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公司业务二部虞志皓负责研究、筹划跨省市国债交易。虞志皓原是工商银行长宁办事处信贷科科级­干­部，调到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二部后，说是从事证券和投资业务，实际并没有实质­性­的业务可做。我去后，他一再向我要活­干­。之后，工商银行总行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济师李时恩建议召开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商讨这个问题。

分行也很支持，《新民晚报》为此曾采访毛应梁行长，毛行长当时明确表示“将独资经营专业­性­的证券公司，并与全国27个城市的金融机构在下月组建‘工商银行部分城市证券信息网’，这样有助于抑制黑市交易，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

那场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由我们筹备，地点放在上海大柏树的春江宾馆，全国３0个省市分行或信托投资公司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为中心成立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以打破当时证券市场割断的、分散的、半封闭的格局。信息网的功能和任务是：探索、研究证券业务的理论、办法，提出发展规划和技术­性­建议，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交流各地区的证券工作经验，沟通各地证券信息，探索跨地区发行证券的可能，为国家重点项目筹措资金以及促进各城市之间的证券交易。

各个单位每周以电报、传真、电话等形式向上海汇报当地国库券的买卖价格，由上海方面汇总后发给各成员单位。各地据此确定买卖意向，自寻对象洽谈成交。会议选举工商银行计划部主任武捷思担任信息网理事长，我任副理事长。

那次会议结束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开始运作。那时传真机很不普及，不少成员单位没有传真机，报价要通过邮政部门的民用电报系统。为了省钱，我们约定用数字来表示券种和价格，比如19８５年国债买进价１０５保翟，卖出价为１０７元，则为“８５１０５保怠ⅲ保埃贰薄Ｆ鸪跤实缇值墓ぷ魅嗽备悴欢，还以为我们是­干­什么特殊工作的。靠这个网络，我们得以全面掌握各地国库券行情，有针对­性­地寻找异地国库券买卖对象，使我们的国债业务迅速向全国发展。

那时，各地同行最担心的是国库券收多了卖不出去的问题，而在上海，情况恰恰相反。信息网各成员单位有了我们这个买卖下家，开展国库券交易业务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此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每年一次会议，先后在青岛、成都和宁波召开过年会。我们还组织成员单位去日本考察证券市场，大大提高了成员单位对证券业务的认识。我们还在上海举办了六七期证券业务培训班，内容已不限于国债，对推动工商银行全行证券业务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1）

虞志皓曾这样回忆这段工作经历：

我接受阚总交给我的任务，在全国到处跑，走了许多城市。

一是摸行情，二也与各地商讨如何联手经营，主要是在全国工商银行系统的证券机构内。跑了一段时间，加上联络、沟通，就由我们公司牵头联合全国10家证券机构，有北京、济南、杭州、福州、广州、南昌、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组建了全国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我们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秘书处设在上海，我是秘书长。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成员单位每个星期都要发一份电报到上海，都是数码，代表着国库券的年份、买进价和卖出价，经过我们汇总再返回去。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方法，但竟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加拿大《星报》、日本《朝日新闻》及香港的报纸纷纷作了报道，都称这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是中国证券史上的里程碑。它对国库券交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和此后的申银证券公司，不仅在国内早期股票发行、交易和国债交易市场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还参与了国债发行、企业债发行的大量工作。在财政部改变传统的国债发行方式，改为采用招投标的方式组成国债承销团，包销每期的国债发行业务之后，申银证券公司凭借实力，担当了多期国债承销团的主­干­事或副主­干­事。

申银证券公司还担当国家物资部开发总公司等大型企业长期债券的主承销商。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决定开发三峡水电，我们认为这对证券业是一个巨大商机，立即组成研究小组拿出一份三峡建设筹资融资建议书，一是建议发行三峡企业债券以筹措初期建设资金；二是建议葛洲坝水电改制为股份制，发行股票上市，为三峡水电项目筹集长期建设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那份三峡水电项目筹资建议书是由我亲手交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手中的。那天，我拿着建议书来到朱副总理办公室，本打算交到朱副总理的秘书李伟手里就可以了。不过李伟告诉我，总理在办公室，你可以直接交到总理手里。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办公室，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同时担心是否过于贸然和仓促。但见到了朱副总理，我的一切顾虑全都打消了。

