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应该从一九七零年的正月初一说起。这一天是我降临人间的日子。大年初一晚上九点左右，我在父母的忐忑不安中姗姗来迟，这是我在母亲肚子里苦苦挣扎两天一夜后的脱胎轮回。
我的出生似乎就注定了一生的艰辛与劳苦。这年属相为犬，晚上的狗据说是个劳碌命。婚后八年未育的父母被中年得女的巨大喜悦笼罩着，对我爱不释手。时任公社会计的父亲给我起名“美萍”。也许就因了这个“萍”字，我的人生从此与漂泊有关。
我的记忆从三岁就开始了。尽管三岁的孩子可能对一切事物都很懵懂，但并不影响我对往事的怀念。
家是苏北农村常见的那种砖墙草屋，三间。一间卧房，一间客堂，一间厨房兼猪羊圈。苏北农村的猪羊大多养在家里，所以我家和所有苏北农家一样，常年迷漫着一股猪羊的臊味。
农村也有美丽的地方。我家屋后有一条无名小河，常年清澈，它是鸭们、鹅们甚或菱角们的天堂，夏天又成了孩子们和男人们的天堂。河这边有我家的半亩自留地和十几棵白果、刺槐、泡桐等杂树。河那边有属于集体的站得威风凛凛的杉树。触目所及，天高云淡，碧水清波，绿树成荫，处处美景。
我的童年生活不能不提到美华，我的妹妹。她比我小三岁，生于美丽的五月。她的到来给了父母锦上添花般的骄傲。父母给我们两姐妹的爱非常平等。常常是妹妹在母亲怀里勾着脑袋吃奶时，我则在父亲厚实的胸膛上取暖。
父亲玉树临风，颇有文才，受人尊敬。母亲不识字，但贤淑温柔，通情达理。他们贫穷，然而恩爱。
我和美华的幼年时代充满五月栀子花的馨香，栀子花是母亲栽的，就在屋前小院里，当初夏来临，它就如期盛开。那种绵长而浓烈的馨香温馨了我们浑噩的幼年。直至如今，我也没觉得有哪一种花香比得上栀子。
除了美华，事实上我还有一个“姐姐”，叫美英，比我大二十岁。我出生的那年春天，她出嫁了，就在本村，她是父母因久久不育而领养的，来家时十四岁。我生下来十一个月时，美英也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平时两家相安无事。姐姐从不主动来看望父母，她并不爱我的父母。
灾难是不期而至的，猝不及防的灾难的来临，过早而又彻底地摧毁了萦绕于我懵懂幼年的平静与温馨。
首先是父亲的病变。年轻英俊且才华横溢的父亲先是手指难以伸直，佝偻着，越来越像鸡爪的样子，接着头发也如秋叶般掉落，很快，眉毛睫毛也全然不见。父母的惶惑被六岁的我尽收眼底，他们每天急慌慌地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脸色一日日凝重。
终有一天，两个穿白大褂的人直奔我和美华上的幼儿园而来，将我和美华全身上下一通检查，还抽了血。周围的眼神是紧张的、怀疑的、畏惧的。我和三岁的妹妹展览似的呆立当地，无助地、茫然地、惊恐地任人摆布。父母不在身边，没人能想象我的惊吓有多大，一种朦胧的、莫名的恐惧深深笼罩了我小小的心。
终于得知结果了，原来是一种叫麻风的病在父亲身上显形露迹了。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季，我与快乐从此无缘。
父亲很快离家住院，医院是离家二十多公里的江滨麻风病医院，在长江边上，是个潮湿而与世隔绝的所在。我患病的父亲就在那个莫名其妙、烦躁不已的夏日清晨离家而去，由大伯和母亲送他去的医院。
父亲临走时，终于在厨房的灶间里找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六岁的我不会像现在的影视剧中的孩子那么伶牙俐齿，什么懂事的话都说得出。惟有哭，是我当时惟一的表达伤心的方式。
父亲用他那再也伸不直的手指撸撸我的一头小黄毛，叹口气，哑着嗓子说：“萍后（我的小名），爸爸去治病，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你要听妈妈的话，妈妈身体不好，你帮妈妈多做点家务，你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要好好读书，爸爸希望你将来上大学，听到没？”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父亲，他的容颜已经变丑了，手指也可怕地蜷曲着，父亲的玉树临风已经一去不返。可是，有谁明白一个六岁女儿的心：我深深地爱着父亲那变得丑陋的容颜！
我在父亲期待的目光中死命地点头，一边用手背抹着眼眶里奔腾而下的泪水。父亲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父亲去的方向是西边，初升的朝阳在他的左后方紧紧跟随着，父亲挺拔的身躯在我朦胧的视线中越来越小。生离的感觉如此痛彻心肺，我终于忍不住在父亲的背影里号啕大哭。
大伯呵斥我：“哭什么哭？又不是不回来了，晦气！”而我哭得越发凶了，我不懂得什么晦气不晦气，只晓得那渐行渐远的，是我此生最最依靠和疼爱我的人呀！父亲从门前的小土路上蹒跚而去的背影从此固执地盘踞脑海，挥之不去。
每当夜里我和美华依偎在忧郁无比的母亲怀里等待睡眠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去摸母亲的下巴。美华生下后，我一直和父亲睡一头，我早已习惯父亲硬硬的胡子扎在我嫩嫩皮肤上的感觉，这使我能够十分塌实地睡觉。现在父亲走了，他的归期又是多么遥远而不具体，每夜的每夜，我在浅表层的睡眠中想念父亲，噩梦连连。
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亲的病是所有不幸的根源。
我对此病的理解是从村人的神情举止上感觉的。那时我天天与美华手牵手，从村头走到村尾的幼儿园去，五百米长的小路漫延着遥遥无尽的屈辱和冷漠。
一路上侧视的目光和躲闪的身影使我难过至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使我惶惑悲伤的是，我和美华的身后总有一帮男孩子，手作鸡爪状，齐声高喊三个字：“小麻风！小麻风！小麻风！”
其中就会有我的外甥建中，这个长得黑瘦的家伙也许是觉得有我们这样的姨有损他的形象或尊严吧，他在那帮男孩子中间表现出一种凛然的大义灭亲。他不叫我和美华姨，也不叫我们的名字，而是叫“小麻风”。
