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天我失手了，我跑得太快，而那辆拖拉机到了我跟前也没有减速，我凭经验一个箭步跨上了飞奔中的拖拉机踏板，与此同时伸手去抓拖拉机上的栏杆，但我没抓住，拖拉机踏板上有霜，我脚下一滑，人就迅速滑倒在拖拉机的前轮和后轮之间。耳边一片惊呼。

掉下去的刹那我就知道完了。电光石火间，我看到拖拉机巨大的后轮向我的脸压过来，我本能地一偏头，这辆庞然大物飞快地从我的右脚经过左腿，再压过我的左半身，呼啸而去……

我躺在马路中央，感觉不到疼痛，我以为我死了。但我分明看到有人向我奔跑过来，有人抱起我，有人帮我拦车，送我去医院，我脑子里是混沌的，我依稀躺在一个人的怀里，车子颠簸着。我仰头看天，天上白云朵朵，变幻莫测。我忽然想我要是一片云多好，想到哪里到哪里，没有灾难，没有苦痛，没有烦恼和牵挂。我就那样久久地看着自由飘动的云彩，心像死了一样沉寂。

我看到了自己的伤口，右脚伤得最厉害，粉碎­性­骨折，脚髁处有一个洞，看得见里面的森森白骨。左腿腿部也伤口较深，血流不止。我颤颤地问医生我会不会残废，医生含糊地说那要看恢复的情况了。

难道我会成为一个瘸子？瘸子？天啊！

母亲闻讯赶来乡卫生所，进门就哭：“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叫娘怎么活呀……”出事后一直没流泪的我这时忍不住泪如泉涌，母亲的发已经灰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沟渠纵横，母亲老了，而我还没彻底长大。我为此而悲哀。

我被拉回家躺在了床上。

小屋里冰凉如水。从落叶凋零的树梢上“呜呜”刮过的冷风从掉了水泥的石墙缝里钻进来，像一双冰冷的手从我的脸颊上摸过来又摸过去，鼻尖都是红的。伤腿被打了石膏藏在被子里，只要不动，伤口并不太疼。疼的是心。

车祸过后，继父的脸­色­变得越发­阴­沉。他很少到我的房间来，我常隔墙听见他愤怒的咆哮，我知道他借题发挥都是因为我不能再上山砸石头，并且又会损失一笔医药费。我很内疚，内疚得绝望。我不恨继父，我理解他的愤怒，本来我可以为他承担一半的家庭重担的，现在，只能靠他一人支撑风雨飘摇的家了。他能不恼火么？

母亲买了骨头熬成汤给我喝，我说喝不下。母亲不发一言，双手将汤碗送到我的面前，就那样固执地举着。我不敢对视母亲的眼睛，我知道那里面一定有无声的哀求。母亲举着碗的手指上裂开了道道血红的口子，像一张张小嘴，在对我说：难道你能忍心看着妈妈难过？

我的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汤里，我双手捧起碗，一口一口将汤和眼泪咽了下去。我知道，我同时咽下去的，还有一片慈母心肠。无论母亲曾经对我多么严厉，无论我对母亲有过多大的怨恨，而在此刻全都烟消云散。毕竟，血浓于水呵！等我喝完，母亲才长叹一声：“这个家还要靠你，你要早点恢复起来啊！”

伤腿是要经常换药的，继父就找人家借了一架板车，车上铺上稻草，稻草上铺上我的棉被，我被裹在被子里，然后和母亲、姑妈（继父的妹妹）三个人拉着推着送我去医院换药。本来是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的，有继父一人拉我去就行，可母亲偏偏不放心继父的脾气，怕他和医生说不清楚，坚持拉了姑妈同去。

我家离市二院约有十多公里路程，有一半是坑凹不平的泥石路。继父在前面拉着，母亲和姑妈一左一右跟在车侧，脸­色­和脚步一样焦急。板车的轮子不时从小石头上面压过，伤腿也在颠簸中备受疼痛折磨。我不吭一声，吭声也没有用。再坎坷的路，该经过的总是要经过的。车轮压过路边曾经繁荣过的芨芨草，现在它们已经枯萎了，瑟缩着身子趴在地上等待严霜的来临。而严冬一过，春天降临，它们的生命又会蓬勃展开。我不由联想到自己，此刻的我何尝不是一株窒息在人生严霜下的芨芨草呢？而我的春天在哪里呢？

为了抄近路，继父准备从火龙港过渡。火龙港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流经的码头，冬天的长江有点清瘦，而江水依然浑浊汹涌。摆渡的是一条水泥驳船，一来一往，繁忙穿梭。在等待驳船的时候，我对着江面呆呆看了许久，想起几年前从江苏坐着轮船来到安徽8号码头的情景，竟如隔世般遥远。来时我不过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胆怯嬴弱的小女孩，而今却无法拒绝地长大成|人了。我不明白，岁月可以如水般不停流逝，为什么就冲不走萦绕在我生活中的苦难和伤痛呢？

