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久久地站在坑边，望着这群肃穆的武士，不由泪湿眼眶。无论历史走得多么久远，总有一些痕迹可以让我们遥望那个时代，让我们沉湎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历史的神秘力量吧！
从咸阳回到西安之后，张占民老师还送了几本他撰写的关于兵马俑的书给我，而我，除了一遍遍地说着感谢之外，竟无语凝咽。至今，西安那个叫张占民的考古学家，依然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从咸阳回来的当天晚上，王金劳老师居然提着一袋苹果送到我的招待所，他说他第二天就要和家人一起回宝鸡老家过年了，他很为自己没有时间陪我游一游西安感到抱歉。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在西安那几天，我一个人去了大雁塔，爬了西安的古城墙，著名的碑林自然也不能不去的。期间，我还去了《女友》编辑部，见到了我崇拜已久的《文友》主编周德东。本来，我还想找个叫易虹的编辑的。因为她当时在《女友》上主持着一个类似“老照片的故事”的栏目，我给她寄过一张我唯一的砸石头的照片，还写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但她既没刊登，也没退还我的照片，令我一直耿耿于怀。没想到，我找到《女友》编辑部的时候，易虹竟然出国了。令我十分失望。那张我珍贵的砸石头照片便从此失去，令我惋惜无比。
在《女友》编辑部，令我唯一兴奋的是，当时号称“文坛四大白马王子”之一的周德东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这个文学爱好者，不仅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还答应帮我联系回上海的火车票。虽然后来因车票太过紧张而没联系到，但周德东的热情还是令我感激不已。我和周德东的友谊便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后来应聘到《知音》做编辑，多少也受了周德东的影响。从一些他写的文章中，我知道他也仅仅读到初中毕业，老家在东北，从小是个放羊的孩子，后来，他自学成材，凭着自己优美绝伦的文笔征服了文坛，并娶了一位西安美女。他在文坛上的成功，正是我要学习的榜样。现在，周德东在北京办着一本《格言》杂志，每期都给我寄。我们像哥们一样，时常在电话中聊天，对彼此命运的转变而唏嘘不已。
那次离开西安，还有个细节十分有趣。我是准备腊月二十九回上海的，但是，天知道，那时候的回程车票已经卖到大年初四，而且票都在黄牛手里，每张卧铺票已经炒到四百多。我连续两天去火车站等退票，都无果而归。但是，我不得不再次相信我的好运，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居然等到了一个妇女的退票。当那个妇女拿着去上海的卧铺票喊着要退时，她的身边瞬间围满黄牛，有人出三百，有人出四百要买她的退票。我也挤进去，大叫：“大姐，求你把票卖给我吧，我要回上海过年……”这个妇女看看身边那些五大三粗的黄牛，然后一把推开他们，把这张标价一百七十五元的卧铺票原价卖给了我。我简直要乐疯了！付钱之后，那个妇女便走了。这时，有个黄牛提醒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会不会是假票啊！”我一愣，天！如果是假票，我就要哭疯了！我赶紧拿着票挤进柜台，问售票员这票的真假。谢天谢地，票是真的！
这次西安之行让我感慨良多，在每个陌生的地方，都会有惊喜或奇遇等着你，就看你是否有勇气去寻觅。
时间已经慢慢地滑到了1996年。电脑、网络、伊妹儿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各种文化补习班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街头巷尾挂起了牌子。而我却日复一日地惶恐不安，我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这也许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关。曾经的积累已经被慢慢地消耗掉了，如果不赶紧充实自己，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恐慌和忧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我的心里。让我寝食不安。我是个不允许自己落后、不安于现状的人。无论如何，我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
我开始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报名自学考试。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报名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新闻专业”，预计两年内拿下所有课程。我信心十足，一口气把十二门课的课本全买了，花了二百多块钱，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住处，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但却十分兴奋。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第一学期，我一口气报考了四门课。我有信心起码通过两门。但要上班，还要听课，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后，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馒头。复旦大学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坐车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多了。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都说自学是靠死记硬背，晚上洗脚时就抓紧时间背书。不知不觉，手里就捧着书睡着了。恍惚中，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病中的妈妈躺在床上昏睡，我在她的床前一边照应她，一边读书熬夜。那时候感觉读书十分幸福，一点也不觉得苦。而现在，长大后却把读书当成了一种压力。总要等到感觉知识不够用的时候，才想到要去充电。这是成长的悲哀吗？还是成长的幸福？
我并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去听课的，有时候，厂里临时有事，需要加班，我只好旷课了。好在老师似乎并不在乎学生是否来听课，学生们也都来得断断续续。大家都是在职的，不可能每天都有时间来听课。只希望考试时达到60分就万事大吉了。
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没想到我仅仅过了一门课，是《新闻概述》，考了63分。还有一门课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一分都不帮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没考好，老师凭什么帮我拉分呢？不过，心里还是十分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十二门课我用六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节目。原来，她是从《新民晚报》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心里十分揣揣不安。当我带上耳麦，在直播间里把自己在上海奋斗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导播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陆兰亭老师在听到我侃侃而谈、毫不怯场的直播状态后，决定邀请我做《海纳百川》栏目的特邀嘉宾。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十点，我的声音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丰饶了起来。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
