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客之爱（3）
1978年春天，是我不堪回首的最暗淡的苦春。每天都有无穷无尽的压抑和侮辱，每天都是阴晦的日子，每天都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每天都感受到严重的胸闷和胸疼。学徒出身的医生狗屁不通，而到城里治病是需要开后门的。我只好在胸脯上贴着伤湿止痛膏，如疯如狂地写作系列小说《第七病室》（后改名为《古钟》）。我隐隐感到这将是我最后的作品，因为我的劫数已经到了。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这样一个阴惨惨的日子里，突然收到小斤的信，她向我宣布她已结婚了。
我是站着读信的。读完之后我马上倒下。椅子被绊倒，砸得楼板轰隆一声巨响。随后我在那个狗窝似的床上胡乱翻滚，全身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都在哀哭，而且是无泪的干泣。
那些天我完全处于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我常常在深更半夜从噩梦中醒来，疯子般地向身旁久久寻找小斤，然后抖动身子又是干泣。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第一次表露以前深深压抑着的温情。但我没有寄去，我怕这最后的温情扰乱她的心。我只寄去了非常简单的几句话。“为了领受你的温情，上帝让我作男人。为了体味失去你的痛苦，上帝给我痛苦的心。——摩罗留给小斤的话 1987年苦春”
我们曾经谈论过，即使我们分手了，也应有一种友好关系。可是后来的几次见面，我虽很想与她说点什么，她却很不自然，总是打个招呼，很快就匆匆分手。她是以此报复我所曾予她的冷酷么，我更感到那一段美好的日子真正失落了，因为受了她的否定而失落得完全无踪无影。我很为此伤感。可是朋友D说：这正说明她心里还有你，你竟然连这一点心理的奥秘都不懂，你心理不正常了，看不出这种奥秘了。
我似乎从这话中得到一丝安慰。
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好到那种程度。这种深情为什么不能把另一个人完全感化和融化。我常常感到这不只是小斤和我的悲哀。这是人性的悲哀。
两个月前，一个寒气逼人的黄昏，在一家破烂不堪的旅店里，我向一对男女谈起我与小斤的故事。我忽然说不出话来，立时满脸是泪。我一闭眼，就看见她在地狱里挣扎。尽管她也许活得比我体面，可我总觉得她的生活是那么寒冷，那么黑暗。那蹿动着的死亡的阴影，像一根鞭子每时都在她的头上呼啸，我们曾经共同抗拒这侮辱，可是我终于背叛了她，留下她独自承受这样的折磨。我常常为她揪心地痛苦。我多么想有一次机会，两个人哭在一起，我一边向她撒娇，一边给她以温情的抚慰，以救赎我那一回的罪过，和那几年里的罪过。可是，这样的机会不可能有的。我已彻底失去了那温情的怀抱。每一次回到县城，她的那个又拥挤又整洁的小房间都像磁场一样呼唤着我的心。我时时暗自念叨她的方向和位置。可是我只能傻愣愣地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却不能向她那方向迈进一步。我们终于只好永远隔膜，并且渐渐陌生下去。这由亲切变成陌生是多么叫人受不了的折磨。我这样哭哭说说，说说哭哭，完全忘了那一对男女的存在，只顾疯子一样自念自叨：这由亲切变成陌生是多么叫人受不了的折磨，可我却不得不忍受。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小斤，用以感谢她对我的关怀和抚慰，救赎我的深重罪过，并表达我对她的永久不变的爱戴和怀念。愿她高贵的心灵永远伴我在耻辱的生活中苦苦挣扎永不止息。摩罗挥泪写于1989年4月30日。
一无所有（1）
在“一无所有”的题下，来谈中国唯一的文化巨人鲁迅，几乎近于亵渎，我又何尝愿意。然而这是我的真感受，我不得不如实写来。当我从鲁迅那里读出一无所有来，一如我读出非人的宿命那回一样，感受到了幻灭的痛苦。这种真诚总算可以对得起这位老人。
讲清他的一无所有，是个大题目，我将另找机会试着写篇论文。这里只好从我很不乐意谈论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角度，简单地说说我的思路。曾经有人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推到了鲁迅面前，但是鲁迅认为这于他是极不合适的。有人把他的辞避看作伟大的谦虚，这只是中国式的迂腐之见。好在鲁迅自己是公正而且清醒的。
现代化已经成了几乎一切民族的文化目标，而且成了除中国以外其他几乎一切民族的价值标准。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把鲁迅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难看出，鲁迅没有为现代化文化提供任何文化建树。无论是他的医术，还是他的文学观念；无论是他的人道思想，摩罗精神，人和非人的意识，还是他的进化论，阶级观，乃至于他的发式，他的西装，他的见了友人握握手的习俗，全都是从西方来的。他区别于其他中国思想家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他的精神是完全现代化的即西化的。可是，这些东西在西方是什么呢？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中的文化精神，是内化到了每一个大人小孩头脑中的内在素质，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从西方人的生活中和心灵中培育生长起来的果实。鲁迅只是虚心地学习了那一切，而且视若珍宝，用来对中国文化作最有力的批判。在世界思想史上，他无法成为发明者创造者，而只是一个运用者操作者。而且他刚领略到西方文化的要旨，就一直忙于运用和操作，无暇去作更具体更学科化的研究。站在这样的文化水准上，又身处连运用者操作者都廖廖无几的社会之中，要他拿出堪与西方大师相比美的文学成绩，是不现实的。这里就不说鲁迅的具体作品吧，说多了会触伤自称是鲁迅的捍卫者的人们的感情，也许还会触伤民族自尊心，据说这种自尊心是很高尚的。
要说思想的犀利猛鸷，《坟》可以作证；要说观察的深刻，《呐喊》《彷徨》可以作证；要说表现力，《野草》可以作证；要说文体的智慧，全部杂文可以作证。而他的整个灵魂，表现出对于人类苦难的丰富感悟和深广同情。他的战斗的一生，更证明着他是个十分坚强十分彻底的人。也就是说，就个人素质而言，他应该可以成为世界意义上的优秀思想家优秀文学家。而他终于没有成为，原因乃在于他的民族。
中国人总是用裹脚布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领带。当西方人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化高度艰苦跋涉时，我们却盘腿坐在圆明园的废墟上，看着他们努力扭动的ρi股发出下流的嘲笑。鲁迅先生是个真诚的人，他以强大的生命意志和向善之心，向西方人的队伍急追而去。当他气喘吁吁赶到那个队伍中时，他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自己是个侏儒。在他所尊敬的卢梭们达尔文们*们托尔斯泰们面前，他的确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自惭形秽的侏儒。历史竟然以这样叫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来回报鲁迅的艰辛努力。一次又一次，永远是这样。直到我们这一代，还只能是这样。
一无所有（2）
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人格成为崇高的人，而要成为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化巨人，却必须仰仗自己民族的文化力量。我这里不光是指该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指该民族正在运动着的现实的文化实践（卢梭正是通过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走向世界的）。作为自由意志的鲁迅，是人类史上屈指可数的最光辉的形象之一，他可以毫无愧色地步入卢梭、拜伦、托尔斯泰、尼采们的队列。可是他们走近人类文明的贡坛时，只有鲁迅两手空空，好像一个误入祝寿宴席的穷人，忏悔般地自言自语：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当他的同胞捧来几本旧书向他打手势时，他终于无限羞愧地流出了眼泪。我也像鲁迅一样流着眼泪，因为我与他一样清楚，作为文化人，他只是一个向中国人传播火种的转运者或曰翻译者。中国秦汉以后，每一个文化人都是注释家。近代以来，国粹派仍在摇头晃脑地忙于注释，反传统的人们则都成了翻译家。与别人不同的是，鲁迅在这种比创造更为艰难的翻译中，把自己磨砺成了一个无从翻译的灵魂。西方人永远不会懂得鲁迅，甚至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只需尊崇原作者即创造者。如果要他们把鲁迅迎到卢梭纪念馆或诺贝尔纪念馆中奉为神明，当然不合适。中国人一直怀着这种奢望，久久不肯破灭，只能说明中国人连翻译家的东西都还远远没有读懂，也就是对于自身还完全无知。现在更有许多人叫嚷着责怪诺贝尔的同胞将我们遗忘了，不惜操起为中国人所不习惯的签名活动，举荐东方巨人，甚至恨不得从长城上拆下几块破砖，去换个诺贝尔桂冠，来为这个文明古国装点门面。这除了无知以外，还多了一点无耻。我为他们羞耻呢。
