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想来，我仍为自己十一岁时就产生杀人之念而心悸不已，亦为自己心地如此残忍疯狂而后怕，如果我真的去做了，我的人生将会如何？我不得而知。后来我再没有贸然行动，我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时间到了一九八零年秋天，就是我们母女三人开始逃亡的那个凄惶的季节。

那时是十月下旬，门前地里的小麦已经冒出­嫩­芽，放眼望去一片青绿，我常在小麦地里寻找猪爱吃的­嫩­草，有时一个人坐在田垄上，风从田野上轻柔地吹来吹去，感觉很惬意。我不想回家，就坐在田垄上想心事。

天在很高的地方幽幽地蓝着，地在很近的脚下深深地黄着，而我如此渺小无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到，在那个秋天的黄昏，那个落寞地坐在田垄上的小女孩，怎样无望地攥着镰刀，悲伤着自己的悲伤。

逃离家门是在猝不及防中来临的。

这是一天夜里，睡着的我忽然被一阵打斗声惊醒，杨东启又在打母亲。我从床上跳下来，扑过去就咬杨东启死死掰住母亲手的手，杨东启吃痛甩手给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母亲赶忙护住我，母亲的勇敢是我前所未见的，我为母亲担心。果然，杨东启立即冲过来扭住了母亲的手指，母亲痛得尖叫一声蹲在了地上。美华也惊醒了，怯怯地蹲在母亲身边小声哭。我绝望极了，我们母女三人今天绝对在劫难逃了。

杨东启拍拍胸脯，恶狠狠地说：“敢顶撞老子，老子看你们活得不耐烦了！老子一生没怕过什么人，把老子惹急了，人都敢杀！老子这就回去拿一把杀猪刀来，不信教训不了你们！”说罢，推起自行车就出门了，临走还反锁了大门。他的家在杨庄，离我家大约五公里左右路程。

当杨东启的自行车铃声渐渐听不见了，我们母女三人才一下子绝望地抱头痛哭。哭了一会，母亲抹把泪说：“萍后，你赶快带美华跑走。等杨东启回来，不是死，也是残。你们先跑到二队­干­姨妈家躲一躲，再叫­干­姨妈想办法送你们到她的亲戚家去，杨东启不一定找得到。”

我抱住母亲：“妈，你呢？”

“我反正一条命迟早会送在这个魔鬼手里。我就跟他拼吧！你们赶快从门缝里钻出去。”我死活不肯，一定要母亲和我们一起走。母女三人就这样拥抱着，痛哭着。

直至多年后，我偶尔和一些朋友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朋友甚至半信半疑：“是你的亲身经历吗？怎么像电影小说？”我不再坚持着解释。这本来就是我个人的经历，与别人的信任与怀疑无关。

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最终还是和我们一起逃了。我们合力卸下了门板，出来后我们又合上了门，屋里的煤油灯还点着，照着一屋子的凄凉。我和妹妹就在母亲一手拉一个的牵扯下跌跌撞撞地奔上了逃亡之路。

此时已是下半夜，一轮惨白的月牙儿照着我们惊惶的身影。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着寂静的旷野，旷野里有着薄薄的寒意。我们是从门前小麦地的田垄上走的，穿过小麦地就是一片桑树林。此时的桑树上已经没有好吃的桑葚了，叶子也已不再葱茏。这就是我曾经采过桑叶、吃过桑葚的桑树林吗？黑夜里它如此肃穆萧索，像在为我们的逃离表示哀伤。

一棵树桩戳了我的腿，有一刻的剧痛，我没吭声。我想一定流血了。我的第一滴血流落在我的逃亡路上，这使逃亡更具悲壮­色­彩。我一边奔逃一边恋恋不舍地回首那个黑暗中沉寂的家。家像一个苍老的老人，固守着我的悲伤与欢乐。

就这么离开生与斯长与斯的家了吗？是否还有归期？我的书包也没带，我是否还能回来上学？我们要逃到哪里去？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杨东启会追过来吗？……

我就这样一边疲于奔命一边思虑问题。我悲哀地想：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哪个十一岁的女孩此刻正奔波在仓惶的逃亡路上呢？

