和机构都是国营的，而且都设有采购员，有时候，你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卖给他们，就得行贿采购员，一般的行贿方式是，按货款的百分比提成。听课的都是很纯正的澳洲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做法。我费了很多口舌。课讲完了，他们还围着我问个不休。

后来Jack告诉我，他看到那么多看上去令人敬畏的澳洲企业家和商人在我面前象些小学生似的，毕恭毕敬地请教我，他为我自豪。

我告诉他说，别看他们都是总经理、总裁什么的，也别看他们各个衣着笔挺、发型讲究、风度翩翩，其实不见得比我们聪明。至少在心算这方面，他们比我们差远了！他们没有“小九九”，算起乘法来非常费事，连一位数的乘法也要想半天！这些在中国，连小孩子都会啊！

Jack听的一愣一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