不知羞耻的人们啊，我们来反思一下吧。在这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除了被迫贡献了许多白银和死尸以外，其他还贡献过什么呢？鲁迅的贫乏乃是他的民族的贫乏。
对于一个巨人来说，诺贝尔奖能算什么，得上一百回，也不过分。可是，鲁迅在经过了比西方任何文化巨人都艰苦一百倍的奋斗，站到了一个巨大民族的制高点上以后，当他面对这么一项虽然高贵却又平常的文学荣誉时，他竟然只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轻轻地说：我不配。
这是多么残酷的清醒。
什么样的耻辱没有体味过呢，那个清醒地知道自己最终仍只是文化侏儒的老头。
而我们正在体味的和将要体味的耻辱，会比鲁迅少一丝一毫吗，如果我们不故意关闭自己的心灵的话。
谁不希望自己有多一点的建树，谁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光辉的形象，谁不渴望着以巨人的脚步走遍世界，与人类的每一颗心灵亲切对话。站在民族制高点上的鲁迅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依然处在与世隔绝的孤寂之中。
我们呢？我们这些并不见得能站到制高点上的人们，还能怎么样呢？而且，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和生活都无质的推进，我们脚下的土地仍是鲁迅脚下的土地。我们没有理由给自己以乐观的许诺。
就这样，我经历了一次建功立业的幻灭。我懂得自己既不可能以学术家走向世界，也不可能以文学家走向世界，更不可能以涵盖一切的文化巨人形象走向世界。我们依然只能在与世隔绝的囚牢中孤独地挣扎，或者说，我们依然只能在西方人遗下的征尘中，体悟他们冲锋的豪情和开拓的痛苦，而无法与他们并肩前进，共同创造奇迹。
这样的幻灭实在叫人绝望。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痛苦，而做一个不甘于只做中国人的中国人，其痛苦将会无限深重。
那个一无所有的孱弱老头，乃是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仅有的一点财富或营养。如果这个民族还会走向新生，鲁迅乃是真正的起点。如果这个民族要走向灭亡，也必是从他这里倒向深渊的。鲁迅将永远站在中国的零公里处，他的墓志铭是：一无所有——面包、*、尊严、自由、艺术、科学、*……
是的，我们的确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却心安理得地在鲁迅身边逡巡不前，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一点也不懂得拿出大的胆气来，正视自己的一无所有，鼓励自己行动起来。这是怎样耻辱的日子。
我就在这样的耻辱中生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尽快摆脱这种煎熬，我总是一边忍受耻辱，一边痛心疾首地自言自语——
难见真的人！
难见真的人！
反叛非人（1）
从《*》的讨论和球籍的讨论中，所显出的忧患感和热情，令人尊敬。但他们所讨论的，依然是民族文化败落问题和民族难以立足于世界的问题，而不是直接的人的问题，对此我只能深深失望。
中国人啊，什么时候，才会懂得谈谈人本身的问题呢？要知道，我们的现状的最可悲之处，乃在于我们的人籍早就被开除了，早就像鲁迅先生所曾担心的那样，从世界人中挤出来了。可是我们对此毫无所知，毫无所觉。我真想生出十一亿个手指来，指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塌鼻子大声吼道：你不是人，你是非人，你是猪猡，你是虫豸，你是人的最丑陋的敌人，让我们一起灭亡吧，一切非人都应该彻底灭亡。
可是，几千年来，我们偏偏灭亡了的是人，生存着的是非人。
从敢于抱怨命运的孟姜女，敢于质问天地的窦娥，到完全屈服于命运的祥林嫂，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是怎样一步一步被吃掉的么。
从虽为奴才却敢于愤世嫉俗的屈原，到半仕半儒不僧不道的苏东坡，到八面玲珑自打自招的郭沫若，到令人呕断肠胃的曲啸和李燕杰，我们不是可以痛心地看出，人是如何地一代比一代更加卑微更加可耻更加罪恶昭彰么。
即使是那个深怀人的意识的鲁迅，他曾一厢情愿地颂赞过的民族的脊梁，又何尝有一个是人呢？那里所明列或暗指的，不全都是中华民族“非人”大谱系中愚忠愚孝的徒子徒孙吗？非人的生命机体，其脊梁也一定是非人，就像狗的脊梁只能是狗骨一样。
没有什么比人更美丽的，如果他是真的人。也没有什么比人更丑陋的，如果他已退化成了非人。每一个非人都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罪恶，因为他是直接反对着真的人而存在的。
而我们这些猪猡，这些癞皮狗，这些虫豸，正是深陷在这样的罪恶和丑陋之中。
上帝按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而非人们也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出最最典型的非人来作自己的楷模。当曲啸、李燕杰和一帮缺臂少腿的非人们到处摇舌鼓噪教化国人时，这个由非人组成的民族的一切空间，是如何地乌烟瘴气啊！
这个吃人的民族至今仍在以吃人为乐，有什么好拯救的？这种吃人的文化至今仍阴魂不散，有什么好凭吊的？如果我们真的有必要去挽救一种文化，振兴一个民族，难道目的不正应该是通过这挽救和振兴来拯救人吗？如果我们确实无法从这挽救和振兴中解放出人来，或者这挽救和振兴竟依然要以扼杀人为其代价为其后果，那么，我们就必须果断地说：让这文化绝种吧，让这民族灭亡吧。
谁若战战兢兢不敢喊出这声音，谁就是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人。或者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非人，什么是人。
必须确立这样一个最高准则：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为了解放人，一切有碍的事物都必须予以反叛和否定：文化、民族、集体、国家，政党、道德、风俗、传统，以及每一个非人自身。
什么是真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的人？
真的人作为人类文化的终极目标，应该享有全面的发展和解放。但它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概念。每个时代的真的人都有特定的含义，而决不是凡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的都可以称为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上，真的人无疑是生活在他所创造的最先进的文化中的那一部分人。认真说起来，又有什么奥秘呢。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一无所有，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彻底奴化毫无自我，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恬不知耻自丑不觉不思长进。或者换一种表述角度，真的人必须具有自我意识独立人格，他生活在*国家中而且是真正的现代公民（而不是奴隶或臣民），生活在自由社会因而可以自由劳作自由创造自由抒情达意，生活在博爱和人道的文化氛围里因而享有尊严和温情，同时生活在所有真的人构成的环境里，因而有平等有和平有沟通有协作。真的人总是保持着最活跃的想象力和最伟大的理想，他们生怕因自己的过错而亵渎了自己的理想，总是以忏悔促使自己超越。他们还有行动的权利和力量，以保证自己不但有美好的现在还可以克服变异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真的人永不会为自己的历史画上句号。
反叛非人（2）
