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向达交往的渊源可追溯到抗战之前，而在西南联大时期更为友善并相互引为知己。当年在李庄时，因傅斯年对向达的学问人品极为推崇，从而引发了以向达为首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行，经过对敦煌洞窟、汉代烽燧、长城关隘、西域古国废墟、流沙坠简、草纱文书等文明遗迹、遗物的探寻考证，向达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对这一领域研究之深透广博，整个中国学术界无人能够匹敌。当傅斯年在台湾不幸病逝后，陈寅恪那篇以傅青主为喻的悼亡诗，通过秘密渠道，冒着巨大政治风险，首先由岭南转到北京大学向达手中，向达又暗中传给郑天挺和汪篯，然后渐渐被学界中同人所知，借此可见陈寅恪对向达人品之看重。向达于1954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正是汪篯南下广州晋谒、劝说恩师时，陈寅恪通过汪向北京方面推荐的结果。当时陈曾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16】后来向达果然担负起了组织国家级的中古史研究的重大使命。

"文革"开始的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进行请教。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无法尽懂，而深谙几十种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当时中科院的主事者不同意出资让其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此次岭南之行，系向达憋着一股横劲儿，大着胆子自费而来。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而向达的名气也是光芒四­射­，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就自然成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在整个中山大学引起了轰动。借这一难得的契机，中大历史系专门安排向达做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再度得到了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诗兴大发，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以抒情怀。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17】

历史让后人看到的是，一相情愿的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似乎太遥远了，遥远得如同西天的彩虹，很快成为泡影。而向达也同样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两年后，"文革"爆发，向达自是在劫难逃，属于北大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他所面临的是无情的批斗、折磨与污辱。许多年后，历史系教授邹衡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坐"（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像过去给我们上课一样老是不敢（实际上已不能）抬头……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18】

此时的向达，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云云。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终于未能闯过棍­棒­林立、群兽叫嚣的鬼门关，被"革命闯将"勒令捡拾西瓜皮时一头栽倒，命赴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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