那天，朱副总理正与一位部委领导谈事，见我进去，便送走客人，接过建议书，拉着我坐在长沙发上，仔细询问了他离开上海后证券市场的情况，包括证券交易所和申银证券公司的发展情况。朱副总理为国内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感到高兴，同时又对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感到担忧，指出众多企业领导并没有真正弄懂股票，却一哄而起，要求发行股票，这必将给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隐患。事后，我从李伟那里得知，朱副总理那段时间的日程排得很满，很多上海领导到北京求见，都没有排上日程。可见，朱副总理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证券市场的重视程度。此后，申银证券参与了若­干­期三峡建设债券的发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上海早年的企业短期融资券。当年，企业债券发行获准很难，股票发行仅仅限于获准试点的企业。为了帮助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帮助下，推出了股票、企业债之下的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融资券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发行，期限最长一年，融资利率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发行主体是上海大中型企业，我们是承销商。这一融资工具当年深受企业欢迎，也是我们当年主要的融资业务。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2）

1990年6月6日，《金融时报》介绍了当年上海融资券业务的情况：

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积极利用短期融资券这一融资手段，帮助效益高、创汇多的企业筹集资金。三年来，该公司运用短期融资券为企业筹资累计已超过36亿元，占本市融资券的549%，企业融资券日益受到企业家重视，1988年以来，全市已有数十家大中型企业利用这一办法筹集资金。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今年一季度全市已有九家企业发行了短期融资券134亿元，远远超过去年同期水平，接近去年全年的发行总额。今年，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发行了七种短期融资券，发行量大，时间集中，均如期完成。

引导资金投向趋向合理。从认购短期融资券资金来源看，均是企业单位暂时闲置资金，多者认购百万元以上，少者认购几万元。短期融资券使这些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投向国家支持且符合发展方向的大中型企业。

股票黑市交易的兴起

１9８９年，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部分­精­明的人看到了机会，悄悄涉足股市，来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股市渐渐趋暖，随后由暖变热，１９９０年夏天，上海出现了一场在中国股市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黑市交易。

买股票、奖房子

20年前，有一部上海滑稽戏《OK，股票》，还有一部电影《股疯》，刻画的就是上海早期疯狂的股市百态。当然，受历史条件局限，这些反映早期股市的文艺作品都存在丑化股市的一面，把股市的消极面作为笑料来赚取票房收入。

静安证券业务部位于上海西康路１０１号。西康路是紧靠南京西路的一条支路，不通公交车，也没有太多商铺，原先是一条没多少人知道的小马路。但是，自从静安证券业务部迁入后，这里一度成为上海最热闹名气也最响的地方。

当初，在静安证券业务部挂牌的股票有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电子、真空电子、飞乐股份、豫园商城等六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方法分自营和代理两类。自营业务由证券业务部作为“做市商”，挂出各种股票买进或卖出的牌价，投资者可据此判断，是把股票卖给我们柜台，还是从我们柜台买进股票。代理业务则由投资者自行决定各种股票的买卖价格，委托我们业务部在行情板上挂出。对于有意者，我们证券业务部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帮助配对成交。最初的股票交易代理业务很少，大部分是自营业务。营业部行情显示板是一块黑板，用粉笔书写行情，行情一天内不会有大的变动。

股票的复出，一度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发行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采用的是面向集体和个人定向发行的方式，1万股，每股面值50元，筹资50万元。发行过程很顺利，股票被一抢而空。但人们对股票还是有很多的疑虑，这股票有什么用？既不能像现金那样使用，也不能像银行存款那样获得较高的利息。当时上市的公司虽然效益尚可，但每年的分红水平还不如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由此，股票发行并不是那么顺畅。