爱迪生曾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这话用在我身上，竟也那么合适。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头从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装厂的六七年里，有一年半做流水线车工，一年半做组长，三年技术员。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巨大的责任感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心上，不得片刻轻松。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让人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想换个地方呼吸新鲜空气。
更让我觉得委屈的是，技术科共有三名技术员，我是唯一的外来妹。我和其他两位上海同事付出的责任和辛劳一样多，但是，我的收入却只有她们的二分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为此而愤愤不平。我找厂长争取过，但无济于事。每到发工资那天，上海同事的信封上写着1500多元，而我的信封上写着700多元。每月如此。即使那个月我的单子比同事的做得多，月底的收入依然没有丝毫增加。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一直延续了三年多。我的心情日益灰暗。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总有因果之说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对我不停地鼓励着。他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人也聪明，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现在的服装公司虽然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毕竟驾轻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
我给沈刚打了个电话，此时的他已经调到《解放日报》工作了。我刚说了我想跳槽，他就说：“你早该出来了，那里会扼杀你写作的天分。不管怎样，广告公司多少和文化沾边，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好机会说来就来，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三千多家广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几名。当年，沈刚是兼职下海，他一边做着《萌芽》的编辑，一边与一个朋友合伙开着广告公司。当我去唐神广告公司报到的时候，内敛低调的沈刚依然是以引荐者身份带我去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些员工找沈刚签字，才明白，原来他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真正的老总。
正是这次跳槽，全然颠覆了我的命运。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的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另一位大权在握的厂长委托工会主席转告我，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薪水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三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七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
最让我感动的是石川先生，他居然特意在一家饭店为我饯行。这个慈祥的日本老人，他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一直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还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字——米卡，意思是水中的花。每次，只要他在技术科门外，喊一声“米卡”，我就会答应一声。厂里的所有人跟他说起我的时候，也都是以“米卡”称呼。所以，在服装厂里，我基本上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本名，一个是米卡。
每次回日本，石川先生总会给我带来各种礼物，然后悄悄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提一只纸袋给我，那里面，不是一两件衣服，就是精美的日式点心，或是姿生堂面膜。他很风趣，总是用食指挡住自己的嘴唇，“嘘”一声，以此告诉我保密，不要跟其他人说。有一次，他给我带了一条漂亮的格子裙裤，我离开服装厂多年之后，辗转了两个城市，但是，我一直把那条裙裤带在身边，每个夏季来临时，在每个清风飞扬的日子里，我都会穿上它，就会想起那个慈祥而可爱的日本老头。
为我饯行那天，石川先生邀请了翻译钱先生和我的另两位女同事，与石川先生相处了五年多，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伤感。他通过钱先生对我说：“米卡，你是我见到的中国女孩子里，最聪明、最勤奋、也最刻苦的一个。我相信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会很优秀的！可惜的是，你一直没答应做我的女儿……”
我的眼睛刹那间有点温热，喉头有点哽咽。其实石川先生不知道，我之所以不愿意认他做父亲，实在是我怕被别人说三道四。在厂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明枪暗箭。在做技术员的三年里，因为工作，我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嫉妒，我被很多流言蜚语中伤过。为了保护自己，我总是尽量避免给别人制造流言的机会。石川先生会理解吗？
我安慰石川先生：“我还会经常回来看望您的，您永远是我的恩人和老师。我现在出去，主要是想发掘自己的潜能，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的心很野，也很大，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否则一辈子都心神不定。”石川先生点点头，“是的。年轻人，就应该多多闯荡，我很欣赏你的闯劲。但是——”他话锋一转，看着我的眼睛说，“米卡，我还要给你几个忠告：第一，你以后与人面对面说话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对方在讲话还是你在讲话，你都要勇敢地直视对方的眼睛。眼神游移不定的人，往往会给人留下心术不正和不自信的印象。第二，在说话时，语速要平缓，声音要柔和，不要急燥，也不要吞吞吐吐，适可而止，不要没话找话。第三，与人握手要用力，让人感到你很热情……”
石川先生的这些话我没有用笔记下来，而是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如今又是七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说这番话时的表情，就像一个父亲在对即将远行的女儿谆谆教诲着，那样推心置腹，那样苦口婆心。琐碎而又温暖。石川先生的这番话在我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告诉了我如何树立自信与尊严，如何与人真诚沟通。
那天饯行到最后，喝了两杯啤酒的我还是哭了。谁也不明白我心里的酸甜苦辣有多重。七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