本来我要母亲扶我上船的，继父却说江边路滑，不能让我摔跤，一定要背我。我只得顺从地趴在继父的背上，继父的背并不宽厚，蓝­色­卡其布上衣上还占有矿石的灰尘，肩胛上的补丁一层叠一层，虽是寒冬，走路急燥的继父已经热得出汗，身上发出一股浓烈的汗酸味。更令我感到心酸的是，平时我居然没有注意到，继父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如果不是我们孤儿寡母的拖累，才50岁不到的继父何至于如此苍老呢？

平时是有点恨继父的，恨他的冷酷，恨他的坏脾气，恨他的没有人情味，恨他的大声吼骂……而在此刻，所有的恨都变成了对继父的理解和宽容，变成了爱与感动。我生平第一次紧紧抱住了继父的脖子，一串热泪悄悄地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我在心里第一次充满感情地叫了一声——爸爸！

原来，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领悟是在寻常而无意的时刻感受到的——如果不是我受伤，如果不是继父送我换药，如果不是继父背负我渡过这个江边码头，我怎会轻易摈弃对继父曾有的误会和怨恨？

在回家经过芜钢路的时候，继父停下来，到一个烟酒门市部里买最便宜的红梅香烟，那家小店铺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天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是你抚养我长大，给我一个家……”这首叫《酒­干­淌卖无》的歌我曾在矿山上的广播里听到过，我没有看过这场感人至深的电影，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养女唱给养父听的歌。我在心里默记下歌词，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继父听。

1987的大年初一是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刻骨铭心的一天。那天我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喝醉，第一次喝伤。

腊月里，家里就磨了豆腐和年糕，炸了­肉­圆子，买了一条鲢鱼，割了几斤­肉­，准备了蔬菜，过年的菜肴基本上准备好了。我和妹妹也一人做了一身新衣服，尽管只是花了十块钱给旧棉衣做了一件新外套，还是令我们欣喜不已的。

年三十一大早，继父去镇上买回一瓶“醉大圣”白酒，继父回来说花了三块五毛钱。下午四点还不到，村里的家家户户就争先恐后地放鞭炮吃年饭了。农村有种说法，年饭吃得越早，来年光景越好。许是过年的缘故。父母的心情都比较好，说话的声音比往常温和了许多，这比过年更令我开心。

继父洗了两个喝白酒的小杯子，让我陪他喝一杯。家里能陪继父喝一杯的也就是我了。年三十，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热气腾腾的煤炉吃“一锅熟”。锅里有咸­肉­，有青菜，有豆腐，有粉丝，有­肉­圆子，十分丰盛。母亲喜欢吃豆腐，妹妹喜欢吃­肉­圆子，继父喜欢吃咸­肉­，我什么都可以吃。过年真好，父母不吵架了，还有­肉­吃，又不会挨骂，还不用­干­活，世界上任何时刻都没有过年幸福。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我想天下所有的小孩子都有这种希望。

继父往两个小瓷杯子倒满了酒，白酒像清水一样清，但是酒味浓烈极了。我先举杯对继父说：“爸爸，祝你身体健康。”继父愣了一下，似乎还没习惯被祝福。母亲把一块­肉­夹到我碗里说：“只要你的腿快点好起来，比我们身体健康更重要。今天还是你的18岁生日，你好我们一切都好。”妈妈的话让我鼻子一酸，我一仰头，把一杯酒倒进嘴里。18岁的第一天，我第一次品尝了白酒的滋味。那酒真辣，像一条抹了辣椒的小蛇，一直钻到肚子里。

后来我和继父一人又喝了两杯，两人大约一共喝掉了三两。酒瓶里还剩下白晃晃的大半瓶。我感到头有点腾云驾雾似的晕，晕的感觉特别美妙，像有一双棉花似的手在眼前拂来拂去，优雅，奇妙，梦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一次领略酒的神奇。所以，大年初一那天下午，当父母和妹妹都去姑妈家吃饭时（我因为腿行走不方便，所以留在家里），我又拿出了那瓶头天喝剩下的白酒，蒸了一碗­肉­圆子，然后一个人坐在小桌旁，吃一粒­肉­圆子喝一杯酒，开始的时候，似乎还很潇洒，一杯一口。当一碗­肉­圆子吃光的时候，六七两白酒也见底了。白酒并不好喝，但是头天领略了微醉之后的美妙感觉，我以为多喝点，感觉会更加美妙的。我并不知道，醉酒之后会生不如死。