永远记得那夜的惊慌与恐惧，凄凉得刻骨。

记忆中再没有比那夜更黑的夜了。那一夜，我不清楚到底走了多少路，我的脚上磨起了血泡，双脚酸痛无比，似乎那路会一直远到天上去。妹妹最后实在走不动，是我和母亲轮流背她走。到了天已经放光的时候，母亲终于带我们来到了她的外甥女、我的红英表姐家里。红英表姐嫁在二十多公里外的郭元乡，平时极少来往，母亲说杨东启不认识表姐家，这里应该很安全。

红英是我小舅舅的小女儿，舅舅去世得早，从小就是母亲带大的，与母亲感情极深。表姐生有三个孩子，表姐夫勤劳致富，小家庭倒也殷实。

表姐救了我们。至今我对表姐一家感激不尽。

可母亲在到达红英表姐家的第二天便不知去向。

我惊恐到极点，在表姐家的房前屋后到处寻找母亲。表姐家屋后有密密的芦苇荡，我以为母亲藏在里面，钻进去呼唤寻找，失魂落魄。

表姐紧紧拉住我，悄声告诉我：“你妈去安徽了。等她在那边落下脚，马上回来接你们姐妹俩过去。”

安徽？安徽是哪里？母亲为什么要去安徽？我一时呆住，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母亲抛弃我们了！母亲扔下我和八岁的妹妹独自远走了，不再保护、不再爱怜我们了！我对母亲怨恨到极点！

我整整一天没吃饭，哭累了就昏沉睡去。梦里是母亲决然而去的背影，我和妹妹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呼唤母亲，泪流成河……

在我平静下来后，红英表姐找我谈了一次话，我这才理解了母亲的一番苦心。

红英表姐有个小姑子正好远嫁于安徽农村，母亲走投无路，只好听了红英表姐的建议，去安徽谋生。母亲之所以不带着我和妹妹一起走，是怕有两个“拖油瓶”跟着不好找对象。母亲走时交代红英表姐，叫我和妹妹先回父亲的老家——赵家园找我的爹爹（祖父）、大伯和姑妈去，让他们抚养我们一段时间。待她在安徽找到合适人家，马上来信让表姐送我们过去。

我是在一个­阴­雨的早晨牵着妹妹的手回我们的老家赵家园的，从表姐家到赵家园有三公里多路，父亲在世时带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无数次去爹爹家，我还依稀认得路线。那也是回家的路呀！

路是苏北农村的那种常见的黄土路，这种泥土沾水后很粘，下着雨的天，我和美华的鞋上走不多久就粘上了一大块，甩一甩掉一点，走两步又沾一大坨。狠狠一甩，泥巴没掉，鞋倒飞出去了。

我和美华就一路走，一路甩泥、拣鞋。美华不小心摔了一跤，浑身上下都是泥。美华呜呜地哭，我沮丧至极，向往地安慰妹妹：“到了爹爹家就好了，到爹爹家正好吃中饭。”

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和妹妹几乎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自己的家园时，我们面对的竟是一张张义愤填膺、冷嘲热讽、漠不关心的脸。

大伯说：我也有儿子有孙子，我哪养得起你们两个小东西？

姑妈说：我是养得起，我不养！你们的娘不是很有本事吗？找你们有本事的娘去！家败光了，就拍拍ρi股走了，让赵家替她养女儿，没门！

八十四岁的爹爹已是老态龙钟，他是靠家境富裕的姑妈养活着的。爹爹用满是同情、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和美华，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亲不亲赵家人，先给俩孩子弄点饭吃。

姑妈说：喂猪也不给她们吃，谁知道是不是她娘施的苦­肉­计？

这是怎样的一种侮辱？这是怎样的一种刺痛？

我的头“嗡”的一声发胀了，我尖瘦的小脸一定也胀得通红，我愤怒而仇恨地冲姑妈那张看起来很富态的脸说：“姑妈，你记着，我们就是讨饭也不到你家门上，你家富不会富一辈子，我家穷也不会穷一辈子！”