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如果把我到上海后的打工生涯分为几级台阶的话，到上海唐神文化传播公司无疑是第二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我欣赏到了在相对闭塞的服装厂里所看不到的景色。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八百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从来没想到拉广告是如此艰苦。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上海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角”，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产品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公司里有个“元老”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总的希望，所以越发焦急。
八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剪掉了长发，短短的发型和当年的郭富城十分相似。我花十五元钱买了一只透明的夏装包，花八十元买了一双达芙妮打折的凉拖鞋，加上公司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每天早晨七点就要出门，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公司上班。即使在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广告价位比别的广告公司更优惠，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这往往是客户最感关心的事。
但并非所有广告客户都很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地谈广告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后，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刚开始跟人谈广告，我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有一次，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个红酒的通栏广告，那是个刚刚打进上海、需要大力宣传的新红酒品牌。我冒冒失失地打去电话，找到该红酒在上海的总经销商，对方一开口就问我：“如果我想在《解放日报》二版上做广告，你们能在原先定价上打几折？”我随口说：“五折。”“五折？”对方惊讶地重复了一声。我以为对方嫌高了，立即补充，“如果你们有合作意向，我们可以见面谈。”对方停顿了一下，怀疑地问我：“小姐，你能肯定可以拿到《解放日报》的五折广告吗？他们的价位我是很清楚的。”我太急于拉到广告了，我说没问题的，我们的老总跟《解放日报》老总关系特别铁。对方说，那好吧，你带着合同跟我来面谈吧！我欣喜若狂，这么容易就拉到一笔广告了？
可等我刚放下电话，一个设计部的同事端着茶杯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冲我挤眉弄眼：“小赵，你真能拿到《解放日报》五折的广告价格吗？”我懵了，大家平时在打电话时，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你一定听错了。其他人说的都是五个点。也就是九五折，绝不可能是五折，这是任何人都拿不到的。除非你是报社老总的亲戚。”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天！我居然把五个点说成了五折。幸亏当天业务部里没有其他人，否则，我还有何颜面继续呆在业务部？整个上午，我都没有勇气再打电话。我在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没用，太没用了，连基本的折扣都不懂，还能拉什么广告？
下午，我不好意思再呆在公司了，于是顶着毒辣的太阳走上街头。附近就是上海火车站和几个大商场。商场里有冷气，透明的玻璃门上诱惑地写着冷气开放几个字，我真想一头钻进商场，享受一下冰凉世界。但在广场转悠了一圈，我还是沿着汉口路走了下去。我知道自己没有休闲的资格。至少是目前。
二十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那时候，我周末继续兼职做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每次可获得报酬一百元。每周依然有三个晚上要去复旦大学上夜校。
我和时间都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它是因为使命，我是因为生活。
至今想来，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到公司的第二十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总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三月之内的八百元底薪加到一千六百元。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
这个让我“起死回生”的广告是济南一家电子广告公司的IC卡电话机。在第一次广告合作之后，我与这个公司的老板成了朋友，出于帮忙，我私下帮他写了几个软广告，免费刊登在了《新民晚报》的“信息之窗”里，该电子公司的IC卡电话机和密码锁在上海几乎卖疯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广告业务做得得心应手。我像一艘船，终于驶进了可以扬帆远航的港湾。
那段日子，写作也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自从1995年7月以《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凄美爱情故事冲开《知音》大门后，磅礴之气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我陆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知音·海外版》、《人生与伴侣》等杂志上满面开花。其中，还有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走向深渊》，发表在《上海小说》上。这使我在上海的业余撰稿人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接触纪实文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生活类杂志高昂的稿费令我兴奋，第一笔最高的稿费就是《知音》给我的。那篇发表于1995年7期的《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一文，不过两三千字，却得到了370元稿费。也就是这笔稿费，奠定了我写纪实文学的信心！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有一次，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感人的小消息：一对年近七旬的老教师夫妇，终生未育。几年前，她们请了一个安徽小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小保姆带着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不幸的是，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竟得了肺炎，小保姆害怕为女儿牢命伤财，竟狠心地将婴儿抛弃在医院自己逃之夭夭了。于是，善良的老教师夫妇承担起了抚养弃婴的重任。六年后，这名小弃婴在老教师夫妇的引导和培养下，竟成了一个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的小“神童”……