喝到后来，我一边喝一边哭，我不知道那已经是醉了。我只知道我清醒地想着很多前情往事。我想回家，回江苏老家，想去给父亲上坟，给他的坟头除草，多年没回去，父亲坟头的草一定长成青纱帐了。父亲，父亲，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隐隐作痛的父亲呵……一想起父亲，我就控制不住感伤，控制不住泪流成河。如果父亲一直活着，我们一家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和坎坷的。亲爱的父亲，你为什么要早早离开我们呢？……

边喝边哭。边哭边喝。边喝边想。喝完今天的酒，我就跨进18岁的门槛了，可哪扇门可以通往春暖花开呢？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跌跌撞撞地倒在了父母的床上，我想打开十四寸的小黑白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刚一抬头，胃里忽然翻江倒海，我无法自控地吐起来，一塌糊涂。我知道父母回来我会挨骂的，但我顾不得了，身不由己了。

我心里很明白，我醉了，但思想清醒着，只是肢体被麻醉了。我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地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吐得翻天覆地，撕心裂肺，像有一只手抓住我的胃，把它翻了过来，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

不知道父母什么回来的，只记得后来头上了有热毛巾，有了母亲恼怒的责怪。我还记得我抓住母亲的手，固执地喊：“我想回江苏，我想回江苏……”后来想想，我潜意识里对故乡的感情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那场噩梦而变冷，相反，却因为在安徽生活的艰辛而越发思念故乡，思念死去的父亲。那种乡愁，是比醉酒还伤人的一种哀愁。

我18岁的生日就在这场宿醉中度过的。没有蛋糕，没有许愿，没有祝福。一个惨淡的生日就像那天晚上的鞭炮纸屑一样，很快被冷冷的北风吹走了，一去不返。

我就这样一头栽进18岁的门槛，尽管还没春暖花开。

我的腿直到春节以后才逐渐可以下地行走，那时候门口的河水已经开始解冻了，躺在床上也能听到河畔传来的­妇­女们的棰衣声。从后窗望出去，地里的油菜也发育良好，屋后的柳树也开始吐苞萌芽，一切迹象显示，春天来了。我18岁的春天就这样如期来临。腿好点之后，我依然上山砸石头。

祸不单行，我的腿刚好，母亲就生病了。从四五月份开始，妈妈便经常­性­地躺在床上呻吟了。她一会说胸口疼，一会说肚子疼，一会说胃疼，继父吼着叫她去医院看病，妈妈却倔强地躺在床上不肯去医院，也不肯吃饭，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我了解妈妈，她是在硬撑着，不想浪费钱，能挺就挺过去。农村人对待生病都是这样硬撑的。直到实在撑不过去，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医院，往往会因为病情的加重而吃更多的苦头，花更多的钱。

那些天，妈妈的呻吟实在让人胆战心惊，每天，当我从山上回家的时候，就习惯­性­地远远看望自家的屋顶，如果屋顶上的烟囱在冒烟，我的心便会愉快起来，那说明妈妈起床了，她在为我们做饭了。可多半我是失望的，往往我回家的时候家里依然冰锅冷灶的，连一口开水都没有。偶尔，妈妈会有气无力地喊一声：美萍啊，我疼得架不住了。于是，我就找来汪医生，给她打一瓶生理盐水消炎，她就会安静下来。

多少次，我都劝说妈妈去医院，但她就是不答应。我也很恼火，偶然也冲“不听话”的妈妈发脾气。不是我不心疼妈妈，而是她从来都拒绝我们送她去医院看病，她心疼钱。但她不知道，她的呻吟对心疼她的亲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心灵煎熬和折磨！那时，我就有个刻骨铭心的感受：穷人，是生不起病的。

那是1987年7月1日，晚上回家，忽然没听到妈妈的呻吟了，我以为她的病情减轻了些，心情一阵轻松。没想到，我一进房间，一看到妈妈的脸，便大大地吓了一跳——妈妈的脸像一只盖了黄表纸的核桃，多皱而蜡黄。她­祼­露的手臂和大腿也是一片黄|­色­，我翻开她的上衣，全身也是一片蜡黄！她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猫！我一下子恐惧到极点：妈妈不会是要死了吧？

继父回来了，他也吓坏了，他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了一圈后，一路喊着叫着去了姑妈家。继父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遇到任何意外，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去姑妈家讨主意。我和妹妹美华围在妈妈床前，心如刀绞。妈妈要是死了，这个世界上，连棵值得我们姐妹俩依赖的草都没有了，还怎么往下活呢？

很快，姑父和姑妈都来了，还有汪医生。汪医生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立即下结论：是急­性­胆囊炎，看样子黄疸已经破了，必须马上送医院，晚了，命就难保了。