而且，真的人只有通过对上述这一切的创造，才能同时完成对自己的创造，成为真的人。几百年来，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实验科*动，到思想启蒙运动，到产业革命，到法国大革命，到性解放运动，到新技术革命，西方人正是将人格力量不断地外化为这一系列历史实践活动，并通过这实践活动，将自己塑造成了包涵了这一切文化内容的现代人格，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的人。
细细品味一下这些内容吧，这一切我们曾经有过吗？我们现在有吗？没有这一切的动物还想自称为人，是不是有点厚颜无耻呢？是不是对人的亵渎呢？渎神的人是要遭到严刑的，渎人的非人呢，永远让他作非人将是最严厉最公正的惩罚。
这种惩罚乃是我们自己加于自己的。
成为真的人的第一个前提，是意识到自己是非人，并且承认自己非人的丑陋。可是我们至今还死在赖账，至今还拒绝反思，我们完全没有一丝人的意识。
成为真的人的第二个前提，是具有实践的勇气和权利，并不顾一切地投入实践。可是我们也没有。那些似醒非醒的非人，总是企图坐在书斋里，通过苦思冥想和著书立说成为真的人，而且其书其说也往往是空洞的说教和神秘的玄想。
即使是这样的前提，离我们还如何地遥远啊。我们是连前提也没有。这是多么彻底的一无所有。
首先觉醒的非人，只有在没有前提的现实中，和自身软弱的反省中，深深悲叹，而且将因为这悲叹，遭到所有非人的憎恶和诛伐。
我不是人，我是非人。前几年我常常这样对远远近近的友人们说。
你对自己是不是太苛刻了？至少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这是一部分友人的回答。
我说，我们决不能因为要把自己划到人的行列，而有意无意地降低人的标准。我们要敢于承认自己是非人。我们不可能因为道出别人是非人而自己成为真的人，也不可能因为承认自己是非人而立刻成为真的人。我们要敢于并甘于为真的人做毛坯和铺垫。
在某次小型的文学讨论会上，由于谈到了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我和朋友Z提出，我们的民族一无所有，我们是非人，我们哪跟诺贝尔文学奖扯得上？这很伤了几个正人君子的自尊心。他们散会后，连夜组织沙龙会议，义愤填膺地吼叫，要把我们这些民族败类押上历史的断头台。
在一次文学笔会上，我谈着人的意识问题，提出我们是非人，又有几个中国文人，怒不可遏地跳起来，打断我的发言，当众宣布我是疯子，我是神经病，并预言我将给文坛带来灾祸。
他们可以没有人的尊严，却决不可以没有非人的面子。
他们可以丧失人的一切高贵内涵，却决不可以丧失人的虚名。
这是多么不可救药的非人啊。
早些时候，我还可以通过这些矛盾，看到自己与非人有一丝区别，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多少还有点人气。
然而这美梦早就幻灭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与一切非人同样卑污渺小。
我没有行动的力量，没有创造的权利，没有实践的勇气。多年来，我不过是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坐在窄小的破房里，一边翻弄书本，一边惊恐颤栗。这种颤栗来源于心灵的巨浪，可是与行动相比，这点颤栗未免太斯文了。想想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和果戈里笔下的俄罗斯狂人，他们都有那么剧烈的外部活动，都敢于按着自己的欲望或正义原则，不顾一切地行动和战斗。中国的狂人却不行。中国人连发狂也得斯斯文文，规规矩矩。中国连狂人都是模范的顺民（中国社会对于人的压抑和扼杀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中国人是怎样地丑陋和可怜，非人竟“非”到了这种地步）！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反叛非人（3）
我是狂人的后代，却没有任何进步。我只是一边翻弄书本，一边抱怨这个世界没有自己，抱怨没有起码的*和开放度。一边抱怨，一边等着别人争取这些，等着别人为创造这些前提作出牺牲。然后我可以坐享其成，我可以成为集大成者，我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个旧时代的挽联上，和新时代的纪念碑上。
怎样的卑鄙怎样的卑鄙，这是怎样的卑鄙啊！
那是一个冬天的寒夜，我与朋友Z第一次反思到这一点。我们是这么惊讶，这么恶心，这么不可忍受地扭动脖子，最后羞愧地流出眼泪。接着我们倒在床上，一直没说出一句话来，我们羞耻得说不出话，只可用对羞耻的体味来折磨自己。在此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高贵的，根本没想到自己是如此软弱和卑鄙。这种卑鄙正是非人的品性。
即使我不是这样卑鄙，又哪能成为真的人。鲁迅和孙中山似乎是真正的人，他们有强大的自由意志，有反叛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终生都在行动，都在为消灭非人而奋斗。然而他们仅仅只能说在个人精神和素质上成为了现代人，实际上却依然一无所有，依然是非人。因为他们依然深陷在非人之中，深陷在专制社会和吃人文化之中。
所有人的解放，是每一个人解放的前提。没有哪一个非人可以仅仅凭着个人的力量进化为真的人。个人的觉醒仅仅是非人成为真的人的个人方面的前提。仅有前提是不够的，仅有个人的行动也是不够的。走向真的人，是需要所有非人的共同努力的，而且决不是一蹴而就的。
能因此就自暴自弃，甘做非人吗？
要敢于让自己成为牺牲者。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谁不是牺牲者呢？甘做非人的固然是牺牲，不甘做非人的也只能作牺牲。因为谁首先起来解放自己，谁就牺牲得最早。这种文化必定要对你张开血口。而且，这一切牺牲都还只是为前提牺牲，离真的人还不知是如何地遥而又遥呢。我为自己取魔鬼名字，就因为我懂得自己现在不是人，将来也成不了人。我行动是牺牲，不行动也是牺牲。正因为不想做非人，而甘愿做魔鬼，然而魔鬼不也是非人的一种吗？
什么样的耻辱什么样的耻辱，这是什么样的耻辱啊！
一切非人都是我的耻辱。一切丑陋和罪恶都是我的耻辱。非人竟是我的宿命。我竟然只可咀嚼非人的耻辱，体味耻辱的痛苦。
然而我必须去反叛。向非人的命运反叛，向非人的耻辱反叛。虽然会因这反叛被摧残得更惨，灭亡得更快，但我必须用自己的反叛向历史宣告：
我是一个想做真的人的非人，这是一个身陷非人世界却渴望与真的人沟通的非人，我是一个为走向真的人付出了全部努力的非人。
一切非人们啊，反叛你自己吧，就从今天开始！
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
“个性解放”是五四时代的强音之一，虽然就整个时代而言，当时对“个性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在少数代表人物（比如鲁迅）那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人生实践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
但在后五四时代，个性主义的血脉渐渐消隐，也许这不难找到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内太缺乏个性主义的基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又不能为此提供温床。可是，在如此漫长的精神受难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时代非人的折磨之后，文化学术界仍然对个性主义如此漠视，如此无动于衷，这叫人有点想不通。
这里说“漠视”，也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在所谓新时期中，有不少学人涉及到了个性主义问题。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家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使用，至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探究，而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如果“个性主义”只是我们用来描述异域文明、研究历史人物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作为我们的文化目标，如果它只是我们用来建设学术文化的一件材料，而不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尺度的价值标准，那怎么能说我们拥有了个性“主义”呢?