这个感人肺腑的真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按照报纸上所写的地址，带着一束鲜花，找到位于四川北路昆山花园路的老教师的家，恳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拿出自己发表过的作品，请他们过目。开明的老教师夫妇被我的真诚打动，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这篇纪实文章后来发表在了《恋爱·婚姻·家庭》杂志上，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至此我相信，生活永远是精彩的。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深藏在民间，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种认识，为我后来的记者、编辑职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还属于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简单可行的“笨”办法，采访了很多有价值的纪实文章。有句老话说得十分精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自己想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被我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生活之所以有滋有味，是因为前面永远是拐角。
我的人生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却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拣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
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
为此，我最应该感谢一个人——《知音》编辑陈清贫。他也该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与知音结下不解之缘。认识陈清贫是从1995年4月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做技术员，业余时间就是爬格子。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轰开中国最著名的《知音》杂志的大门。不仅因为它名气响，更因为它的稿费也是国内期刊界最高的。受名利的诱惑，我每期都准时去书店购买《知音》，揣摩它的风格，研究它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它的版面上。
第一次给《知音》投稿，我颇费了一番脑筋。不知道把稿子给哪位编辑比较走运。为此，我把《知音》杂志每个编辑的名字几乎都研究了一遍，最后还是决定，把稿子寄给一个叫陈清贫的编辑。他的名字给人的直觉不仅朴素、平易近人，还让人觉得他是个塌实稳重、出身贫寒的可信赖的中年编辑。
稿子寄给陈清贫后，我每天盼望着消息。十天过去了，我的稿子像断线的气球，杳无踪迹。我耐不住了，那时我还是服装厂的技术员，有一天中午，趁一楼行政办公室没人，悄悄溜进去拨通了《知音》编辑部的电话。可是，我要找的陈清贫编辑却出差了。
又是忐忑不安的一周过去。一个印着“《知音》杂志社”字样和地址的信封终于落在了我的手上。信很薄，似乎没有退稿。我心里一松，迫不及待拆开信口，一张写满字的《知音》杂志社的专用纸露了出来，里面还夹着一张名片。陈编辑的字是用黑水笔写的，不潦草不张扬，像一根根土里土气的木头桩子戳在信纸上。读完这些字，我的脸开始烧灼起来，脑袋也嗡嗡作响——是给气的。
那个陈清贫编辑居然如此批评我——“赵美萍你好，读了你的稿子，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对写作真是一窍不通，既不知道用方格稿纸写稿，也不知道写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来打动编辑的心……”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陈编辑一定弄错了，因为我向来都是用方格稿纸写稿的，那些稿纸都是我从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上海明星纸厂出产的稿纸。至于不会编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我自以为自己写的故事已经够优美够感人了。是编辑眼界太高了吧！
我憋着一股狠劲，晚上一下班，就给陈清贫编辑写了封回信——陈老师，您等着，我一定会写一个优美而感人的故事来打动您，同时还要打动你们主编的心。
人的才情很怪。有时候，心灵宁静、快乐祥和反而写不出好文章。但心情如果受到某种情绪的刺激或影响，尤其是受到蔑视或嘲讽挖苦，人的心就像一座憋气的火山，急于喷薄而出！
三天后，一篇构思奇巧、语言优美、故事耐人寻味的文章被我寄往《知音》编辑部，依然寄给了那个“傲慢”的编辑陈清贫。
两周后，一个特殊的电话打到了技术科，电话那头，一个年轻好听的男声问我：“你就是赵美萍小姐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我是《知音》的陈清贫编辑。恭喜你，你这次写来的故事终于打动了我的心，也打动了我们主编的心。你的文章将刊登在今年《知音》的第7期，标题是《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
哦！老天开眼！没有哪篇文章的发表让我如此兴奋！我捧着话筒，激动得简直要语无伦次了。陈编辑继续鼓励我：“你的文字十分优美，我们的雷主编还特意赞扬了这篇文章呢！希望你再接再厉。”我兀自点头称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想想那时真是自卑而幼稚，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只是与一位知名杂志的编辑说了几句话，我已经激动得满脸绯红了。
后来，那篇我在《知音》杂志上发表的Chu女作《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文章被好几家报纸转载过，还被广东佛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反复朗诵。优美的词汇与动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读者和听众的心。我第一次收到了从《知音》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
与知音杂志社的不解之缘由此而始。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从1995年7月到1998年初，我在《知音》极其子刊《知音·海外版》就发表了7篇文章。其中《告别最后的伦巴》和《打工妹难嫁上海人》等文章尤其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后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便以《打工妹难嫁上海人》这篇纪实文章为主线，采访了我和其他两位在上海打工的姐妹。这是后话。
《知音》杂志社的出国笔会定在1998年3月。路线是香港泰国八日游。
1997年底，我趁着回家办理出境手续，在家里呆了一些日子，还过了一个春节。转眼，我离开家有近9年了。
9年，再鲜艳的色彩都会在风雨的冲刷中变得浅淡，再娇美的花朵都会在风霜的洗礼中变得憔悴，再精彩的人生都会慢慢走远。我的家乡和亲人，已经变成什么模样？
回家的路必须经过那座洒下我太多血汗的山，令我心痛的是，它已经越来越矮小了，采石场已经一层一层地掏空了它的内脏。站在路边，探头就可以看到千疮百孔、满目创痍的山洞。因为过年，采石场放假了，山便被冷落了下来，被掏空的身体像一张巨大的嘴，无声地述说着苍凉往事。站在路口向下望，我感到一阵眩晕。不是因为恐高，而是想起太多的前情往事……那些被晒干在采石场的青春，就像被掏掉的石头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是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曾尖锐地刺伤过自己的疼痛永远潜伏在记忆深处，稍一触碰，就会像苏醒的蛇一样，再咬你一口，让你再疼一次……
那些和我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小伙伴们，个个都结了婚，有的还生了两个孩子。他们的脸庞依然黝黑，但很满足，也很幸福。和我同年的、属狗的庭梅到底还是嫁给了属鸡的小蒋，生了一个像庭梅一样聪明漂亮的女儿，庭梅依然在纺织厂里上班。不过她说现在的效益并不太好，上班时断时续。曾和我打赌爬过山的六九子做了木匠，娶了老婆，也生了孩子。曾经与我家“有不戴共天仇怨”的大伯的儿子女儿也都结了婚，都各自有了孩子，那些所谓的鸡毛蒜皮的“仇怨”也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长大后慢慢学会的宽容而冰释前嫌。我给他们的孩子买糖吃，孩子们亲切地叫我“姑姑”。