说罢，我拉着美华飞奔着离开了爹爹家，我听到爹爹在身后焦急的喊声。我们头也不回。

在奔跑的同时我是哭着的。我小小的心里满是膨胀的屈辱与仇恨！也就是那一天，我在心里立下两个誓言：一、从此与赵家所有人一刀两断！二、一定要出人头地！

那是怎样的一个雨天呀！

我永远记得那天的雨，绵密、惆怅、忧伤，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灰网，笼罩着无家可归的我和妹妹。

走投无路。

姐姐，我们去哪儿？美华饥饿的小脸像天一样灰。

我的心像掉在地上的雨滴一样，又疼又碎。我捏紧美华的手，我们惟一的路只有回红英表姐家了。

雨天黑得早，加上美华饿得走不动，我们像两只被雨水淹没的小蚂蚁，在人生的泥泞里苦苦爬行。

路边的农家已经点亮了煤油灯，开着的门内有饭菜的香味，也有晃动的人影和大人呵斥小孩的声音，我真羡慕那个被父母呵斥的小孩子——如果此刻让我喝一碗粥，不在雨地里流浪，即使被父母打骂也是幸福的呀！

美华实在走不动了，我蹲下去，美华小猫一样趴到我背上，饥饿与负重让我有一刻的晕眩，想起不知身在何方的母亲，一串眼泪掉在了雨地里。

等我再也背不动美华了，我放下她，我俩蹲在路边，手按着胃部，大口吞着口水。路边的地里长着韭菜一样生机勃勃的麦苗，那是白面的希望，与我此刻的饥饿无关。

路边有户人家，门半开着，屋里没什么声音，但有铲锅的声音，好像是吃了饭，要洗碗了。美华小声喊：“姐，我饿。”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要饭更难为情的了，我像咽下口水一样咽下胆怯和自卑，我踯躅着来到那户人家门口，怎么开口呢？说什么？

我站在门口的暗影里咬着手指，我希望门里有人出来，有人问我：你们是不是讨饭的？讨饭在乡下太司空见惯了，但都是些老人，像我和妹妹这样的小叫花子倒是罕见。

终于等到门里有人出来，是准备关门的，我在暗影里轻轻咳了一声，一个女人惊叫一声，走近了看我，连声问：“你是哪家的？怎不回家？在我家门口做啥？”

我没说话，眼泪刷地涌出眼眶。

女主人看看我，再看看蹲在路边的美华，美华终于哭出声来，我终于艰难地挤出一句话：姨，我们饿……

女主人看看我们，把关了一半的门复又推开，一手拉一个，把我和美华拉进了她的家。

那晚，我们补偿了一天的饥饿，尽管只是玉米粥和咸菜，可那香香的滋味终身难忘。更难忘的是那个脸上长着蝴蝶斑的­妇­女，家里只有她和她4岁的儿子，她耐心地看着我和美华呼呼地喝粥，我偶尔抬头，竟看见她眼里飘忽着亮晶晶的液体。

从此我知道什么叫与人为善。

那晚，我和美华在那户人家的灶门前的稻草堆里睡了一夜，稻草的清香弥漫了整个梦境。

第二天，我和美华继续上路。我至今内疚不已的是，我竟然没有将那个好心­妇­女的姓名记下，这成了今生永恒的遗憾！这段乞讨经历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细节，陌生人的爱心与亲人们的冷漠、刻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小小的心从那时起便盛满感激与仇恨！

走投无路的我和美华只得重又回到了红英表姐家，表姐义无返顾地收留了我们。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因怕杨东启听到风声追踪而至，我和美华平时从不出门。我们像两只不敢见天日的小老鼠，躲在表姐家的三间屋子里，望眼欲穿地等着远方母亲的消息。

这时的我和美华彻底失了学，每天听着表姐家屋后的小学里传出的朗朗书声，我羡慕而伤心。

我还能读书吗？我在地上一遍遍划写这样的文字。我对自己的明天充满忧虑和不信任感。

有关杨东启的消息也被时常在外做工的表姐夫一点点带回来：杨东启对我们的“不辞而别”大为恼怒，我家的两头已经长膘的肥猪不幸成了他的刀下祭品。也许他觉得我们的逃离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他揣着一把杀猪刀疯狂地四处找寻我们的踪迹。

