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史语所建立初期的《旨趣》之后，傅斯年同样撰写了数量可观，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名篇与笔锋犀利的时论文章。创作发表于1930年的《姜原》、《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以及出版于1933年的《夷夏东西说》，作于1934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甚至包括《城子崖序》等篇章，皆是享誉中外的奇文妙论，为学界推崇备至。傅的老师胡适曾这样评价："《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明从周室东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个东部的情形。这一篇文章我公开承认影响我最大。"而《夷夏东西说》"搜集的材料丰富，将东西夷夏加以区分，很少人有这样锐利的眼光"。"他以伟大的力量将古代民族、古代历史问题和古代史料，作了一个继往开来的事业。"【12】许多年后，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仍称赞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13】伟大的学术篇章。在这些闪耀着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光辉篇章中，傅斯年不仅对传世文献进行了确切合理的诠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诠释文献，真切地解释了历史，阐明了历史的真实意象，而这一切正是傅氏天才的展现。对此，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过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曾作过这样一个评价："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14】何氏之说当然有他的感情成分在内，但也自有其道理。若从纯感情的角度论，与傅斯年一同留学欧洲的北大同窗、何兹全的堂兄何思源就没有被列入其内，可见何氏之说还是有他的公平、公道之处的。

除了史学和国学领域的学术造诣，傅斯年在其他学科也往往有惊人之识见。1940年初，傅氏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此文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国之路。按傅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严父之后，又有严兄，自小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成长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便是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做主席，会中常看到汪不时发脾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因而作为参议员列席会议的傅斯年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心中的"疙瘩"（Mental Complexes）在那里时时发动"的缘故。同时，傅认为，汪之叛国与他的婆娘陈璧君亦有很大关系，因为陈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傅氏举例说："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时认为，陈璧君之刚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贼叛国者仍是汪自小在心灵中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与发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可谓"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在傅斯年看来，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Inferiority Complex）"，"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我想，设若倭奴再长三寸，这疙瘩也许好些，便可少害人些。可惜不然"。傅斯年文中最后结论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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