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急剧变化的他也会留下来的。

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时代的宠儿，他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途可望的中共后备领导人才。

1953年10月，以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Ｇao潮。由于中共上层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陈伯达、郭沫若辈没敢忽视偏居于西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那孤独身影的存在。【4】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伯达、郭沫若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名单中，颇为识趣地做了如下安排：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名单很快得到了上边的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他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傅斯年在台湾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致信已抵岭南大学任教的陈氏，请其赴台任职，但陈寅恪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而台湾方面"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氏保留着位子，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才由劳幹继任此职，由此可见傅斯年与台湾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重和寄予的深切期望。

1949年6月，溃败中的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其中有三位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异常重要的职务，一为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中研院院长，二是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三为叶公超任外交部长。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受傅斯年之请托，曾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速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同傅斯年一样，杭立武自然也深知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态度强硬，不予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直到这年的10月初，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并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出境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陈寅恪若想离开大陆，随时都可成行，但陈寅恪最终还是没有出境而留在了岭南大学。究其原因，或许如"文革"期间陈寅恪第七次交代稿所言："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这个说法得到了后世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但也有少数人如余英时者，则认为不然，谓唐筼当时已赴香港探听虚实，为陈寅恪出走打前站，只是因故未能成行云云。可惜余氏搜罗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陈寅恪本人的说法，故未能形成大的气候，也未能达到扰乱视听，混淆是非的效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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