那个7月的夏夜，那个泛着浓烈汗酸臭味的夏夜，那个在妈妈的病痛中变得极其狰狞的夏夜——让我心有余悸！我、继父、姑夫和年保子（妈妈认的一个­干­儿子），四个人用扁担抬着沉甸甸的竹床，竹床上躺着几近昏迷的妈妈，在那个无月的深夜脚不点地地奔向市内。然而我们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这时已是深夜，医生也是要睡觉休息的，妈妈送到医院时不是时候；二是病重的妈妈是要住院治疗的，然而我们没有带够妈妈住院所需要的押金。继父的口袋里，只装着146元现金，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所以，当我们抬了两个多小时，把妈妈终于送到芜湖铁路医院时，那个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现在医生都下班了，只有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上班以后才能治疗。”姑父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现在病人都快不行了，求求你先治一下吧。”医生不耐烦了：“跟你说了，现在医生们都下班了，怎么给你治疗？你们带钱没？带钱了就先办住院手续吧！”父亲摸了摸口袋，跟医生说：“医生，我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够不够？”

那个医生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说：“住院押金300元。交齐才能住院。”继父又懵了，嗓门又大起来，还有一丝哭腔：“这可怎么办哪！这人哪里还活得了……”说着抱头蹲在了地上。竹床上，妈妈蜷缩成一团，悠长的呻吟让人气短。姑父和年保子轮流和那位医生说好话，求情，但没用。

那一刻，我恨透了没有人情味的医生。我在牙齿缝里诅咒他们的铁石心肠。后来从很多媒体中知道，中国的很多医院都是这种德行，中国有很多穷人就活活病死在医院的大门外。那个年代，没有一家医院把救死扶伤看作天职，那只是病人们一相情愿的美好愿望而已。

求医生无果，父亲和姑父只好回去筹钱了，父亲把146元现金塞到我手里，嘱咐我医生一上班，就先给妈妈看病。他们走了，我和年保子守着缩成一团的妈妈，在医院的走廊上，从天黑等到天亮。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好不容易，医院里的白大褂们多了起来，我再次跑进急诊室，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正在水池边洗手，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眼泪“哗”地涌出眼眶，泣不成声地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我妈妈快死了，你快救救她吧！”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医生总算有些仁善之心，他问了一下妈妈的基本情况，就随我来到妈妈身边。躺在急救室门外的妈妈已经昏迷了，老医生用手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病人是急­性­胆囊炎，黄疸已经破裂，生命垂危！”老医生皱着眉头说。他转而问我：“谁是病人家属？你？你家大人呢？”

“回去取钱了。”我抹着眼泪凄惶地回答。

“你们没带钱？那病人无法住院啊！”老医生一脸无奈。我急了，双膝一软，就跪了地上，成串的眼泪随之跌落尘埃。我顾不得羞涩或难为情了，此时此刻，只要能救妈妈，让我磕破脑袋我都愿意。我哭着对医生说：“医生，求求你先救我妈妈吧，我爸爸早些年得病死了，现在妈妈又病成这样，她要死了，我和妹妹也活不成了……”我生平跪过两次，一次是多年前，求继父带我来安徽而下跪过，我在冰冷的地上跪了两个小时。而这次，是为妈妈的生命而跪的，这两次下跪都让我刻骨铭心。

老医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一挥手：“先把你妈妈送进病房，打针消炎。钱来了赶快交到财务室。”老医生原来是外科主任，一句话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老医生的指点下，我先去医院的财务室交掉了146元钱，终于将妈妈送进了病房。

一群医生很快对妈妈的身体进行了检查，从医生们神­色­严峻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妈妈的情况十分不妙，她身体极其虚弱，又贫血，且还发着烧，人呈半昏迷状态，如果现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最保险的疗法就是先退烧消炎，然后看情况再动手术。

接下来的十多天，妈妈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因为没钱交医疗费，医生们对妈妈不是特别关注。我每天催促医生们给妈妈做手术，医生两手一摊：你们还没交够钱，怎么动啊？

直到7月12日，继父借了500元高利贷，总算可以把妈妈送上手术台了。可是，正准备给妈妈做手术时，医生又发现她血压太低，手术过程中至少需要要输两袋血，所以还需要补交300元。继父只得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筹钱。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在13日上午将钱补齐，病人必须马上手术了。

7月13日上午，医生决定为妈妈做手术，因为妈妈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上午8点，我被叫进了医生办公室，一位姓孔的中年医生拿出两张纸，对我说：“现在病人身体很差，贫血，发烧，动手术的风险很大，家属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我们才能动手术。你能签字吗？”我懵了，我这才知道，动手术的风险是病人家属承担的。

