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他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师­干­部教导队队长，第一军团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在两万五千里长征时，耿飚是前卫部队红四团团长。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和参谋长。1944年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耿飚和叶剑英结下深厚友谊，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1946年1月，叶剑英作为“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前往北平，耿飚担任中共方面交通处处长、副参谋长，与叶剑英共事。所以，耿飚成了叶剑英的部下。那时，耿飚随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而叶剑英则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精­明的耿飚居然在叶剑英住处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埋在地毯下的窃听器。叶剑英把国民党代表约到翠明庄来，耿飚当场掀开地毯，挖出窃听器，使国民党代表十分尴尬……

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耿飚出任中共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作为“杨罗耿兵团”的三巨头之一，转战华北、西北。

耿飚是正儿八经的将军，可是，后来耿飚却奉命“改行”，去当外交官了。耿飚先后担任了中国驻瑞典、巴基斯坦、缅甸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在“文革”中，耿飚被打入“牛棚”。

当中共九大即将召开时，外交部的中###员们选耿飚为九大代表，可是外交部却有人借口耿飚尚在“牛棚”，还在接受“审查”，把耿飚的名字从代表名单中划掉。此事被周恩来获知，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把耿飚列入中共九大代表名单。这下，耿飚也就结束了“牛棚”生活。

于是，在1969年5月，耿飚被任命为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1971年1月，耿飚因病回国休养。病愈后，经周恩来提议，任命耿飚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耿飚为人正直，上任不久便得罪了江青。

本来，江青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一桩小事，使她领教了耿飚的脾气：

江青此人，颇爱摄影，又爱出风头。她想在《人民画报》上开一个她的摄影专栏，不断发表“峻岭同志”的摄影作品。“峻岭”，也就是江青的笔名。

《人民画报》是以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的杂志，属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又属外文局领导，而外文局则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辖。由于江青的地位特殊，《人民画报》打了报告向外文出版社请示，外文出版社把报告转到外文局，外文局上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就到了耿飚手中。耿飚认为，《人民画报》无此先例，江青企图凭借她特殊的政治地位破例，不行！

消息飞快地传进江青的耳朵。江青为此大大地生了耿飚的气，以致有一回在春节团拜会上，江青逐一与参加团拜的领导人握手，等见到耿飚时却一扭头！站在耿飚旁边的李先念发觉了这一“细节”，问起耿飚来，方知为了《人民画报》的事，江青对耿飚竟一直耿耿于怀……

当然，《人民画报》的事，只是小事一桩罢了。在江青看来，耿飚和外交界的姬鹏飞、黄镇一样，都是“周恩来的人马”。所以，江青对他们很恼恨。

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叶剑英急调耿飚这位有着多年“文官”经历的武将。

耿飚后来在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中这么写及：

（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3）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10月6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

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

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时，也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经历，其中有的细节是《耿飚回忆录》中所没有的：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9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巍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待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

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巍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巍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4）

近10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20名战士，10名由邱巍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10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

“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

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3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5天。到第6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华国锋和叶剑英是在和耿飚谈话之后，这才乘上红旗牌大轿车从中南海怀仁堂驶往玉泉山的。

耿飚只过了十几天“鞋袜不脱”的生活，而叶剑英原定是“保密两个月”。内中的原因便是本书一开头就写及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在1976年10月12日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于是全世界都知道“毛的###被捕”，叶剑英再也无法保密了……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社（1）

在耿飚奉命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叶剑英和华国锋选派迟浩田将军紧急接管人民日报社。

迟浩田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当时他正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突然接到叶剑英的电话，说是派出专机接他立即回北京。

《人民日报》是中国第一大报，是中共中央的喉舌。

众所周知，中国的“反右派运动”是从1957年6月8日开始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右派运动”的第一炮。

据吴冷西回忆，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的前一天——6月7日，毛泽东通过秘书胡乔木约他谈话：

（在谈了一通别的事情之后）毛主席话题一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吴冷西取代邓拓，主持《人民日报》笔政──因为毛泽东早已不满于邓拓，批评他是“死人办报”。

对于《人民日报》来说，1966年6月1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表明毛泽东正式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虽说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但是正式见诸《人民日报》，则是从1966年6月1日这篇社论开始的。

与1957年一样，在发表那篇重要社论的前一天——1966年5月31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率工作组突然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吴冷西的权。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回忆，他是在1966年5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紧急会议。会上宣布，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笔者多次采访过陈伯达。他回忆说，他很匆忙进驻人民日报社。进驻的最初几天，每天由他口授一篇社论。这样，通过《人民日报》，一下子就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点燃起来。

这一回，《人民日报》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叶剑英明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必须马上把《人民日报》的大权夺过来！

叶剑英向《人民日报》派出了工作组。这工作组的负责人便是迟浩田将军。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迟浩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迟浩田这名字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迟浩田在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迟浩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之中是后起之秀，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迟浩田生于1929年，山东招远人。他在1944年加入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之际，发生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便是迟浩田。

当时，21岁的迟浩田担任先头部队济南第一团三营七连的指导员，连长为萧锡谦。

在进攻上海市区时，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青年军204师占据着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仓库，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苏州河上的咽喉──西藏路桥。双方打了十来个小时，仍难解难分。