而一些村里的老人，却去的去了，老的老了。有些老人走在路上我依然觉得面熟，只是，已经忘记了该如何称呼。而有些我离开村庄后出生的孩子，更是相逢不相识。不由想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更是万般滋味在心头。
少年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小时候读这些诗，纯粹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直到自己长大后，有了背井离乡的经历，回头再吟此诗，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有些事情，总要错过了光阴，才能品味出它最初的意义。这就是时间的魅力与无奈吧！
田里的油菜生机勃勃，绿油油的菜叶像一张张孩子的脸，微笑着面向天空，贪婪地呼吸着空气，期待着快快长大。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与母亲在地里种菜的光景。母亲会趁此机会给我输灌一些人生道理，或是朦胧的性启蒙教育等等。母亲总是一再告诫我：没有结婚，千万不要把身子给男人。要不就不值钱了。好像女人的所有价值就在贞操上一样。但母亲的话自有她的道理，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观念。
我站在9年前站过的田野上，风在田野里自由地散着步，阳光的巨手温和地抚摩着大地，抚摩着我已经不再幼稚的脸。眼前的一切依然那么熟悉，9年的光阴对于每年出生的新油菜来说，没有什么岁月的痕迹。我想，它们是因为生命轮回得太快了，快得来不及经历苦痛与伤悲。而我面对它们，竟然恍如隔世。
父母依然住在破旧的老屋子里，只是他们的头发更白了，皱纹更多了，眼花耳背，脊背佝偻，日益显得老态龙钟。家里那台1986年买的二手十四寸黑白电视和父母一样满脸雪花，只能收到三个台。这9年来，父母唯一的变化是，他们学会了打麻将。赌是小赌，但两人时常为了谁去打麻将，谁给妹妹带孩子而争吵。我一回家，母亲和继父便相继对我“告状”，抢着述说对方的不是。心里的酸楚一浪一浪地涌上来。我终于感到父母老了。9年前，他们只会对我和妹妹呼来喝去，非打即骂。而现在，他们反而像孩子一样寻找我的同情。岁月真是把无情的刀，刀刀催人老。岁月的沧桑变幻不仅仅体现在人的肉体上，更多的却是精神的衰老。
最令我们家人欣慰的事情莫过于妹妹的宝贝儿子了。这个叫宋文豪的小家伙是全家的开心果，母亲每天有一大半时间是和小文豪纠缠在一起。有了外孙的母亲像拥有了宝贝的女王，每天抱着两岁的外孙在家附近晃来晃去，给外孙买糖，哄他吃饭。母亲大半辈子灰暗的人生，终于在老年时有了一点鲜活的色彩。
因为我是回来办理出境手续的，我要出国旅游的消息在村里掀起了一股飓风。风自然是母亲放出去的。那时候，去香港泰国旅游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件事情。而对有些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农民来说，更无疑于惊天大事了。母亲整天扬眉吐气似的逢人便夸我有出息，惹得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县城的村民们更是满脸羡慕和向往。
我已经算是有出息了吗？
3月，永远是个美丽而生机勃勃的季节。每天上下班，乘着95路公交车从长长的共和新路上经过，路边一棵棵整齐排列的法国梧桐像冬眠复苏的美女，一个个睁开了朦胧的眼睛，透过嫩绿的叶片注视着满街的车水马龙。我的心也像这些复苏的梧桐，每个毛孔都浸满快乐。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丢人现眼的我。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乘飞机几乎飞遍了全国的省会城市，但是，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在虹桥机场遇到的尴尬。我始终相信，世界很大，而我很渺小。
在飞机上，我又遇到了让我如今想来依然脸红的事。先是空中小姐分发饮料和点心，我想，这是在飞机上，东西一定很贵的，所以坚持不要。其实我很渴，也很饿。邻座的一位女士一脸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要，我掩饰说在家里吃过了，不饿。当我发现这是免费赠送的时候，已经错过机会了。心内懊悔不迭，又不好意思找空姐补要。
另一桩尴尬是内急。我根本不知道飞机上会有厕所。也不好意思问身边的旅客。就那么使劲忍着。两个小时后，当我到达深圳机场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向洗手间。后来想想，完全是自己的自卑在作祟，只要我开口问一问，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何至于把自己渴坏、饿坏、憋坏呢！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有人在聊天的时候，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每个问题，对我来说都那么尖锐。
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我当时，这些问题都是我的致命伤。为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于是我带着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从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
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悠长而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而比一路美景更吸引我的，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带队人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子刊《打工》杂志执行总编）和编辑郝培文。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同桌吃饭的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要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了，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曾经，我和我的责任编辑陈清贫在电话里说：“我好羡慕你们这些做记者编辑的，成天在国内飞来飞去，见多识广，多神气，多风光。如果我这辈子能做上记者编辑，我会磕头烧高香的……”陈编辑多少了解一点我的出身和学历，他善良地揶揄我：“这个希望有点渺茫哦！没有哪家单位不注重文凭和学历，除非奇迹降临。你还是乖乖地做写手，给我写稿子吧！”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我只能在无望的希望中等待奇迹降临。我就知道，在我人生的拐角处，未必都是灾难和挫折潜伏在那里。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一定不会在拐角处等我，即使等了，也未必被我发现，即使被我发现了，也未必会被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我想去《知音》应聘，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在心跳平缓之后，怯怯地问钱主任。他说，这次招聘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条件符合，当然可以去应聘的。尤其你给《知音》写过大量稿件，熟悉《知音》的风格，领导一定会考虑优先录取。
真是一句令人感激不尽的精神鼓舞。但我出于虚荣和自卑的心理，我没有告诉钱主任我的文化履历只有小学毕业。我想等回去之后，看到《知音》上刊登的招聘启示后再说。