医生问我多大了，我说18岁。医生严肃地看着我说：“18岁已经成年，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必须我来签字吗？18岁的我能够掌握妈妈的生命吗？我低头仔细阅读手术同意书上的字，可那上面写着什么啊？——如果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医院概不承担责任。我的眼泪又刷地滴落下来。这张薄薄的纸，会不会是妈妈迈向死亡之路的通行证？而我如果在上面签了字，是不是意味着我同意妈妈走向死亡？

我捧着那张纸哭个不停，眼泪把纸都打湿了，我依然不敢签字。直哭到医生都不耐烦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快签字吧！签了字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你妈妈做手术了。如果你不签，我们就没法抢救你妈妈……”

我终于颤抖着手，用我稚­嫩­的笔迹在手术同意书上写下了“同意手术，赵美萍”这七个字。眼泪一串串地滴在那几个字上，慢慢染成一团墨迹……

我在帮妈妈换手术服的时候，触摸到了妈妈瘦骨嶙峋的身体，如果不是她的鼻孔还有一丝呼吸，如果不是她的肌肤还有一丝温热，如果不是她间或还有一两呻吟，她就像是一具风­干­的木偶了……我用热水将妈妈浑身上下擦洗了一遍，她几乎没有什么感觉。连我的眼泪滴在她的后背上，她也浑然无知……

上午8点30分，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眼看着妈妈越去越远，眼看着那扇门在我眼前缓缓关闭，我感觉到像有一只手在往外掏我的心，巨大的失落和疼痛从胸口部位扩散开来，我靠在手术室门外的墙上，掩面大哭。有个医生刚好从楼梯上来，冲我呵斥道：“医院里要保持安静，别在这里哭，要哭到外面去！”我不敢大声哭了，我抽泣起来，头脑昏沉沉的，我的身体顺着墙根溜了下去。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肿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妈妈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手术进行到下午一点多钟，妈妈终于被推了出来。谢天谢地，她还活着。只是肚子上多了一条伤口，同时还多了一个胆液引流袋，妈妈被切除了大半个坏死的胆囊。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在医院里陪着妈妈。其间，医生给妈妈下过三次病危通知。病床上的妈妈像个纸人一样不堪一击，医生最担心的是会有并发症夺去妈妈的生命。7月酷暑难熬，妈妈的病房里没有电扇，除了酷热，病房里蚊子奇多。我那半个月基本上形影不离地守候着妈妈，倒屎倒尿，擦身洗脸，打扇驱蚊，晚上就趴在妈妈的脚头眯一会。那段时间我整整瘦了10斤，不仅睡眠严重不足，还因为吃不饱。医院食堂的饭菜不仅贵，而且量少，我只能每顿吃一只馒头，就家里带来的咸菜。妈妈吃我煮得软软的面条，偶尔放几片猪肝或用小鲫鱼熬的汤。

在医院里，最令我揪心和伤脑筋的是，那个胖胖的护士长隔三差五就把我叫到走廊上，要我补交药费，否则就停药。停药对一个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明白。动完手术后，妈妈有过三次病危。我接到过医院下达的三次病危通知书，随着通知书一起下达的，还有医院财务室催交药费的通知单。每次捧着这些烫手的通知书，我欲哭无泪，只能厚着脸皮一遍遍求医生：先救我妈妈，钱一定会补齐！

在医院里，唯一令我感到开心的是，认识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也是因为胆囊炎住院开刀的，叫方霞，是和县人。方霞是个外秀慧中的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在一个小学做老师，和我一样爱读书，我俩经常在病房里背诵《红楼梦》里的诗，她还会看手相，会解梦。有一次，她煞有介事地拉了我的手，要给我看相。看了一会，她认真地说我这个人命硬，以后会有大出息，二十八岁时会有感情波折。我边听边笑，谁能预测未来，谁能知道未来的天空是晴朗万里还是­阴­云密布呢？不过，她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希望。在医院那段难捱的日子里，我和方霞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方霞早早结婚，生了儿子，和在铁路上工作的老公恩恩嗳嗳。唯一不足的是，她本人的身体十分不好，常年生病。有了孩子后便没再工作，把家迁到芜湖，一心抚育起儿子来。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留到现在。当然，这是后话。

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都有分工，我在医院照顾妈妈；继父在家一边上班一边想办法借钱；妹妹正好放了暑假，也上山砸石头。一想到妹妹那么瘦小的身体，却像当年14岁的我抡着铁锤砸石头那样拼尽了吃­奶­的力气，我十分心疼。妹妹曾换我在医院服侍了两天妈妈，结果被妈妈骂了回来，她太小了，连帮妈妈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妹妹生­性­胆怯，连妈妈的吊针打完了也不敢叫护士来换。

