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住在李庄郊外门官田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笑董作宾:"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8】与傅斯年向来不睦的陶孟和所说的"胖猫"自是指傅斯年,而"小耗子"则不言自明。为此,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9】
董作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台湾有一位叫李敖的人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董作宾就提到过许多,诸如傅斯年要给新进所的人"来一个下马威",诸如不得乱写文章,诸如要强迫校书,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家法与空气,使得许多人对他都不得不作伪,正如陶孟和所说的:"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也如董作宾所说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10】
李敖所言,自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就如同"下马威"与"伪风"之类的事件当然也不能幸免和排除。若从其他道路进入史语所大门之人,傅也确实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并按这一法则先行来个"下马威",若不能制服,则予以扫地出门。因而,不能说此时或之后的史语所如曾国藩的湘军一样,也是"将富兵横",甚至要造反起事,给天下大势添什么乱子。但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各高校、科研机构与台湾孤岛相继产生,并为此争夺地盘、抢占地位、拉帮结派称王称霸,发展私人色彩甚重的恶势力,甚至公然大打出手,弄得头破血流等丑恶现象与事件,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
或许正是这种外露加霸气充溢的性格,使傅斯年有意无意间又树立了不少对立面,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1】相互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要说傅斯年没有什么皇皇巨著,或执掌史语所后期没有惊世骇俗的学术作品问世当是事实,且1932年撰写出版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因时间仓促,错讹不少,为许多人所垢病(后台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未收入该作),但不能以此否认他的才气与在学问上的创造性贡献。傅氏一生最大的事业是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担任所长凡23年,直到最后撒手归天才"死而后已",史语所本身即是他得意而辉煌的天才杰作。而史语所最初几十年的努力方向,基本上沿着一个有目的和条例的总计划前行。这个总计划便是傅斯年起草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事隔多少年之后,学术界依然认为这是一篇光芒四射的箭垛式文献,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破冰启航的巨大作用。尽管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证而不疏"以及对"汉简"价值的低估等,曾引起后世学界激烈辩论甚至扬弃,但所提出的新材料、新工具、新领域、新问题等四个方向的价值,仍然历久弥新,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灿烂光辉而为后人视作不可逾越的规范,在未来的学术进程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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