当年，股票发行是一项试点业务，可能是怕出大问题不好收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颁发的全国第一个《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因此，早年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基本上都是街道企业和集体企业。用今天的眼光看，当年发行的股票都是极小盘股，发行额度也就是50万元、100万元，发行价格也基本是按照面值发行。这些股票放到今天还不抢疯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3）

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街道企业，早年生产各种塑料包装袋和装饰玻璃，并合资搞了个延中汉堡公司，不久又办了个桶装饮用水厂。其董事长周鑫荣、总经理秦国梁，后来都成为了我的朋友。这家公司的股票实际上是上海第一张公开发行的股票，现在这张股票已改名为“方正科技”。

1988年，何建华在《上海股票冲击波》一文中曾描述延中实业公司股票在静安区体育馆首次发行时的生动一幕：

凌晨3时，街灯晦暗，如同罩着一层薄雾的夜­色­中闪现出依稀的人影。气温在零下5度，人们把头严严实实地包在羊毛围巾、羽绒围巾和羽绒衣帽里，只露出眼睛和鼻子。渐渐地，像着魔似的，酣梦中的都市从大街小巷里奔涌起一股股人的激流，朝着同一地点汇聚，终于形成一股巨大的热浪：老年人，年轻人，怀抱婴儿的­妇­女，双目失明的盲人，拄着拐杖的残疾人，穿着时髦的“海派”，衣衫不整的农民，高个矮个，胖子瘦子……

剧烈的躁动。漫天的喧哗。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6万，在这超高密度的都市，人向超极限空间挤压。

股票！

绝迹30年后重返上海滩。当这一久违的金融商品像一个幽灵，在1985年再度徘徊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时，仿佛一道财神的灵光在天际照耀，人们的眼睛为之明亮，热情为之迸发。

作者的描写是真实的，但有点夸张，因为当时人们对股票远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否则一个小小的静安区体育馆是招架不住的。

上海延中实业在1985年1月14日首次发行股票10万股，面值50元，筹资500万元，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承销。当时担心的问题是股票发不出去，于是让企业拿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和其他奖品，凡认购一股股票赠送一张抽签号码，发行结束后摇号。尽管是一套现在看来不起眼的小户型房子，在当年住房异常困难的上海，吸引力极大。因此才有人连夜排长队，不仅仅为了股票，更是为了房子。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陈可雄在撰写《中国第一股：申银十年风云录》一书时，曾千方百计地找到那天排在第一个、购买到50股股票的一家小厂仓库保管员谢海清，听他描述了那天买股票的经历：

最早哪能会想得起来买股票的？本来嘛，股票跟我浑身不搭界的，连我父亲都不曾见识过。那是我复员后成家，组织上给了我肇嘉浜路一间78平方米的三层阁楼，高15米，人在里面直不起腰来。当时说“临时住住的”，结果儿子女儿都十几岁了，我们一家四口还挤在那里。那一天，我随便翻报纸，就在《文汇报》边角落里看到“延中公司将向社会发放股票”的消息：它不但像银行存款一样每年分红利，而且还要摇奖，头等奖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看得眼睛也发直了，一下子动了心。

我平时省吃俭用是出名的，钱都是从牙缝挤出来的。那天半夜里，我发狠心将全部存款2 500元都带上，骑一辆老爷脚踏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在凌晨3点半赶到了发行点，成为头一名。半小时以后才有第二人，等到天亮，排队的人就不得了了，足足有两万人，队伍长长的，绕了一个街区。当时，延中股票是50元一股，我买了50股。办好认购手续回到厂里，我接到延中董事长周鑫荣打来的电话。他说我是公司的第一个股票持有者，派车来接我去拍照，还有记者采访……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4）

事后摇奖，谢海清只奖得一个塑料台灯，但当选为延中公司的董事。“两室一厅”被上海衬衫厂一个小青年中得。

此后，上海陆续发行了前文谈到的那几只股票。

1986年，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买卖业务，股票市场又热闹了一阵，但很快又冷了下来。股价根本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曲线波动，长时间一个价格，交易又很清淡，不要说国内其他地方，就是在上海，也少有人关注股市。