我家几乎所有的亲戚家他都在半夜造访过，所到之处，莫不恶言相胁：要是被他发现谁家收留了我们，他绝对一把火烧了这家房子。好在我家亲戚都说我们可能都已到了外地，加上红英表姐家住得偏僻，平时几乎素无往来，红英表姐家暂时倒是个安全地带。

躲避与惊恐的时光令我感觉窒息。我天天趴在表姐家的窗户边，望着天空漂浮的云彩，幻想得到母亲回来的消息。做梦都想。

关于母亲的消息终于在两个月后传来：母亲已经在安徽芜湖市郊区找到一位矿山工人，并且结了婚，很快就会回来接我和美华去那个鱼米之乡了。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消息啊！背井离乡固然凄凉，但天天有大米吃，又在母亲身边，对我来说，没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虽然已是冬天，但有母亲回来的消息鼓舞与期盼着，严冬的寒风也是亲切而温暖的。

终于，母亲回来了。是悄悄的。我们惊喜地发现母亲的气­色­好多了，身上的衣服是全新的，母亲还带了一些糖果回来，那两天的空气似乎都是甜的。

然而，两天后的日子又浸满苦涩。

母亲要走了，并且只带走美华一个人，而把我留下来送给表姐同村的一户周姓人家。也就是说，我被人家领养了，母亲这一次是真的不要我了。

母亲有难处，继父只肯母亲带一个孩子过去。母亲说美华小，送人不放心，只能委屈我了。母亲还说到我放暑假和寒假，我的养父就会带我去安徽与母亲团聚。

我没有哭着喊着要随母亲走。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就像她所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割哪块她都疼。母亲是不舍我的。母亲临走哭肿了眼睛，一遍遍要我不要记恨她。我怎么会恨母亲呢？要恨，我只恨杨东启！

我是站在红英表姐家的窗户后面眼睁睁看着母亲和妹妹走远的。我的手里捏着母亲偷偷塞给我的两元四角钱，两张一元的纸币，八个五分的硬币，卷成一团捏在我的手心里。母亲让我自己悄悄买糖吃。也许这是母亲给我的安慰吧！母亲还向我许诺，等到我的养父带我去安徽看她时，她会给我买一书包的书。这是我要求的，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一书包的书更有价值了。

我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地目送母亲走过红英表姐家的场地的，直到她们拐弯走上了小路。母亲是一步三回头的，母亲眼神让我终身难忘。那是一种与骨­肉­分离的痛苦、无奈、凄凉，还有乞求原谅的复杂眼神。

十二岁的我从此懂得了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寄人篱下。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竟然是被养父母家当童养媳领养的。他们决定把我养大到十八岁，然后嫁给他家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这就是他们和母亲的约定。

我到了养父家里。养父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比我大八岁、六岁、四岁。都未读书，我到这个家庭惟一的幸运就是我又可以读书了。这是养父母答应母亲的。这样，我又Сhā班到周窑小学上了四年级下半学期。

原以为养父母家的日子少了流离颠沛，会平和温暖得多。其实不然。我在读书的同时也成了养父家的小劳工。

割猪草羊草是小事，掰玉米穗、剥玉米粒、砍玉米杆子、锄芋头、剥棉花、做饭、洗衣服、洗碗、打场……除了挑担子，所有农活、家务活我几乎都­干­过。

养父好酒，三餐必喝。给养父去一公里以外的代销店打酒成了我的任务。常常是晚上吃饭时，养父发现酒壶空了。即使我正吃着饭，也得丢下碗先去打酒。

去代销店的路上要经过一座杂草丛生的坟场和一条清冷纤瘦的河。路是从坟场中间穿过的，冬天的天黑得早，下午六点钟就已经黑透。养父家吃饭通常是七点，打酒也往往是这个时候。

农村的路上一向行人稀少，何况晚上。冬天的坟场里冷风凄凄，更有风刮过树梢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可无论多黑的夜，无论多冷的天，我总得一个人走完这一条­阴­森可怖的路。