家里最累的要数继父了，­干­体力活容易，但借钱就是万难了。所以，我每次看到继父来医院，从贴身口袋掏出被汗水浸湿的钞票时，我就眼眶发涩。钱是借到了，可何年马月才能还清呢？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当务之急，是挣钱还债。

正巧，当时靠近芜钢的“松园绣花厂”正在招工。于是，我去报了名。绣花厂有规定，进厂要交三百元押金，自己带缝纫机。天！这简直是雪上加霜。但是，绣花对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似乎是个光明的前途，病床上的妈妈坚持要我去。钱的问题再想办法。

结果，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进了绣花厂。钱是一点点借来的，还买了一台长江牌缝纫机。父母都指望我马上学会手艺，很快把本钱挣回来。就这样，十八岁的我从采石女摇身一变成了绣花女。

一开始，我花了整整两天去踩动缝纫机，它不太听我的使唤，总是在不该停的时候停了下来，而在该停的时候呼呼乱跑。我是进厂较晚的学员，当其他绣花女收放自如地踩动缝纫机，十指纤纤、针线如飞地绣着花样的时候，我还脸红脖子粗地学着穿针引线。而等到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缝纫机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己这条路走错了——我满手是茧，粗糙的手指总是把那些绣花用的丝线粘住，漂亮的丝绸也被厚厚的茧子摸起了毛。我的笨手笨脚自然让来自扬州的漂亮师傅伤透脑筋，师傅因此一点也不喜欢我，总是对我呼来喝去。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我恨我自己的笨，恨自己的手指为什么那么粗糙，像一根根长相粗笨的胡萝卜。为了惩罚自己，我中午不再去食堂吃饭，我要笨鸟先飞。

我想绣出一只蝴蝶，但是我手脚的行动根本不在一个节拍上，我的手如此僵硬，绣花绷子根本不听使唤，一只蝴蝶的翅膀还没绣好，已经断了三枚针。过多的接线使蝴蝶的翅膀毛毛糙糙的，这是师傅最见不得的。我只好拆了重新绣。这样拆来拆去，蝴蝶还没绣好，那块绣花布已经报废了，为此，又少不得挨师傅的一顿责骂。

我回家对妈妈说，绣花比砸石头还难，我不愿意学了。妈妈骂我没出息，说砸石头不可能砸一辈子，绣花才是女孩该­干­的活。再说，缝纫机买了，学费也交了，不学会就亏大了。妈妈说的没错，我无可选择。世上可以选择的路有很多，却不是我的。

为了将手上的老茧尽快除去，我每天晚上在热水里浸泡好一会，然后一层一层撕掉那些老皮，再抹上五毛钱一袋的雪花膏。­精­心护理了两个月，手上的老皮总算柔软了些。每每张开手指，自己看着都有点厌恶：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哪里像个女孩子的手呢？难怪绣花师傅会嫌弃我的手，连我都嫌弃呢！我从一本相书上看过，说掌纹清晰的人心地简单，命运也简单。但是，我线条清晰而简单的掌纹为什么却和命运对不上呢？

直到两个月之后，我才终于学会将绣花绷子使用自如，脚下控制着缝纫机的轻重缓急，手拿着绣花绷子上下左右不停地筛动一会，一对蝴蝶的翅膀或一朵玫瑰的花蕊便跃然布上，最多的一天，我可以绣到三十只。按每只一毛五分钱计算，可以挣得四块五毛钱。后来­操­作熟练了，每天可以绣到四十只左右。

为了向母亲展示我绣花的本领，我去街上买了一块粉红的确良布，绣了两朵盛开的白掬花，然后做成了两只实用的枕头套。那两只枕头套成了我的闺房里唯一的美丽点缀，一直用到我离开家乡。

我的绣花女时光只延续了8个月，因为经营不善，松元绣花厂很快倒闭。当我将蝴蝶牌缝纫机拉回家时，适逢碗口石也卖不动了，山上已经没什么人砸石头，日子更为萧条。村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纷纷选择出嫁到外村，逃出了一穷二白的小荆山，没嫁的，也订婚了。她们就像一只只从笼中逃脱的鸽子，逍遥地飞远，惟有我的前途一下子渺茫起来。虽然家里一直没断过媒人，但是父母紧守着“把我嫁到街边”的底限，轻易不松口。父母的世故让我反感，与生俱来的叛逆在心里萌芽，我有种预感，也许我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回家不久，矿上的破碎机组要招人，我跑去“应聘”，被顺利录取。于是，成天戴着日本鬼子那样的深蓝­色­“风帽”、眼镜和口罩（因为破碎机在开动后粉尘极大），拉着铁皮翻斗车，一天数十趟地从破碎机里拉出加工后的小石子或石粉，倒到50米外的料场，让汽车或拖拉机运走。周而复始，枯燥而又机械，生活没有一点亮­色­。破碎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振聋发聩，灰尘弥漫。