1989年那场风波，挂牌的股票只只跌，最后只有一只股票在面值以上交易。到我们证券业务部的客户，抛股票的多，买股票的少。由此，上海当时流通中的股票，有60%左右积压在我们证券业务部的金库里。

股票交易暴热

上海股市真正热闹起来是在１9８９年年底。那年，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部分­精­明的人看到了机会，悄悄涉足股市，来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股市渐渐趋暖，随后由暖变热，１９９０年夏天，上海出现了一场在中国股市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的黑市交易。

１９８９年以前，我们的静安股票指数基本上在１００基点以下波动，1989年年中前后，静安指数跌到８０点左右，１９８９年１２月，静安指数回到１００点以上，这意味着上海股票的买卖价格回升到股票面值以上。

《解放日报》当时有过报道：

从5月28日开始到昨天，静安指数连续15天突破100点。昨天，电真空10815，豫园1325，爱使（50元面值）70，延中（50元面值）5528，飞乐股份1042，申华联合1084，飞乐音响没有突破发行价。

进入１９９０年下半年，委托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者渐渐增多，股价急剧上升。在我们证券业务部营业厅内出现不少广东口音的客户，他们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手指上套着大金戒指，个个财大气粗的样子，在我们业务部内不断买进股票。业务部汇报的这些情况，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悄悄去静安证券业务部观察，发现参与买卖的人一下子多了很多，买进股票的客户大大多于卖出的。为了了解这些客户买进股票的心理价位，我让业务部经理老胡大幅度提高股票的卖出价格，如面值为１００元的电真空股票，股价长期在８０元左右，我让他们挂到１００元以上，有人买进；挂到１０５元，有人买进；再挂到１１０元，还是有人买进；最后挂到１２０元，仍然有人买进！其他股票的情况也是如此。

代理买卖的情况更令人吃惊。有位客户拿来１０股（面值为１００元）豫园商城的股票委托我们以每股１８０元的价格卖出，在当时，这个要价几乎是天价，我们工作人员心想：“是不是想钱想疯了，这么高的价谁要？”但客户既然有要求，不挂出去也不行。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就有人掏钱把这10股豫园股票买了过去，这事让业务部不少员工嘘吁了好一阵。

豫园股票也是我们信托公司承销的，那时股票不热销，因此对认购对象的控制并不是很严格，公司机关几乎每个人都买进了10股左右的豫园股票。可是很多人在１２０元左右时已经脱手了，当时每月工资也就是１００元上下，赚个一二百元还是很高兴的。想不到出现180元的成交价，少赚了一二千元！当时真是越算越心痛，不过更让人心痛的是豫园股票的后期走势——１９９０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拆细成一元面值的豫园股票价格曾突破百元！信托投资公司机关有个别人仍然持有的10多股豫园股票，已价值10万元，身家一下子就上去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5）

《文汇报》1990年6月1日以《百余万人参加证券投资，证券交易额逐年上升，上海市民金融投资意识增强》为题，正面报道了我们证券业务部的情况：

日前，记者来到坐落在西康路101号的工商银行静安证券业务部，这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多达20多种国库券、股票、债券供顾客交易……不少­精­明的上海人，靠投资技巧合法增加收入，有的利用地区差价获得较高收益，有的投资者善于分析行情，避开投资高峰，掌握一套低进高抛的空门，靠时间差取得收益。

上海股市的情况汇报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他们对此十分重视，让我前去汇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罗时林等听后非常担忧，怕股市过热影响筹备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万一出点什么事，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开的出来？”

他们都认为有必要抑制一下上海的股价，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回答说，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股市暴涨暴跌，设有涨跌停板制度。他们听我详细介绍后纷纷称好，“好，就这样，我们也搞一个涨停板规定。”具体商量后，最终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下达这一规定。

第二天，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发布的有关股市的三条规定，以通知的形式通过上海媒体发出。《通知》告诫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重申严格禁止私下买卖股票。《通知》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