有了这个希望的支撑，我的港泰之旅变得美妙无比。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大开的眼界回到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印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必须做过编辑、记者）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如符合以上三个要求，应聘者可在三个月内将简历和作品复印件寄往武汉知音杂志社总编室。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是一道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地考虑是否该向《知音》毛遂自荐。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毕业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同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学文化也想当著名杂志的编辑、记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终于，我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要尝试，我要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消息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有个记者不知从哪里得到这条消息，写了一篇通讯，让全上海人都知道：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赵美萍”三个字几乎在上海家喻户晓了。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
沙碧红开门见山地说，她看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采访是在我的小屋里进行的。狭窄的房间令摄像师赵布红先生十分犯难。最后，他们让我坐在床上，赵布红将摄像机固定在床对面的角落里，而他自己只能委屈地蜷缩着了。
令我难为情的是，我几乎没什么漂亮衣服。沙导在我简陋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只翻出一件白衬衫，配上石川先生送我的那条格子裙裤，加上一条背带，稍微有点洋气的样子。但因为是坐在床上，整个人看上去显得臃肿。我暗暗懊悔，早知道这样，该去买件新衣服的。
第一次面对镜头，我紧张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说话词不达意，结结巴巴，沙碧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喊停，一次又一次让我放松点，自然点，不要紧张。我想放松，但是灼热的灯光烧烤着我。我不得不频频喝水，使自己放松，但喝水时拿杯子的动作又是那么生硬做作……唉，天生不是做演员的料。我不由想起一句话：生活本没有导演，但我们每个人都像演员，为了合乎剧情而认真地表演着。
第一天整整拍了四个小时，直到深夜，总算拍完了一部分。沙导说第二天还要去拍服装厂，她已经和服装厂的王厂长和潘厂长都联系过了。
我一夜未眠。因为太过激动和兴奋，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每次犯病，左边的脑袋里就像伸进了一只钩子，不停地在里面钩动着神经。有时候，又好像血管堵塞了一样，沸腾的血在表皮下突突地跳着，像要寻找一个缺口，喷薄而出，粗涨的血管隔着皮肤清晰可见。每当偏头疼发作时，百服宁就成了我的救命药。
但是，这天的头痛有点蹊跷，我吞了一颗百服宁，用拳头抵着额角，想努力睡过去。可脑袋像一座急于喷发的火山，沸腾着，狂暴着，折腾得我死去活来。我只得爬起来，昏沉沉地再服了一颗百服宁。从此落下祸根，每次头痛，总要两颗百服宁才见效。
又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难道注定所有“天才”都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修成正果吗？
第二天的采访十分顺利，出乎我的意外，服装厂领导还设宴招待了沙导一行。有半年没见面的石川先生左右端详我，说我变了，变得自信而有气质了。我笑着对他说：“这都是您教我的啊。去年您给我送行时候，送了几句话给我，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有些话，是值得铭记一生的。有些人，是值得敬重一生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铭记与敬重着那些指点过我人生迷津的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指点别人的缺陷，修复别人的自信的。惟有那些值得别人指点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幸运。
采访过我之后，沙导接着采访了我的两个朋友，毛毛和阿华。毛毛是来自江苏海门的女孩，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她身材高挑秀美，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她的内心却充满对爱情的惆怅和忧伤。在上海几年，与上海男人谈过几场有始无终的恋爱，最后都因为自己是个外来妹而无疾而终。
另一个朋友阿华，在我们这帮打工妹里算是十分成功的。来自福建的她不仅在上海开了一家“胎发笔”公司，有房有车，最令人羡慕的是拥有一份美满的爱情。
本来，计划中还要采访我的另一个朋友洪泽的，可惜她是个聋哑人，无法在镜头面前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故事，所以作罢。但洪泽的奋斗故事比我们任何人都值得书写，从她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她的人生经历也曾给过我巨大的精神鼓舞。
洪泽出生在东北齐齐哈尔市，幼年丧母。从小她就十分聪慧，在做编辑的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和舞蹈，后来她考上了长春大学工艺美术系。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上海打工，在浦东一家中日合资的玻璃艺术品公司做刻花工。经过数年努力，洪泽从小小的刻花工慢慢晋升到为高级设计师。她设计的玻璃工艺品远销海内外，深受圈内人士好评。她多次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外来务工青年”、“首届中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称号。还曾受到过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她是继张海迪之后又一位令人钦佩的“残疾明星”。我和洪泽在一个外来工的聚会上认识以后，便成了好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用纸和笔交谈。分开的时候，我就给她打传呼留言。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永远是淮海路陕西路口的百盛百货公司门口。
不会说话的洪泽内秀而腼腆，聪慧而善良。和她在一起，你会感到宽容与博爱，宁静与祥和，谦恭与上进。她永远不会抱怨人生的不美好，永远不会指责他人的不对，永远不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她只知道感恩，只知道学习，只知道善待她人。虽然后来我们天各一方，我们依然会通过手机短信、QQ和电子邮件联系。只要我一回到上海，我们是一定要见面的。
我后来把洪泽的故事写了下来，发表在了《知音》杂志社上。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从这个身残志不残的女孩身上吸取力量，得到启迪。
我为有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
当时，在上海有四百多万名外来工，而我们几个打工妹的奋斗故事只能算是沧海一粟。那时，我也根本谈不上成功。我认为自己真正的成功，应该是成为《知音》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以后。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打工妹来说，这才是她真正的人生高峰。
仿佛天意注定我的命运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来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简历。
我又惊喜又为难。惊喜的是，面试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知音》杂志社的门槛！而为难的是，我的简历如何去写呢？如果我说出只有小学毕业，刚刚萌芽的希望会不会就此夭折？