5月25日子夜时分，迟浩田带了两名战士王其鹏和张瑞林，决定孤军突袭青年军的师部。迟浩田三人在黑夜之中，游过苏州河，摸掉了对方的哨兵，潜入青年军204师师部。他们抓住了该师上校副师长，要他下命令缴枪投降。那位上校副师长在迟浩田的铁枪威逼下，只得下达了投降命令。当桥上的青年军奉命撤离，萧连长立即命令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仓库。

就这样，迟浩田创造了奇迹：三个人逼降了国民党青年军204师的师部和三个营总共1000余人！为此，迟浩田荣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

此后，迟浩田在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营教导员。1952年立一等功。回国后，迟浩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政治部主任。

1960年，迟浩田毕业于军事学院。毕业后，他担任师政委。后来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社（2）

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之后，叶剑英为什么马上从唐山抗震现场急调迟浩田进驻人民日报社呢？叶剑英看中迟浩田，是因为迟浩田也有着“文官”经验：

那是1971年9月13日爆发“林彪事件”之后，迟浩田被派往解放军报社，担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文革”中，《解放军报》是中央两报一刊中的“两报”之一，其地位仅次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

迟浩田一进解放军报社，就感到事情颇为棘手。内中最为棘手的要算是“萧力”问题。

“萧力”何许人？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也。“萧力”，也就是“小李”的谐音。李讷姓李不姓毛，其原因便是由于父亲毛泽东在中国如日中天，姓毛太不方便，而江青本姓李，所以女儿用李姓。但是，即便叫李讷，后来也广为人知。于是，在“文革”中用了“萧力”之名。

李讷于1959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5年夏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在“文革”的浪潮中，1966年盛暑，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感召下，李讷在《解放军报》也“炮打司令部”。她以“萧力”之名，写了批判当时《解放军报》总编赵易亚的大字报。赵易亚下台了。众望所归，26岁的“萧力”成了《解放军报》总编辑。

“萧力”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不久，又被毛泽东指派为联络员，去做别的工作去了。“萧力”在《解放军报》工作期间，曾发生过所谓的“绑架”事件。这一事件被说成是“反‘萧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一下子使《解放军报》不少人蒙受冤屈。

迟浩田进入解放军报社之后，便着手解决所谓“绑架”事件。他经过调查，认定那是一个假案。可是，要解决这一假案却不容易，因为这案子是江青过问的，必须经江青同意才能解决。

迟浩田勇于负责。他把这一情况向《解放军报》当时负责人张志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作了认真的汇报。后来，又经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力争，终于闯过江青这一关，使《解放军报》蒙冤的­干­部得以平反。

迟浩田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两年。他在那里平反冤假错案，受到人们的称赞。可是，后来居然被打成“翻案大队长”、“还乡团头子”、“批左英雄”。

尽管如此，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却非常看重迟浩田。

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点将”迟浩田，派这位有过报社领导经验、与“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将领前往人民日报社。

于是，迟浩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则为《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迟浩田一进人民日报社，下令逮捕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鲁瑛。

迟浩田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之后，当即在《人民日报》领导层中宣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回忆，迟浩田是这样宣布的：

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四人帮”被打倒了，过去领导《人民日报》的那个人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迟浩田宣布：“《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指挥，执行正确路线。”不言而喻，迟浩田所说的“党中央”，就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

迟浩田严正警告：“谁唱反调，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

迟浩田规定了纪律：“中央未公布此事前，不能乱传，严守岗位。”

迟浩田担任《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兼第一总编辑达一年零20天。直至1977年10月28日才奉命调离人民日报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李庄记得，迟浩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日子里，上上下下都喊他“老迟”。迟浩田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李庄称迟浩田所率的工作组，是进驻人民日报社最后的一个工作组，也是最好的一个工作组。

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分别由耿飚、迟浩田进驻之外，新华社和《红旗》杂志作为重要的“喉舌”，也撤换了领导。

由于耿飚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总负责人，而他来自外交界──他原本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大批调集驻外大使和外交人员，“进驻”宣传部门。

据原驻德国大使王殊告诉笔者，这出于两种原因：第一，耿飚熟悉外交界的­干­部；第二，外交官们长驻国外，一般来说，跟国内“四人帮”体系没有太多瓜葛。

一时间，出现了“大使当总编”的史无前例的有趣现象。驻德大使王殊便在那时当上了《红旗》杂志的第二任总编辑。

《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在1958年6月创刊时，总编辑是陈伯达。1970年9月，陈伯达被撤销总编辑之职。此后，《红旗》杂志虽然仍在出版，但是总编辑空缺。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殊自1977年1月起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1977年12月，担任过驻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大使的曾涛，接替朱穆之，出任新华社社长。

1949年，新华社的首任社长是陈克寒。从1952年12月起，社长为吴冷西。吴冷西在1966年6月下台，由熊复继任。半年后，熊复下台，胡痴、王唯真曾先后担任过代社长。1972年9月，朱穆之被任命为社长。

中国新闻界最初遵命保持沉默

虽说在1976年10月6日夜晚，中南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叶剑英规定要“保密两个月”，所以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昨夜的大事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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