有人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尊严意识。我们缺乏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根子就在于我们没有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意识。多少年来，任何别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唯有人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肮脏的，所以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压倒人，*人。有时也许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漠视人的态度，比如为了战争的胜利，或社会的稳定，或家庭的延续等。可时间一长，竟然培养起一种“瘾”，即使没有迫切的使命，对人的恐惧成了我们的基本心态，摧毁人折磨人成了我们的嗜好。我们既然对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怀有敌意，自然也会仇恨这种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表现。于是，我们不但丧失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还形成一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文化气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谈什么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似乎难免有点不着边际。
可是，如果放弃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人类还需要什么?还能拥有什么?我认为，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乃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人文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的依据，社会就处于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
实际上，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非生命状态。
本来，我以为，“*”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还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钟老人痛定思痛的几声呻唤（指巴金《随想录》），其他老人则是在忙于控诉（而不是反思或忏悔），或忙于官复原职。年轻一点的则是忙于成名成家。一些较认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经验材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他们没有兴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义的发掘，更没有兴趣去作精神上的担当。
“*”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摧毁人性尊严。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本来应该在尊严问题上多做一点文章，这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找到一个高起点，又可以促进精神的觉醒。然而，“*”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走这条路。30年前，苏联的中学教师索尔仁尼琴在无可摇撼的专制环境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癌病房》，仅仅写到几十页时，就鲜明地凸现出了人性尊严的主题。实际上，19世纪俄国文学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和捍卫人性尊严。可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打地涌现，文学书刊成车成车地发行，人的尊严问题却没有成为大家（或一部分作家）的立足点，也没有成为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大家不约而同地漠视它，遗忘它，无论是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还是“斗争哲学”哺育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是后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熏陶的那一代人。
也许某个细心的读者可以指出，某几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严的痕迹，然而我所期待的远不只是这些。一两位先知的孤独呐喊或轻吟浅唱不能代表时代觉醒。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张扬个性，寻找尊严，应该成为后“*”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主题。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这艘双体船推向历史的海面，并让每个个人都成为这艘船的高贵的乘客和水手。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潮。
张扬个性和捍卫尊严本来不应该成为思潮，因为它不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主题，而是贯穿于一切时代的文化精神。我期待这样的思潮，只是为了借思潮的声势，来扫清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为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文艺复兴运动三四百年之后，在启蒙运动两百年以后，西方世界竟然还需要“美国人道主义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竟然还一再发布《人道主义宣言（一）（二）》(见美国人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 来捍卫人道原则和人性尊严，竟然还需要拉蒙特这样的斗士来向一切非人道非人性因素宣战，相比之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本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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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与耻辱意识（1）
当我们对人类历史作客观主义的描述时，我们只能看见苦难而看不见耻辱。耻辱是心灵的体验，是以尊严为坐标轴对生存状态的价值评价。当我们感受到耻辱时，这感受既可能源自外部的压力和棱辱，也可能源自对族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理性审思，而最后，总是要归结为内在精神的紧张和痛苦。
大约在10年之前，我痛切感到耻辱感的折磨，跌入了这种漫长的紧张和痛苦之中。我开始摆脱个人主义的冲动，转而寻找群体归依，急切地向知识分子群体寻找文化和精神的认同。我渴望通过这样的认同和归依，获得认识上的沟通和心理支持，渴望最少地拥有“自我”，而最多地拥有知识分子集体“属性”。
然而，令我惊奇的是，在我所能延伸到的领域中，我几乎找不到有关耻辱和耻辱感的表达。那些出版物致力于冲破思想的禁区，开拓理论的新地，或倾心于情感的宣泄，智慧和机巧的铺陈。这些著述者们都懂得自己的使命，并为这使命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然而他们唯独没有时间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时间用心灵去感受一下耻辱。
这是为什么呢?
不说别的，单从个人经验而言，从“*”的黑洞里爬出来的一代人，满身满心披沥着多少耻辱的灰尘啊。
何况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甚至也不仅仅是当代人的生活经验，而是整个一部人类的历史，是曾经或将要在这地球上生存的每个个体的痛苦、绝望与幻想。正像我们的个体发育史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一样，我们在精神上应该拥有着人类史上所有的欢欣和苦难，所有的光荣和耻辱。开始也许只是不自觉地拥有着它们，而当我们自觉地拥有这一切并担当这一切时，我们就成了一位知识分子。就是说，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个性生成的时刻，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诞生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不只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物意义上成为人类生命的全息体，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着人性的全部意蕴，因而，捍卫我们的个人尊严，也就是捍卫人性的尊严。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每一次受难都不再仅仅是为族类所作的牺牲，而首先是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仅仅是个体的挣扎，而是折射出族类对于尊严与幸福的渴望。在风寒雨冷的时代，我们会因为申诉了自己的悲愤与抗议而表达出族类深心的希望与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时刻，我们会因为多担了一份族类的患难而成全了个人的光荣。诗人雪莱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竖琴，要为宇宙奏出痛苦和忧伤。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不正应该是自己族类的竖琴吗?
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就应该最充分地张开自己的心灵，丝毫不漏地感觉族类的和人性的全部耻辱，同时一定会无可遏止地将这耻辱感表达出来。
然而，我们很难找到这种表达。
当然，并不是完全找不到。比如1987年，从一位青年学人讨论鲁迅精神痛苦的文字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所期待的耻辱感的表达。后来，在另几位优秀的学人和作家那里，我也陆续找到了一点。但就整个文化界而言，这点声音微弱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刚一产生，就被庞大深邃的麻木吞噬得无踪无影。所以我认定，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我们远没有滋长发育起耻辱意识。正如一位学人所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耻辱与耻辱意识（2）
要追问为什么，是太大太深的话题。我只能凭自己的感想，列出几条极为肤浅的回答。
第一是尊严意识的缺失。我们之所以感不到耻辱，恰因缺乏尊严意识。鲁迅说过，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没争得过人的地位，永只在乱世和盛世之间来回颠簸。到了近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更是日趋恶化，无休无止的漫长棱辱把残存的一点人文气息扫除尽净。人们一步一步地后退，最后退到了只要能够呼吸、能够吃喝拉撒就心满意足的死角。对于长期习惯于动物式生存的群体，尊严不但过于奢侈，而且会成为负担。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中表现不出足够的尊严意识，正说明民族的生命机体中缺乏这种因子。
第二是文化理想的缺失。耻辱感首先意味着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否定性评价，而作出这种评价时，需要某种价值标准作为依据。一个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理想的群体，不但没法拥有对现实的生存状态的批判力，连最起码的感受力也没法具备。长期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艺术上一直深陷在可怕的混乱（表现为对西方“概念”和“文本”的泛滥成灾的抄袭）和同样可怕的失语症（表现为无力作出原创性的理论建树和无力作出现实的批判）之中，你看卢梭在看清了早期人类纯朴自然的生活情景之后，鲁迅在听清了异邦的新声之后，他们对于自身的现实状况是如何地深感耻辱，接着而来的批判又是如何地勇猛有力。
一个新的时代，往往是在对时代的批判中渐渐萌生的，而对旧时代的批判，又只能在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时才能开始。寻找新的文化理想的最初动力来自哪里?来自耻辱意识的觉醒。在找到了新的文化理想的新因子之后，再反过来促使耻辱意识发育成熟。在具有生机的所谓新的时代，耻辱意识又转化为尊严意识。所谓尊严感，乃是按自身理想来创造自身的权利、信心和力量；所谓耻辱感，乃是受挫的尊严感。
我们连耻辱意识的最初觉醒还谈不上，我们离新的文化理想怕是还很遥远吧。
第三是自我要求的缺失。有一句这样的民谚：人无两块皮，百事都可为。把它翻译成文化人的话语就是：人一旦放弃了尊严，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那就什么境遇都可以忍受，什么丑行恶行都能干得出，再也没有羞耻可言。由于放弃了自我要求，我们无须拒绝什么，无须反抗什么，也无须要求什么，无须捍卫什么，更无须忏悔什么。表面上是无欲而刚，实际上是生命取消主义。
就这样，我们成了不知羞耻的人，和不知羞耻的群体。
前几年——1989年下半年或稍后，一位著名女作家不满地说：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活得这么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的内蕴无非是：我们活得这么嬉皮笑脸，活得这么下流，这么无耻。
然而，生活是严肃而又神圣的，正如灵魂一样。我们应该为丑恶卑污的生活而害羞，而不安，而恐惧，而彻底不眠。
由于灵魂的恐惧和颤栗，由于耻辱，我们应该彻夜不眠。
近年，一些有血性的学人从自身的生存困境出发，讨论起人文精神失落问题。有人马上从学理上对此提出质疑。质疑者完全漠视了这个问题中所包含的对于文化现实和生存状态的反思，漠视了它所表现出的精神的痛苦和呼号，从而把一场灵魂的拷问和挣扎转化为一场概念与概念的拼板游戏。他们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生活的困境与痛苦吗?我有点不相信。也许他们不过是故意东拉西扯，以逃避对于耻辱的正视?
