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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是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日子来筹备他和林俐的婚礼的。这次结婚对欧阳健来说是第二次，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条件有限，非常简单，第二次他不想再简单了。再说这次结婚对林俐是第一次，为了林俐，欧阳健不打算马虎。既然欧阳健不打算委屈林俐，那么这次婚姻他就要好好­操­办一下。

不管项茹梅怎样装作若无其事，自己的部下和前夫结婚对她来说都是一件难堪的事。难就难在她现在跟牛德望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如果项茹梅跟牛德望已经结婚了，是正式的夫妻了，那么欧阳健跟林俐结婚，项茹梅一点都不难堪，不但不难堪，说不定她还很高兴，没准一高兴送他们一个贵重礼物也不一定。但是现在她跟牛德望没结婚，不但没有结婚，而且好像还根本就结不了婚，这就不能不让项茹梅感到难堪，甚至还感到难看，并且这种难堪和难看还导致她的愤怒。

在欧阳健和林俐筹备结婚的日子里，牛德望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项茹梅借故跟他歇斯底里。最近项茹梅在牛德望面前已经两次歇斯底里了。好在这一次项茹梅还保持了理­性­，或者说人在大悲的时刻反而异常的冷静。

项茹梅向牛德望建议：我们带着女儿欧阳渝丽回重庆耍一次吧。

“好。”牛德望说。

倪和平也觉得项茹梅这件事情处理的还比较有水平。既可以回避，也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某些平衡。

牛德望现在对项茹梅好像惟命是从，他这种表现不仅是怕项茹梅歇斯底里，也确实是对项茹梅心存感激。

要说牛德望的迷信也有碰巧的时候。前段时间牛德望跟项茹梅重新和好之后，深圳的房地产果然又有所回升。香港的秦老板说话倒也算数，还是把牛德望关外的那块由生变熟的地买过去。秦老板买过去的目的是做工业区，做工业区的目的不是他自己要在那里开很多的工厂，而是把自己的建设的标准厂房租给他香港的朋友开工厂。秦老板做生意的观点与牛德望一样，只赚属于自己的那一段利润，不要眼睛盯着合作方的利润。在秦老板看来，牛德望赚地皮的钱，他赚出租厂房的钱，他的那些朋友赚加工出口产品的钱。各得其所，有钱大家赚。秦老板以前在蛇口跟鱼工贸合作过，在蛇口南山脚下的沿山路开发了一片标准厂房，并由此引来一批香港客商。这些客商把写字楼放在香港，把工厂建在蛇口，生产同样的产品，成本比在香港低许多。秦老板现在又把眼睛盯在了关外，认为在关外开工厂比蛇口更合算。关外的限制更少，人工费用更低，所以在关外建设工业区更有市场。秦老板的开价比牛德望原来预想的低了许多，如果按这个价成交，刨去银行“协议贷款”利息和平整土地的费用，牛德望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了。于是他就有点犹豫，想着不赚钱做什么生意呀？这时候项茹梅苦口婆心，建议他马上出手。基于“迷信”，想着项茹梅是自己的福星，牛德望照办了，谁知刚刚出手，房地产马上进一步回落。牛德望觉得是项茹梅帮着他又躲过一劫，于是就高高兴兴陪着项茹梅和欧阳渝丽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之后，欧阳渝丽住到爷爷­奶­­奶­家，项茹梅和牛德望则住进重庆大酒店。虽然项茹梅的父母早已搬出了坡坡屋，住进了嘉陵新居，完全有能力安排他们的住宿，但是项茹梅和牛德望还是选择住大酒店。

住大酒店而不住自己父母的家似乎已经成了深圳有钱人回内地的习惯做法，这也是深圳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习惯有它的合理­性­。住酒店方便，随意，可以享受服务，便于接待朋友。如果是住父母那里，一方面不好意思让父母照顾自己，另一方面如果有朋友来探望，是探望他们还是探望父母大人？是带礼物还是空手？但是，这种好习惯这一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方便，不但没有带来方便，反而还带来了麻烦。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重庆还执行旧的治安管理与处罚条例，住宿登记的时候还问他们是不是夫妻。他们愣了一下，说是夫妻，但是说的不是理直气壮。晚上查房，别的房间没查，直奔他们这个房间来。其实那天牛德望跟项茹梅还真没有睡在一个床上，但是就是这样，也被警察隔开询问。询问他们是做什么的，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询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好在他们当时还没有糊涂，回答还算基本一致，既然基本一致，就证明他们不是卖­淫­嫖娼，再加上牛德望声称自己是来重庆投资的，于是教育了一番，从轻发落。

虽然从轻发落了，但是这件事情给项茹梅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把他们本来想极力掩盖和回避的事实一下子全部斗落出来，并且斗落得清清楚楚，能不恼火吗？恼火的后果是提前返回深圳。

回到深圳后，项茹梅把满腔的悲愤全部发泄到牛德望身上。发泄的方式不是歇斯底里，而是非常冷静地跟牛德望摊牌：要么跟老婆离婚，我们正式结婚，要么分手。并且项茹梅说到做到，马上就跟牛德望分开，碰都不让牛德望碰了。

牛德望哄了几天，没效果，也烦了，感觉到这样也确实是太委屈项茹梅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想着长疼不如短疼，再说总不能老是在“对不起”中生活一辈子呀。既对不起项茹梅，也对不起于爱琴，搞的身心憔悴，体力不支，算了，分手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