“第一，股票交易改变以往当场过户的做法。股票成交后，延迟至第四个交易日办理交割手续；

“第二，股票交易实行限价。上一场股票交易的平均成交价上下浮动3%，分别作为当天股票牌价的上限和下限。”

坦率说，当时的涨停板制度规定的涨跌幅度究竟是多少，我这个经手人也记不清了。上述“3%”是我引用他人文章的内容。我曾想找到当年的报纸核实，但没能如愿。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尉文渊曾一度取消涨停板规定，不久由于股市过热，中国证监会重新作出涨停板１０％的规定。

涨停板都压不住的热潮

《通知》的公布对已经热起来的股市不但未起到抑制作用，而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大规模的股票黑市买卖由此产生。

《新闻报》1990年7月26日以《外埠“炒手”如蜂拥，股票交易似潮升，上海股票日前暴涨，有关方面已有防微杜渐之举，上海证券中心将雨过天晴》为题，报道了发生在静安证券业务部的情况：

本月24日，上海股票市场的两项新纪录引起人们注目。一是该日股票交易额达到85万元，8 307股，竟然是去年上半年股票成交额的十分之一；二是由于求大于供，股票交易首次采用竞价方式。

当天上午，蜂拥的人群在静安证券业务部排成长龙，争购各种股票，其时，电真空股票挂牌价格为110元，购者如云。一名广西来客，一下子购进1 000股。上午，该业务部便成交7 000股左右。下午，面对有限股票来源和市民炽热的购买欲，静安证券业务部决定采用竞价方式。

第一场售出1 000股电真空股票，起点价111元，15分钟内，有26人要求委托购进，开价从1112元到115元，最后，依开价由高到低成交，1 000股股票被13人分配完毕；第二场售100股延中股票，起价70元，成交时最低价达821元，而该股票在当天上午挂牌价为75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6）

抛者寥寥而购者如潮，交易量骤升，货源何在？原来，去年发行电真空几千万元股票颇不景气，各证券公司曾吃进大量股票，近几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倾其存货，仍供不应求。该公司副总经理告诉记者，原申银证券100万股电真空股票已有一半放出。

记者报道的是我让静安证券业务部试用竞价买卖的场景，至于100万股电真空股票库存已放出一半的说法，则有点夸张。

有关人士认为上海股票趋涨，有随着二手国库券得益率下降，部分市民转向股票的部分原因，但是确凿的事实表明，24日那样的暴涨，是深圳等地一些股票“炒手”，携巨款来沪，欲重温发财梦，如果此种炒法成势，股价疯涨，就值得忧虑了。阚治东告诉记者，对此已有防微杜渐之举，如成交延长交割期至一周，交易者须出示身份证，限定每天上涨幅度等。

股票热了，交易活了，证券业务部最初还是很高兴的。此前，证券业务部股票是买进多，卖出少，再加上有些股票由我们包销的部分发不出去，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都积压了不少股票库存，上海已上市的股票大部分积压在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金库里。股市热的初期，我们通过这部分股票库存对市场价格起一个平抑的作用，自己也可回笼点资金。自从实现涨停板制度，看到我们卖出的股票天天涨，而且只涨不跌，最后我们也不舍得外抛了。为了平抑股市供求关系，我在初期还硬­性­规定业务部每天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可往往一开门就被认购一空。有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不对外卖出股票。根据涨停板规定，我们证券业务部也每天提高股票买入价格，但大部分想卖出股票的客户还没走到我们的证券业务部，就被黑市“黄牛”拦截了。