夏天，河边的小路上常常横着乘凉的水蛇，我最怕蛇了，总担心会踩着它们，走路总是很小心，可有一次竟有一条蛇从我的脚背上游了过去，那种冰凉、滑腻、恐惧的感觉直­射­心底。我在心里哭着呼唤母亲：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呀！母亲，你可知道女儿寄人篱下的悲苦和凄凉？

打酒回来，养父一家人有说有笑围在桌子边剥花生吃。我把酒壶递给养父。没有人叫我吃花生。

我从未坐在桌子旁吃过饭，每次都是端着碗蹲在门前的小石墩上喝。说喝，是因为吃粥的时候多，仅有的一点沉淀在锅底或沸浮在锅沿的米粒早被养父的三个儿女捞光了，即使他们没捞光，我也不敢捞，就像我喝面汤时从来不敢像他们一样堂而皇之四去开柜挖猪油一样。在这个不是我家的家里，我自律而自卑。

我穿的是养父母女儿的旧衣裳，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做新衣裳，而把旧的破的换到了我的身上，尽管我的个子比他们的女儿要高，尽管他们女儿的衣服总是在我身上吊着。

每天晚上，我捧了碗坐在门前的小石墩上喝稀稀薄薄的粥或面汤时，就对着东升的月亮想母亲，我会在泪眼朦胧中做一个很虚无的梦：母亲来了！来接我了！我直觉地相信，尽管母亲与我隔了万水千山，可总有一天我们母女终于会团圆！

告诉我做“童养媳”秘密的是红英表姐，她看不惯养父母家对我的刻薄，鼓励我给母亲写信。

我对童养媳的概念十分茫然。但我明白“嫁”的含义。

我立即给母亲写信，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工具是练习薄上撕下的一张纸和圆珠笔。地址是在学校课间休息时。当然不能在家里写。

“妈妈，我想你。”我写下了第一句话，这句话一写，眼泪就在眼里旋转了。我想了想，接着写：“妈妈，你想我吗？”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我偷眼四顾，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疯玩，教师里很安静。我大胆地吸了一下鼻子，抓紧时间写：“妈妈，我过得很不快乐，他们让我­干­很多活，很累。我想到你那里去，哪怕跟着你讨饭喝粥，我也愿意。妈妈，快来吧！”“讨饭”那句话是红英表姐的授意。

想了想，我又在信的一角画了一个脸上正掉着眼泪的小孩子。我折好信，接着写信封。信封是红英表姐帮我用废练习薄的封面糊的，我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上从红英表姐家抄来的母亲的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马塘乡荆山石矿周习康转沙玉芳收。周习康就是我继父，红英表姐说我写母亲的名字没人认识。

信由红英表姐帮我寄出去了。我的心随着这封信的飞越万水千山而急迫和喜悦，等母亲的回信成了我每天的惦念。

母亲的信一个月后才姗姗来迟。是寄给红英表姐的。母亲的信不长，不知请谁写的。母亲的回信是这样的：“萍后，接到你的信，我的心都碎了，都怪妈妈没用，让你吃苦头了。妈妈过段时间就回去看你，真的。你好好读书，妈妈下次回来一定给你带个新书包。妈妈也想你。”

我将母亲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连标点符号都数在内，一共七十八个字。这时候我竟没有一点想哭的冲动，心内只是失望。母亲没说要带我走。

我再未给母亲写信，我隐隐有些怨恨母亲。

平时我是和养父母的女儿睡一张床，她有一个恶习，每夜在床上拉尿。有时我一觉醒来，半边身子都浸在尿里，我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

放暑假了，我更成了养父母家的长工，每天的做饭洗衣成了我的必修功课，两头猪和三只羊的一天三顿也由我包了。我就像课文《包身工》里的“芦柴­棒­”一样辛苦与嬴弱。再沉重的担子我也得自己扛，无人会帮我。

我的坚忍与强­干­也许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从小我就未曾养成怨天尤人的习惯，养成的，是独自面对苦难的坚韧毅力。

养父老爱对我灌输“生父不如养父亲”的道理。他常在喝酒时微眯着眼睛斜看着我，说：“你长大了不要忘本，是老子供你吃饭读书，不是别人！老子不希望舀水浇鸭背，竹篮打水一场空。记得不？”我就老老实实地说：“记得。”

