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说穿了倒也简单，就是抓牢权柄（势），推行法治（法），耍弄­阴­谋（术）。

【段子为证】

韩非曾这样讲述商纣和周文王的故事。

费仲对商纣说：“西伯侯姬昌很贤能，老百姓喜欢他，诸侯归附他，这种人一定要杀掉，不杀，将来就会成为祸患。”

纣王不明白这么也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费仲说：

“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破帽子是要戴在头上的，水晶鞋是要踩在地下的，这就是上下尊卑的分别。西伯侯这只破鞋现在却做着帽子的事；做臣下的，不把自己的能力用于为主子出力，这是不可以不杀的。再说，“主而诛臣，焉有过？”君主杀臣子，还不是怎么杀怎么有理，您有什么顾忌的呢？

但韩非版的商纣很傻很天真，坚持说：“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我们的舆论导向就是提倡仁义。现在姬昌喜欢仁义，杀他是不对的。

费仲三次劝说无效，商朝就灭亡了。（参见《外储说左下》）

权势高于一切

评价韩非，有一句套话叫“法家集大成者”。

具体说是，韩非之前的法家人物，提出了三个核心观念：商鞅讲究“法”，申不害醉心于“术”，慎到强调“势”，韩非把三者给融会贯通了。

因为这一派被后世叫作“法家”，所以很容易误导大众，让大家以为韩非最重视的是法。郭沫若曾辨析说，其实叫韩非“法术家”更合适些。因为在他的体系里，术的地位无论如何是不低于法的。

但综合起来看，恐怕“势”才是韩非思想的核心。法和术再重要，也都是围绕势展开的。法也好，术也好，都是取得和运用势的手段而已。

而势，就是权力。

要理解势，必须牢记以下几条。

第一，权势大于一切。

因为人是坏透的，所以不要企图用知识去开化他，用思想去启蒙他，用道德去激励他，用情感去打动他，唯一可行的就是用权力去压迫他。韩非说，“势者，胜众之资也。”

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难势》）

谁听谁的，不取决于能力而取决于地位。尧，是传说中圣明的君主，可若他不是天子，三人行，必能扁之。桀，就是一混蛋，可是他做了天子，他就能把你折腾个死去活来，你除了骂骂太阳，还真就不能把他怎么着。我由此知道，权力地位才是安身立命之本，美德和智慧都是浮云。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五蠹》）

百姓本来就受治于君主，少有能被道德感化的。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可是追随他的不过七十个人，真的能实践其理想的，就他自个儿。鲁哀公，属于国君里的窝囊废，可是身为鲁国的子民，你能不听他的么？你孔子在鲁君面前，不也是低三下四？鲁定公送给你一条鲤鱼，你不是马上兴兴头头地给儿子起名叫孔鲤了么？

凡夫俗子由于没有势，所以需要一些道德行为来赢得别人的好感换取帮助。但君主不同，国家是君主的，就好比君主的车；权势是君主的，就好比君主的马。用权势支配国家，君主可以无往而不利。君主放弃权势讲道德，等于放弃车马去和俗人拼脚力，纯属犯贱。

第二，权力之所以如此有效，在于可以用它对所有人威逼利诱。

既然人只知道趋利避害，那威逼利诱自然就是最好的办法。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

韩非把杀戮和奖赏称之为君主的“二柄”。就是说，要抡起权势的刀斧，这是两个抓手。他之所以强调碰到“不畏重诛，不利重赏”的少数人一定要除掉，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会使刑、赏二柄失效，对行政安全来说，是增加了不确定­性­。

儒家不大讲“赏”，因为赏是利诱，他觉得未免显得不够光明磊落。要引导人民做什么，更提倡用爱心感化。当然，仁政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赏，不过对所有百姓一视同仁，类似于吃大锅饭，显然是无法产生激励和竞争机制的。

刑罚的作用，儒家不否认；不过总体来说偏于宽缓。孔子提倡“赦小过”，孟子鼓吹“省刑罚”，荀子算是最重视用刑的。比如会导致人终身残废的­肉­刑，他就认为很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他坚决不信历史上存在过不用刑罚的时代。不过仍然坚持“刑不过罚，赏不逾德”，即量刑要适当。

韩非照例和儒家相反，首先，他强调惩罚当然比爱心管用。

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六反》）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五蠹》）

母爱是父爱的双倍（今天的人未必同意这个判断，但母爱至少比父爱表现得更明显、更直接吧），可是老妈苦口婆心地在那里说：“孩子，你听我的，做完作业再出去玩。”你可以一扭脸：“烦死人了！”老爸一板脸：“小子反了你，写作业去，不然我抽你！”好，乖乖认错。长大一点了，爸爸的话也不听了，但是来一城管：“暂住证给我看一下！”不想被打，你就别跟他横。可见溺爱无孝子，暴政有顺民。

事实是，韩非是把仁义惠爱看作统治者的弱点的。

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奸­劫弑臣》）

他说，给穷人发福利，这是世俗所谓的仁义，结果是无功者受赏；不对坏人下狠手，这是世俗所谓的惠爱，结果是纵容犯罪。

其次，刑、赏抓手中，也是以刑为主导。

这也是商鞅那里传下来的老观点。赏的成本高，赏得越多，君主能留给自己的越少，而受赏者的胃口也会越来越大，总有赏到君主破产的时候。

刑则只要抡起屠刀就可以了，看起来几乎是零成本的。而臣民对刑越畏惧，对赏的心理预期也就越少——问一个时刻担忧受刑的人：“你幸福吗？”只要他今天没挨打，就可以得到肯定的答复了——所以最终甚至可以达到只刑不赏的境界。

有意思的是，韩非的这个主张是借孔子之口讲的。鲁国失火，眼看火势要蔓延到国都。鲁哀公亲自率众督责救火，但鲁国人民非常不给国家领导人面子，竟然都趁机去追逐野兽，却没人来管火往哪儿烧。于是鲁哀公只得向孔子问计，孔子说：“追到野兽有­肉­吃啊，又不受惩罚；救火多辛苦啊，又没有奖赏。这便是没人救火的原因。”

哀公叹服高见。孔子又说：“现在情况紧急，来不及行赏，再说救火的人都打赏的话，财政储备也不够，请只用刑罚吧。”

于是孔子下令说：“不救火的，与投降败逃同罪；追野兽的，与擅入禁地同罪。”命令下达后还未传遍，火已经扑灭了。

韩非又特别推崇轻罪重罚。他认为这样第一可以防微杜渐，第二会让人恐惧，彻底不敢犯法，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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