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12月份，我决定弃学从商。

我果断地离开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去一家商学院工作。

澳洲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办的综合大学，一种是私人办的专科学院。专科学院无论从规模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无法与正规的综合大学相比。大学学成后，会根据所学年限及成绩颁发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可是学院就只颁发结业证书。

那么，我为什么要离开很有名气的迪肯大学，而转去一家私人开的商学院工作呢？

有四个原因：

第一，这所商学院是一个西班牙人后裔办的，才刚刚起步，会有很多机会；

第二，我来这所商学院是做国际部经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第三，我想通过这个职位进入成|人教育领域，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第四，工资高，年薪六万，是原来在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时的五倍。

那时的六万年薪在澳洲也算是很高的工资了，据我所知，即使是大学教授，也不过七万多一点。六万，按当时的汇率，差不多相当于40万人民币！而那时普通中国人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多，一年还不到两千，40万就是工作200年的工资总和！

我应聘这所商学院国际部经理职位时，觉得非常有把握，因为我提供了一份相当有说服力的工作资格证明材料。除了我正在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做主任的工作经历外，我还提供了这几年在澳洲主流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是我的著作《中国贸易指南》，最后还有我在中国大陆、尤其是沿海省份广泛的人际网络，以及我对中国市场的把握。

这个时候的我，已经非常自信，而且也有着丰富的和澳洲人打交道的经验。

结果我面试成功了。他们看中我的是，我既有着丰富的澳洲本土在大学的工作经验，又有着广泛的中国大陆人脉关系。

我担任的这个国际部经理的工作，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招生，其实就是以华人为主，因为东南亚来的留学生也多为华人。

我上任后才知道这个学院还没有开始招生，租用的一幢大楼也完全空着。

我立刻觉得不妥，这样经营学校能赚钱吗？

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才知道，他们还没拿到教育部的招生准许。不过，老板已经不想再等了，就这样开始招生了。我越发觉得不妥，这样做合法吗？我相信迟早要出问题的。而且，老板也一直在花钱，却没有一钱的收入。

我开始动摇了，本来想好好­干­一番的激|情也渐渐地冷却了。

我在继续观察。

后来，我了解到，学校的老板，也就是那个西班牙人，由于继承了大笔的遗产，所以有雄厚的资金，就是说，即使是没有学生，学校仍旧可以运作。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妥。我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赚那六万，我是有抱负的，我要借着这个平台­干­一番事业的，我可不想混日子。

我在这个学院­干­了两个月，1990年的２月，我就离开了。

当时，我的一些朋友都很不理解：金凯平啊金凯平，你可真是太傻了，那可是年薪六万的好工作啊！怎么能说辞就辞了呢？管他管理混乱不混乱，管他是不是有许可证，总之只要你能拿到薪水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

可是我想，如果就这样去大陆招生，那不是吭人吗？人家花了血汗钱来读书，万一教育部最后不发招生准许，那这所学校可就成了一间不合法的学校了，我怎么能对得起父老乡亲？

一年后，这家商学院就倒闭了。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招没招到学生。

我在这家商学院工作期间，同时开始了我的第二本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务谈判》的写作。由于工作轻松，再加上也没有了身份的焦虑，所以写的很顺手，很快就完成了初稿，并交给Breth教授进行修改。

时间进入1990年。我已经出了一本书，拿到了澳洲永久居民身份，还买了幢房子。至于我的工作，我辞去了以学术为主的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的工作，又辞去了以经商赚钱为主的商学院国际部经理的工作，我要象中国一样，再次“下海”，自己创业了。

我想我已经有了这个能力，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在澳洲生存和发展的自信。

这一年，是变化最多的一年。

我像是一只新移民中的领头羊，在飞速地奔跑，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的发展机会和目标。

虽说我那时来到澳洲已经超过两年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前后一起从大陆来澳的数万名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中的大部分，都还在埋头打苦工，在大大小小的餐馆、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在吊塔林立的建筑工地，赚着每小时５－10澳元不等的辛苦钱。

我决定用自己的脑子挣钱，用自己的智力生存。

我在等待机会。机会总是给予那些已经有了准备的人。

果然，机会来了。就在这年的一月份，我有了一个可以办一家合资企业的机会。中国福州一家企业打算掏20万澳元资金，在澳洲办一个合资餐馆。他们找到了我。我找到了在墨尔本打拼多年拥有一家经营得不错的餐馆的王老板。三方坐下来，开始协议合资的事。他们希都望我也投资入股，组成一个三方合股的餐饮公司，共同经营一家餐馆。

我那个时候还拿不出来太多的现金，但我又很想入股。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合资概念：福州公司的资金、王老板的餐馆和我对澳洲市场的开发经验。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三方坐下来一共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要点一直围绕在我的智力入股。我希望占公司20%的股份，但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我在澳洲两年多的市场开发经验入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