给我饭吃，给我书读，抚养我长大，给我一个家，我当然应该感恩戴德，然而我只觉得这种交易很丑陋，让人感激不起来。

炎热的夏天过去后，我升上了五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令我所在班的班主任欣喜不已，班主任抛下他原先宠爱的学生，而对我青眼有加。我受宠若惊，学习更加用功。期中考试我果真考了个全公社年级第一。

养父母对我拿回的奖状并不特别开心，我懂他们的心事，我读书再好，也只到十八岁为止，他们养我是为做童养媳准备的，而不是养着读书的。

考试完了就是寒假了。又到了我繁重的家务劳动时光。我觉得这个冬天特别冷，因为我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秋衣秋裤，还是养父母的女儿不穿了的。

棉袄没有，毛衣没有，一双有洞的袜子也没有，鞋是芦苇编的“毛窝儿”，结实是结实，但由于没袜子穿，脚在里面空荡荡的，坚硬的芦苇秆子会把脚磨起泡。养父母的儿女们比我幸运，他们有暖和的棉衣裤和养母亲手做的棉鞋。

有次我小心地对养母说我冷，养父在一边轻飘飘地说：“小孩ρi股三把火，冷什么冷？”

我无言，从体外到体内彻骨的寒冷让我直打冷颤。我绝望地想：我会不会冻死在这个­阴­冷的冬天？

也就是在这个冬天，我听到了一个令我振奋不已的消息：杨东启在南京涉嫌强Jian杀死一个女大学生被抓起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大约半个月后，有两名警察来到红英表姐家找我。警察是来调查杨东启在我家做过什么坏事。

天哪！恶魔终于伏法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激动人心吗？我多想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告诉妈妈，让她回来，我们什么也不用怕了。

我在两名警察的追问下回忆着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日子。警察刷刷地往本子上记着。我想忍住不在生人面前哭的，可我到底没忍住，我为我流了泪而难为情。警察说：“你别怕，你说吧，杨东启已经被我们抓了，不要怕。”

问答了大约有两个小时，我的手背上早已糊满鼻涕、泪水，警察问完了，递给我本子，让我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工工整整地在警察的本子上认真写下“赵美萍”三个字。警察临了又要了母亲的详细地址，说还要去安徽向母亲调查取证。

晚上，我迫不及待地给母亲写信，我心情激动地写道：“妈妈，大坏蛋杨东启­干­坏事被抓起来了，警察还来问了我话，我把杨东启在我家做的坏事都讲了，包括他折断你手指的事，警察说还要去安徽找你调查，你高兴吗？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想你。”

因为杨东启的被抓，我高兴之余，竟将对母亲曾有的怨恨抛到了九霄云外，心里满满的，是扬眉吐气的快乐。生命中的乌云似乎从此散尽，光明与温暖应该重新抚慰我饱尝苦难的心灵了。

不久，母亲的信来了。母亲在回信中说，江苏的警察已经去安徽找到了她，还带她去医院拍了她受伤手指的片子，虽然骨折早已治好，可还有旧伤。这些都是证据。母亲在信的最后说：“杨东启作恶多端，肯定会枪毙。我们的苦日子也到头了，今年我会光明正大地带你继父回去过年。”

捧读母亲的来信，我喜出望外。

母亲要回来了！母亲要回来了！我像只快乐的喜鹊，拿着信在黄昏的小土路上飞奔。

母亲和继父是腊月二十八那天到达的，美华没回来。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继父。继父矮小壮实，皮肤黝黑，双手粗糙，一副老实的农民形象。继父眼里有云翳，说话嗓门大，这使我对他有几分畏惧。

母亲拿出一包花花绿绿的糖塞给我，说：“这是你爸爸买给你吃的，快叫爸爸。”我看看继父，他用那双长了云翳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我心里一紧张，竟然喊不出口。母亲一个劲向我使眼神，我像蚊子哼哼一样叫了声“爸爸”，继父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在红英表姐家里，母亲摸摸我的衣服，惊讶地喊起来：“你怎么穿得这么少？”我鼻子一酸，说不出一句话。母亲又摸摸我的手，再次惊呼：“手这么凉，怎么不加衣服？”母亲当即就要去养父母家，看样子似乎要兴师问罪去。