不敢正视耻辱乃是我们所有耻辱中最大的耻辱。
如果我们还想改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我们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咀嚼耻辱，通过反反复复的咀嚼，品出耻辱的真味真源和真义，然后起而反抗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应该致力于描述耻辱，也就是以某种符号把我们内心的耻辱展示出来，这既是咀嚼耻辱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抗耻辱的一种方式。通过描述，赫然凸现出耻辱的存在，并无情地刺激起我们的耻辱意识。
或许，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丝得救的希望?
疯狂与自虐
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平安地写出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25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学。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屟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
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辱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
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
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反映。即使没有言说的权利，疯狂和自虐的权利总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疯狂和自虐，上帝永远为我们留着。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责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们自身。
而且，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人性的荒漠里深味过生命的寒凉和绝望，当我们终于从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门爬过，耻辱感和反抗欲应该膨胀得无边无际，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压力，言说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和恶心。除了疯狂和自虐，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找。
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诞生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义无反顾的偏执狂。
然而没有。
我们没有疯狂的学者和学说，没有疯狂的作家和作品。
如果这意味着个体人格和民族心态的健全多好。
然而不是。这只能意味着民族的麻木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因为无力担当，而假装看不见苦难和耻辱，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看不见了，这时候说逃避还抬高了我们。我们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创伤。
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创伤是如何地深重啊。
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借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
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
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
杞人可以忧天吗？（1）
很古很古的时候，杞国有个人忧虑天会崩下来，地会陷到空处。这本是人类在产生了生命自觉意识之后，对于其外在环境及这环境与自身命运的关系的积极思索。但这位杞国人却因为胆敢怀疑盘古老人所开辟的天地而遗臭万年──千万年来，中国人所加于他的奚落、嘲弄和挖苦，比加于暴君和弄臣的还多。谁都愿意借嘲弄这个可怜的杞人来显示自己的聪明、理性和稳重，谁都愿意通过消灭杞人的奇思异想来建立自己对于这个并不了解的世界的猜想与信任。连李白这样高远的意识和伟大的生命，也无法从中感觉到一丝卓然不群的思想火花，竟也人云亦云地嘲讽道：“杞国无事忧天倾”。中国人是如何地缺乏宇宙意识，缺乏文化想象力，尤其是如何地缺乏思想自由，缺乏对于卓越见解的赏识与宽容，单在“杞人忧天”这一条成语中，即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古时是嘲讽“忧天忧地”，后来是扼杀“忧国忧民”──谭嗣同、秋瑾、刘和珍、遇罗克……一个个忧者全被杀害了，同时还极力压制“忧历史忧民族”。鲁迅先生就因为有“忧历史忧民族”的毛病而落得群起而攻之，以至于使他连心中的“忧”都不敢充分表达。1926年底，鲁迅指出自己“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同时哀叹“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怕要未必有了罢。”（《坟·写在〈坟〉后面》）。鲁迅的预言是否如实？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是否有过“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机会？十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鲁迅还一再强调自己为了避免危险而不敢直言不讳，凡说话作文“只好一味含胡”（《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可见，直到鲁迅逝世，他并没有将他所想说的话尽情说出。
那么，鲁迅先生的未尽之言究竟是什么呢？这位中国最敢说话的斗士为什么不能毫无顾忌地说个言尽意至呢？
在那些已经说出的话里，鲁迅先生所表现出的尖锐和深刻远远超过了当时和此后的国人。他查遍中国的陈年旧账，总结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相更替的独特历史规律，并指出“吃人”即是其内在本性。狂人、疯子、夏瑜、子君这些反抗者被吃掉了，闰土、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这些不懂得反抗的人们也被吃掉了。尤其可悲的是，许许多多阿Ｑ和小Ｄ们，貌似鲜活，也不乏挣扎的愿望，但他们的革命理想不过是报点私仇、谋点私利，心中并无关于自由、尊严、平等的文化想象和价值期待。他们的失败固然悲惨，他们倘若胜利，不是同样悲惨吗？鲁迅对于国民灵魂的揭示和批判，可谓针针见血，但他的深刻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他的广阔精神世界里，还有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也难以理解的意识活动。1932年，他说以上的揭露和批判只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之后所呈现的面貌。如果将那刻意装点的欢容删去，而将那刻意删去的黑暗体验如实地展现出来，那将是怎样强烈、怎样浓重的黑暗呢？裹挟在这黑暗深处的，又是怎样可怕的结论呢？也许是说，中国人再也没法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了，而只能走向末路。也许是说，这个民族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灭亡是他唯一的出路。也许是说，人本身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我们只有等着唱最后的哀歌。要作这一类的推究，似乎很容易，然而要推究得准确，又确实很难。
杞人可以忧天吗？（2）
实际上，刻板的索引是没有意思的。也许鲁迅本人当初就没有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结论。冲撞在他脑子里的，是一个博大而又浑沌的感觉，一种急切而又幽远的灼痛。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鲁迅的勇气和风格，他决不会在某个一般性问题上吞吞吐吐，也不会因为某个一般性问题不能述说而一直耿耿于怀。只有一个绝对重大而又绝对不同寻常的问题，才会使他分外沉重也分外慎重，虽然一生念念不忘，也终于没有直陈无遗。按着鲁迅关于“你要他掀掉屋顶，他才勉强同意开个窗洞”的独特体会，他若以最极端的方式提出最极端的批评，不是更可以惊世骇俗、震醒国人于麻木沉睡之中么？但是，一旦如实说出，恐怕不但无法掀掉屋顶，连指出要开窗洞的权利也要被剥夺了。当他指出了历史的固疾，揭出了国民的弱点，“酷爱温暖的人们已经觉得冷酷了”，但毕竟还有一些民族优秀分子程度不同地理解他的思想、支持他的抗争。如果不“删削一些黑暗”，而是“*出我的血肉来”，情况将会怎样呢？恐怕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视之为“枭蛇鬼怪”，使他再也没法“在这社会里”“生活”了（《坟·写在〈坟〉后面》）。杞人只不过忧了一下天，就要承受这么多的嘲讽，倘若有谁胆敢对国人命运、民族前途之类说三道四，还能逃脱“全民共诛之”的“末路”吗？