若我们逃得急了，男孩子们便手捏土坷垃紧追不舍。他们会一直追到我家门口，然后将没扔出的泥巴砰砰砸向我家的木板门。如果母亲在家里，她会出面，神色哀怯地恳求男孩子们：“美萍美华比你们小，你们不要欺负她们俩好不好？她们喊你们哥哥哪……”男孩子们讥讽地叫：“我们才不要小麻风叫哥哥……”母亲的眼圈便会红了，一句话不说，关了门，转身进房，哭去了。
从此，我和妹妹再也没有了小伙伴，再也不是乡邻家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走在路上，急惶惶、胆怯怯，像两只忧伤的小老鼠，在一片喊打声中仓惶逃窜。
父亲原有的尊严和威信随着他的病变而丧失殆尽。
与我家一河之隔的东邻有个长我一岁的小姐姐桃英，我们一直常来常往。父亲走后的某一天，我想去东邻家找桃英玩。桃英生下八天，她妈妈便去世，我母亲可怜这个没妈的孩子，平时对她像对我一样好，我俩就像姐妹一样，没有一点隔阂。桃英有一哥，名叫永龙，这个比我大三岁的小伙子尤其凶横。我还未越过河界，他家的狗已开始冲我狂吠，其间夹杂着永龙的喝声：“敢过来，叫狗咬死你！”
我站在河岸，面对那只凶神恶煞的狗，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了。河岸边杨柳依依，绿草青青，没有一个人、一株植物如我般孤独、沮丧、忧郁；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六岁孩子心中的悲苦有多大。
后来我真的很少过河去，我怕狗，也怕人。
但这仅仅是苦难开始的前奏。
就在父亲住院的那年冬天，三岁的美华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巨大灾难。
快过年了，大队分猪肉，母亲兴高采烈地去队里拿我们家的那份肉。肉，是那个时代无比珍贵的一种副食！一般来说，我们也只有过年时才能有幸尝到令人馋涎欲滴、切成块状的连皮红烧肉。即使闻一闻那肉香味，也能快活地扒上几口糙米饭。而糙米饭也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在苏北农村人家的饭桌上亮相。平时，也就是照得见人影的玉米糊，吃得每个人的牙齿上积聚了厚厚一层黄|色的牙垢。
母亲去大队拿肉的那天似乎也没什么不祥的预感，分肉的喜悦挂在她的脸上，她愉快地吩咐美华和另一个在我们家玩耍的亲戚家的小孩乖乖在家呆着，不要吵架，她一会就回来煮香喷喷的红烧肉吃，两个孩子愉快地答应了，母亲就挎上一只小竹篮走了。
当时美华和那个和比她大一岁的小孩在火盆边一边烤火，一边爆蚕豆和花生吃。苏北的冬天比较冷，几乎每个农家都有陶制的小火盆。一边取暖、一边在火盆里埋上几颗蚕豆和花生，爆熟了，再用树棍拨拉着找出来吃——这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小游戏。我那天碰巧不在家，为什么不在家的细节记不清了。惟一记得的是美华后来凄厉无比的哭号。
美华在和那个小孩争抢爆熟的蚕豆时发生了争执，美华抢不过那个比她大的孩子，她急中生智，将穿着棉裤的腿压在了火盆上，以此保护自己爆熟的蚕豆不被对方掠夺。等到美华感到疼痛的时候，她的腿部已经浓烟滚滚，皮肉和棉裤的焦味弥漫了整间屋子，美华的惨叫撕心裂肺。等到住在我家西边的曹队长闻讯赶来时，美华胸口的棉衣也火苗簇簇了，那是她把腿抱在胸前企图压熄腿部的火苗而导致。曹队长拼命撕扯美华的棉衣棉裤，但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衣太结实、纽扣太严谨了，曹队长实在撕不开，只好找来剪刀三下五除二剪除了美华身上的棉衣棉裤，美华的前胸和右腿的创口已经惨不忍睹了，有些皮肉已经粘在了剪下的衣裤上。美华像一只被活剥了皮的小猫，不停地、凄厉的号哭着，声嘶力竭！
美华的号哭一直连续了整整三个月！那三个月里，家里始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心痛如绞的母亲怀着赎罪般的心情每天为美华煮一个鸡蛋，剥出蛋白给美华吃了，蛋黄则放在铜勺里熬成油，然后把这种特殊的、难闻的油敷在美华的伤口上。每天一次。这是母亲千方百计打听来的偏方，据说治疗烧伤有神奇疗效。
给美华抹药油是一个艰难而残酷的过程。美华烧伤后，她每天只能坐在一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形笸篮里，她的世界就只有笸篮那么大，她在里面爬，或者坐，一切以不连累伤口疼痛为前提。如果她的伤口发生疼痛，她会随时惨叫或者号哭，母亲就会陪可怜的美华一起抹泪。可能是蛋黄熬出的油抹在伤口上具有极其疼痛的感觉，每次换药时，美华总是哭得惊天动地，并且拒不配合母亲。母亲一边落泪，一边“乖乖”、“宝宝”地唤着美华，一边不得不狠劲地腿手并用制服张牙舞爪的美华，直到成功地将药换好为止。我曾帮过母亲的忙，按住美华的两只手，母亲用腿夹住美华的腿，谁知美华扭头张嘴就咬我的手，我一怕，松开了她。母亲骂我没用。她一边哗哗地流着眼泪，一边给美华敷药……
这样的日子坚持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家里没有欢歌和笑语，只有美华的哭声、母亲的泪痕和蛋黄油那难闻至极的味道！那年的春节无比凄惨！父亲在一个未可知的地方治一种很可怕的病，美华在家里哭叫不止，母亲一心护理着美华，我的世界没有一丁点的快乐，像没有花朵的冬天的原野一样凄凉。
三个月后，美华的伤口慢慢长上了新肉，只是胸口和右腿膝盖的部位留下了小碗口大小的疤痕。妹妹从此与裙子无缘。
我的童年生活孤独而灰暗。那时天总是很蓝，小路总是很长，忧伤总是遥遥无期。
我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上了小学。原以为长大一些后，所受的欺凌会少一些，其实不然，学校更是个爱憎分明的小社会。第二年，治疗好烧伤的美华上幼儿园了，我们每天手牵手上学放学，依然日日行动如鼠，孤独而坚定地行走在悠长悠长的小土路上。每天最大的安慰是放学回家时，远远望见母亲等在马路边的瘦弱身影。
母亲身体不好，头痛和胃痛时常折磨她。母亲的呻吟是贯穿我童年时代的一个忧郁的音符。每当我和美华放学回家，没见到母亲站在门前引颈眺望的身影，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沉下去，我知道，母亲又病卧在床了。母亲一病，我就觉得，惟一可靠的一棵树也倒下了，家里的那盏灯，必须我来点亮了。于是我无事自通地学会了做饭洗衣、割羊草煮猪食，帮妹妹梳头扎小辫，甚至缝补衣裳。7岁，小萝卜头一样瘦小的我就开始当家。