我拽住母亲，哀求道：“妈，带我到安徽去吧，我不想在这里过下去了。”母亲的眼圈一红，说：“不是我不想带你去，是你继父不同意呀！”

红英表姐给我出主意：“我看姑父也是个老实人，萍后你要求他，晚上他睡觉，你就在他床前哀求，他心一软，兴许就同意了。”母亲想想也说：“这倒是个好办法。萍后你要会说话，开口闭口就叫爸爸，他一高兴，一喜欢你，就带你走了。”

晚上，和表姐夫喝了两盅白­干­的继父在红英表姐家的东房里睡下了。母亲和表姐在另一间房里说话，母亲叫我去求继父“开恩”，成了马上告诉她。

我遵照母亲的意愿而行。开始我是低头认罪似的站在继父床头，一动不动。那时农村还没通电，昏昏暗暗的煤油灯跳在继父的床头，他缩在被窝里，用安徽普通话说：“你把灯吹掉吧！”他以为我是来给他吹灭油灯的。见我半天没动，继父奇怪地问我：“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我嗫嚅着说：“爸爸，带我去安徽吧！”

继父没吭声，我想起红英表姐交代的必要时要跪下的话，我双膝一弯，跪在了继父的床前。跪下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划过一抹钝钝的痛，十三岁的我已经懂得自尊，我的眼泪在这一刻暗潮汹涌。

几分钟后，我听到了继父发出的鼾声，继父居然睡着了。

我的泪水不可抑制地滴落下来。如果是我的亲生父亲，他会视而不见我的哀求而心安理得地酣睡吗？

我跪在冰冷的地上，薄薄的秋裤隔不了来自地底的寒气，我能感觉到寒气上升的冷酷与无法抵挡，泪在脸上蜿蜒成冰凉的河，小小的心似乎也冻成了冰坨坨。世界何其寒冷啊！哪里会是我取暖的地方？

我跪了也许有两个小时那么久，继父的鼾声经久不息。泪痕已在脸上­干­结，紧绷绷的，像结了一层痂。我绝望地想：如果继父一直不醒来，我是不是就一直在这冰冷的地上跪下去？

继父醒来时我已跪麻了双腿，继父起来解手，见状，很惊异地问：“­干­什么跪这里？”我小声而坚决地说：“我要去安徽！”

我听见继父叹了口气，边往外走边说：“去安徽也是过苦日子！”

继父解完手回来时叫我起来，“你不要跪了，”他说，“不是我心狠，我养两个人已经够呛，我再也无能为力。”

“爸爸，”我困难地叫了一声，眼泪又没出息地掉了下来，“讨饭喝粥我也愿意！”我说。

继父躺进热乎乎的被子里，不再理我。一会儿，鼾声又起。

我是彻底死心了。不再哭，继父不会因我的哭泣而心疼的，我又不是他生的。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想往他身上贴的小包袱吧，谁又愿意自找苦吃呢？

我艰难地爬起来，在这个寒冷而又无情的冬夜，无家可归的我连继续哭泣的意念都放弃了。生活不相信眼泪。

我一个人悄悄回了养父母家去睡觉，没去惊动母亲。我跪了两个小时继父都毫无怜悯，她又能怎样？

回到养父母家里，养父好像在等我。他还端着酒盅悠悠地品着，见我回来，他眯缝着微红的小眼睛问我：“和妈妈聊得还好吧？”

养父的慈祥是绝无仅有的，我冷淡地“嗯”了一声。养父颇有讨好之意地说：“我明天一早上街去买菜，中午叫你爸爸妈妈来吃饭。”

养父的神态让我对他这个人无端产生厌烦和轻视。他是那种自以为大、爱贪便宜而又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可厌、可怜而又可悲的人物。这种人吃不得半点亏，一旦吃亏，他想方设法也要捞回一点，否则，他会一辈子对自己的吃亏耿耿于怀。