鲁迅是深知中国人的脾气的，所以他终于没有道出那浩茫心事中最黑暗的部分，而是一面体味着古老文化灭亡的悲哀，一面作着并不是“希望光明的到来”，“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 （《两地书·二四》）的“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那些“酷爱温暖的人们”便只取“抗战”二字而抹去了“绝望”二字，更不愿意承认正是这“绝望”才是这“抗战”的最深刻最广泛的动力。直到现在，倘若有人代鲁迅说出他的绝望，怕是仍要被指为对鲁迅最恶毒的“贬损”了──国人们总是认为凡有绝望感危机感的人无疑都是狭窄卑陋的。鲁迅是带着对一个浅薄民族的深刻恐惧和同样深刻的不信任而告别这个民族的。
我们姑且不说哥白尼正是在忧天意识中发现地球的确处在“空处”，进而发现了日心说并发展了现代天文学；我们也姑且不说达尔文曾指着同胞们说你的祖宗是猴子，尼采曾指着同胞们说你自己还是猴子，你的后代才可能是人，他们却并没有遭到谭嗣同式或鲁迅式的命运。我们甚至也不说鲁迅的绝望感究竟是有呢还是没有，是伟大呢还是渺小，我们只是想要这样问道：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忧天，能让他说出来吗？如果现在还有人在绝望，能让他说出来吗？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忧天忧地、忧国忧民、忧历史忧民族之外，还进而要忧现实忧未来，能让他说出来吗？而且，如果这一切忧都恰好与公众的习见和陈见相矛盾（几乎必定是这样的），能让他说出来吗？一个中国人，究竟有没有权利在一片歌舞升平和灯红酒绿之中，在一片麻木的沉睡和愚蠢的哑默之中，保持他卓越的洞见、幽远的焦灼、深广的忧虑，并发出他的悲叹与诅咒、嘲讽与警示？难道麻木不仁、人云亦云、说谎、欺骗就该是中国人永远不变的选择、永远不变的命运吗？
倘若我们能够尊重并且聆听那些卓越之士的隐忧，也许这些“忧”就可以在民族生活实践中被逐渐化解。倘若我们永远只要愚蠢与浅薄、谎言与欺骗，永远要借嘲讽那个无辜而又可怜的杞国人来显示我们的理性与自信，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鲁迅先生的“忧”是所谓“杞人忧天”了。
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但是，在再三玩味之后，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其宣战的姿态，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疯头疯脑、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谨小慎微，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
不幸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他深谙事理，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他因为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孤独地翻翻古籍，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觉得“他们想要吃我了！”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时候，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那位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候，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循规蹈距的、彬彬有礼的良民。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表达出来，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他只能静静地“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也就是说，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和棱辱的乖孩子，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从这个狂人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难以解除，难以摆脱。
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愿意承认，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前些年，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一下飞机就对记者说，她此次回国，是为了进行反对执政者哈克总统的政治活动，那风仪确实洒脱。可她的洒脱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哈克先生既没有派军队去扫荡机场，也没有派杀手去扎破布托女士的肝脏或心脏。遥想若干年前，一个名叫孙中山的中国人，为了喊出一句“驱除鞑靼，恢复中华”的口号，竟然要先跑到异国他乡才敢于张口。即使这样，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伦敦身陷囹圄。中国人的这种认真劲儿，实在太出色了。在这样的地方，要做一个英雄，那真是太不容易。我们深察了这样一些国情，再为狂人想想，他除了躲在房子里，一边翻翻“陈年流水簿子”，一边喃喃自语，轻声念叨几句“吃人”之类，也实在难有更潇洒的表现。即使他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更加强烈的破坏性行为，那也只能是先破坏了自己。狂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不想那样做，我们是决没有权利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应该要求别人怎样怎样。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大约因为狂人也没有真的发狂。照我的浅见，中国人只要屈居人下，是决不会发狂的。真正发狂的，是那端坐在金銮殿上，把全国的人力财力都投入到修建长城和万寿宫上去的人，和那分而投之──把人力投进监狱、把财力投进自己腰包的人。但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不叫发狂，而叫英明决策。所以，名正言顺的狂人，在中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从《狂人日记》中读出这一层，真叫人不寒而栗。中国生活对于生命的压抑，已经远远超出了“控制”、“钳制”使之无法冲动的状态，而是进展到了使生命冲动本身不复存在的地步。中国人最杰出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最严格最完备的奴隶规距。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严格而又完备的奴隶规距来约束自己、来权衡自己的言行举止。所谓理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对于奴隶规矩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对于自我生命的调节能力、压抑能力。狂人虽然顶着一个狂字，表面上也确实有点疯疯癫癫、语无伦次，实际上却完全符合这一“理性”标准。在小说行进的整个过程中，狂人主要是在“万分沉重，动弹不得”的小房里，深切地反省自己、权衡环境。他的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自己的。即使是偶尔向外，也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人们讲道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小地位，他只能在循奴隶之规、蹈奴隶之距的前提下，才敢尝试着讲几句提醒的话。他内心充盈劝转吃人者的责任感和希望未来者不要继续吃人的善心。真正发自生命底部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膨胀自我横扫天下的欲望、砸烂世界或者征服世界的野心、完全忘掉外部环境完全无所顾忌一任自由意志呼啸猛进的放肆等等，都极其稀薄甚至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狂人的反叛就不带有一丝恶魔的气质和狰狞的面目，他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反叛者。狂人的反叛方式体现了十足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做派。
我们在悲哀之余，不得不惊叹鲁迅先生的清醒。他太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他太知道中国人精神上的束缚和压抑了。他之所以不让狂人作歇斯底里的发泄和魔鬼式的反抗，正是基于这样的清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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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书：灵魂的巴士底狱（1）