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
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
简历简历，应该是简单的经历吧。可我的经历却如此的不简单。
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
直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当时为何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是为了让自己背水一战，孤注一掷？还是因为太过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破例录取？我都不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迟早会辞职，迟早会走上梦寐以求的文字之路。
辞职的时候，广告公司老总沈刚十分不解，他认为我太冲动了。他毫不怀疑我的写作能力，但是，要去《知音》，去那个人才济济、高学历、高文凭的单位与人竞争，是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拼啊，你能拼得过吗？
无论沈刚多么苦口婆心，多么极力挽留，我还是去意已决。无奈之下，他只好接受了我的辞职报告。在告别的时候，他诚恳地对我说：“小赵，我是看着你走上这条路的，我也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沈刚后来从杂志社辞职，彻底下海了）。这条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走。作为朋友，我衷心祝愿你能被知音杂志社录取，万一录不上，你还回来继续帮助我……”
对沈刚，我始终觉得愧疚，他那么赏识我，把我从服苦役般的服装厂劝解出来，可我在他的公司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多，就转身离开，觉得自己像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但是，沈刚与我的友谊并没因我的离开而中断或淡化，至今，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他一再地要求我回上海，他可以让我负责一个部门。他对我的能力，一直深信不疑。
如今，唐神文化传播公司在上海三千多家广告公司中，名列前二十名左右，成立了三个子公司，承包了沪上两家知名杂志的广告经营权，买断了上海有线电视台部分节目的广告时段，资产达到数千万。但儒雅大气的沈刚依然与我这个曾经的员工友好如初。而我每次回上海，必然会去唐神公司“报到”。
有些友谊，像陈年老酒，越存越香。当然，这样香醇的友谊，也只存在在具有香醇品质的人之间。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暖风早就吹开了浦江两岸的绿叶。爱美的女孩子早就迫不及待的脱掉了毛衣，穿起了漂亮的衬衫和风衣。天是蓝的，阳光是温暖的，而心情，是愉悦的。
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上了摩丝、看起来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面试是在14日，我决定提前一天到达武汉，熟悉环境，以免临时紧张。
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
我再次带上我的绿色行李箱，带着好心人的祝福，踏上我人生大转折的旅程。武汉，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会以怎样的表情迎接我？
也许是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话。当天，我并没有顺利到达武汉，而是被困在了上海虹桥机场。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一架韩国货机在虹桥机场出事了。那架“肇事”的货机在降落时出了故障，尾巴滑出了跑道，一半身子在跑道上，一半身子在跑道外的草坪上。
当天的所有航班被迫取消。上万名旅客被滞留机场。其中就有我。焦急、不安、沮丧、无奈，是所有被滞留旅客的共同表情。随着时间的推延，大家越发怨声载道，有急事在身的旅客已经怒发冲冠，围着机场的值班主任柜台大声地发火，有的说要机场赔偿自己的损失，有的要求退票，整个机场大厅闹哄哄一片。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当夜，机场将所有滞留旅客拉到附近的宾馆饭店住下，等第二天机场解禁后出港。这一来一去中，我认识了一位武汉人。是同济医院的一位老教授，叫余枢，是来上海开会的。闲聊时，余教授问我去武汉做什么。我说去《知音》杂志社应聘。余教授说：“《知音》啊？很有名的，我们全家人都爱看。我儿媳妇去年去美国学习了，还经常打电话回来，让我们买《知音》给她寄过去呢！”我像是真的遇到知音，和余教授围绕着《知音》的话题聊了起来。不知是鼓励我，还是我确实给人的印象很精练能干。余教授说：“你这个姑娘，一定会被录取的。”我问为什么，余教授笑笑，说是直觉。
我说，如果我真的被《知音》录取，我一定每个月都给您寄杂志。
直到第二天晚上20：40，我和余教授才乘上CZ3572次航班飞往武汉。夜色中的飞翔有点神秘，随着飞机的攀升，感觉自己距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
武汉，那个据说夏天热得像蒸笼的城市，会接纳我这个寻梦的外乡人吗？
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和余教授一起坐上航班车时，我才知道，原来，武汉竟然分成了三镇。一是汉口，一是汉阳，一是武昌。长江和汉水把大武汉分成了三块。而我，要去的是离机场最远的武昌。《知音》杂志社就在那里。
余教授家在汉口。我们在航班车终点站分别时，这个热心的老人居然亲自帮我叫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要去的地方。而后，他又要来车站接他的儿子抄下了出租车车号，让我有事情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才与我握手再见，并祝我好运。
我心里一暖，这个我第一个结识的、亲切而慈祥的武汉老人，使我对这个城市不再感到畏惧和陌生。
夜晚的武汉有些朦胧，道路没有上海的宽敞，出租车没有上海的干净，建筑没有上海的气派，路灯没有上海的明亮……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有一点点失望。然而心底却有一簇明亮的火焰，不停地闪烁着。那是《知音》给我的希望之光。
当晚，住在水果湖省委招待所的我兴奋难眠。不知第二天的运气如何。我像一个虔诚朝拜的佛徒，不远千里，不辞艰辛，来到自己久仰的圣殿。而《知音》，这座我心中的圣殿，会对我敞开它慈悲的胸怀吗？
四月的武汉感觉比上海的温度要高两三度，早上起来，就已经感受到太阳灼热的温度了。这是个十分晴朗的天气，东湖路上的法国梧桐正在扬花，飞絮铺满了一路。我知道那玩意儿钻进皮肤或眼睛就会奇痒无比，我很奇怪，上海的梧桐树早就被嫁接成了不会飞花的品种，为什么武汉的梧桐还继续飘扬着这种讨厌的花絮呢？这个城市，处处显示出比上海落后至少20年。
我终于站在著名的《知音》大厦门外了。我心中的圣殿啊，它竟然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15层大楼，如果不是大门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知音杂志社”的铜牌，根本就无法看出这里就是名扬中外、发行量280多万（当时《知音》还是月刊）的《知音》编辑部。说实话，心里有点小小的失望。在我的想象中，《知音》杂志社应该是像上海的任何一座写字楼，气派非凡，辉煌大气的啊！
而来到编辑部，看到那些我崇拜得无以复加的编辑、记者们，那种亲切与温暖的感觉便回来了。听着陈清贫介绍一个个编辑给我认识，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终于和本人对上号了，既新奇又激动。我原来一直以为，编辑王唯是一位先生，因为“他”编发过不少案件稿，往往在文后还附有深刻到位的编后。可到了编辑部才发现，王唯是位不折不扣的女编辑。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意外让我们感到惊喜和有趣。
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们已经陆续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面试现场设在二楼的会议室。我离开编辑部的时候，陈清贫伸出右手，对我打出一个“V”字手势，那是成功的手势。