在父亲住院的三年时间里，我艰难而不屈地成长着。
在学校里，我是最受同学欺凌和冷落的一个，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坐一张课桌，最后和我分在一道的，是个不能控制自己大小便的傻子。
无论春夏秋冬，傻子总穿开裆裤，为的是可以随时“方便”，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课间随心所欲地拉一泡屎，并且是坐在板凳上拉。我报告老师，老师便指派我将傻子的板凳拿到门口的小河里洗干净。我一言不发地照做不误，我整整帮傻子洗了一个学期的板凳，不但洗板凳，我还得给他擦ρi股，那时候没有卫生纸，只能用小树枝、小篾片刮。给傻子刮一次ρi股，我得至少寻觅七八根小树枝。后来学校让傻子退了学，我帮他洗板凳和擦ρi股的任务才算结束。
小学时更深的一次屈辱记忆是被人逼债。债务是一分钱。债主是同班同村的女同学祁建梅，借钱是为了买一块橡皮。因为我还不起，一天中午，她带领几个同学把我拦在马路上不准回家吃饭，逼我叫她姑奶奶，这债就清了。
祁建梅和我一般大，精瘦的，又凶，姑奶奶我是绝不肯叫的。祁建梅就吊住我的书包，逼我叫。我委屈、惊吓不过，“哇”地一声号啕大哭。祁建梅怕了，立马和其他同学作鸟兽散，留下我瘫在阳光正午的泥土路上孤苦无助地放声大哭着。
后来是母亲闻讯赶来，将我拉回家。母亲得知原由后，沉着脸从裤腰处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纸币，拉着我到祁建梅家还了。回来的路上，妈妈警告我：你给我记住，以后不准向任何人借钱借东西！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直刻到现在，轻易不敢负债。
如果用植物来比喻那时的我，狗尾巴草应该是最恰当的——它在农村随处可见，人和动物都不喜欢它，但它总是倔强而卑微地生长着，任何雪雨风霜都不能使它彻底枯萎和灭绝。
在我上二年级时，母亲又患了一种容易昏厥的毛病，她有时正好好地吃着饭，会突然往后一倒，人事不醒，呼吸微弱。母亲第一次发作时我以为她不行了，和妹妹吓得哭叫不已。近邻们闻声而来，有的掐人中，有的往母亲嘴里灌水，母亲呛着了，便咳嗽着悠悠醒来。这一招我学会了，后来的若干年，我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抢救过母亲无数回。母亲对我感激不尽，总说她的命是我给的。
很多个夜晚，我守着昏昏然的母亲不敢入睡，怕她昏厥后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永不醒来。我一边守着母亲一边就着煤油灯看课本，长夜漫漫，从小我就习惯了在黑夜中思索或阅读。那些课本也成了孤寂的寒夜中惟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不再害怕的精神抚慰。我总是等到母亲睡到发出均匀的鼾声才放心地睡觉。长此以往，老师还没有教到的课文我都超前读完了。当老师刚开始讲新课文时，我已会将新课文倒背如流，作业也做得整齐正确，老师很惊奇，视我为“神童”，并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但没人得知我的成绩包含有多少心酸。
在学校里，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和玩伴，惟有学业令我扬眉吐气。
也许是与生俱来，也许是父亲的遗传，我的聪慧全体现在了学习上。从一年级起，我一直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作文尤其优秀。深得老师们喜爱，纷纷预言我是上大学的料。三年级时，班主任要我跳级直接上五年级，母亲拿不定主意，去医院和父亲商量，结果父亲不同意，他希望我脚踏实地一级一级地上。
转眼就是我三年级的暑假，我的心情无与伦比的欢欣，因为我这个暑假将要在父亲身边度过。他的病情据说已经得到控制，再过半个多月，就可以出院回家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父亲捎话回来说这个季节正好桃子和香瓜都熟了，他的病房后面就是一块香瓜地，那块香瓜地成了我最向往的天堂。
暑假一开始，母亲就带着我和美华去了医院。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父亲了，他看上去一副健康的样子，秃发的头上戴着帽子，眉毛和睫毛是不会长出来了，但我已习惯父亲这种另类的清秀。
父亲在医院门口迎接我们，我和美华抢着叫“爷”（苏北农村方言，即父亲），父亲极慈祥地一手牵一个女儿，满脸柔情。一路上不断有人和父亲打招呼：“赵夕贵，你的丫头来啦？”父亲答：“是呀，来啦！”父亲的笑容像泡过的茶叶，舒舒展展。
我没觉得这个夏天有什么异样，医院里的栀子花祥和而平静地开放着，幽幽散发着阵阵清香。我的心情好得无法形容，我天真地想：我一定能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妹妹回家了。母亲临走关照我：“萍后，你要好好照顾你爷，过半个月，我跟你大伯来接你们回去。”
我快乐地点着头，这是一个多么光荣而又美好的任务。我牵着父亲的手目送母亲牵着妹妹的手回家去。和无数个夏天的清晨一样，这天早晨天高云淡，空气中飘着栀子花的浓香。母亲挥手让我和父亲回宿舍去。而父亲坚持要等母亲走到拐弯看不见为止。父母的恩爱让懵懂的我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一种温馨与美好的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母亲和妹妹就这样毫不设防地走出了父亲的视线与生活。父亲和母亲一定都把希望寄托在不久后的相聚上了，所以离别没有任何伤感与留恋。由于要赶在太阳升高之前回到家，母亲的步子甚至有点急促，对于不久后的灾难一点预感都没有。我也是。