于是，在我们证券业务部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很大的股票买卖黑市。黑市股票价格初期比我们证券业务部高不了多少，但慢慢就拉开了价差距离。以电真空股票为例，如我们证券业务部内挂１１０元，外面价格也就是１２０元左右，但在黑市股票“贩子”的哄抬下，电真空股票的黑市价格很快突破４００元，而我们业务部的挂牌价格还限制在２００元以内。股票黑市愈演愈烈，静安证券业务部门前的西康路被来自市内市外，特别是广东的股市淘金者围得几乎水泄不通，车辆只能绕道而行。不管是谁从那条路上走过，都要经过无数盘问：“股票有伐？”一旦你流露出可以商谈的样子，就立即成为众多人争夺的对象，有人有幸得到你的默许，马上就会把你领到另一处，商讨成交价格。成交后，一手交股票，一手交钞票，但钱不会全部交给你，留下黑市价格与证券业务部挂牌价格的差额，让你陪着到证券业务部内完成股票过户手续，然后再把差额给你。对卖出股票者而言，手续麻烦些，但多得到的钱可不是小数目。但仍有不少人嫌黑市交易手续麻烦，也怕不安全，坚持把股票卖给我们业务部。

不少“黄牛”为此简化了手续，完全一手交钱，一手交股票，但要你一张身份证复印件。股票交易后要办理股票过户，股票过户是在股票背书上进行，先是原有股东同意卖出的印签，然后再在背书上写下新股东的名字，随后还有办理过户机构和经办人员的印签。为了打击股票黑市交易，我们规定，股票交易后必须办理股票过户，股票过户必须持有买卖双方的身份证，但是随着上海其他几个证券业务部也开办了股票交易。那里交易的股票由他们工作人员集中到我们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办理股票过户，买卖双方都要出示身份证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于是有所变通，采取了凭身份证复印件过户的做法。不少“黄牛”也就钻了这一空子，把某些证券业务部的人搞定了，因此不在乎身份证是否是原件，这也是上海当时股票黑市疯狂的原因。果然，不久后，上海海通证券公司部门负责人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收取“黄牛”大量贿赂，案发后受到法办。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7）

针对股票市场出现的情况，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股票市场由冷转热，还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上市股票太少。目前上市股票仅为7种，总股份1242万股，其中实际可供流通的个人股为557万股，平均全市20人分不到一股，随着对股票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求大于供，股价上扬则是必然结果；二是股票买卖有利可图。日本的上市公司现在市盈率在50倍以上，深圳股票在20倍，而上海以电真空为例，按去年盈利计算只有153倍，因此投资者认为上海股票仍有潜力可挖。三是股市有关法规不完善。”

这些反映和建议，推动了此后上海股票的大规模增发工作。

杨百万状告阚治东

前面谈到的杨怀定也是股市中的传奇人物，我有他早期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百万富翁与平民是挂不上钩的，号称“杨百万”的杨怀定特意注明“平民”二字，意思可能有两层：一是出身平民，没有什么背景，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二是区别于我们这些官方批准的证券经营机构。他称我们是官方，而自称平民。

上海早期通过股票市场发家的不少是地地道道的平民。据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员工说，有一个叫“小山东”的人，原是他们门前摆水果摊的，耳濡目染，对股票了解不少，于是把做水果生意的钱投入股市，最后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股票投资者。这类例子很多，可能也是穷则思变的缘故，越是相对不富裕的人越是敢于冲进股市。记得当年在申银证券公司决策异地营业网点建设计划时，大部分人主张把第一批异地网点建在相对富裕的城市，因此我们的第一批网点中有温州、佛山等城市，但很快发现这些城市的营业部，其经营状况远远不如一些欠发达城市。

当时混迹于上海股票黑市中的很多人并不是股票的最终买家，他们背后有庄家，有些小庄家后面还有大庄家。这些人本身没有本钱，只是根据庄家的指令用庄家的钱收购股票，自己从中赚取佣金。有点本钱的小庄家则与大庄家采取协议的方法，自己在市场上压低价格收购，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上面的庄家。这种协议的方式常常引出纠纷。

1990年，杨怀定一纸诉状将申银证券告上静安法院，被媒体称为惊人之举。3个月后，静安法院受理此案。有媒体还以“杨百万状告阚治东”进行炒作。当年有文章认为此案扑朔迷离，其实案情并不复杂，就与那次股票黑市买卖有关，原本与申银证券无关。

