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问：“一个齐国人到楚国去，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一个朋友。结果回来时发现，老婆孩子在受冻挨饿，请问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绝交！”

孟子问：“法官管不住他的下级，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撤职！”

孟子问：“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该怎么办？”

齐宣王只能环顾左右，把话题扯到别的事上去了。

孟子的意思很明白，君主尽不到对国家人民的责任，也是该撤职的。这个意思，他反复强调过多次，“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云云，都是孟老师就这个问题所发的名言。

利诱者何？就是告诉他们行了仁政就能成为真正的王者。当时各大国的君主虽然多半已经称王，但大家心里多少还有点犯嘀咕，觉得“王”应该是像西周盛世的周天子那样，被天下尊为共主，自己这个王，自娱自乐的­性­质多一点，成­色­还有很大的不足。

孟老师说，行了仁政，你这个王，就可以十足真金了。为什么呢？只要你推行保障人民利益的政策，那么全天下的各­色­人等，都会愿意成为你的国民。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

“现在大王如果能施行仁政，使天下找官做的人都想到您的朝廷上来做官，天下的农民都想到您的国家来种地，天下的商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做生意，天下旅行的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旅行，天下痛恨本国国君的人都想到您这儿来控诉。”

显然，孟老师心目中，只有好体制和坏体制，对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的要求。如此发展下去，就是中学语文课上学过的话：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

孟老师告诉梁惠王，你不是想跟商鞅、孙膑他们找场子吗？在这种情况下，您的老百姓，提根棍子就能把装备­精­良的秦兵、楚兵给揍了。

说到这里，实际上面临着跟墨巨侠类似的问题。仁政听起来这么美好，做得到吗？

孟老师说，当然做得到。我跟墨子那个禽兽不一样，那厮心理­阴­暗，只看到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一面。而咱们强调的因素刚好相反。

将要被屠宰的牛，你看看它的眼神，听听它的哀鸣，那种恐惧有没有打动你？那种求生的渴望有没有打动你？你有没有同情心油然而生想给它一条活路，或者至少不忍心吃它的­肉­？

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了，你有没有想赶紧拉他一把？你拉他不是为了想跟他的爸爸套交情吧？你拉他不是为了想要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名声吧？你拉他不是因为嫌孩子的哭声难听吧？那是为什么？这是源自人类天然的同情心啊！

孟老师说，这就足够了。把这份爱心推广开来，就是仁政。

所以，在孟老师看来，仁政可行的基础在于，人­性­善。

【段子为证】

把仁义理解为共同利益，并不是按照今天的思维捏造出来的新说法，而是古已有之。孟老师这句话单独拿出来，造成了仁义和利益对立的效果，儒生往往也觉得不好接受，于是他们捏造了一段孟子和子思的对话。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显然，编这个故事的人对孟子的话不满，又不敢直接反驳，只好抬出一个比孟子更有来头的人物，借他的口说，仁义的最终目的还是利，利是道义的总和。

这个虚构的故事被司马光采集进了《资治通鉴》。但他又打圆场说，其实子思说的和孟子说的，是一个道理。不过仁义才是最大的利，这个道理过于深奥，只有仁义的人才明白，梁惠王这种野心家是听不懂的。所以孟老师才会­干­脆主张只谈仁义不谈利。

­性­善论的软肋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韩非子·显学》

这段话的大意是：巫师为人祈祷，说让你长生不死，说得你耳朵起老茧，你能因此多活一天吗？这就是人们鄙视巫师的原因。儒家游说君主，不说治国的具体策略，只说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多么美好，和巫师又有什么区别？

­性­善论是孟子的招牌菜，但理解起来，麻烦却很多。

我们把问题尽量简化。人­性­是什么，当然永远不可能说清楚。不过我们今天说人­性­，一般是把人与生俱来的全部特­性­，都算人­性­。而孟老师的观点显然不是这样。人当然是生来就会作恶的，但使人作恶的天­性­却都只算禽兽­性­，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只有那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才算是人­性­。

这个人­性­才是善的。今天，口语当中骂人说，“你丫没人­性­”，这倒是在孟老师意义上使用人­性­的概念。

我不在这里抄《孟子》里那些关于“­性­”的讨论，原因也在这里。孟老师和他的论敌们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却往往完全不同。­鸡­同鸭讲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孟老师并不认为人本质上有多善；但是孟老师确实是在强调不管人和禽兽的距离有多么近，不管人可以有多么恶，这一点点天生的善，力量却是无穷的。只要把这点善发掘出来，就几乎无所不能。

正如前面已经讨论的，国君之所以可以安抚人民，普通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士人，士人之所以可以不屈服于权力，都源自这种向善的能力。

鼓吹­性­善，其实很多时候意义并不在于探寻人­性­的真相，而类似于一种激励教育。你天天跟一个孩子说，你真聪明，肯定能学得比别人好，他也许就真的爱学习了。你经常说人可以很善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家就真的乐于去做好人了。

这种正面激励功能，谁也不能否认。但如果把­性­善论推到极致，可能有两大问题。

一是强调既然人­性­善，人就必须善，不善也得善。

好比“只要你是人，就可以成为尧舜”这个动人的结论，它的逆否命题就非常吓人：“凡是不能成为尧舜的，就不能算人。”——好，你为啥没有成为尧舜？你是不是放弃了天赋的良知良能？你还配做个人吗？你不是人，所以我杀你也就不算杀人。

在这种追求善的冲动下，屠刀霍霍磨砺的声音已经隐约可闻了。后世所谓“理学杀人”“道德杀人”，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而如果这种主张真的能跟政治权力相结合，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演为暴政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拿这点来责怪孟老师本人，有点过苛。因为孟老师不是一个一以贯之、逻辑严密的思想家。虽然他有时会抛出一些骇人听闻的高调主张，但大多数时候，还不至于跟常识常情过不去。孟老师说，老百姓没点固定资产，跟他谈道德往往就没法谈；年成好了，年轻人就比较乐意学做好人，年成坏，年轻人往往就容易成为暴徒。这都是些很能体谅人情的说法。他的道德绳索，基本可算很宽松。

但­性­善论可能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在孟老师这里就比较严重。

孟老师太相信善的力量。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他平治天下的方案里，暴力因素（如军队、法律、监狱之类的国家机器）虽然不是绝对没有，但占的比例极低。

最能体现他这种盲目乐观的就是前面引过的那句，生活在仁政中的老百姓拿着棍子就能把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邪恶军队给揍了。

孟老师敢这么说，仰仗的第一是士气，第二是人数。

他认为邪恶的军队会没有士气，而正义的人民士气很高。

为暴君作战的军人，想想自己“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的生活状况，多半就倒戈了。

想想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好，为了扞卫这美好的生活，老百姓打仗肯定得玩命。

说邪恶的军队士气不高，孟老师显然忽略了三大现实。--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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