父亲所住的医院很大，有十来排平房，每排平房后都有一块栽着桑树的园子，桑树园里种着香瓜。我只要翻过父亲病房的窗户就可以偷偷去摘香瓜了。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我用两只凳子垒起来放在窗台下，我先爬上凳子再爬上窗台，一翻身就到了窗外，我像个耗子般借助于桑树的隐蔽在瓜地里穿行摸索。第一天我就收获不小，摘了起码七个瓜，还有一对“双胞胎”瓜，白皮，闻起来一股甜香。我把它献给了父亲。
这样的美好时光并没有坚持到父亲出院回家，我的所有快乐与幸福在一九七八年的八月二十一日（阴历七月十八）这天嘎然而止，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带着我泅向苦难之海。
这一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和父亲早早起床，手牵手在晨曦中沿着医院里的泥土路溜达了一圈。我穿着白衬衫，带着红领巾，还兴致勃勃地唱了一首《东方红》，父亲连声叫好，我骄傲得脸都红了。回到父亲的宿舍，煤油炉上熬的粥刚好稀稠得当，于是我和父亲就着母亲腌制的酸咸菜吃了早餐。接着就是我做作业的时间了，父亲则雷打不动地去医院的医务所打最后一个疗程的针药。
父亲临走时，用他那伸不直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慈爱地嘱咐：“萍后，好好做作业，我一会儿就回来，中午我做鸡蛋面给你吃。”哦，鸡蛋面！我最喜欢吃的。父亲就在我的满心期待中背着手走了。
那天的太阳红艳艳的，一早就已显示出了它的灼热威力。父亲是迎着初升的阳光走的，他那天穿着一件肩头打了一个三角补丁的浅灰衬衫，短袖，父亲瘦瘦的两只手臂就从宽宽的袖管里伸出来，像两根枯瘦的树枝在背后交握着。因为头发落光了，父亲戴了一顶旧黄军帽。他就那样散步似的往医务所去了。在他拐弯时还回头看了看我，远远地冲我做了个写字的动作，微笑着走过一丛万年青，不见了。
我耐下心来写作业，但是，鸡蛋面的诱惑时时让我心猿意马，我都忘记上一次吃鸡蛋面是什么时候了，在家里，母亲一向是不做鸡蛋面的，那些鸡蛋不是卖了换油盐酱醋就是送到父亲这儿来了。鸡蛋面，鸡蛋面，我多么向往那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呀！我不时看一眼天上，盼望太阳快一点到头顶，那是吃鸡蛋面的时间。
暑假作业里有一个命题作文《暑假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写父亲和他的医院，香瓜和鸡蛋面。这天我心情很好，我在作业本上郑重地写下第一行字：“今年暑假，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正在酝酿下面的字句，忽然，有个父亲的病友急急走来，匆匆对我说：“你爷叫我来拿席子。”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卷了父亲床上的竹蔑席子，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叔叔拿走了席子，一点不祥的预感和猜测都没有。
太阳终于在我的望眼欲穿中滚到了头顶，可父亲并未及时回来，我开始焦急不安，我开始心神不定，我开始埋怨父亲。我把作业一推，跑到路边去张望。远远的我看见医务所门口有很多人，独独没有父亲瘦长的身影。我想跑过去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我父亲，又怕父亲知道了责怪我。
就在我惶恐不安时，一个小女孩颠颠地跑过来，她就是刚才来拿席子的叔叔的女儿，我俩一起钻过医院的香瓜地。她一边跑一边冲我挥手喊：“不好了，你爷打针打昏过去了！”打针打昏了？什么概念？我一点不懂。
小女孩拉过我，我就在她的牵引下一路狂奔，其实是那个小女孩拽着我跑。到了医务所，许多病人一见我就要抱我，我都九岁了，干嘛要抱我？我开始隐隐觉得不妙，我挣脱每一个怀抱，坚决要冲进医务所。要抱我的人改成了拦我，我再也顾不得面子与矜持，我大喊：“爷！爷！”又有人来阻挡我，并说：“你爷在睡觉，一会就出来。”我急得跺脚，粗暴地推开每一个人，从大人的胯间钻进了医务所。我看到了什么？
医务所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不知是谁的人，从头到脚蒙在一块白布下。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颤颤地轻轻地叫了一声“爷”，没有人应。我又大喊了一声“爷”，还是没有人应。父亲在哪儿？
有个人进来要拉我走，哄我说带我回去下鸡蛋面吃，我张牙舞爪，拳脚相加，并凶狠地咬了那个人一口，随后“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我想只要我一哭，父亲不管躲在哪儿，他都会出来的。但是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我惊惶到了极点！父亲去了哪里？为何不回应我的哭喊？
我到底被大人们弄出了医务所，一路狂哭不休，我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一句招呼都没有，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我恐惧万分。父亲还说要做鸡蛋面给我吃，难道他忘了？我心底更深的还是恐惧，我不知道父亲出了什么事，竟然连见都不见我了。
我在医务所的外面不顾一切地哭喊着“爷、爷”，我像小无赖一样在抱我的大人怀里扭来扭去，红领巾上糊满了我的鼻涕和泪水，我的鞋子被踢掉了，头发散乱不堪，脸上涕泪纵横，所有这一切，都只因为我见不到我的父亲。我不知道仅仅几个小时，为什么所有希望就成了泡影？所有时光都改变了模样？
让我更为惊诧的是母亲竟然来到了医院，我更惊异于母亲的悲痛与失态。我先是在医务所门口就远远听到一个女人伤心的哭嚎，接着就看到了披头散发的母亲在无数人的包围下一路滚爬着向医务所这边来。我“嗷”地叫了一声，挣脱了抱我的人，跑向母亲。母亲见到我，越发哭得凶了，她死死饱住我，叫了一声：“我苦命的儿啊……”忽然手一松，母亲软软地瘫倒在地。人们就手忙脚乱地将母亲弄到急救室去了。
