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风潮刚刚兴起，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就盯上了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陈寅恪的得意门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闯将"见状，开始指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不断在敲击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中，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50岁。

汪氏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难者。

在"文革"狂潮波滚浪涌，风雷激荡中，一个教授"自绝于人民"，如同一块不可雕琢的朽木沉于污泥浊水，对世间的一切皆无足轻重。只要"文化大革命"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于无岸之海横冲直撞，哪怕大地陆沉也在所不惜。这年11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字觉明），被造反派"勒令"收集革命小将们扔得布满校园的西瓜皮，不幸突然晕倒在地，未得及时救治，含恨死去，终年66岁。

1944年，作为北大教授的向达，受傅斯年、李济等学界大师之聘请，离开昆明西南联大，携家赴四川南溪李庄，率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合组的西北考察团，与夏鼐、闫文儒等人第二次远征西部大漠，赴敦煌等一带文明遗迹考察。他的妻子儿女在李庄板栗坳与史语所同人共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直到1945年底，考察任务告一段落，向达才返回李庄携家眷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这段时间，向达与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复员后，向达继续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向达曾一度受到重视，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历史系教授，并接替南渡台湾的毛子水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54年又兼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此时的向达"已走向了历史学家最美好的年华"。【15】可惜好景过于短暂，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向达"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南按：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个方面的讨论）。不仅如此，向达曾公开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此语引起了当局和一些自誉为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强烈不满，遂"聚而歼之"。向达出身湘西一个土家族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与湖南老家有些联系，根据这条线索，几个位高权重者无端认为向氏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欲谋不轨的野心，于是，双箭齐发，向达被戴上了史学界四大右派之首的帽子（南按：据新华社1957年10月18日播发的电讯，四大右派依次是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1959年底，向达的"右派"帽子被摘掉，总算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面对这一变数，北京学术界各­色­人等仍怀揣惊恐之心在伸头缩头地悄然观望，无一人应声。第一个向他致书道贺，祝其躲过一劫的，竟是远在岭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欢◇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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