我深吸一口气，下楼，转弯，踏进楼梯左边尽头的会议室。那是我人生的考场。成败在此一举！
9点整，《知音》杂志社总编、社长胡勋璧、副总编雷一大、副社长周未水、知音编辑部主任关前、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张艺潇、总编室主任钱钧、等几位主考官鱼贯入场。我平时只是在杂志上见到他们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期刊界名人，如今面对面，又是关系前途命运的求职考试，心里免不了有几分紧张。
大约近20个人参加面试，第一场考口试，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口试正式开始。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是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外语相当过硬，给《知音·海外版》写过无数稿件；第二位是一家报社的主任记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的头皮在慢慢发麻。原先积累的自信，随着其他应聘者的侃侃而谈在慢慢泄漏。我该用怎样的表达，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才能让这些严肃的主考官们对我这个仅仅小学毕业的打工妹刮目相看？
窗外的梧桐们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正温柔地梳理着梧桐细碎的叶片，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送给每片刚刚苏醒的叶子，像个慈祥的妈妈。这一刻，我忽然想起很久没有联系的母亲，想起贫寒的家境，想起小时候找村里的高中生借书看，想起在上海小屋中的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点点滴滴，穿越时空，呼啸而来……
我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文凭是别人的财富！而苦难就是我的财富！是我的大学！
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对着窗外微笑了一下。那些梧桐叶子一定可以感受到我的自信。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听了别人的自述，有点自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第一句话有了效果，所有主考官都从面前的资料上抬起头来，有些讶异地看着我。我受到了鼓舞，口齿变得清晰伶俐起来。我先讲了个“煽情”的小故事：“在我们那个村子，能看到好书极不容易。村里有个高中生，他搜集了一箱子的书和杂志，每次，我只能找他借一本，就是在他那个小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知音》……”煽情的开头将主考官们紧紧地吸引住了。接着，我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的经历——从小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靠砸石头养家糊口。19岁时到上海打工，在打工之余自学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和小说……
最后，我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无法能及的财富，它会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无穷。我请求《知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的潜能。因为，苦难就是我的大学！”说完了，我发现主考官们的眼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已经没有了紧张。我的视线掠过窗外的梧桐树叶，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摆着，好像是对我的赞许和祝福。
口试完毕。我们离开考场的时候，一位叫罗志松的某报社主任记者（现为《知音》编辑部主任编辑），走过来对我说：“小赵，听了你的自我介绍，我都自愧不如了。如果这次招聘只有我俩竞争，我一定把这机会让给你！”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让我感动莫名。
接下来是笔试，考我们对《知音》杂志的理解或建议，还要现场编辑一篇文章。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知音》文体与风格的理解，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文章编辑得也很顺利。
考试结束，反馈立即来了。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我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我一次。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
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面目慈善的胡总不魁梧，也不高大，却有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脑门和一双历练洞达的眼睛。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我抓住机会向胡总保证：“如果《知音》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的。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文凭，但苦难这笔财富却是我一辈子也永不完的，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会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人生，更懂得人情和人性……”不知道胡总是否被我打动了。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
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至少，我已经心安了。考试后第三天，我飞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及时与沙碧红导演联系，她在电话中问我考试如何，有多大把握。我充满信心地告诉她：“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吧！直觉。”他们也在等待，为我等待奇迹发生。
三天后，好消息从《知音》杂志社传来，我被录取了！并且随时可以报到上班！一个期刊界的奇闻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并没有太多的激动。我应该成功的。我相信自己。
4月28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来到虹桥机场，这一次，是要长久地离开这个我包容了我太多汗水和泪水的城市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陆兰亭老师来了，《新民晚报》的记者来了，毛毛来了，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带来了书，带来了鲜花，带来了拥抱和泪水……明明是去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地方，可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是我对这个城市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是我对这个城市爱恨交加，是我舍不得离开我同病相怜的兄弟姐妹！可终究要离开了。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回首奋斗了9年的上海，禁不住泪如雨下……
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