1990年，财大气粗的深圳人涌至上海。一位名叫邱伟建的深圳人把杨请到百乐门酒店。邱委托杨代购电真空股票。8月20日，两人来到申银证券威海路营业部，以吴梅贞、蔡信忠二人的名义存入25万元。9月7日，杨把这笔款划至深圳人蔡彪的名下。

不久，两位深圳人手持蔡彪的亲笔委托函，要求申银证券公司威海路营业部把他名下的25万元存款冻结，写明这笔存款未经他同意，任何人不得提取。因为存款人与出具委托函的人的身份证明一致，威海路营业部受理了委托函所要求的事项。

同年10月11日，蔡彪给申银证券寄来挂号信，称25万元系他所有。蔡随后又在《文汇报》上刊登了挂失启事。

杨怀定认为，申银证券为了达到胁迫他赔偿邱伟建的目的，无理拒付属于他的钱款，状告了申银。

威海路营业部要求蔡彪本人来上海解决争执。蔡出示了一张杨怀定亲笔写的字据，字据内容大意是：杨应在某月某日前向深圳蔡某交付电真空股票数百股，每股价格４００元，深圳蔡某事先把应付款项存入申银证券公司威海路营业部，杨交付股票后方有权动用此款等等。从这张字据内容看，事情很清楚，深圳蔡某委托杨以每股４００元的价格收购电真空股票，然后通过我们的威海路证券业务部清算交割。据广东方面称，杨收进这些电真空股票后，向蔡某仅交付了一小部分，见黑市中电真空股票价格已突破４００元，便推托不愿再交付剩余股票，提出可以退钱，深圳人盛怒之下把整个款项冻结。此事上了法院，花了一年时间，最后通过司法调解解决。

杨状告的是申银证券，在一些记者眼里，阚治东就是申银证券。我对其中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更不认识其中涉及的任何一个深圳人，接受挂失的做法，也是银行通常的做法。

时隔近20年，在北京“联办”（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的简称）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17年深圳座谈会”上，我和杨怀定碰上了，回忆起早期证券市场都感叹不已。当年­精­壮的杨怀定已经显老，由儿子陪同参加会议。见面后，杨怀定拉着我与他们父子合影一张。我知道，作为早年股市历史人物的杨怀定，很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在很多场合都声称自己从未参与国债、股票的黑市交易。我在这里道出此事，并非要与杨怀定先生过不去，只是讲述一段历史故事。说起来，早年通过股票市场发家的人中，又有几个没有黑市淘金的经历？

发生在１９９０年的上海股票黑市延续时间不是很长，随着流通中股票的增加慢慢萎缩，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彻底消失。今天回过头看，股票黑市固然有它的负面效应，但它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上海第一批股票的价值，培育了上海第一批股票投资者，使股票市场在上海首次得到人们的重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

更大舞台

申银证券成立

我与申银证券总经理吴雅伦商谈具体移交手续。我提出交接手续简单化，只需把申银证券公司的那块铜牌给我们即可。几个月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为申银证券新落成的办公楼剪彩，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组建工商银行所属的专业证券公司

１９８８年，全国最早的三家证券公司申银、海通、万国证券成立。在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之前，上海的股票发行和交易都是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独家办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考虑设立专业的证券公司时，认为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最有条件成立专业证券公司。可是，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毛应梁行长认为通过信托投资公司开展证券业务挺好的，为什么还要成立这么多公司。因而错过了那个机会。

不久，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抢先为自己注册了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但没有开展业务。随后，上海国投牵头组建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交通银行组建了上海海通证券公司。专业的证券公司成立后，人民银行为了扶持这些证券公司，在国债和股票的业务中都对信托投资公司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这使得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垄断优势受到了严重挑战。

这种挑战在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增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生产真空电子管的国有专业公司，也是上海早期生产黑白电视机显像管的公司，现任国家领导人*曾在早期担任该公司经理。由于该公司的经营班子有很强的变革意识，因而成为上海“老八股”中唯一的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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