正在撰写《中国告密史》的成都学者冉云飞先生说，告密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看检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第六大发明。这种发明当然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文体的真正繁荣，大约是20世纪。一百年来的白话文创作，成就最为出色的，肯定既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散文，而是检讨书。尤其在20世纪下半期，几乎所有作家的主要创作任务就是写作检讨书。1979年，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主席钟惦先生在控诉*的罪行时痛心疾首地说：没有哪个作家是靠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的，是谁逼迫作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检讨书上？
钟惦先生的话未必完全正确。一个人不能凭着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但是很多中国读书人恐怕都是从写作检讨书起步学习写作的。我想问一问，一个人从小学念到大学，而一直没有写过检讨书的，有没有？我估计没有。有的教师充分认识到写检讨书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绝招，更多的政工干部更是认为，让学生写检讨书是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奴隶自觉性的有效方式，所以，学校当局和教师在对于检讨书的效用上达到了高度一致。20世纪80年代东北某地有一位语文教师魏书生先生，他以特级教师的身份介绍教学经验时，就向人们坦诚地亮出了他的绝招。他的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就是靠写作检讨书训练出来的。一有什么情况，就让学生写一份检讨书，规定字数，规定思想认识，规定关键词。检讨书没有达到要求，决不让他过关。
检讨书的妙用有以下几条。
首先，像所罗门的瓶子可以收藏魔鬼的灵魂一样，强势群体总是认为，检讨书可以关押弱势群体的自由意志。中国人自古喜欢谈论人心，诸如“得人心者得天下”“攻心之术” “诛心之论”等等，都是在灵魂上下功夫。但其出发点决不在于尊重灵魂，不在于灵魂与灵魂的互相理解，而在于用自己的灵魂*、奴役乃至消灭他者的灵魂。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下放到内蒙古边境的知识青年说：“你当我来这里真的只是放放牛羊吗？我的目标是‘牧人’而不是牧羊。牧人首先要征服人心。”（野莲《落荒》，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扉页）这种做梦都想做领袖的人时刻都在训练着奴役他人灵魂的能力。诱骗他人将自己的灵魂出卖，是奴役他人的有效方式之一。在逼迫他人写检讨书的强势群体看来，检讨书是比地下水牢更加坚固的监狱，是彻底关押甚至埋葬灵魂的巴士底狱。只有将他人关进了永远不得翻身的灵魂的巴士底狱中，强势群体才能拥有最大的成就感和放心感。一个中学生给报社写信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示质疑。“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同学因前一天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上课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查，还让她罚站，打扫办公室。”（佚名《一个学生的呼喊》，《北京晚报》1998年4月3日）很显然，写作检讨书挽救不了上课迟到的事实，也弥补不了因迟到而耽误的功课，但老师因为收到了检讨书而以为掌握了学生的灵魂，以为取得了奴役他人灵魂的巨大成功。
其次，可以给学生带来严重的挫败感。害怕看见他人拥有尊严、获得成功，是中国人最突出的心理特征之一。如果学生敢于对学校工作表示不满，如果学生敢于对教师提意见，如果学生敢于挑剔教科书的错误，如果学生敢于发表他自己对于世界的感觉和看法，如果学生上学敢于迟到5分钟（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不是主观过错）……那么，写作检讨书的任务肯定就要落到你这个学生头上了。如果认为写作检讨书是跟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的，那就误会了。写作检讨书绝不是针对错误来的，而是实行精神控制和心理打击的重要措施，是中国强势群体所认定的主要教育手段和统治手段之一。有一个老师发现他的课堂上少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是被另一个教师委派去别处为学校办事的。这个老师很不高兴，马上安排缺席的学生写检讨书。这样还觉得不过瘾，他还补充说，没有缺席的学生也必须写作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在这一事件中，缺席的学生本来就没有错，按时来到课堂听课的学生更加没有错，可是全体学生不得不按时写出检讨书来。可见，检讨书不是用来对自己的过失进行检视、反省，而是被迫向强势群体表示屈服与依从的跪拜仪式，是强势群体用来消灭你的自尊与自信的无形武器。强势群体将你的检讨书收进文件夹时，体会到了将你的灵魂收进了巴士底狱或者所罗门的瓶子里的成功感和踏实感。
检讨书：灵魂的巴士底狱（2）
第三，写作检讨书是训练说假话的重要手段。强迫他人写作检讨书的人，知道检讨书的表述与写作者的真实想法存在严重分离，他们不在乎这种分离，依然要求写作者按照强势群体的口径和理念表示悔过、认罪、屈服。他们甚至给检讨书规定具体的内容和篇幅，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可以强迫人们反复写。四川省某初级中学一年级学生陈军（化名），因被学校怀疑偷了东西，2000年2月22日晚10时许晚自习后，被校长等人叫到学校办公室训话，一直到次日零时40分。校领导们要陈军写检讨书，连写三次都没法让他们感到满意，最后一位保卫干事为其代写了一份，又由陈军按上指印。（高冰洁 田富友《被疑偷了东西 一学生服毒自杀》《滇池晨报》2000年3月8日消息）至于检讨的内容是不是符合事实，检讨书中的认识是不是陈军本人的认识，这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陈军不堪他们的羞辱和逼迫，第二天到街上买了老鼠药，服毒自杀，暴死街头。校方不惜以摧毁一个学生的灵魂为代价，给一个小小的案件做个交代，结果连学生的生命也给摧毁了。他们失去了一个学生，但是拥有了一分屈服。中国的强势群体看重的是后者，所以没有谁会从这些血案中吸取教训。
逼迫弱势群体写检讨书，只是一种低调的假话训练。它与工作汇报、思想汇报等等高调的假话训练相互配合，构成了学校思想控制和假话训练的完整体系。当然，更加完整的假话训练还必须包括作文训练和日记、周记、书信、课堂发言、口头告密、与教师和学生干部谈心等等。魏书生将检讨书的写作与作文训练看作一体，是对二者精神一致性的天才领悟。学校里假话训练的体系实在已经完备得天衣无缝了，其中大多数训练项目都是诱骗性质的，或者说是由强迫性质逐步过渡到了诱骗性质，只有检讨书一直是强制性的。所以检讨书作为构成最严重灵魂伤害的精神暴力，实际上是校园暴力中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形式。
“孩子们和猿猴一样，爱去模仿他们所见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神志没有吩咐他们去做，也是一样；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学会运用他们的心灵以前，先就学会了模仿。”（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8页）大多数中国人经过不断被迫说谎、被迫出卖灵魂的训练，都轻而易举地学会了这一切。丑恶的教育占满了他们的生活和大脑，他们甚至因此没有机会发展心灵，没有机会学习基本的德行。因为“德行是由经常做正当的事情学来的。”（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7页），可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从事正当而又高贵的行为和思考，所以他们只能按照模仿的模式无所顾忌地说谎，按照习得的方式成为没有灵魂的无赖。他们几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对他人灵魂的奴役之中。所以，检讨书在阉割灵魂、囚禁精神、伤害尊严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于一小部分善良的人士来说，他们从检讨书中所受到的伤害更为严重，他们常常因为自己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出卖过自己的灵魂而自责不已，痛苦万般。他们比别人更严重地感受到灵魂就像人质一样已经被扣押在巴士底狱中，他们因为这种软弱的过失而彻夜难眠。
良知之士的灵魂痛苦正是逼迫人们写作检讨书的强势群体所期望的效果。作为对抗灵魂伤害和精神奴役的措施，我们必须主动地从灵魂的巴士底狱中逃离出来。就像美国士兵在绝对弱势中举手投降而不会因此背上精神包袱一样，一个中国人面对无耻的*时不得不交上检讨书作为自我保护的措施，这并不必然地成为丧失人格与尊严的事件。我们必须及时地从灵魂的巴士底狱中越狱，以求获得灵魂的新生。我们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为反抗精神暴力和其他一切暴力，为反抗灵魂奴役和其他一切奴役而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尊严才不至于被这种消灭尊严的教育所消灭，我们的灵魂才不至于被这种奴役灵魂的制度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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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天才与东方圣人