一天下来，尽管戴着口罩，鼻孔里还是吸满石粉，手指一抠，都是灰白­色­的厚实的泥巴。露在风帽外面的头发、眉毛像是染了霜，回家好一通洗，那时能用香皂洗脸已够奢侈，至于头发，只能用最便宜的蜂花洗发水，如果没有，只能用洗衣粉了。每天必须洗一次，否则头发根本不能梳通。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一头齐腰的长发，尽管它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枯黄，我每天还是­精­心地将它们编成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在我的黄军褂背后摇曳生姿。如果是夏天，我最喜欢在河里洗头，看着长发在河水里水草一样飘来荡去，很有意思。可惜的是，夏天的河里漂满了鸭子和鹅们，它们用嘴巴和脚掌放肆地将河边的水搅得黄浊不堪。为了洗净头发，我必须涉水下到水的深处，差不多齐腰了，才能看清水的颜­色­来。也许总是在河里洗头，头发上总是有股淡淡的水草的味道，不香，甚至还有些腥味，是接近泥土的味道，但是我喜欢。

冬天洗头有些麻烦，只能在煤球炉子上烧点热水，用洗脸盆洗头，因为冷，也因为节约用热水，头发根本不能彻底清洗­干­净。洗完后也没吹风机，只能自然凉­干­。有时实在太困，往往等不及头发晾­干­，已经倦极入睡。湿漉漉的头发贴在头皮上，从冬天的夜晚一直贴到黎明。一觉醒来，头发卷曲纷乱，将­干­未­干­。也许从那时开始，我便落下了头痛的毛病，至今未愈。头痛成了我生命的凌迟杀手。是不是命运的魔杖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一些令人诅咒的印记呢？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一生中注定要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转折的，就像好好地走在路上，会莫名其妙地摔跤一样，有的人只是略伤皮毛，爬起来掸掸衣服上的灰尘继续行路。而有的人却会被摔得头破血流，前程尽毁。对农村女孩子来说，命运的转折就是依靠婚姻这块跳板，跳好了，对岸柳暗花明，小日子可以过得舒心惬意。跳不好，就是浸身苦海，后果不堪设想。

18岁那年秋天，我浑身发抖、惊骇不已地见证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情感取向。

那是初秋的某个黄昏，太阳刚刚滚到山旮旯里去，附近的小刘村忽然人声鼎沸起来，顺风传来哀嚎阵阵。很快就有消息传过来，说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上吊死了。喜欢看热闹的村民们倾巢而出，朝着哭声最响亮的小刘村奔去。我也去了。

在农村，没有什么比上吊、投河、喝老鼠药更方便快捷的死亡方式了。几乎每年，各个村庄都会有想不开的村民非正常死亡，有些是因为婆媳不和，有些是因为夫妻打架，但像20岁的姑娘寻死的还不多。

那场景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那个姑娘还赤着脚，脚丫子上残留着微­干­的黑泥巴，那是稻田里肥沃的泥，她应该是刚从田里割稻回来吧！她上身穿件褪­色­的红的确良的衬衫，袖口也是高高挽着的，肩膀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补丁。她躺在门板上，脸上蒙了一顶破破的草帽，薄薄的衣衫下挺着两个小馒头似的Ru房，瘦瘦的身子一动不动，一条粗长的辫子垂在门板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大大的寒战，我不认识她，但我分明感到疼，感到怕。

她的家门口人山人海。有唏嘘的，有哭泣的，有打听的。哭声最响的应该是她的妈妈吧，呼天抢地的，还咒骂着什么。我也哭了，我看到那个女孩留下的一封遗书，被好多人传阅着。那是一张春节时贴门对的红纸，撕得很不规则，纸也已褪­色­了，字是用圆珠笔写在红纸反面的，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句话：“我死了，你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和小九子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硬要逼我跟别人结婚，我就死给你们看。我到死也恨你们！！！”一连三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表示了这个姑娘的绝望和仇恨。此刻的她平静地躺在门板上，以沉默的死，无声地抗议着她的仇恨。一个农村姑娘，唯一能主宰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对往下淌，曾几何时，我也是想一死了之的呢！虽然不是为爱情。那么弱小的女子，为了爱情，她没有能力与强大的亲情抗衡，她唯有以死抗拒。这份勇气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悲惨！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大致弄明白了，原来这个姑娘是和村里一个叫小九子的青年自由恋爱，但是她的父母嫌弃男方家兄弟多，家境贫困，坚决不同意，为让姑娘彻底死心，她的父母托人给她做媒，找了个在市里卖煤球的跛子，收了人家三千元彩礼，准备在­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成亲。绝望的姑娘和小九子决定私奔，但那夜没走出半里路，就被闻讯而来的父母亲友堵截了回去，愤怒的亲友打折了小九子的腿，把姑娘拉回家中锁了起来。才过一周，姑娘就选择了自杀。