我没和养父多罗嗦，落寞地上床睡去了。其实哪里睡得着呢？满脑子都是继父冷酷的脸，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讨得继父的欢心。

整夜都在梦中挣扎。我一个人奔跑在烈日炎炎的旷野上，旷野无人，我无去无从。我仰天叩问：“家——家呢？”

第二天，事情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继父竟然同意带我去安徽了。

后来才明白，一切还是母亲所为。在我黯然离开后，母亲与继父大吵一架，母亲说如果我不带去安徽，她也不去安徽了。最后继父吼了一句“老子算栽了”便默认了我。

继父的那一关过了，养父的一关就不那么容易过了。

中午，继父和母亲都在养父母家吃的饭。这顿饭应该说吃得圆满而美好。养父对母亲一口一个亲家母，和继父一杯接一杯喝酒。这天的我破例上了桌子，还吃到了两块红烧­肉­，自然是养父“疼爱”我的表现使然。

我一小口一小口咬着养父夹到我碗里的­肉­。到养父母家也有一年了，吃­肉­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也是养父第一次给我夹菜，并且是红烧­肉­啊！那­肉­是切成方块型的，有瘦有肥还有皮，琥珀­色­的，一层明晃晃的油，香极了。吃过饭，养父威严地叫他的女儿：“庆珍，洗碗！”庆珍很不情愿地动手拣桌上的杯盘碗碟，并且狠狠地瞅了我一眼——洗碗本来是我的任务，就像给养父打酒一样天经地义的。

母亲是在吃完饭后向养父提出要带我走的。养父正剔着牙，闻言眼睛一瞪：好好的，开什么玩笑？

是了，周家是怀着我做童养媳的目的收留我的，自然不会轻易放了我吧？我的心有点飕飕的凉，就像顺着我的裤管向上窜的凉风一直窜到了我的心里去。

任母亲好话说尽，养父就是不放我，他的两个儿子站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打了个寒战，怕母亲夺不走我。

母亲和养父终于控制不住地争吵起来，养父咆哮起来，脖子上青筋鼓起老高，跳脚道：“老子不能白白养你女儿一场……”母亲答应养父，即使我去了安徽，仍然认他做父亲。养父不依，指使他的两个儿子将我押解起来，就在他们动手时，母亲冲过来，母­鸡­护雏一样抱我在怀。养父恼羞成怒，举起煤油灯就砸，油灯飞在母亲的额头上，殷红的血从母亲的脸上淌了下来。

亲眼目睹着流血的母亲势单力薄地为我争取着自由。原先对母亲的些许怨恨在此刻烟消云散。心里满满的，是对母亲的感激与感动。

事情的结果是请了养父村里的­干­部调解，母亲答应了养父赔偿两百元养育费的要求。两百元！这在八十年代初是个多么吸引人的数字！母亲找红英表姐借了一百元，继父从口袋里掏了一百元，我就被从童养媳赎回成了母亲的女儿。

养父仍不解恨，我临离开他家那天，他恼恨地叫我从身上扒下他家的所有衣裳。母亲二话不说，拉起我到薛窑镇，由我亲自挑选，替我买了一整套棉衣棉裤的衣料，随后送到一个裁缝店加急赶制。

至今仍记得那件粉红底碎白花的棉衣，我就是在十三岁那年的春节穿着它满怀喜悦地从南通港登上了江汉号客轮。在南通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长江，站在江边的我惶惑至极，江水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呢？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这么混浊？在它身边，我是如此渺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那轮船也大，上下四层，我们买的最低等的五等舱，在船的最底层，一层草席铺在船板上，南腔北调的旅客横七竖八地或躺或坐。我不时爬上二层的甲板，望着江水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金­色­、银­色­的碎光，怯懦而兴奋。船开动了，逐渐­骚­动的旅客们逐渐安静，我看着庞大的轮船笨拙地离港，掉头，缓缓驶离我的故乡。

我忽然惆怅万分，不知道这一去还有没有归期，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土。忽然想到孤零零埋在屋后的父亲，眼泪迅速吧嗒吧嗒掉下来。我就这样，如一叶飘萍般随着滚滚长江水飘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安徽芜湖。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