西方文化在我心中的形象，首先是那些天才人物的人格形象。尤其是那批搏战一生不寿而夭的天才们，给了我太强烈太深刻的印象。拜伦享年36岁，济慈26岁，别林斯基37岁，杜勃罗留波夫25岁。他们都是心力耗尽，猝尔长逝的。此外，雪莱30岁，普希金38岁，莱蒙托夫27岁，他们虽然皆为非正常死亡，但其死因亦与其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借用英国哲人罗素之言，便是以孤独本能对一切束缚作坚决的反抗。
所谓孤独本能，照我的理解，便是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确立了与众不同的生活目标和价值标准，从而使他们与整个市民集体和市民社会格格不入。他们要么牺牲自己以屈于规范，要么坚持自己以反抗流俗。他们显然只能选择后者，于是就把自己推上了凭着个人力量“独自反抗你们全体！”的坎坷道路。这反抗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他们狂暴的感情活动，来自他们如疯如魔的精神世界。他们每一分钟的存在，都要以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而且，他们时时要以手中的真理向庸碌的公众作勇猛冲击，这更需要十分强大的勇气作动力。他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战斗状态，往往来不及进入中年，便已积劳成疾，积狂成疾，积战成疾。他们无以享尽天年，是因为他们预支了全部生命能量用来作冲锋的枪剑。
人们习惯于称这种精神为浪漫精神。浪漫主义，就其起源而言，是指中世纪骑士无所顾忌地抒泄内心的感情（往往是热烈的感伤的），就其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涵义而言，是对封建政治封建文化的狂肆反抗；而就其精神气质而言，浪漫主义是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热烈渴望，和为追求这种美好生活所表现出的伟大热情和力量。所以，浪漫主义者一般都具有尊重个性、反抗黑暗、追求自由的鲜明特征。这就决定了他们与文化意义上的“群众”只能是对抗关系，因为一切时代的黑暗力量都是借群众的愚昧和软弱得以苟延。那位跛足的英国勋爵拜伦，便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典型。他无疑是个叛逆的精灵，内心常常奔涌着“痛苦、不安、天才、高贵和可怕的狂暴”（勃兰兑斯语），表现出所向无敌的气慨，其所凭依的就是充满反抗意志的自我。正如勃兰兑斯所说，当其他诗人的个性都能随意变形时，“唯独在拜伦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自我，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意识到它自身的存在，并且总是复归于它自身；这是一个激动和执情奔放的自我，就连最不重要的诗行的动向都能使我们想起那个自我的情绪，犹如海贝的嗫嚅会使我们联想到大洋的怒吼一般”，他的特立独行的自我，就是一部捍卫个性自由、寻求人性解放的宣言书。
我们把拜伦式的勇猛之士称为天才，那么，那些总想入于俗流、力求取得公众拥戴，以便功成名就千古流芳的人，则可称为圣人了。凡欲成圣称贤者，第一要素即在迎合公众，也就是将自己的个性尽悉交给公众的共性，以求取得一致。否则，谁还会乐于听你的呢。第二要素当是在与公众取得高度一致后，不失时机地显出他独有的聪明和智慧，证明自己确有资格教诲蒙子引导俗众。第三要素呢，便是保持仪态端庄，风度儒雅，悲愁哀痛不可有动于衷，快乐欢喜不可有形于色。无论遇到泰山倾覆，还是黑云压城，都要正襟危坐，缓理长髯，有板有眼地说：“君子之道以不变应万变益其寿而延其年。”因此看来，平庸、聪明、麻木，就是东方圣人的三*宝。他们永远豁达淡泊，无需咬牙切齿地诅咒，无需披头散发地冲锋，所以也就不会像拜伦们那样恨恨终生，赍志而没，而可以白髭长髯，永生不老。
这样来描述东方圣人的特征，也许难免使人感到偏颇。但我不过是将这些特征置于一个极端的境地以便作典型化处理。在中国的文化名人那里，虽然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肠，却难见面目狰狞的叛骨，虽然不乏谆谆告诫循循善诱的诚挚，却绝无否定一切我行我素的个性光辉。试想那个渴慕着“羽扇纶巾”、建立永世功业的苏东坡，当他遇到障碍、雄才难展时，竟然挽起宽大儒服，“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是何等儒雅的绅士风度，何等突出的东方豁达，与拜伦之狂暴、雪莱之奋进，实在是大异其趣。
东方的能人都是想做这样的圣人，一时间也似乎功成名就了，但却没有树立起自我。他们一代一代地为自己铸就圣人的牌位，却使“人”受到灭杀，社会也无从前进。西方人则多半愿意做超群脱俗的天才，倘成狰狞恶魔则自视为大幸，所以他们多破坏者，多新学说，多雄杰之士。他们往往无法在短期内得到现实的认可，而且往往会失去一切。但他们能经得起这样的孤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展示个性，表现自我，并不怀太多功利目的，并不企求俗世报偿。他们的需要，总是最深刻地代表了人性的需要，所以可以说，他们的方向，就是人类解放的方向。
每一个历史伟人，都是站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座上的。西方天才形象和东方圣人形象，不过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人格化。对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也鲜明地表现在对于这两种人格模式的态度上。当中国文化处于嬗变更替、空前痛苦中的今天，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了每一个知识者面前：你是要做天才，还是要做圣人？
答案当然千差万别的，但是肯定会有人作出符合人性要求和历史要求的选择。
从特立独行到三献书稿
废名的文字以宁静淡雅见长，其人却以奇倔孤傲著称于世。无论论文论道，都有藐视天下之气，即使对熊十力这样的一代巨儒和长者，也毫不相让。这对黄冈老乡在争论佛道问题时，由于各不服输，曾经扭打成一团。这则历史上少见的学坛佳话，活现出两个求道者的炽热与纯真。后来为了驳倒熊十力的巨著《唯识论》，废名花了几年时间，写出了浩浩二十章的大作《阿赖耶识论》。俞平伯曾经称道说，像废名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在这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养成特立独行的气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坚持特立独行的品性，也许同样需要类似的条件?
废名还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受到周作人的器重和栽培。升入英文系本科后，成为《语丝》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本科毕业后，受聘在周作人所主持的北平大学国文系任讲师。他每出版一部新著，都由周作人亲为作序，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可谓难得的殊荣。1949年以前，他的小说和散文都受到文坛推重。每有一件文化成果产出，即有著名编辑或出版家抢着将它公布于世，以供世人共享。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是不难保持自信的，从而也就不难立其“特”而行其“独”了。
在他49岁那一年，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那是1949年，北大当局组织员工政治学习。废名痛感自己以前的生活不堪回首，决意放弃文学创作，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年他写了《读新*主义论》，送呈毛泽东指正。这本书自然不像当年写《阿赖耶识论》那样立意在驳难，而是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再加上真诚的赞颂。据说事后董必武约见过废名，算是对他的答复。后来，废名还有过两次献书，其结局很有点叫人痛心。
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此前一年，他被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所以他献书的对象是这个大学的领导。年初，他把刚完成的新著《跟青年读鲁迅》书稿送请指正，两年过去了，领导没给过答复，特立独行的废名当然不好意思去催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在一个屋角落满灰尘的纸堆里发现了这部手稿，这才物还原主。
第二次发生在1965年。废名将《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三部书稿捧到办公楼，一部一部地交给领导。这三个论题都是当时的显学，写这样的书最能表现他思想上的转变。他一边交书稿一边向领导说，不久就是“七一”了，我这是向党的生日献礼，也是向党汇报自己的工作，请领导审定出版。好几个月过去了，废名没有得到领导的答复。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某个屋角有一张废弃的书桌，他打开抽屉，看见一叠书稿，书稿上积满了愚昧的尘土。他觉得那些书稿好生眼熟，拿起来一看，正是自己那三部著作。他当时不敢把书稿取回，因为这是给别人的献礼。直到回家以后，他才悲愤地吼叫着说：去把那堆破烂捡回来，我不愿意给他们垫抽屉。从这吼叫里，才透出一点当年“特立独行”的影子。事后他眼疾急发，导致右眼失明，左眼衰微，也许这是特立独行之气的一种转化。不久以后，他的住房被“无产阶级”占领。1967年，在“*”Ｇao潮之中，无家可归的废名长辞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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