很多事是多年后才弄清楚的——父亲被打错针药的时候，心里难受，他对和他一道打针的病友说了一句话：“我女儿喜欢吃鸡蛋面，你帮我做一碗……”病友只来得及点了下头，父亲就小便失禁，热血变冷，永远去了。那个病友就是后来抱我要做鸡蛋面给我吃的那个人。后来他真的做了一碗放了葱花的鸡蛋面，但我没吃。那一天，我只来得及悲伤。
母亲是医院里派人到我家，用自行车驮来的，开始没说我父亲已经去了，怕身体不好的母亲受不了这个致命打击，他们只说父亲的病情有了变化。母亲就焦急地赶来了。当时她和许多妇女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搓草绳，身上的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
母亲一路上问个不休：“夕贵不是就要出院了，咋又犯病了呢？”驮她的人就安慰她：“嫂子，没大事，没大事！”
直到到了医院，那人才噙着泪水告诉母亲：“嫂子，你家老赵走了……”母亲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滚了下来……
母亲来了之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死了。死了，就是永不再见了；永远没有他的呼吸与笑容了；没有他的抚摸与呵护了；没有他在阳光下晃来晃去的瘦长的身影了；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父亲可喊了。
父亲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是打针打死的。护士用错了针药。处理的结果是，医院赔了三十块钱，给父亲做了一身“老衣”（死人穿的衣服），就这样了结了。
由于天热，我们在第二天就将父亲接回了家。是晚上。大伯和其他一些亲友用父亲生前睡的竹床抬着父亲，我背着书包走在父亲的前面，一边走一边缓缓地撒“买路钱”，一边迎着夜风默念：“爷，我们带你回家了……”这是大伯他们教我说的，说只有这样念叨，父亲的灵魂才会回家。我仿佛一夜长成，明白了生死，也体验了苦痛。随着夜风和纸钱一同飘落的，是怎么也流不尽的泪水……
父亲回家的第二天即下葬，父亲的棺材是我家屋后的一棵泡桐树打成的。泡桐的材质并不好，用指甲一掐，都会掐出一个印子来，但我家实在无能为力给父亲安置更好的棺木了。这一天家中哭声阵阵，香烟缭绕，父亲躺在门板上，供在堂屋里，脸上盖着黄表纸。我和美华披麻带孝跪在父亲头前，一边朝前来吊孝的亲友磕头，一边往火盆里放纸钱。母亲在房里大声哭着、哀哀喊着：“你怎么这么狠心就走了，丢下两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小家伙我怎么养得大？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走？你不如带我一起走了好啊……”
美英也大声哭着，怀念着父亲的种种好处。几个女人在劝着母亲，要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保重身体，母亲越发悲痛绝望，惨叫一声“这日子叫我怎么过啊”就昏过去了。如此好几次。我静静地跪着，不时看一眼门板上的父亲，我无法像母亲和美英那样大放悲声，我的哀伤在心里，像一颗埋得深深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生根发芽。
父亲下葬了，就埋在河的那一边，站在我家屋后就可以看见。那个长方形的坑是姐夫和大伯他们几个男人挖的，父亲的棺材被两根绳子吊着徐徐放进了墓坑。
就在往父亲的棺木上填土的那一刻，一直站在大伯身后的我突兀地窜出来，一把揪住大伯的铁锹，哭喊起来：“不要埋爷！不要埋爷！”也许谁也没想到我的突然发作，都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我只知道，坑内埋下的是我的亲人，是我一生一世亲爱的父亲。我不容许他们将父亲埋在这个永不见天日的土坑内。
我还是被人拉走了，我不知道我撕坏了谁的衣服，咬破了谁的手臂，我像个疯狂的小野猪，又咬又踢。
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父亲的去世是我家苦难的起源。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体质日益下降，骨瘦如柴。开头几天，她除了流泪就是站在屋后呆呆遥望父亲的坟墓，神思恍惚。我和美华带着黑纱和白花去上学。为了给父亲戴孝，我和美华得穿三年的白鞋子。白鞋子很容易脏，我常常去河边洗鞋，就常常望着父亲的坟墓想心事，想他是否孤独，是否想我。
也许因为父亲曾是公社会计的原故，父亲去世后，生产队很是照顾我家，队里给母亲分了轻松点的活儿，就是搓绳、编草席什么的。我和美华由队里抚养到十八岁。也就是说，我和美华在长大成|人前的口粮和学费全由生产队解决了。父亲的去世也使我们得到了村人的莫大同情，村人对我们的歧视开始有所转变，我们一家孤儿寡母就这样勉勉强强、磕磕碰碰地过着日子。
母亲是四十七岁守的寡，母亲对改嫁一向讳莫如深。父亲去世后约一年，就有好心的乡亲来跟她提亲，母亲一律摇头：“我什么指望都没了，只要两个丫头将来有出息。”乡亲好心劝解：“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苦，不如找个人帮你一把。”母亲还是摇头：“到哪儿去找个比夕贵更好的人？”
这些话是母亲和好心的乡亲坐在我家的煤油灯下说的，我和美华在灯下做作业，母亲在纳鞋底。堂屋正中的墙上悬挂着父亲的花圈，靠墙的米柜正中放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灵牌位上面用墨水写着“先夫赵夕贵之位”。母亲的目光始终看着那儿，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说亲者。
灾难总是猝不及防地降临。
忽然，有天夜里，东边永龙家的黄狗狂吠不止，一直暴躁地狂叫到我家的墙根底下，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听到了一阵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哗哗响声，到我家这边就没了动静。然后窗上就传来阵阵轻叩，“笃笃、笃笃”。我知道母亲醒着，她紧紧搂住我和美华，微微发抖，紧张得像只护雏的老母鸡。
