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
据吴德回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要对叶剑英说什么，已经成为历史之谜。后来，叶剑英曾经谈到这一问题，这将在后文叙及。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
毛泽东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在漫长的41年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8年名义上是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而实际上的“总负责”是毛泽东）。
在漫长的41个年头中，毛泽东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所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为“毛泽东主义”。由于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际，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在遵义会议10年之后，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41年的中共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泽东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随着毛泽东国际威望的提高，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举足轻重的领袖。
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离世，也就使江青从“第一夫人”变为“毛的###”。虽说在毛泽东晚年，江青和毛泽东早已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江青连见一下毛泽东都不那么容易，然而即便如此，“毛泽东夫人”却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在公开场合处处高喊：“我代表毛主席看你们来了！”“我代表毛主席问大家好！”江青正是依仗着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号施令。
自从江青变为“毛的###”，叶剑英也就不再“投鼠忌器”了。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27天，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
所以，1976年10月6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也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
1976年9月9日，为“毛泽东时代”画上了句号。
1976年10月6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画上了句号。
这是中国在1976年的两记重锤响鼓。
这是中国在历史大转折之前的两次急转弯。
在笔者采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他回忆在刚刚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胡耀邦在家中对他说的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话：
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预言。
确实，“四人帮”虽然在一夜之间被抓起来了，但是要把“四人帮”所筑起的“左”的思想堤坝整个冲垮，要靠人民的洪流、历史的洪流。
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1）
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完成那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建议在他的住处──北京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马上得到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赞同。
紧急关头的紧急会议在叶剑英住处召开，这也充分显示了叶剑英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
玉泉山坐落在北京西郊。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委托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叶剑英深知北京城里麻烦多多，毛泽东便把北京市郊的玉泉山九号楼拨给叶剑英。
其实，叶剑英在北京有三个住处：他在城里住在中南海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号；在中国的命运急转弯的年月，叶剑英住在北京西山15号楼；此外，又有玉泉山的9号楼。
“四人帮”很快就发觉叶剑英在西山的动向可疑，在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使出球场上的“盯人”战术，也搬到了西山。王洪文住在离叶剑英的15号楼不过几十公尺的25号楼。25号楼的地势比15号楼高，所以对15号楼的动向可以进行监视。
可是，就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突然从北京西山消失，搬进玉泉山9号楼，甩掉了盯梢的王洪文……
叶剑英和华国锋在拘捕“四人帮”之后，乘着红旗牌大轿车直奔玉泉山。
汪东兴留在中南海，忙着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一打电话，要他们务必在夜11时赶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突然在半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地点又是那么远，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无不感到惊讶。但是，谁都熟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声音，所以，由汪东兴出面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纷纷夤夜上玉泉山。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陆续到达玉泉山9号楼，在大厅等候。
这时，叶剑英正在与华国锋谈话。
2002年，当年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的周启才回忆说：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即“四人帮”）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9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
我到达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2）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夜11时，叶剑英拉着华国锋的手，来到大厅。
一次不平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按照叶剑英事先和华国锋的商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作主旨讲话。
华国锋的主旨讲话，后来在1976年10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下达。
华国锋先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引起极大的震动。李先念带头鼓掌，顿时使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活跃起来。
接着，华国锋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华国锋很强调，毛泽东主席在生前就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这次拘捕“四人帮”完全是实现毛泽东主席的遗愿。
依据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华国锋讲话的原文如下：
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当时在座的同志大都亲耳听到了。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难改呢。”毛主席还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江青）也算是###呢。”
毛主席还多次讲过：“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在四届人大前夕，继续大搞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于1974年10月17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状。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当即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服，又由江青出面，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在1974年11月12日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974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是准备在10月10号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3）
在华国锋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叶剑英除了跟华国锋一样，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而且强调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叶剑英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借重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才能使众人信服。
叶剑英说道：
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是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叶剑英讲话之后，汪东兴作了发言。汪东兴主要是揭发“四人帮”要发动政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帮”，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有人曾经提出要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在玉泉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1976年10月6日夜11时一直开到10月7日清早6时，可谓是“通宵达旦”。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决议的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为了向全党下达这一决议，中共中央于10月7日又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在党内传达。
这次通宵达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于粉碎“四人帮”有了一致拥护的共识，而且也结束了毛泽东逝世后“群龙无首”的局面。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1）
就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这千头万绪的时刻，叶剑英一边和华国锋安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征得华国锋的同意，急急派出两位可靠的重要干部执行特殊的任务──马上控制中国的新闻传媒。
那时，中国的新闻传媒紧紧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划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着棋──派谁从姚文元手中夺取舆论工具。
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迟浩田、秦基伟。
1984年6月，耿飚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及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约见他的情形：
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我和华并不熟悉，当时叶帅和华都在怀仁堂办公，那是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我找去（他那时住在现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谈起来了，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估计到了，我已知道了一点情况，知道他们要把“四人帮”弄掉。我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结果，第二天下午（引者注：应为晚上），华就打电话来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
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便给耿飚打了电话，命令他火速赶往中南海怀仁堂。
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刚刚抓了“四人帮”，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其快捷的传播速度，在电视还很不普遍的年月，显得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舆论界的“带头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当时，不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人民日报》，都在“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严密管辖之下。在这些重要的新闻传媒，姚文元都安Сhā了自己的羽翼。尽管姚文元已经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帮”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获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只消几分钟，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
须知，当时仅仅拘捕了“四人帮”以及毛远新，“四人帮”还有众多的帮派骨干在各地，还在各个部门。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那里的“四人帮”帮派骨干，正在摩拳擦掌、调兵遣将，要求“江青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
叶剑英最初的打算是严密封锁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先保密两个月，不让外界知道。先保密两个月，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逐步解决各地、各部门的“四人帮”的帮派骨干。
叶剑英说，这是按照“林彪跑时的办法办”。所谓“林彪跑时”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毛泽东当时封锁了消息，实行严格保密。叶剑英这时打算采用毛泽东当年的办法。
叶剑英选择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去完成这两项重大使命──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耿飚这人，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毛泽东这么提到他：
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
毛泽东所说的“杨罗耿兵团”，也就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所领导的兵团。这个兵团是1947年7月在晋察冀新组建的野战军，司令员为杨得志，政治委员是罗瑞卿，而耿飚为参谋长。
杨得志曾这样谈及他的“老搭档”耿飚：
我和耿飚同志相识多年了，我俩都是湖南醴陵人。长征到达哈达铺，红一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大队，我任大队长，他任参谋长。从此以后，在晋察冀野战军、在华北野战军二兵团、十九兵团，参加平津战役、打太原、攻兰州，进军大西北到宁夏，直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前期，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单位，而且一直是我任司令员，他任参谋长。耿飚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长。他那过人的记忆力和大战之中清醒的头脑，是许多老同志所称赞的。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2）
耿飚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