死去的姑娘并没得到彻底的解脱和安稳。她的死被其父母亲友视为是小九子的罪过，于是将她的遗体抬到小九子家中，逼迫小九子一家老小为姑娘的亡魂守灵三天，并将小九子家中的所有家具物件打烂砸碎，只差没拆掉房子了。当夜，小九子便喝了满满一瓶农药，紧抱女友的遗体，含恨而去。

这场巨大的悲剧发生在1987年的秋天。两条鲜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让我心有余悸。我恨死了农村；恨死了贫穷而愚昧的农村；恨死了那些因为贫穷和愚昧而麻木了的灵魂！

也许就是那时候，我萌发了要逃离农村的念头。“死也要死到外面去！”我在日记里用力地写了这行字。

1988年如期来临。因为母亲生病时的欠债没有还完，我家过了一个凄凉无比的春节。没有一件新衣服，新鞋子，甚至没有一点­肉­。一锅豆腐白菜炖粉丝就过了一顿年夜饭。

这一年，注定又是我家的灾年。同样是夏天，母亲旧病复发。居然是胆结石！真奇怪，切掉半个胆囊之后的母亲居然又长了结石。手术依然是在铁路医院做的，结果是，母亲得救了，但又欠下欠元巨债！真正的雪上加霜。全家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窒息。挣钱还债，成了这个风雨飘摇之家的当务之急！

也许上苍还是眷顾我的，就在我处于人生的黑暗之中时，他伸出一只引路的手，将我拉出了黑暗——就在我妈妈出院回家的第二天，本村有一个顶替父亲在上海宝钢工作的小伙子大川回家来农忙。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来串门，他说起了上海的种种繁华，以及一个新鲜而陌生的词汇——打工。大川告诉我，如今在上海打工的农民特别多，工作也遍地都是，随便找个洗碗扫地的活，一个月也能挣到上百块。天！那够我在破碎机上­干­两三个月了。“打工”这两个字，像两支小小的蜡烛，在我眼前慢慢燃烧起来。

从我来到小荆山的时候，就认识了大川，我们经常互相借书看，在一起扳手劲，还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有电视的人家看《排球女将》。他家兄弟三人，他是老二。我们经常会听到他被脾气暴躁的母亲打得鬼哭狼嚎，哭过之后，爬起来又去耕地挑谷，16岁的他就像个26岁的男人一样­干­体力活，壮实得像头小牛犊子。大川18岁的时候，幸运地接替了他父亲的工作，去了上海宝钢，做了合同工人，也成了我们小荆山所有孩子羡慕的对象。听他回来说了上海的种种好处，我的心不安份了。

我跟父母说要去上海打工，他们一听就像炸雷一样跳了起来，继父首先表示强烈反对！在我们那个村，那时还没有一个女孩子离开本市，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找工做的。病中的妈妈生怕我一去不回，更是态度坚决地反对！一会儿抹泪，一会儿要找绳子上吊……家里又发生了一次­鸡­飞狗跳的激烈争吵。这回，我寸步不让：我出去挣钱还债有什么错呢？

情急之下，妈妈居然说了句“大不了帮你选个好人家，订个亲，彩礼就够还债了”。天！那和将我卖掉有何区别？我心如刀绞，第一次觉得父母如此陌生和“歹毒”！我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逆反心理像野草一样在心里滋生——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与其被父母“卖掉”，不如自己出去闯荡。闯好了，就回来；闯不好，死在外面拉倒。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我越想越悲壮，越想越激动：我要走！一定要走！我要去上海，那里一定会有我的一小块立足之地！我被自己的疯狂念头鼓舞着，一刻也不想在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里呆了。

我知道无法说服父母了，为了顺利离家出走，我选择了不辞而别！我和一心要帮我的大川“私奔”了！

迄今还清晰地记得，我穿着一件肩膀上打了一块三角补丁的白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黑白格子的裙子，一双走路“咔咔”作响的塑料凉鞋，在那个无月的夜晚，我背上了五六年来写的14本日记，悄然离开了我生活了6年的家。在我和妹妹一起住的小屋里，妹妹隐忍地小声地哭着，她答应我在天亮之前一定不向父母告密。天亮之后，我坐的火车估计已经离开安徽省了。

我是一路走一路哭着的。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妈妈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可我除了一路洒下心情复杂的泪水外，已经顾不上父母的反应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义无返顾，奔向我渺茫而未可知的未来。至于未来是什么模样，我无从揣测。我的出逃就是在向命运挑战！向世俗挑战！

上海，我能在这里寻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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