狗吠越来越凶，附近的狗们也遥遥呼应起来，吠成一片。过了一会儿，自行车又响，那狗追着叫远了，不久就归于平静。我在母亲的怀里恐惧地醒着，母亲搂我的手松了一松，一颗水珠落在我的脸上，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
有一天放学回来，我惊恐地发现母亲的眼睛是肿着的，桌子上放着一叠那个年月里罕见的粮票和油票。母亲呆呆地坐在桌旁。我乖顺地喊了一声“妈”，母亲搂过我，一串泪珠又落在我的头上，我惊恐无比，不知又有什么苦痛袭击母亲了。母亲不说，我也不好问。每天临睡前，母亲在大门后Сhā一把菜刀，枕头下也放一把。夜里，自行车的响声和狗吠依然激烈，还有叩窗声。母亲总是紧张地搂着我和美华，一声不吭。
后来就有了那次“匕首事件”。匕首是Сhā在我家木板桌上的，寒光闪闪的一把刀子，直立着Сhā在桌子上。我放学一回家就发现气氛不对，家里有许多人，多是村干部。母亲红着眼睛，见我和美华回来，扑过来搂住就哭：“我死了不要紧，可那个畜生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他真要害我两个丫头咋办？”我在母亲的哭声与诉说中惊恐万分，一种巨大的恐惧紧紧笼罩了我小小的心脏。
只听村干部说：“沙玉芳，你让我们怎么保护你呢？总不能派民兵住在你家里吧？你都说他无恶不作了，他真要干了谁，我们怎么吃得消？再说你们毕竟有过婚姻，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怎么Сhā手管你们的事？依我们看，他这次可能也是真心的，是你不给他面子，他才恼羞成怒拿匕首吓唬你，你不要害怕，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杀人偿命，他坐过几次牢，这一点肯定懂。要是他真心待你，倒也是件好事。你就退一步吧！”
母亲不说话，一味地哭。后来村干部们一个一个陆续走了，母亲一直哭到了天黑。我这时不过十岁，也许母亲认为我还不到能够为她分担痛苦的年龄，所以她什么也不跟我说。我悄悄地为无法得知和分担母亲的痛苦而痛苦。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那个人是谁呢？他为何让母亲感到如此惊恐？难道是魔鬼？
后来几天，母亲每天神情呆滞地在屋后的河岸边徘徊，要么就是坐在河边对着父亲的坟墓发呆。还经常在夜里紧紧搂着我和妹妹掉眼泪。我有种隐隐的担忧。
果然就出事了。母亲出事的头一天，我的右眼皮一直噗噗地跳过不停，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右眼跳灾是听母亲说的。但我的眼皮跳我没告诉母亲，怕她担心。当村里人慌里慌张跑来我的教室高喊我母亲喝了农药时，我忽然全身一软：不幸应验了。
我是和妹妹一路号哭着跌跌撞撞奔回家的。母亲已经被乡邻们灌了很多肥皂水，满嘴白沫，全身湿漉漉的。一见此景，我恐惧到了极点，我刚刚失去了父亲，难道我又要失去母亲了吗？已经破碎的天空又要塌陷一次吗？
我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身上大哭，妹妹抱着母亲的脚哭，我摇晃着母亲的头哭，帮忙的邻居也哭。我清晰地听到有人说：“恐怕不行了！”我更加绝望，死命地抓住母亲的衣服，哭得肝肠寸断。母亲去了，谁来守护我流泪的天空？
也许是天可怜见，母亲并没有去。在我的摇晃中，母亲突然张嘴吐了起来，刺鼻的农药味道弥漫了整个老屋，没有比这更浓烈的死亡味道了。母亲活过来了！邻居们也喜极而泣，我和妹妹一人拉母亲的一只手，眼泪汪汪地看着母亲，母亲看着我们的眼睛如此空洞失神，那是一种已经熄灭了所有情绪的眼神。
当我数年后尝试杀死自己的时候，才彻底明白了自杀其实是一种比活着需要更多勇气和力量的勇敢行为！而我不过是在手腕上留下了一条刀疤，当然这是后话。
那一次母亲被救活后，我第二天没去学校，在家寸步不离地“监视”母亲。她担水我跟着，她上厕所我也跟着。母亲让我去上学，我说，如果我读书会失去你，我宁愿不读书！母亲说，妈不会再做傻事，妈想通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妈就是讨饭也要把你们姐妹俩拉扯大，好对得起你爷，以后到地下对他也好交代。
我忍了一眼眶泪水，背起书包上学去了。那是夏天，粉白、甜香的槐树花儿坠满枝头，树下走着凄苦无边的我，抬眼望去，是明晃晃的阳光，和白晃晃的村路，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世界里总是阴雨连绵，总是泥泞不堪？天不语，地无声。
也就是从那时起，小学四年级的我开始学会思想，我小小的脑袋每天忙碌不停，想母亲的痛苦，和自己的忧伤。想父亲的寂寞，和妹妹的懵懂。我还想知了为什么叫唤，它到底是在号啕大哭还是高兴地歌唱？我甚至想过，如果我、妹妹和妈妈都变成知了，每天只要喝点露水就能美美地活着，这是多么幸福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令我欣慰的是母亲到底有些转变了。那年夏天还没过完的时候，有一天，母亲说要和邻居顾大妈去一趟镇上，让我中午和美华在顾大妈家和她的女儿秀美一起吃饭。我狐疑地看着母亲和顾大妈一早就走了，母亲很少赶集的，何况这时又不是节日。那天母亲穿着难得一见的蓝凡士林上衣，和所有上街的妇女一样挎着一只小竹篮，沿着门前的小土路走了。
那时田里的矮桑树正郁郁葱葱，那是蚕宝宝的粮食。而那些乌黑发亮的桑葚就是我的粮食了，我和美华总会瞅机会避开守林员，像精灵的小贼一样去摘桑葚，吃得心满意足，胃囊鼓胀，嘴角发紫。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样美好的季节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
中午在隔壁的顾大妈家吃饭时，我从她的女儿秀美口中得知了母亲去镇上的秘密——原来母亲是相亲去了。那个男人是在青海工作的，具体工作不详。如果母亲和他谈得成，那么母亲将会带着我和美华跟着那个男人一起去青海。
“青海？青海在哪里？”我茫然地问秀美。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远很远。”秀美说。她比我大四岁，很多事情她懂我不懂。我对母亲会嫁给一个陌生男人感到新奇，我弄不懂再嫁的意义何在。秀美说，要是你妈嫁了人，就没人再欺负你们家了。我对这个解释感到满意，至少我能听得懂。
晚上我一放学就拉着美华往家跑，书包在我和美华的ρi股上一打一打的，看起来好像很欢快，其实是焦急。母亲已经回来了，她已经换下了早上穿的蓝凡士林上衣，正在灶间做晚饭。
我挨到母亲面前，喊了她一声妈，母亲应了一声，脸上有一丝淡淡的笑容，她拍拍手，到堂屋的米柜里摸出两颗粽子形状、蓝白相间的薄荷糖，给了我和美华一人一颗。我小心地含了糖，一股清凉甜润的感觉立即浸过全身。
我喜滋滋地对母亲说：“这糖真好吃。”
母亲含笑说：“慢慢吃，还有。”我立即兴奋了，没有比天天有薄荷糖吃再幸福的事了！
然而薄荷糖清凉甜润的感觉并没在我的生活中停留多久，有甜味的日子从我十岁的天空稍纵即逝。
原以为真的会跟着母亲去青海，结果事与愿违。还是听秀美说的：母亲在她妈妈的介绍下已经确定了和青海男人的关系，本来已经确定了日子就办手续的，不料青海男人突然不辞而别回了青海，因为有个叫杨东启的人揣着匕首去找了他……
至此，我从秀美口中得知了一个让我小小的心脏在瞬间窒息的秘密——母亲和父亲竟然不是原配，母亲是与一个叫杨东启的人结过婚、离过婚、而后才又嫁给了我父亲的。父亲去世后，杨东启又企图霸占母亲了！
至此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杨东启的人，不，应该说是一个恶魔！
所有的灾难都是他一手制造！
我是后来的后来、差不多长大后才知道母亲过去的故事的，这个故事说起来简单，然而深藏其中的苦与痛却是令母亲一辈子都不堪回首的，母亲每每回忆起过去，总会泪水涟涟，泣不成声：
母亲因为外公指腹为婚，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要嫁给杨庄镇那个叫杨东启的家伙。此人父亲早逝，母亲双目失明，有一弟弟。家境可想而知的窘迫，母亲曾拼死不从，但被我那脾气暴躁的外公一巴掌打进了花轿，也打进了噩梦的深渊！直至现在，母亲对外公依然恨之入骨。
“要不是他，我何至于遭受这么多苦难？”母亲提起外公就咬牙切齿。我想如果外公能预测他的指腹为婚会导致他惟一的女儿一生悲苦，就是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也不会使他老人家屈服的吧。
那时的母亲是沙庄颇有名气的小美人，女红家务洋样精通。母亲是在一间茅草房里成的亲，茅草房的墙壁是芦苇编制的，墙上有洞，是被杨东启拆了当柴禾烧的。他的瞎眼母亲和弟弟都被他揍怕了，不敢多说。据说有一次他的瞎眼母亲还被他扔进门口的井里，幸亏有只吊桶在里面，才救了老太太一命。杨东启的大逆不道在杨庄臭名昭著。
母亲结婚后就成了杨东启的拳头下的“沙袋”，这个恶魔打人很有策略，他从不打头脸，他用拳头揍颈部以下的任何部位，有时用香烟烫。他还是条无耻的变色龙，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前打得母亲皮开肉绽，一分钟后已经把母亲扔到了床上……
母亲忍辱负重和杨东启过了九年，其间曾多次离家出走到很远的农场去干活，但阴魂不散的杨东启总会找到，把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回家，搜刮完母亲身上挣的几块钱后，蹂躏之后暴打一顿……
母亲在水深火热的婚姻中浸泡了九年，直到外公去世，杨东启入狱以后，母亲才得以获得自由。而母亲下定决心离婚，是因为杨东启五毒俱全、无恶不作，他因流氓罪和盗窃罪曾坐了两回监狱。第三次是因为他和人打架，卸掉了人家一只胳膊。母亲就是在杨东启第三次坐牢时和他离婚的，母亲离婚后不久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父亲。八年后生了我。
杨东启在监狱里和一个犯了政治错误的女人认识，出狱后俩人便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比我大两岁，这个叫杨小刚的小子和他父亲一样一脸凶相。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杨东启的老婆不堪受虐，跑到南京工作。杨东启在将自家的两间茅屋赌得四壁空空后，恰恰是我父亲去世不久的时候，于是，心怀鬼胎的杨东启想到了母亲。
于是有了半夜敲门试探，在母亲坚决不理后，这个恶棍恼羞成怒，于是有了匕首相向。母亲那天对村干部的哭诉就是害怕杨东启的骚扰威胁，想求得帮助。在村干部们表示无能为力后，绝望的母亲就自杀，再后来好心的顾大妈帮母亲介绍了一个可以带着我们远走高飞的青海男人，没想到杨东启又得了风声，去威胁了那个青海男人，于是母亲的再嫁成了泡影。
后来，杨东启终于在母亲的无力反抗中进入了我的家。那是一九七九年的秋天，屋后仅剩的一株梧桐树开始落叶缤纷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的坟头早已青草凄凄。惟有他的灵牌位依然光亮如新，这是因为我天天都要为他擦拭一遍灰尘。父亲是去世了，但对他的爱与思念随着我年龄的成长而日益深沉。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杨东启将我的家逐渐分解、吞噬，并直接导致了我母亲和我们的逃亡生涯。
开始的时候，杨东启是以一个披着羊皮的狼的面目出现的。他每次到来都少不了给我和美华几颗糖块，我和美华往往不屑一顾。因为他一来，母亲的脸上就会明显出现惊恐不安的神情。我是敏感而爱憎分明的，对臭名昭著、满脸横肉、五短身材的杨东启打心眼里充满仇恨与恐惧。
我对他“亲切、和蔼”的笑容常常不寒而栗和厌恶反感。对他要我和妹妹喊他“爸爸”的要求充满鄙视与厌恶，我怎么可能会认这个恶魔做父亲？我将我对杨东启的憎恨情绪放在脸上。母亲曾私下交代我为了安全起见，表面上要对杨东启客气一点，妹妹做到了，但我不行，生活磨练了我的早熟。
在杨东启未来我家前，我和母亲还有美华是睡一个床的，杨东启来了后，他让母亲给我们姐妹俩在厨房里搭一间小床，可母亲固执地将我们的床搭在她的房间里。这可能使杨东启不满意了，他的脸一连几天阴沉得可怕。
杨东启每个星期有三天在我家，其余几天不知去向。他不在的那些天，是母亲和我们最放松的时候，也是母亲敢偷偷哭泣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母亲曾对着父亲的遗像和灵牌位暗自垂泪，有一次，我还听到母亲对父亲说话：“……你不要怪我，我是没办法的啊……你要是有灵魂，就要好好保佑两个小家伙平安长大……”
我知道母亲心里很苦，可我不知如何安慰。
杨东启进入我家一个多月后开始暴露出了他的无赖本性。有一天放学回来，我吃惊地发现母亲的左脸颊上有一块乌青，双眼红肿，我和美华吓坏了，母亲一见我们，捞住围裙捂着脸哽咽着骂道：“你这两个讨债鬼，到什么时候才长得大呀！”
后来我才知道，杨东启这天向母亲要钱去做倒买倒卖的生意，说贩鸡蛋去上海卖很赚钱。母亲哪有钱给他呢？他大怒，骂母亲不识好歹，敬酒不吃吃罚酒。随后就一拳挥在了母亲的脸上，然后就在母亲伤心的泪水中扬长而去。临走还丢下一句话：“给老子准备两百块钱，不然，老子就卖掉米柜。”
我家惟一值钱的家什也就是那只三格头的米柜了，母亲用它一格放米面，一格放麦子，一格放玉米。如今上面还放着父亲的遗像和灵牌位。这只米柜是父亲在世时置下的重要家当。母亲怎么舍得让父亲的遗物失去呢？可母亲一下子又到哪里去筹两百块钱呢？
三天后，杨东启回来了，还带来了搬柜子的人，竟然就是美英姐姐和姐夫。美英对这只米柜是觊觎已久，她就因为在出嫁时没要到这只柜子做陪嫁而对父母心生怨愤。也不知她和杨东启如何交易的。搬柜子的时候母亲死活不同意，护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不让动。杨东启就一把撸起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跑到河边扔进了碧波荡漾的河水里。母亲抢救不及，一下子昏了过去。
等我放学回来，家里已然空空荡荡，曾占了堂屋三分之一地面的米柜一消失，家里立时一副苍凉和潦倒的迹象。母亲歪倒在床，泪眼朦胧地对我说：“萍后啊，妈实在无能为力护住赵家的家业，你的大伯、姑妈、爹爹肯定会责怪我败了赵家家业，你长大了要有出息，一定要把米柜赎回来。”
我似懂非懂“赎”的意思，但有一点我再也明白不过，那就是我恨杨东启毫无人性的掠夺，恨美英的乘火打劫。
我跑到河边，河里哪里还有父亲灵牌位和遗像的影子？河里波光粼粼，几只鸭子无忧无虑地漂游着，我的眼泪掉下来。面向父亲的坟茔方向，我默默念叨：爷，你为什么不保佑妈妈？我在河边坐到天黑，哭肿了双眼。
这时我已上了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依然优秀，但我的忧郁和内向使喜欢我的老师们忧心不已，谁都了解我的家庭，谁都为我生活于这样的家庭惋惜不已。老师们一致看好我是个上大学的料子，只是无法确定，我能否像压在大石头下的小草一样顽强生存下去。我的班主任蔡老师曾满怀希望地安慰我：“世上很多作家、艺术家都有过不幸的童年。”
很多年后我从一本书上也看到过这句话，给我的震撼和信心又是蔡老师说这番话时所没有体会到的了。当我第一次听蔡老师说这句话时，我心里想，我不要做什么作家、艺术家，我只要能养活母亲，不让她受苦就行。多么小的要求和愿望呀！我是真的这么想。
成长的过程很痛苦，但我从未停止成长。就像大石下压着的那株小草。
卖米柜不久，家里的八仙桌也被杨东启变卖了。他每次都说是去贩卖东西，事实上是去赌了，还有喝酒和嫖女人。杨东启对母亲施以的拳脚也越来越惨无人道，他一旦兽性发作，便关上门毒打母亲。每次只要我回家发现大门从里面紧闭，我就没来由一阵恐惧，母亲一定又在遭受非人的折磨了。我急得去找美英救母亲，美英却说没空。我带着哭腔说：“妈妈在挨打……”美英头都不抬：“我去有什么用？我能打得过杨东启？”
最后还是顾大妈看不过，来拍我家的门，说找妈妈借鞋样。我才听到母亲隔门答话：“过一会儿吧，大姐。”母亲从不敢向别人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所受的折磨，因为杨东启一旦知道母亲将家丑外扬，丧心病狂的他会变本加厉地虐待母亲。
母亲有一次实在被杨东启打得怕了，喊了村干部到家里来要向杨东启讨公道。狡猾的杨东启见了村干部又是泡茶又是递烟，村干部顺水推舟说了一通“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溜走了。接着杨东启关上大门，对母亲又是一顿暴揍，因为母亲使他丢了面子。
从那以后，母亲独自忍受着一切伤痛，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她逃出苦海，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承担苦痛。可怜的母亲伤痕累累，欲哭无泪。我日日沉默，我像一只沉默的羔羊，等待长大和强壮。
放寒假时，杨东启把他的儿子杨小刚带到了我家，我对这个长得酷似其父的壮小子满怀仇恨。每顿饭他吃得像个霸王，好吃的向来是他风卷残云。他的唾沫和拳头经常莫名其妙地落在我和美华的身上。我们总是敢怒而不敢言，我只能在心里一遍遍诅咒杨家父子不得好死罢了。
有一次我偶尔看到一本《侠女十三妹》的连环画，于是我就有了杀掉恶魔杨东启报仇雪恨的念头。我甚至想到了具体的复仇方式，投毒、手刃似乎可行一些。投毒在不知不觉间就可以做到，家里到处都可寻到耗子药。手刃也不难，只要乘对方睡着了，拿一把锋快的刀干净利落地照脖子一砍就大功告成了。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兴奋、激动不已。我开始留意一切机会。
一天中午，我在堂屋的地上用刀剁猪草，杨东启在房里睡午觉，当他的鼾声传出来的时候，我忽然心中一跳，这不是一个好机会吗？我的心开始激跳不已。手中剁草的速度慢了下来，我想象杨东启被我砍死后的后果，一丝快意涌上心头。我右手紧握菜刀，蹑手蹑脚走到房门口，我看到了杨东启肥胖的身躯和他硕大的头颅，我的心因紧张而狂跳，刀把在我小小的手心里攥出了汗。
突然，杨东启咳嗽着翻了个身，正面对我，我一惊，菜刀从我的手里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吓得呆若木鸡，有好几秒钟没反应过来。谢天谢地，杨东启没有一点动静。我颤抖着拾起刀，跑到河边去大口大口地喘气。好久，我才平静了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